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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
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对刑事诉讼法的意义
【作者】 徐清【作者单位】 云南大学法学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哈贝马斯;刑事侦查讯问;量刑制度;证人出庭作证
【文章编码】 CN53-1143/D(2014)04-67-08【期刊年份】 2014年
【期号】 4【页码】 67
【摘要】

我们身处于一个面对各种现代性后果却又缺乏有效沟通的时代。刑事诉讼法未来的发展也被深嵌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以普遍语用学为切入点,通过对主体间交往行为的分析,得出了交往理性是社会理性的基础,法律是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的媒介,法律的合法性源于商谈程序等结论,以沟通作为解决韦伯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矛盾的方法,沟通成为挽救现代性危机的良方。用沟通行动理论分析刑事诉讼法上的具体制度,不仅能够切合刑事诉讼法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更能够拓展现有研究的路径与方法,开阔未来研究的视野与方向。故本文通过对哈贝马斯沟通行动理论的分析,拟证明其理论对刑事诉讼法中刑事侦查讯问,量刑制度及证人出庭作证的意义。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7488    
  一、问题的提出——为何是哈贝马斯
  “问题意识是学者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质疑问题、把握问题、解决问题的敏锐感和自觉性。如果说学术功底的形成主要靠学习和培养,那么问题意识的形成则主要依赖思考和追问,没有一种刨根问底式的追问精神,问题意识的形成绝无从谈起。”[1]自刑事诉讼法2012年修正案实施以来,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其进步意义与不足之处,本文拟用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分析现行《刑事诉讼法》的未完善之处。为何在诸多社会理论中以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作为理论依据?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与刑事诉讼法有无通融之处?笔者认为,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能够扩展现有的刑事诉讼法理论的空间与视野。
  以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为视角进行分析,首先,刑事诉讼是一种沟通行为,一种在合法化程序下的交往商谈行动。其次,哈贝马斯沟通行动理论中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为刑事诉讼法具体制度下主体的言语行为设定了一个大的语境。具体而言,其所指的客观世界就是刑事案件的事实本身,这是与“作为自然的外部世界发生的关系”[2]。主观世界的所指就是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关于案件的诉求及主观想法是什么,这是言语者与自己发生的关系。社会世界的所指就是在“相互承认为主体的条件下”[3],在达成共识的法律规范中如何与其他主体进行沟通,通过言语与其他行为主体发生关系。在这样的语境下,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在诉讼中的沟通行为取得了刑事诉讼法上的意义。再次,哈氏认为,沟通行动的两大机制是“同意”和“影响”,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变迁,社会秩序的建立,都是在人们间相互同意和影响下发生的。[4]在程序法领域,有学者提出,纠纷解决过程的类型无外乎两种,一种是基于当事人双方“合意”,例如和解与调解。一种是基于“决定”的审判。[5]若按照鲁曼关于系统与环境的理论进行分析,哈氏关于社会发展两大机制的提炼就是法律系统存在的环境,纠纷解决系统受到此种环境的影响,在本质上其内在的发展机制与外部的环境是契合的。最后,刑事诉讼法的发展趋势需要沟通行动理论的注入。近年来刑事诉讼法学界热议的“协商性司法”、“恢复性司法”问题,其核心都是通过主体的参与,主体间的沟通与商谈,实现纠纷解决的目的。[6]
