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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司法体制改革中的权力配置原则及其标准
【副标题】 以检察机关的权力配置为范本【作者】 吕升运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法学院【分类】 司法
【中文关键词】 司法体制改革;检察机关;权力配置;配置原则;配置标准
【文章编码】 1673―2391(2013)12―0157―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3年【期号】 12
【页码】 157
【摘要】

司法体制改革中的权力配置必须遵循公正、高效与节约三大基本原则。立法者应对这三项宏大而又抽象的原则予以技术性的转换,使之成为操作性较强的细化标准。同时,也应在这三大基本原则之间找到一个理性的位阶关系。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1244    
  引言
  刑事司法体制的改革从根本上关涉公检法三机关权力的配置问题。在打破三机关既有的权力格局、对各家权力进行重新配置的过程中,要使新配置的权力在运行过程中顺畅无阻、高度协调,立法者究竟应该考虑哪些因素?或者说遵循何种原则?如何将这些抽象的原则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细化标准?当这些原则以及细化标准相互之间发生冲突时,应当遵循什么样的价值位阶或协调法则?本文将紧紧围绕上述问题展开论述。
  一、权力配置须遵循三大原则
  权力运行中的公正、高效与节约是立法者必须要考量和遵循的三个基本原则。围绕这三大基本原则,立法者的核心任务是寻找一种最符合这三大基本原则的、并能使得这三个原则之间的关系最为优化的权力配置方案,即立法者必须要考虑:何种权力配置方案能够最有助于权力运行的公正、高效与节约。
  事实上,本文并不打算长篇大论为什么要特别关注公正、高效与节约三大原则,而是试图直接地、甚至有些先验地把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公正、高效与节约作为立法者进行权力配置时所必须要遵循的三个基本原则。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这三个原则已经成为我们日常思考和处理问题的一种常识性做法,在实践中已经形成了一致的共识;另一方面,还是因为的的确确从古至今已经有了数不胜数的著述对于这个问题进行了虽然未必充分却也足够大量的论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来讨论那些进一步的操作问题,更能凸显出实用主义的研究进路对于法律实践的助推作用。
  尽管如此,简要地回答一下这个问题还是必要的。为什么立法者在权力配置过程中尤其要考量的是权力运行的公正、高效与节约这三个原则,而不是其他的某些或某个原则?很显然,这三个原则之所以能够成为权力配置过程中立法者所要关注的基本原则,是与法律自身的追求、人类功利的天性以及社会资源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紧密关联在一起的。换句话说,任何一种法律制度的产生和运行都无法脱离开立法的特定目的、主体的特定追求和一定的社会资源、司法资源对它的影响和作用。
  首先,权力运行的公正性不单直接关涉法律存在的目的,而且也直接决定了整个法律制度的价值取向。“法律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1}从应然的角度讲,如果不是为了追求公正,法律存在的意义就会丧失,法律自从其产生的那一刻起,就是为了寻求某种公正,即便这种公正存在各种局限。另一方面,权力运行的公正性也与民主宪政有直接联系。公正地厘定整个社会的利益格局,使每一个主体能够各得其份,这本身就是民主宪政的应有之义。离开了公正这一原则,仅遵循所谓的效率和节约就会背离整个社会主体要求立法的初衷,有时候甚至会出现南辕北辙的现象——权力运行的效率越高,或者成本越低,其所带来的恶果也就越大。
  其次,权力运行效率的高低关涉法律运行的目的能否及时达到。所谓“迟来的正义是非正义”,只有将正义及时高效地运送到人们身边,法律的目的才不至于落空,法律所追求的公正价值才可能算得上是有效实现。很显然,这对于社会的稳定来说无疑是必要的。从长期来看,权力的高效运行还有利于社会资源、司法资源的节约,在这个意义上,效率与成本有着直接的关联。
  再次,权力运行成本的高低直接关系着权力运行的条件能否具备。社会资源和司法资源毕竟是有限的,立法者只能利用有限的资源设法获取最大化权力运行的效果。事实上,协调有限的资源与无限的人的欲望之间的矛盾是经济学长久以来所面对的核心课题。因而,运用成本—收益分析的方法来推进权力运行成本的理性节约,是立法者在权力配置过程中不得不予以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
  公正、高效与节约固然是权力配置过程中立法者必须要考虑的三大基本原则,然而,这并不代表其他的因素都不重要。譬如,所谓的传统也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毕竟从某种意义上讲,“存在的就是合理的”,{2}所谓的“本土资源论”{3}也并非空穴来风。甚至我们可以断言,对于任何一种变革来讲,对原有路径的依赖都不啻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反动。再如,权力配置过程中的时机因素也十分重要。只有到了“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时候,权力的重新配置才会最大限度地实现立法者的目的。从总体上看,权力运行中的公正、高效与节约这三个基本原则,不仅贯穿于权力配置的各个方面,而且还贯穿于权力配置过程的始终。而其他因素,或者只涉及某一个方面,或者只存在于某一阶段,因而较之这三个原则而言,只能是立法者需要关注的次要的因素。
  鉴于这三大原则的基本性或重要性,我们很有必要对其加以具体、深入的分析。本文试图运用自然正义原则、权力制衡理论以及经济学的相关原理,将公正、高效和节约这三项宏大且抽象的指导性原则加以技术化的处理,使之在权力配置的过程中具有切实的可操作性,最终成为立法者进行权力配置时可以具体参照的细化标准。
  二、判断权力运行能否公正的具体标准
