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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制与社会发展》
法律中的语言游戏与权力分配
【英文标题】 The Linguistic Game and Power Distribution in Law
【作者】 周少华【作者单位】 西北政法大学
【分类】 法理学【中文关键词】 语言;立法技术;司法技术;权力分配
【英文关键词】 legislative skill;judicial skill;power distribution
【文章编码】 1006—6128(2006)05—0051—1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6年【期号】 5
【页码】 51
【摘要】

既然法律是对社会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的一种手段,那么表达法律的语言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立法者通过语言,确立了社会资源的分配原则,而语言所表征的分配方式本身,证明着规范的正当性。但是,立法者通过语言对社会权力所做的分配不可能终局性地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向后延伸到司法过程中。司法者通过对个案中具体权利的决断与平衡,将立法者对社会权力所做的初次分配现实化、具体化、个别化。所以说,法之正义是由立法者和司法者共同缔造的,在立法者和司法者那里,语言本身都是一种权力。

【英文摘要】

Since law functions as a means for the distribution of social resources,the language expressing law acts as a tool to pursue this goal.It is by language that the legislature establishes the principles to distribute social resources,and it is the way of distribution expressed by language itself that justifies the legitimacy of law.However,the distribution of social power can not be complicated by the legislature.It extends to the process of judicature.By deciding and balancing the rights involved in a case,the judiciaries realize,materialize and particularize the initial distribution of social power made by the legislature.Therefore,legal justice is created by both the legislature and the judiciaries,to whom the language itself is a kind of power.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720    
  一、引言
  语言表达了法律,而法律是与权力密切相关的事物,这意味着,语言一旦进入法律,它必与权力发生某种关联。正如德国法哲学家H.殷科的观察:“在实在法方面,法的制度与一种现存的、保证它适用的、社会的权力相结合在一起。”并且他认为,对于形式的法律渊源的理论,“政治的制度或者实际的权力状况是决定性的”{1}(P182—183)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法律来源于人的实践活动,它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关系之上的权力关系的反映。实践活动最本质的维度是政治维度,而政治维度的核心则是无所不在的权力。只要我们考察的是人的真实的实践活动,就会发现,这一活动通常是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权力和话语的互动关系中展开的。因此,俞吾金教授认为,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础的诠释学思想实质上是一种权力诠释学,马克思告诉我们,一切理解和解释活动本质上都是一种实践态度,都从属于一定的政治维度,或者说,一切诊释学都是政治诠释学。