  二、哈贝马斯及其沟通行动理论概述
  (一)关于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生于1929年6月18日,德国的古姆斯巴赫(Gummersbach)小镇,其一生主要的经历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1)少年时期:二战以前,哈贝马斯在一个资产阶级的家庭中长大,他的父亲伦斯特是工商业协会的主要负责人,祖父是路德牧师,在这样的家庭中,他对国家的发展既没有强烈的支持,也没有彻底的批判。二战爆发后,其参加了德国少年团,后又加入希特勒青年团。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争对其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哈贝马斯认为,1945年对于他是在历史与个人意义上的双重解放。[7](2)大学时期:1949年至1954年,哈贝马斯在哥廷根,苏黎世和波恩学习历史学、德国文学、哲学和心理学。(3)自由记者时期:1954年至1956年,其从事新闻记者工作。(4)1956年至今,作为一个社会学研究者。期间,其先后在阿多诺的研究院、海德堡大学,法兰克福大学与普朗克研究所工作。1959年,在阿多诺研究院,其写作了第一本重要的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4年,从海德堡大学回到法兰克福大学任哲学教授,接替了霍克海默。在法兰克福大学期间,受到了现象学,语言学的影响,开始创建自己的普遍语用学。1971至1980年,在普朗克研究所中,其形成了完整的沟通行动理论,并发表了最具代表性的《沟通行动理论》(也被译作《交往行为理论》)与《合法性危机》。1983年至1994年,其返回法兰克福大学任教,期间在交往行动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商谈伦理学,并用此种方法分析法律与政治,于1992年出版了《在事实与规范之间》。1994年,其从法兰克福大学退休至今,通过对世界各国政治经济状况的考察与思考,仍在不断发展着自己的沟通行动理论,并希望将其运用到包括亚洲在内的世界各国政治分析中。[8]
  (二)沟通行动理论概述
  沟通行动是指:通过对沟通各方主体间性的承认,基于真实的、真诚的、正确的言语,表达关于客观世界、主观世界与规范世界的意义,在主体间达成理解,最终形成共识的行动。笔者认为,与韦伯对社会未来发展持悲观看法不同的是,哈氏认为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之间的矛盾是可以通过沟通来协调解决的。哈氏沟通行动理论的研究目的是通过研究沟通行为的合理化进而实现社会的合理化。因此,理解其理论最重要的即是去理解何为“合理的沟通行为”。若从以下关键词入手进行分析,或许可以较为容易地去理解。
  1.普遍语用学
  从语义学向普遍语用学的转型是哈贝马斯理论研究的方法论起点。何为普遍语用学?哈贝马斯说:“我建议用普遍语用学来指称那种以重建言语的普遍有效性基础为目的的研究。”[9]普遍语用学是在语言学的转向后形成的。关于世界的认识,人类经历了一个从探究实在的本体论,到研究主体、意识的认识论,再到研究语言的语言论的发展过程。在传统语义学的视野中,语言的功能仅仅是对客观世界的表现,没有深入解释在语言的表达式背后,语言行为存在着更为深刻的表现与交往的功能。语言学的转向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研究提供了启发,同时,语言的这些深层次功能也是其研究交往行为的价值所在。也许,这种思考背后的目的与分析逻辑是,哈贝马斯认为,只有通过语言这一媒介,才能有效地沟通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将人认识自己与认识自然统一结合起来,使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与主观世界整合到生活世界中去。因此,在此基础上,哈氏构建了其用于分析语言行为的普遍语用学。哈贝马斯认为,言语行为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分别与不同的世界相联系。在其
  《交往行为理论》一书中,其详细论述了下述四种行为:

┌────┬──────┬──────┬────┬───┬────┬───────┐
│行为者 │行为本质  │世界关联  │有效性要│协调机│语言的功│问题     │
