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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求是学刊》
住宅自由权到住宅社会权之流变
【英文标题】 From the Right of Adequate Housing to the Social Right of Adequate Housing
【作者】 张震【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
【分类】 行政法学
【中文关键词】 住宅自由权;住宅社会权;权利功能;规范效力
【英文关键词】 the freedom of adequate housing, the social right of adequate housing, the function of rights, the regulatory effectiveness
【文章编码】 1000-7504(2015)03-0102-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5年【期号】 3
【页码】 102
【摘要】

满足公民基本居住需要的住宅权是一项基本权利。面对因住宅价格和质量标准而制约公民住宅权实现的社会现实,有必要在理论上进行检视并提供解决思路。在自由权和社会权划分的理论基础上,我国《宪法》第39条规定的“住宅不受侵犯”具有社会权色彩。而且从权利社会基础和宪法解释功能的双重视角看,住宅社会权在实践中应被侧重。住宅社会权的权利功能以积极受益权为主,消极受益权为次,以国家给付义务的存在为前提。在此基础上,形成对国家权力的规范效力,并具特定内涵。

【英文摘要】

The right of adequate housing that satisfies the citizens’basic living needs is a basic right. By the theory of division of freedom and social right, the 39th provision of our Constitution which provides that “the right of adequate housing is free from infringement” is immersed with color of social right. And from the duel perspective of the rights’social basis and the function of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the social right of adequate housing should be emphasized in practice. The function of social right of adequate housing is firstly the positive benefit right, and secondly the negative benefit right, in the premise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national duty. On this basis, it forms the regulatory effectiveness to the national power, and contains specific connota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6161    

从古至今,衣食住行皆为公民的基本生存需要,是公民从事其他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由于“住”对于公民生存及发展的重要性,满足公民基本居住需要成为一项基本权利。许多国际公约都明确肯定了对公民居住的需求与保障。如《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住宅人权宣言》以及《关于获得适当住房权的第四号一般性意见》均认为住房是维持相当生活水准的基础之一,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重要内容。除了国际公约,世界各国宪法也纷纷规定公民住宅权。[1]

我国现行宪法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然而,我国公民居住保障的现实与国际人权文件及宪法的权利规定尚有较大差距。一方面,我国目前的住宅价格过高。联合国制定的房价与年收入比的合理标准是3∶1,世界各国城市中,纽约和东京为7.9∶1,伦敦为6.9∶1,首尔为7.7∶1,我国的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甚至达到40∶1。[2]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的住宅质量标准较低。《住宅质量保证书》作为按约定的房屋质量标准承担维修、补修责任的依据,规定了具体保修期限。除了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的合理使用寿命没有明确的年限规定以外,其他比较重要的属于保修范围的保修期限最长只有3年。这些因素无疑影响公民住宅权的实现。因此,有必要在理论上进行检视并提供解决思路。

一、“住宅不受侵犯”的双重权利面相

(一)自由权和社会权划分之辩护

在权利发展史上,最早受到人们关注的是诸如人身自由、精神自由和经济自由的自由权。当然,对自由权的首先关注,与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天赋人权理论的历史文化背景等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但是随着西方国家以经营自由为核心理念的工业发展所带来的贫富不均等社会问题的出现,承认每一个国民皆应拥有最起码的生活权利之思潮,开始出现。{1}(P688)因此,在自由权之外,社会权作为自由权的补充或者某种意义上的纠偏开始出现。日本有学者提出人权宣言的社会化,即20世纪以来的人权宣言,同时也兼具保障社会权的社会国家的人权宣言。也即20世纪人权发展潮流中,存在从自由权到社会权的取向,在传统的自由权之外,社会权逐渐登场,并同时得到保障。[3]德国《魏玛宪法》将社会权的概念及主张予以实证化,自此以来,自由权和社会权的划分成为基本权利体系中最常见的一种分类。一般认为,二者分别对应于国际人权两公约,即社会权泛指《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权利,自由权泛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权利。{2}(P27-37)

诚然,现代宪法上的权利理论在肯定自由权和社会权的区别的同时,也开始注意到两者之间复杂的联系。如日本学者大沼保昭指出:“社会权传统上被认为使国家负有积极的义务。这种理解只强调满足的义务,而忽视了尊重、保护和促进等义务。而且,将自由权理解为国家的消极义务的传统性认识,也只强调了国家对自由权尊重的义务,而忽视了自由权的其他方面。因此,任何一种认识都忽视了国家为人权综合性实现所负义务的复合性特征。”{3}(P221)