如果我们不是抽象地谈论人的理解活动和解释活动,就会发现,它们总是在政治意识(或无意识)和权力磁场的背景下展开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因此,人们的理解和解释活动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在一个统治阶级给定的“权力的磁场”中进行的(统治者不仅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而且以自己的方式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我们只能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权力和话语的互动关系中来理解一切诊释活动。{2}“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3}(P18)而语言交往行为乃是整个社会实践不可分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离开了语言行为,人类当今绝大部分实践活动是无法进行的。{4}(P250—251)因此,要认识法律这一理性化的人造之物,语言纬度和政治纬度几乎同样重要。
  现代法治观念,是建立在西方理性主义和自由民主精神的基础之上的。西方的理性主义,由两种精神相互辩证地缠绕而构成的,这就是自古希腊以来的“逻各斯(logos)精神”和“努斯(nous)精神”,前者发展为西方理性主义中的逻辑精神,后者发展为西方理性主义中的超越精神或自由精神。“逻各斯”在希腊语中本是“话语”的意思,后转化为规律、命运、分寸、公式之意,并发展出“逻辑”一词,这是作为普遍的规范、法则的理性;“努斯”本是“灵魂”的意思,但不是低级的灵魂,而是高级的、完全超越感性和物质性的灵魂,即“理性灵魂”(又直接译作“理性”),这是作为个体精神向上超越的精神能力的理性。{5}(P385)邓晓芒教授在其著作中,把这两种精神称之为(以辩证法为代表的)西方理性精神的“语言学起源”和“生存论起源”,并认为:这两种理性看似对立,因为要超越就要打破既定规范的束缚,而要制定规范就不能随时逾越;但它们又是相辅相成的,因为一切普遍规范都是由于心灵超越了具体事物上升到一个更高的精神层次的结果,而个体精神的一切超越虽然都是为了否定低层次的规范以提升到更高层次的规范,达到更大或更纯粹的普遍性,但它又只有借助于更高层次的规范作为手段、工具和跳板才能实现这种飞跃。{6}(P12及以下)因此,西方理性主义传统既承认逻辑法规的神圣性,又鼓吹自由的否定精神的原创性。相应地,西方的法治理念中,也就既包含了对法律外在形式的信仰,又容纳了司法能动主义对实质正义的追求;既有对法律语言之确定性的忠诚,又有对司法行为之灵活性的期待。这两种适相反对的理性精神,与其说是反映了人们对于法律的复杂心态,还不如说是恰恰反映了现代法治追寻正义的制度设计之精妙。可以肯定地说,正是由于上述两种理性精神的存在,才使得二十世纪的西方法律理论很快冲破了概念法学、严格规则主义的樊篱,并一再地成功抵制了法律虚无主义对理性精神的怀疑。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既然法律是对社会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的一种手段,那么表达法律的语言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甚至可以说,在立法者和司法者那里,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立法语言和司法语言在各自的“独白”和相互的“对话”中,从事着社会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即笔者所说的“权力分配”。本文将以“权力诊释学”为分析框架,通过对语言的制度功能的考察,来说明语言是如何进入法律、如何参与了社会权力的分配,并进而控制着我们的生活。现代法治社会,立法和司法相互制约、相互补充,构成同一个追求正义的过程。所以,笔者的考察也将从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人手。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本文的讨论中,笔者所说的“权力分配”既包括权力、权利、利益等积极资源的配置,也包括义务、职责、责任等消极资源安排;所以,此处的“权力”[1]应当作社会、政治的宽泛理解,而不应局限于法律意义上的狭义理解。当然,这并不排除本文在另外的语境下同时使用狭义的“权力”概念。
  二、通过语言的权力分配:规范机能的生成
  在法的萌生过程中,正是语言能力帮助人类从自然世界中争取到权利。法律在人类社会的诞生,标志着人类完全机械地适应自然界法令的时代已经过时,人类的社会秩序开始建立在自由选择的法律之上。[2]后来,法律由无形的声律语言转变为有形的符号语言—成文法的出现,更是对人类社会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改变了社会权力的运行方式,撩开了权力的神秘面纱,使得专制制度下的个人有了把握自己命运的可能—当统治者以违犯自己宣布的法律的方式施行暴政时,人民有了反抗的权利。