│    │      │      │求   │制  │能   │       │
├────┼──────┼──────┼────┼───┼────┼───────┤
│目的行为│孤立的行为者│客观世界  │真实性 │影响 │追求自身│客观事物能否与│
│    │、功效期许 │      │    │   │目的  │行为意愿相吻合│
├────┼──────┼──────┼────┼───┼────┼───────┤
│规范调节│作为社会群体│客观世界、社│正当性 │影响 │传承价值│不能反思行为者│
│行为  │的成员、规范│会世界[10] │    │   │    │本身     │
│    │期待    │      │    │   │    │       │
├────┼──────┼──────┼────┼───┼────┼───────┤
│戏剧行为│作为互动参与│主观世界  │真诚性 │影响 │自我表现│观众需要相信演│
│    │者的演员——│      │    │   │    │员的表达   │
│    │观众    │      │    │   │    │       │
├────┼──────┼──────┼────┼───┼────┼───────┤
│交往行为│两个以上的主│客观世界、社│真实性正│解释后│全面沟通│       │
│    │体间互动  │会世界、主观│当性真诚│同意[1│    │       │
│    │      │世界    │性   │1]  │    │       │
└────┴──────┴──────┴────┴───┴────┴───────┘
北大法宝
  表一:依行为者与世界关联的行为分类[12]
  上表中,第一,在目的行为项上,行为者作为一个孤立的行动者,仅仅考虑到行动的收益是否大于行动的成本,行为呈现的是目的工具理性,在同时有多个这样的目的行为者时,一个行动者对客观世界的目的行为会影响其他行为者的行为方式,此种行为仅仅与主体对客体的目的性利用相关,只有行为在客观世界中有真正实现的可能时,行为才是真实的,语言在此行为中的功能仅仅是为行动者追求自身的目的,此种行为最大的问题是客观世界中的事物通常不会让行为者如愿以偿。第二,在规范调节行为中,行为者处于客观世界与社会世界中,作为社会群体的成员,行动考虑的是行为是否符合社会规范,满足规范的行为就是合理的,正当的规范调节行为必须符合社会规范的要求,社会规范会影响行为者的行为方式,在此行为中,语言的作用是传承被规范化了的价值,此种行动的问题是只能反思行为者的行为是否符合规范,而不能反思行为者本身。第三,戏剧行为中行为者通常被视为表演戏剧的演员,通过行为表达其内心的主观世界,若其行为是真诚的,言行心相一致,那么行为就是理性的,语言的功能仅仅是为表演者进行自我表现,此种行为的问题在于,观众是否能够相信演员的表达,进而理解其主观世界。通过对以上三种行为的反思与扬弃,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行为。第四,交往行为之所以是理性的,是因为它的特点是:首先,交往行为是主体间相互沟通的过程。其次,交往行为中语言作为沟通的媒介,可以帮助主体间进行全面有效的沟通。再次,在每一个交往行为中,主体通过沟通,解释其行为背后的三个世界,通过反复协商性的解释,最终在沟通的主体间达成共识。最后,真实性、正确性与真诚性要求确保了沟通行为的有效性。
  在分析方法上,笔者认为,其对四种言语行为的类型化分析,尤其是对交往行为特征的概括总结方法,与吉登斯笔下的《现代性后果》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哈与吉的分析方法都是在对先前理论反思的基础上,通过对从不同角度分析问题得出结果的提炼总结,整合出更完善的理论概念。[13]
  2.主体间性
  主体间性是沟通合理性的产生基础。在哈贝马斯看来,传统的“目的—工具合理性”模式之所以是非理性的,就在于此种模式是以“主体—客体”的目的性、工具性利用行为作为分析基础。沟通的合理与否,首先需要在主体上明确“主体—主体”相互间的平等地位,只有以平等对话作为沟通的基础,才能达致沟通理性。在此基础上,哈氏形成了法律的商谈理论。哈氏认为,法律的合法性基础是基于合法的程序,在商谈中达致的共识。若以传统理论中亚里士多德的规范理性进行分析,法律是不具有合法性的。中国古代法律的产生只强调主体—客体间关系,法律仅仅被视为皇帝统治国家的工具,立法仅产生于行动者单方的意志,个人意愿即是理性。哈氏的交往理性强调主体间的同意,法律是交往理性的结果,法律是否合法不在于单一主体的行为,而是取决于在法律的形成过程中是否取得了相关者的同意,法律的合法性力量来源于法律形成中的沟通理性[14]。
  3.有效性与外部条件
