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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
试论民国时期以法治为重心的法学教育理念
【作者】 谢冬慧【作者单位】 南京审计学院法学院
【分类】 法律教育【中文关键词】 民国时期;法学教育;法治理念
【文章编码】 CN53-1143/D(2014)03-27-05【期刊年份】 2014年
【期号】 3【页码】 27
【摘要】

民国时期,西方法治思潮激荡着中国的思想界,也给中国法学教育带来新的元素,推动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培养适合民国社会需要的法治人才,成为民国时期法学教育的直接目的,法学界及教育界纷纷倡导法学教育改革,效仿西方法学教育模式,广泛吸纳西方的法治思想于法学教育之中;而这种法治人才的培养,其终极目的和理想是适应法治国家建设的需要,法治国家是民国民众心目中的理想政治模式,法治是民国社会所崇尚的最好状态。法治国家依赖于法治人才,而法治人才又依赖于以法治为重心的法学教育。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7475    
  中国近代意义的法学教育肇始于清末,兴盛于民国。而民国时期的法学教育,重视法治理念的熏陶,真正开启了中国现代法学教育的先河,也是中国法制走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在清末修律、西法东渐的法治思潮之下,中国近现代法学教育凸显法治理念,以培养法治人才,建设法治国家为其理想和目标,彰显了现代教育的应有功能,为今天的法学教育提供了深刻的思考和有益的启示。
  一、法治思潮:民国时期法学教育的社会背景
  自清末修律开始,西方的法治思想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潮流,激荡着中国的思想界,推进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转型,给中国法学教育带来新的元素。民国初年,以法治国,依法行事,将中国建成民主共和的法治国家,成为有识之士的共同主张,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此时,以法治国成为普遍的社会舆论,各种法政学校纷纷建立,各种法律书籍大量出版,汇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可以说,西方的法治思潮成为民国时期法学教育兴起的巨大动力,营造了良好的重视法学教育的社会氛围。正如学者所言,“民国初年,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股兴办法政(法律)学校的热潮,这是当时社会法治思潮勃勃涌动的一个重要表现。”[1]也正因为在西方的法治思想影响之下,民国时期的法学教育陆续开展起来,并使当时的法学教育打上了“法治”的烙印。
  首先,在法治社会思潮之下,人们迫切需要学习法律知识,各种法政学堂纷纷建立,带来民国时期法学教育的繁荣。1912年的《大学令》及1913年公布的《大学规程》里均设定了法科,推动了民国法学教育的兴起。1917年《修正大学令》确认了大学的“七科制”,即:文、理、法、商、医、农、工等,其中法学名列第三,成为重要的一科,民国政府极力支持法学教育,招生人数远超其它学科。在法学教学模式上,民国政府起初效仿日本模式。到1922年,新学制建立,受美国教育观念特别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哲学观的影响,中国法学教育模式彻底从模仿日本转向模仿欧美。
  但是,1930年之后,随着国民政府法典体系的完成,近代法律教育整体上朝着大陆法律教育的方向发展。由于法学教育的模式所致,西方的法治文化在中国的影响巨大,以致民国后期,人们的法治观念更加坚定,他们认识到:“我们今日所需要的法治,不但在形式上要做到‘齐天下之动’,而在实质上尤其要做到使政府官吏尊重人民之正当利益,不得任意加以侵害,不能‘高下其手,予夺由心’,所以我们今日所需要的法治,仍是民主政治的法治,是建立于民主政治之上的法治”。[2]这也是现代法治的重要标志。尽管在招生规模上,国民政府有所调整,但是,丝毫没有影响人们对西方教学模式的信赖以及对法治的追求。1928~1937年,由于受重实用科学轻社会科学的政策影响,南京国民政府规定“凡旧有公私立法政、医学两种专门学校,一律自十八年度起停止招生。”由此,法科专门学校逐渐退出人们的视线。1937~1945年,教育机构内迁,掀起了联合办学、合并办学的热潮,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成了西南联合大学。随着教育机构的减少,法学院系的数量也在分分合合中锐减。至此,民国的法学教育开始走下坡路。
  其次,清末民国法学教育内容的设置无不受西方法治思想的影响。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的法律科作为第一个法律教育机构,自开办时起即以英美法为教学基础,“课程编排、讲授内容、授课进度、教科用书,均与美国东方最著名的哈佛和耶鲁相同。”[3]后来又不断聘用美国的法律家为教师,毕业生也大多赴美留学,美国法对中国法学教育产生的影响显而易见。并且,“北洋大学的法科也不纯然为英美法所独占,具有重视大陆法的趋向。”[4]无论是英美法还是大陆法,都是内蕴法治主义、承载法治精神的西方制度,将它作为中国法学教育内容的一部分,甚至由西方的教师去教授,其对中国学生法治思想的传导作用可想而知。就这样,中国法学教育的西方法治元素慢慢地培养起了中国人的法治观念。