  近代独立的民族国家形成之时,各国大都通过成文宪法对国家和社会的权力进行了总体性的分配。在实行三权分立的国家,“一部宪法包含了三种不同的权力,那就是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而且任何足以称为宪法的法律必须把这三种权力分别赋予不同的团体或个人”。{7}(P207)实际上,宪法不只是对上述三种公权力进行了分配,它也同时为公民个人权利和其他重要社会利益的分配确立了分配原则。根本法中的权力分配原则,将被体现到国家的各种具体法律制度中。因此,笔者在此只从一般法律的规范方式出发,考察立法者如何通过语言技术,将自己的意志转化为一种控制社会的有形力量。
  一个社会之所以要用立法和司法要求或强制人们为各种社会行为,是为了要实现一定的“社会价值”。也就是说,立法和司法活动都是为实现一定的社会价值及其依据一定的社会价值所做的判断服务的。同时,法律的基本价值判断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传达,才能形成对社会的有效控制,而语言就是法律传达价值判断的基本手段。这意味着,法律的规范目的隐含在语言的外衣之下,理解法律必须从理解它的语言开始。“法律的概念在任何时候都不曾有过纯粹技术的、单纯调整的或形式上的功能,它通常还包含着评价的(世界观的)因素。正是在这个价值基础上,纯粹技术的概念才明显地产生了社会和法律政策的影响……”{8}(P37)对守法者而言,法律的语言是一种行为规范;对立法者而言,法律的语言则是一种权力。立法者通过语言这种工具,表达了自己对于某些社会关系所持有的价值判断,并为司法者和一般守法者划定了行为的边界。在某种程度上,法律之治正是借助于语言的社会功能来实现的。
  在专制主义时代,统治者在法律中有意使用晦涩、模糊、弹性的语言,人为地增加法律的神秘性,以达到垄断社会权力的目的。比如在中世纪的英国,法律中大量使用贵族阶级中所流行的法语和拉丁语,并有许多修饰性的赘语,通过这种方式,诺曼人把法律变为政治秘密这种艰深、冗繁甚至是矫揉造作的语言风格一直保留到今天英美国家的法律中,以至于有英美人士认为,学习法律包括学习一门新的语言(Studying law involves learning a new language) ;{9}(P15)还有人认为,法律英语是一门外语。{10}(P1)这使得这些国家的非专业人士几乎难以读懂法律,在法律面前,不懂法律的人几乎处于“无权”(disem powered)的弱势状态。{11}尽管英美国家发起了法律语言简明化改革,但是,由于这样的一套法律语言符号不仅记载着普通法“遵循先例”而形成的整个法律体系,而且法律职业者经过法律语言“濡化”(enculturation)后所形成的观念、价值、情感等因素具有稳定性,因此,英美法律语言体系的“平民化”改革阻力极大,收效甚微。
  写在纸上的文字和符号本来纯然是属于物理的东西,可是它们为什么具有惊人的表现世界的能力?它们是如何成为陈述、命令、允许的?美国当代著名的语言哲学家塞尔认为,原因就在于文字或符号的使用者把自己的意向加给了对象。正是由于说话者把表达某种意义的意向赋予了话语,话语才具有了各种言语行为功能。而语言在表达意向中具有特殊作用,离开由语言提供的描述系统,我们就不可能有社会性的意向状态。{12}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由“当为语句”构成,它们必须服务于特定的规范目的,并按照立法者的“社会理想”对国家和社会进行调整。{8}(P95)从法律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总是先有立法者针对某种社会关系所作的价值判断,然后才有依据该价值判断所形成的规范。从语言功能的角度观察,可以说,法律就是立法者通过文字将自己的意向施加给对象(司法者和一般社会成员)的意义描述系统。
  语言首先帮助法律形成了法律特有的概念,概念进一步通过法律特有的逻辑形成了法律规范,法律规范的体系化进而形成法律制度。法律中,除了大量采用“应当”、“可以”、“不得”等具有明显意向性的概念之外,意向性还包含在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中。语言表达虽然具有评价功能,但是,仅凭语言(包括概念化的语言)本身所包含的价值判断,尚无法完成法律的评价功能实际上,规范才是法律评价的主要手段,语言本身的观念内容对规范的价值判断构成一种支撑,但是,法律对某种行为的态度,只有透过完整的规范表达才能被我们清晰的认识到。一般认为,在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中,包含假定、处理、结果三个要素。其中,“假定”是规范适用的条件,“处理”是对行为模式的描述,“结果”则表达假定条件与行为模式结合之后在法律上的效果。“在完整的法律规则里存在的那种事实构成与法律后果相联系,是建立在某一评价之上的”,{1}(P177)它构成了法律语言表达的“情景”,决定着法律语言的“论域”。我们可以通过对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的分析,来了解立法者是如何凭借语言手段传递价值,并使得规范语句具有权威的。