但是,时至今日,自由权和社会权的划分仍然还具有特定价值。其一,国内外主流学术界以及法律文件均认可并遵照自由权和社会权的划分。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的学术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社会权的探讨,日益流行。1948年公布的《世界人权宣言》中,在自由权之外,也多有涉及社会权的条文。大陆法系国家在宪法学上普遍将生存权和工作权等划入“社会权”,以与自由权区别。{1}(P687)德国、奥地利、瑞士等国,在承认社会权的基础上,为了强调其位阶性,多使用社会基本权利一词。{1}(P703)德国学术界普遍认为,社会基本权利之保障仍是基本法所追求之理念。{1}(P690)美国宪法学界相对较少提及此问题,但也有使用“social rights”概念的。{4}(P868)在日本学界,芦部信喜教授认为在传统的自由权以外,社会权逐渐登场。[4]国内有学者在总结通说的基础上,提出自由权与社会权的二分是传统宪法学和国际人权领域特有的一种分类方法。{5}(P132)

其二,自由权和社会权的划分,可以直接呈现权利发展的特点以及对应主要国家义务履行的不同要求。学界普遍认为,社会权是在自由权确认的基础上,为了解决社会现实问题而出现的权利,因而社会权的概念可以直观呈现权利内涵的发展与变迁。如劳工生存权就是在克服经营自由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基础上被提出来的。从权利对应国家义务的角度而言,自由权往往意味着国家消极义务的履行,而社会权往往要求国家须履行积极的义务。如言论自由的实现更大程度上是期冀国家不要过度干预,而受教育权的实现需要国家提供相应的条件。

其三,防御权和受益权的划分与自由权和社会权的划分可以并行不悖。学界有学者主张以基本权利的功能体系即防御权功能和受益权功能代替自由权和社会权的二元划分。{6}(P39-45)在笔者看来,两者并行不悖,并非替代关系,自由权和社会权的划分属于权利分类,而防御权功能和受益权功能属于权利的功能体系,前者属于权利概念的外延,后者属于权利概念的内涵。再者,从逻辑上讲,任何对事物的分类均不是绝对的,权利的分类,关注的是其主要特点,就自由权而言,国家积极义务并非是最主要的,同样,社会权的国家消极义务也是次要的。因此,不至于因为自由权的国家积极义务和社会权的国家消极义务的存在,而导致自由权和社会权二分法的崩溃。进一步讲,防御权和受益权的划分与自由权和社会权的划分可以形成交叉对应关系,即自由权的防御权及受益权功能以及社会权的防御权及受益权功能。{7}(P80-81,98-100)它们各自具有特定存在价值,并能对现实中权利问题解决提供理论支持。

(二)“住宅不受侵犯”的社会权色彩

早期的绝对经济自由理念导致了在形式平等掩盖之下实质不平等的出现。为了克服绝对经济自由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消极国家理念发生转变。国家与公民由对立的二元关系,转向以社会理念主导下国家与公民一定意义上协作关系的形成。因此,权利的理念也发生了改变。传统以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为根基的基本权利理论越来越难以适应社会情势的变迁。如果仍将基本权利的功能定位于自由主义式的解读,将其视为保障自由、控制国家权力的防御权,则不免失之狭隘。基本权利一改立宪主义初期的防御权品性,而开始朝向“积极自由”方向发展。{8}因此,基本权利体系中社会权概念的出现是自由法治国的一种纠偏,是对过于强调自由和形式平等的纠偏,或者如日本学者大须贺明所讲:“社会权是一种自由权的补充物。”{9}(P162)因此,正如“社会权存在自由权的侧面”{10}(P242)一样,自由权也存在社会权的侧面。从我国现行宪法的规定上看,如言论自由和财产权被认为属于典型的自由权,但是,在现代社会中,言论自由和财产权并非只是国家履行消极义务即可实现,很多时候,需要国家积极创造条件。同理,“住宅不受侵犯”的规定,也不能简单认为只具备自由权,而无社会权因素。首先,从权利产生上看,住宅权作为一项重要的人权,是诸多社会因素共同进步的结果。比如工业高度发展,导致城市住房过度集中所带来的住宅局部或阶段性紧张以及舒适度过低;再如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居住需求的提高;而这些情况,在高度工业化、高度有机联系的现代社会,靠公民个人是无法实现的,需要国家的积极作为,创造适宜公民居住的基本条件。再者,从权利逻辑上看,住宅不受侵犯是以拥有住宅为前提,住宅拥有和住宅安全的内涵和要求是不一样的。住宅安全的自由权属性突出,强调国家的消极层面上的行为,即便国家有主动保护住宅安全的义务而采取的主动性措施,也是基于尊重公民住宅权自身而进行的。而住宅拥有的社会权色彩明显,国家负有积极义务为公民个体实现住宅权提供社会基础。