  那么,在此后的其它法科学校也有类似的做法,其中蔡元培任职的北大法科最为典型:“北大旧日的法科,本最离奇,因本国尚无成文之公、私法,乃讲外国法,分为三组:一曰德、日法,习德文、日文的听讲;二曰英美法,习英文的听讲;三曰法国法,习法文的听讲。”[5]西方法律制度及理念在中国的课堂里被广泛传授和学习。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的法治理念正是通过法学教育的途径传递给了中国学生,再通过这些学生传递给了中国社会,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据记载,“在民国最初的十多年间,北大法科学生的数量总体上在不断地增加着,与北大其他各门(系)相比,其数量也逐渐地高于、甚至远远高于其他各系。”[6]这也就意味着受西方法治理念熏陶的法科人才队伍在不断壮大,他们走上社会,在立法、司法等岗位所发挥的作用也在增强。
  第三,民国时期,大力发展法科留学事业,为培养现代法治人才提供了更好的环境。根据统计史料,民国最初十年间,毕业于日本大学法科的毕业生占留日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多,他们回国后成为法学教育的中坚力量,对中国法学教育特别是培养具有法治理念的法学人才提供作出了贡献。当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法政学堂基本上掌握在留日法政学生手中,他们按照日本的法学教育模式、日本的教材、教育方法以及法律术语、法律体系为转型期的中国培养了大量急需的法政人才,而这些法政人才又通过各自的不同渠道向整个社会传递和普及着他们所理解的西方近代的法律知识,大多数中国国民新型的法律观、法律知识就这样形成了。”[7]毋庸置疑,日本近代以来的法律体系是效仿西法的产物,且是学习西方成功的典范,而西方的法治精神和理念通过便利的语言途径,被中国的留日学生所接受,回国后再传授给更多的中国学生,从而丰富了中国法治文化的内涵。
  除了留学日本,中国的法科学生在1914~1915年公费留学美国和欧洲英法德等国的人数也在逐年增加,尤其是留美人数趋于接近日本。直到1936年,先后从国外著名大学获得法学学位的人数非常之多,其中一些人在民国时期及后来的法律界长期享有较高的威望,如吴经熊、李浩培、倪征懊等。尽管国民政府“不断强调出国留学应注重实科,但实际上,留学生所习科目中最多的仍然是法学。”[8]因此,法科留学生回国后,他们的影响仍处于强势地位,尤其是进入国家重要领导岗位的海归们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不能给市场做人工呼吸
  二、法治人才:民国时期法学教育的直接目的
  民国时期,法学教育在西方法治思潮的涌动之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其直接的目的是为了培养适合民国社会需要的法治人才。这里的“法治”是一种知识和理念,更是一套技能和艺术。法治人才理当具备高尚的道德修养,秉持公平正义的理念,在立法、司法等岗位得心应手,为社会制定良法、高效率司法、引导民众自觉守法的优秀职业群体。对此,当时的学者有了精深的解读:
  “法治即法律统治之谓,国家一切活动,必须循法以行,不能由政府,以自由意思,擅行决定,必须以法律为其轨辙与准绳,人民的自由及其他权利,应由法律加以保护,人民应负之义务,亦应由法律加以规定,政府机关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人民之自由与权利,亦不得任意课人民以义务,人民固应服从法律,政府亦应遵守法律,此即法治之真谛。”“法治精神,司法上最能表现,司法官必须操守清廉,居心仁恕,公正不阿,用法平允,始足称理想之法官。”[9]
  20世纪初叶的民国时期,西方思想的浸透已在中国法学领域表现得相当明显了。此时,中国的立法、司法无不“接受西方民权潮流之激荡”,[10]其中欧美的现代法治理念、公正合法的司法、平等独立及公开审判的原则等西方法治文化渗透进了中国。民国政府的法制已经走上了移植西方的道路,无论立法抑或司法均以大陆法系为蓝本,同时也吸纳了英美法的优秀成果。民国新的法律体系的运行,需要有与其相适应的人才,法学教育承载着此重任。对此,民国的很多学者做了诠释和注解,其中:
  法律教育的目的,浅而言之,不外四端:其一,训练立法及司法人才;其二,培养法律教师;其三,训练守法的精神;其四,扶植法治。所谓适当的法律人才,至少须具备五项条件:一要认识时代的精神及时代的倾向;二要了解法律的旨趣及现行法的文义;三须熟谙审判方法及应用心理学;四须知悉人情世故及社会的复杂组织;五须有道德的涵养并舍弃小己。[11]
  这里民国学者所提法律教育的“四端”,实际上是法学教育的宏观目的,它涵盖了亚里士多德所倡导的“法治”应有的内涵:良法与普遍守法。训练立法、司法及教法的人才,实际上是为“良法”的出台打好基础;训练守法精神及扶植法治,为公民自觉普遍守法营造思想意识的氛围。而法律人才的五项条件,则是法律教育的具体目标,是为培养法治人才的具体教育措施。可见,法学教育对法治人才的重要意义。更有甚者,将法治的前途与法律教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其实,无论训政或是宪政,只不过是政权的归属问题。而政权的行使如何有效,政治如何上应上的轨道,以致于国内秩序如何趋于安定,则有一共同的要求在,是为法治主义。法治是主义,不是方法,主义是一种信仰,一种力量。信仰法治,法治便生力量……国家要确立法治,则人民法律知识的普及,与学者的专门研究都是很重要的。总之,国家逐渐走上法治的大道,是值得欣喜的,而同时法治人才的培养,也是值得注意的。[12]
  我国既然同时需要法治,那么,应该如何去厉行呢?我们晓得国家不论何种施政,欲求切实彻底的推行,最重要的是凭籍教育的力量,厉行“法治”,先要提倡推广法律教育,灌输人民以法律知识,养成其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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