  在一个表达式中,如果仅有“假定”和“处理”部分,是无法形成法律规范的,因为它尚不能将自己与伦理规范区分开来。在法律规范的诸要素中,正是“结果”部分明确地表达了立法者的价值判断:(1)承认行为的有效性—意味着由该行为产生的结果受司法保护;(2)否认行为的有效性—意味着由该行为产生的结果不受司法保护,但并不意味着法律禁止该行为;(3)对行为进行惩罚—意味着法律禁止该行为。与第(1)种结果相联系的一般是授权性规范,与第(2)种结果相联系的一般是任意性规范,与第(3)种结果相联系的一般是义务性规范。这种体现国家意志的“结果”,排除了以外在于规范的其他标准来判断行为性质的可能,同时也显现了法律规范的内容的权威性、强制性特征。规范的逻辑结构是通过语言来建立的,可以说,立法活动就是一个通过语言符号将国家意志具体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规范的最高确定性和最高形式化阶段得以实现。通过创设法律规范,“国家权威命令作为规范性规定在官方文本中得到逻辑上的完善和形式上的具体确认”,{13}(P139)借此,人们可以预知自己的行为在法律上的后果,并对自己的行为进行选择。这样,立法者的价值判断就通过规范语句的表意功能传达给社会公众,并产生对社会的一般控制作用。
  法律规范以特定的逻辑结构建构评判力,其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刑法规范。刑法规范的基本构造模式一般是:“(实施)……(行为)的,处……(刑)。”这一模式包含了对可能危害某种价值的行为的描述,即犯罪;也包含了刑法对这种行为的态度,即刑罚。但是,它却并不直接告诉人们“应当做什么”或者“不应当做什么”,而是通过“建构”行为与不利后果之间的必然关系,来使自己获得足够的评价能量;这种能量作用于人的“自由意志”,便可以促使行为人在“为”与“不为”之间做出选择,刑法的规范效果也就由此产生。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刑罚的性质:“刑罚是依据不法行为的严重程度和罪责来确定的一种痛苦,它表明了国家对不法行为的否定评价,是对严重违法行为的抵偿,从而达到维护法治的目的。”{14}(P17)罪与刑的结合,是刑法评价的基本方式,可以说,为刑法所宣告的行为打上“犯罪”这一印记的,是紧随其后的刑罚。“制裁问题是一个关系到法律实效的问题。……只要在有组织的社会中还存在大量的违法者,那么法律就不可能不用强制执行措施作为其运作功效的最后手段。”{15}(P341—347)国家通过设立刑罚和刑罚权,并将它和各种各样的行为类型联系起来,从而表明了对这些行为的否定态度,也赋予了刑法规范语句以权力的性质。控制论的创始人罗伯特·维纳认为,法律是“语言的道德控制”,并指出,“当这个规范处在某种权威有力的控制之下,足以使其产生有效的社会制裁时,更可以这样看”。{16}(P83)可以说,正是行为模式背后的国家立场,使得罪刑规范获得了其评价性力量。这种评价性力量的客观效果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间接但却十分明确的方式划定了刑法所欲禁止的行为,二是从相反的方向上和“法无明文规定便自由”的法制原则一起,界分出了公民行为自由的范围。
  在民法规范的逻辑结构中,“结果”要素虽然一般并不表现为制裁,但是,承认或否认行为的有效性,本身就包含着立法者对该行为的价值判断。私法领域的意思自治原则并非没有前提,出于调整社会生活的目的,民法规范的权威性亦可通过宣示某种行为在司法上的有利或不利后果得以确立。国家强力的支撑,使得法律规范的评价与单纯的道德评价区分开来。虽然法律并未强迫当事者必须做出在司法上有利于己的行为,但是由于一般人的理智倾向于回避不利的后果,非惩罚性的“结果”要素同样具有权利调控的机能。
  法律中的语言技术是一种手段,它的目的在于保证法律价值的实现。但是,基于规范目标的差异,各种价值在不同的法律领域,呈现出不同的序列。由于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法律承载的价值就是多样的,而且各种价值之间可能是相互冲突的,因此,立法者需要通过语言技术的控制,来强调某一法律领域应予优先考虑的价值,这种表达在法律规范文本中的倾向性意见,对法律适用者的行为尤其是法律解释活动也具有指导作用。比如在刑法和民法中,语言技术就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对刑法来说,由于它是针对犯罪而动用刑罚的制度,在保护社会利益及人类共同生活秩序即追求效率的同时,刑罚的严厉性、剥夺性对个人自由、财产乃至生命也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在权利观念日强的现代社会,特别要求对刑罚权的行使加以严格限制,以防止其滥用所带来的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和对国家刑罚权本身权威性、正当性的损害,因此安全、人道等价值在刑法中便居于优先地位相应地,刑法在规范表达上的特点就是要具体、明确、无歧义。