二、实践中住宅社会权的侧重

(一)从权利社会基础的视角

我们对任何法律问题的探讨,均应结合现实实践。具体到权利问题,马克思曾指出:“权利永远不可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11}(P12)美国法学家庞德认为,看起来玄虚缥缈的权利要求或主张无不立基于丰富的社会生活之中。{12}(P7)权利发展与社会变迁之间具有内在的勾连性,因此,历史性与社会性是权利的最本质属性。

就我国宪法上的住宅权而言,其一,我国住宅自由权问题并不是最突出的,或者已经引起重视,并探讨解决方案。就现行宪法第39条的表述所直接展现的权利属性来看,自由权层面的住宅权现实问题可能不是最突出的或者最急切需要解决的。从宪法规范的公法属性看,住宅不受侵犯主要指向的是国家。当下基于法治化水平的提高而对国家权力的规范化程度日益提高,因此,国家对公民住宅的直接而明显的侵犯并非大量存在。当然,从间接意义上说,房屋拆迁补偿问题,也与住宅不受侵犯有关,但由于近些年来,拆迁补偿作为“显问题”,引起大量关注,并不断探索完善方案,因此可以预见将来不会成为公民住宅权保障的最主要障碍;而且拆迁补偿,主要属于财产权问题,而非住宅权问题。其二,事实上,住宅社会权问题相当严重,而且隐蔽,在法律上没有引起重视或者足够关注。现行宪法第39条“住宅不受侵犯”的表述,使得住宅自由权被凸显,而住宅社会权似乎被屏蔽,因此,人们针对住宅权要求国家的保障,往往是消极的不受侵犯,而拥有住宅本身似乎成了另外的问题。导致,公民“适足住宅”的请求缺少了权利支撑或法律依据。从而,国家保障公民适足住宅的义务似乎也被屏蔽掉了。而当下,房价过高以及房屋质量的瑕疵直接影响了公民住宅权的享有。而由于住宅社会权认知的缺失,导致公民遇到此类问题时,其诉求缺乏权利依据。

(二)从宪法解释功能的视角

“法学之所以为法学,必须透过法律之应用,始能满足人类在社会上各种需求。”{13}(P46)而“法律推理和法律解释的方法和技术”是实现法学功能的基本手段。{14}因此,“法解释学可谓构成法学之全部”{13}(P78)。法律解释以法律价值为基础,以法律规范为对象,寻求法律的社会适用,是有效沟通价值法学、规范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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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陈新民:《德国公法基础理论》(下册),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2}杰克·唐纳利:《普遍人权的理论与实践》,王浦劬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3}大沼保昭:《人权、国家与文明:从普遍主义的人权观到文明兼容的人权观》,王志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4}W.Cohen, J.Kaplan. Constitutional law, Civli Liberty and Individual Rights, 2.Edition, 1982.

{5}郑贤君:《基本权利原理》,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6}张翔:《基本权利的规范建构》,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7}张震:《作为基本权利的环境权》,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8}李忠夏:《基本权利的社会功能》,载《法学家》2014年第5期.

{9}大须贺明:《生存权论》,林浩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10}芦部信喜:《宪法》,高桥和之增订,林来梵、凌维慈、龙绚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2}罗斯科·庞德:《法律史解释》,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13}杨仁寿:《法学方法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14}林来梵、郑磊:《法律学方法论辩说》,载《法学》2004年第2期.

{15}韩大元等:《现代宪法解释基本理论》,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

{16}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法小宝

{17}郑贤君:《确立“法”上之力:宪法解释学的中国使命》,载《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18}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19}张震:《八二宪法的人权逻辑——以三十年社会变迁为背景》,载《北方法学》2012年第6期.

{20}许育典:《宪法》,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6.

{21}张翔:《论基本权利的防御权功能》,载《法学家》2005年第2期.

{22}张翔:《基本权利的受益权功能与国家的给付义务》,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1期.

{23}陈爱娥《:自由—平等—博爱:社会国原则与法治国原则的交互作用》,载《台大法学论从》第二十六卷第2期.

{24}韩大元:《论社会变革时期的基本权利效力问题》,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6期.

{25}胡敏洁:《论社会权的可裁判性》,载《法律科学》2006年第5期.

{26}韩大元:《论基本权利效力》,载《判解研究》2003年第1辑.

{27}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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