  言语的内在有效性要求与言语的外部环境(言语情景)是一个沟通行为能够顺利进行的条件,也是一个言语能被双方所理解的条件。(1)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有效的条件有三个:第一,真实性:沟通的真实性意味着沟通的内容是真实的,主体间言语内容的存在前提需要与客观世界相关。第二,正确性:沟通行为是在主体双方同意下的社会规范中进行的,因此言语需要与社会世界相关,符合已经达成共识的规范性条件。第三,真诚性:沟通者的言语需要符合自身的主观世界,不仅应该表达其真实的意愿,在沟通的行动上也应当是真诚的。这三个有效性要求构成了沟通者继续行动的“共识性”规范。然而,有效的沟通还必须有一个“理想的言语情境”,这是言语行为得以顺利进行的外部条件。(2)在哈贝马斯看来,理想的言语情境是自由与平等的。这种“理想的沟通语境”是:在机会平等的基础上,通过表意的沟通行动,每一个言语者都不能享有言语的特权,排除任何只具有单方约束力的规范或特权,都能对其他言语者的行为表示质疑并提出反对。
  4.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1)生活世界。从以上对沟通有效性的内在条件分析中可知,不同的条件对应了不同的世界:真实性对应了客观世界,正确性对应了社会世界,真诚性对应了主观世界。哈氏在对波普尔三个世界理论的反思借鉴后得出: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与主观世界就是我们生活世界的三个维度,而文化、社会及个性是生活世界的三个内在结构。笔者认为,这即是说,每一次的沟通行为都与这样的生活世界相勾连,生活世界的复杂性导致了沟通行动的复杂性,一方面,生活世界限制着沟通行为的内容与解决方式,另一方面,生活世界也在影响和改变着沟通行动的具体内容,推动理性行为的产生,达致彼此满意的结果。
  (2)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在现代社会中,随着以货币和权力为媒介的生活世界不断发展,以货币为调节手段形成了经济系统,以权力为调节手段形成了政治系统,二者会逐渐成为不受原有生活世界控制的独立系统,甚至有时会腐蚀与侵害原有的生活世界,这就是“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过程。
  (3)法律的作用。在生活世界与系统之间,法律的作用极其重要。一方面,法律的作用在于对系统的制度化。随着市场机制和政治体制从生活世界中脱离出来,沟通行动中的各方参与者通过商谈的立法程序,达成关于市场与政治体制的共识,将非形式化的共识制度化。在此意义上,法律的本质在于确认通过沟通形成的普遍理性。另一方面,法律限制、监督着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不仅限制着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也监督着行政机制中的不合法行为。总之,法律是社会整合规制系统整合的方式,是沟通生活世界与系统的媒介,是解决系统对生活世界侵蚀的手段。
  三、沟通行动理论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的现状
  总体而言,以沟通行动理论分析刑事诉讼法内具体制度的研究成果很少。[15]从文献检索的结果中可知,用沟通行动理论研究司法制度发展的文献最多,而对三大诉讼法中具体制度研究的很少。在涉及刑事诉讼法内具体制度的8篇文献中,研究检察机关沟通行为的有2篇,从合意或共识的角度分析刑事诉讼具体制度的有2篇,以刑事司法协商为角度分析的有两篇,关于刑事法制现代化的有两篇。由于本文关注的是沟通行动理论对目前我国刑事诉讼中具体制度的启示与意义,故笔者对这8篇论文进行了详细阅读后发现:首先,现有研究认为,哈贝马斯沟通行动理论中“主体间性”的“主体”,在刑事诉讼法上仅指行使检察权的刑事控诉权主体,行使审判权的刑事裁判权主体,行使辩护权的刑事辩护主体,没有包括其他诉讼参与人中的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等。仅有的一篇将“主体”包括证人的文献中,证人的范围也仅指“污点证人”;[16]其次,由于刑事诉讼法刚于2012年修订完成,量刑程序才逐渐有从审判程序中独立出来的发展趋势,因此没有用沟通行动理论对量刑程序进行分析的研究成果;此外,现有文献均将沟通理论中沟通的实现方式仅限于口头语言,没有扩大到书面语言。然而依照哈贝马斯的观点,交往行动中可以采用口头或口头以外的方式。[17]这对于扩大一些制度中沟通行动理论的适用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以上三个目前仍留有继续讨论与研究空间的问题,即是本文欲进行论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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