“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当然有其丰富的内涵,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将它首先理解为是对刑事法律在语言上的要求1本此要求,在罪刑规范中,犯罪构成要件通常都会得到清晰的表达,处罚措施也十分明确。在司法上刑法的严格解释被认为是“罪刑法定原则的一个直接的必然结果”。{17}(P137)另外,刑法还通过对类推的禁止,防止司法者在法律明文规定的范围之外实施处罚。相反,民法不仅不会对司法者怀有如此强的戒心,反而需要更多地依靠司法者的能动性实现其功能。基于调整非正常社会关系的特性,刑法能做到或基本能做到法定主义,但是,“民法调整正常社会关系的特性,使其面临着无限广阔的调整范围,做到法定主义实不可能,因此民法更为强调灵活性”。20世纪之后的现代民法典中,基本原则成了很重要的立法技术成分。基本原则以其自身的模糊形式负载了法律的灵活、简短价值,并因其使民法典具有了更强的适应性而不必经常修改,也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实现了法律的安全价值。{18}(P336,P354)
  由于法律规范既是一般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又是司法者的裁判规范,因此,从国家与公民、立法者与司法者的关系来看,我们完全可以将法律看作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通过语言对社会权力进行权威性分配的一种形式。而且,符号与创造符号意义的人不可分割,符号体系一旦形成,深谙这一体系的群体作为既得利益者总是试图强化它们,而不愿意轻易改变它们。凭借语言所表达的法律,一个社会的权力结构被定型化。
  法律是国家为管理社会而制定的,从它诞生之时起,就决定了它在社会中的特殊权力性质。法律语言虽然大多来自日常语言,但是,一方面由于立法者常常在有别于日常意义的含义上使用日常语言,另一方面立法也发展出了大量的专业性语言,使得法律成为一个具有高度规范化、专门化的知识领域,以至于一般社会群体很难详细了解它、掌握它,其结果是造成该技术和资源在社会或个人中间不能平均分配。法律的创制过程和运作过程由特定机构掌握,这使得国家立法机关和司法机构在社会权力的分配中具有极大权威;而直接掌握公共权力的国家机构,在社会中显然也具有优势地位。因此,现代法治社会的法律大多致力于限制公权力,保护私权利,促进权力的社会化,以最大程度地实现社会公平。
  现代法治社会所坚持的原则是:公权力,法律没有授权便不得行使;私权利,法律没有禁止便可自由行为。显然,这是需要通过法律语言加以实践的原则。立法者可以通过对法律语言精确性程度的控制,来掌握分配给司法者的权力及公民个人的权利的大小。行政权力,尤其是行政机关制定法规的权力,只有法律有明文规定或明确授权时,才能获得其正当性;而且,其行使不能超过法律规定或授权的范围。在刑法上,之所以强调“明文规定”,是因为基于安全价值之优先性的考虑,必须为刑罚权设置明确的界限。因为刑罚权是一种压制型、剥夺性的权力,设置这种权力的权力必须由立法者代表国家来掌握,而不能交由司法者。罪刑规范的模糊化会导致立法权与司法权界限不清,这一方面可能给司法权侵越立法权制造机会,另一方面也会缩小公民个人自由的范围。精确的语言具有封闭性、收缩性,立法者采用这种语言,使得法律的执行者很难歪曲它的意思,也表明立法者意图更严格地控制司法或行政权力的目的。
  但是,由于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以及将社会生活事实全面反映于法律中的不可能,模糊语言在立法中的使用不但常见而且必不可少。我们说模糊语言在法律文本中必不可少,并不意味着可以对立法语言的明确性要求有所降低,而是说,要“从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出发,在尽可能多的使用确切语言的前提下,有条件有限制地驾驭模糊语言,使‘确切’与‘模糊’各得其所”,{19}(P198)以便语言能够最大限度地服务于法律的规范目的。除开语言本身的局限性不说,模糊性语言同样可以满足立法者的某些意向,比如避开立法技术上的某些难题、增加法律应对未来社会生活的能力、释放权力,等等。正如弗里德曼所言,含糊不一定是毛病,法规中的含糊语言往往意味着立法者愿意授予某机构以最广泛的裁量权。模糊语言的使用不是意外的事或错误,而是出于政治原因的一种策略。{20}(P308以下)笔者虽然并不认为模糊语言在立法中的使用只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却同意模糊语言在立法中是一种策略的说法。模糊的语言具有开放性、扩张性,在某些法律领域,立法者意图让公民享有更大的自由,或者意图让司法者享有更多的权力,便会有意使用模糊性的语言,采取原则性的规定。因此,法律中的模糊性语言并非都是缺陷或者统治者垄断权力的计谋,它也可以作为国家分配权力的策略,为社会的法治理想服务。
  与控制人类行为和为司法者提供裁判依据这一目的相适应,立法者通常会有计划地组织构成法律规范的语言。尽管法律中可能有意使用模糊性词语和概括性规定,但是对于法律的规范目的,立法者总是想表达得尽可能清楚,至少,他们会力图使法律规范语言的意义导向他们所作的价值判断。然而,一方面,由于语言本身所具有的“表达困境”,使其无法完全满足法律技术上的需要;另一方面,人类理性能力的有限,也使我们根本上无法制定出完全适应社会生活需要并足以应对未来的法律。因而,成文法不可避免地具有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滞后性等缺陷。{18}(P137以下)加之,观念一旦获得了语言的形式,它就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语言将摆脱主体表达观念时的特定语境的制约,“文本表明的东西不再与作者意味的东西一致”。{21}(P248)这一切都预示着,法律经由语言所进行的权力分配不可能在立法阶段终局性地完成,而必须将这一任务向后延伸到司法过程中加以完成。
  三、权力的再分配:司法中的语言工具和语言权力
  语言的界限就是我们自身认识的界限,法律中的“理性不及”,使得语言必须以两种方式参与权力的分配。或者说,语言实际上是透过两种方式创造了法律:(1)透过规范制定的行动;(2)透过法律判决的行动。{22}(P186)在司法过程中,司法者并不只是按部就班地将立法者的权力分配方案付诸实施,他更多的毋宁是在从事权力平衡或再分配的工作。
  (一)法律解释
  无论是机关、团体、个人,都总是倾向于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就可能在行为时侵犯到相关主体的权利。当利益冲突的各方将争议交由司法机关裁决时,司法者的任务就是依据法律设定的标准,对被模糊了的权力的边界重新加以界定,并在法律对权力的分配不明朗或者不公平时,依据法律的原则、精神或者社会的一般正义标准,对之进行平衡—这实际上是一种权力的再分配。在此过程中,法官面对的一方面是争议的事实,另一方面是立法者制定的权威性的争议解决方案—法律文本。在简易案件中,法律可依逻辑推理的方式直接适用时,立法权与司法权之间的界限是清楚的;而对大多数案件来说,事实的不典型使得法律规范不能直接适用,立法权与司法权之间的界限就不那么清晰了—所谓法律规范“不明确”通常即在此情况下产生,因此,法官必须先对法律在此情形下的真实意义进行阐明,始得适用。
  前文已经提及,解释活动也是一种语言实践:语言不仅是解释者的工具,也是解释活动的对象要素。因此,伽达默尔认为,“整个理解过程乃是一种语言过程”。{23}(P490)语言表达的特点是,它不是把思维和客体作为一个实体直接输送给他人,而是传达关于思维内容和客体特征的信息,接受信息的人只有对这些信息进行再加工,才能由语言形式回复到思维和客体本身。是故,任何理解都必须经由解释,这是超越语言表达困境的需要。语言的意义不是一次性地呈现的,而是在实践中逐步展开的,因此,文本的解释和文本的表达属于同一个语言意义的输出过程,拒绝解释的文本其意义总是未完成的。笼统地说,法律解释也是为了克服表达困境,但是,法律解释还有更为直接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具体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对司法者而言,其解释工作的客体是立法者的语言产品,在利用该产品的功能加工具体的案件时,法官经常会发现该产品不够精细,因而他不得不对它进行一定程度的改良。但是,他不能改变该产品的基本结构,他只能对之进行擦拭、打磨、润滑、校准,他完成这项工作的基本工具仍然是语言,他的策略仍然是语言技术。法律解释所要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立法者与司法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所以,我们有必要通过对法律解释活动的权力分析,来说明语言在司法过程中的意义。
  曾经,在大陆法系国家,“分权理论的极端化,导致了对法院解释法律这一作用的否定,而要求法院把有关法律解释的问题都提交给立法机关加以解决,由立法机关提供权威性的解释,用以指导引领法官”。{24}(P39)这实际上是把法律解释也看作是立法权的一部分,禁止法官解释法律,就是禁止他们逾越司法权在政治架构中的边界,这种观念产生的前提是对“人类能够制定出尽善尽美的法律”的理性能力的确信。二十世纪以后,分权理论和人们对理性主义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相应地,人们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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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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