  权力运行要达到公正的效果,首先要求立法者按照自然正义原则的基本要求去配置权力。自然正义是英美法系的核心概念,这一原则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任何人均不得担任自己案件的法官,二是在作出不利决定时法官应听取双方的陈述。{4}但归根结底只有一条,即在权力运行过程中权力的持有者必须与案件的利益无涉,一旦案件之中牵涉了权力持有者的利益,那么公平地听取双方的意见就成为不可能。因此,立法者在进行权力配置时,必须要考虑法官解决纠纷所要遵循的这一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标准,即当
  立法者将某一项权力赋予特定国家机关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这种权力在具体的运行过程中能否做到与其所处理事项的利益无涉。一旦某项权力的配置导致权力的持有者可以借制度之名堂而皇之地谋取私利的话,公正就成为了一个神话。然而,对自然正义原则的严格遵守仅仅是为一种权力的公正运行提供了可能,要使得这种可能确定地成为一种现实,立法者还必须考虑权力制衡原则。
  与其他权力形成有效的制衡关系是确保一种权力公正运行的进一步要求。即便科学的配置方案确保了某种权力具有中立的立场,我们也无法保证中立的权力不会被滥用。作为强力的权力天然地具有扩张、侵略的本能。阿克顿认为:“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5}孟德斯鸠也有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1]因此,权力的配置一方面要考虑到任何人均不得担任自己案件的法官,另一方面也必须要考虑到权力相互之间的制约与平衡。惟其如此,权力的侵略本能才可能得以遏制,公正才可能有确定的保障。
  遵循权力配置过程中的制衡原则有两个要求:一是要考察新配置的权力能否为外部某项已有的权力所制约。如果没有外部权力对新配置的权力进行制约,就无法保证这项新配置的权力在运行过程中能够保持公正性。二是要考察新配置的权力能否对其它已有权力形成必要的制约。在一些情况下,对其它已有权力形成必要的制约是配置一项新权力的直接目的。但这并不能涵盖所有的情形。立法者配置一项新的权力有时并不是为了制约已有的权力,而仅仅是出于专业化分工,藉以提高特定工作效率的需要,或者是为了满足其他方面的需求。
  因此,统合这两项要求我们可以看到,出于公正的考虑,立法者在配置一项新的权力时必须要使得该项权力能够为其他已有权力所制约;其次,出于成本的考虑,立法者也应当尽可能地使得新配置的权力能够反过来对其他已有权力进行制约。否则的话,就会形成多种权力并行但不交遇的情形。这对于权力制约原则来说是一种破坏,对于法律运行的成本而言,也一定是一种浪费。一个简单的道理是,与其再创设一种权力去制约某项特定的已有权力,何不利用新配置的权力去制约它?权力配置的方案如若设计得当,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节约国家的司法资源和权力的运行成本。值得注意的是,权力制衡的这两项要求有主次之分。
  新配置的权力为已有的权力所制约这项要求旨在确保新配置的权力不被滥用,它直取权力运行的公正目的。而对其它已有权力形成制约这项要求则不同,其主要的意旨在于节约,而非公正。并且,后者并非是权力配置过程中的必然要求,立法者应当在充分考虑权力制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之后视具体情况而定。
  三、判断权力运行能否高效的具体标准
  在亚当·斯密看来,效率的提高源自于分工的不断细化。他说:“分工出现之后,劳动生产力得到了最大的增进,运用劳动时的熟练程度、技巧和判断力也得以加强……凡是能分工的工艺,分了工就可以相应地增强劳动生产力。分工的这种好处,也体现在各种行业各自分立这一社会现象上。如果一个国家有着较高的产业与劳动生产力的增进水平,那么其各行各业的分工一般也都达到了较高水平。在未开化区域中由一个人担任的工作,在进步的社会中一般都由几个人分任。”[2]亚当·斯密进一步分析了分工之所以能够大幅提高效率的原因所在。他说:“出现了分工之后,同样数量的劳动者所完成的工作量,就能比过去多得多。其原因有三点:第一,劳动者因为专业而掌握了技巧;第二,免除了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所带来的时间损失;第三,随着简化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一个人能够做原本需要许多人才能完成的工作。”[3]亚当·斯密关于分工能够大幅提高效率的观点无疑是建立在其对偏私的人性的认识之上的。在他看来,“屠夫、酿酒家或烙面师供给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恩惠,而是因为他们自利的打算。”[4]“正是因为契约、交换和买卖实现了我们所需要的大部分帮助,所以当初才产生了分工这一倾向。”[5]如果不是为了能够获取更好更多的收益,社会中的理性经济人为何要如此一致地去追求社会分工,而不是去固守“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式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可见,分工的出现及其不断细化的趋势,并非源自人类一时的心血来潮或异想天开,而是趋利避害的人性自然驱动的结果。
  权力的分工也同样如此。国家权力之所以由混沌一体而细化为数种不同功能的权力,便得助于人类欲不断优化权力效能的自然本性。随着分工的不断细化,效能的逐步趋优,权力运行的高效也就成了一种可能的追求。
  分工是异质事物分化与同质事物集中两种过程的统一体,而且,从通常的情况来看,异质事物的分化往往是同质事物集中的前提,但这并非意味着这两个过程互不交叉。实际上,当立法、司法与行政三权分立(分化)的同时,三种权力的各自内部也可能同时获得力量上的高度集中。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不断进化,最显而易见的表现就是分化。{6}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分化越细越好。在分化的前提下,效率要得到最大化的提高,就要求同类事物的适度集中。事实上,并非异质事物的分化,而是同质事物的相对集中才是效率得以提高的关键所在。同质事物的适度集中有利于形成规模效应,有助于单位产品生产成本和经营费用的降低,从而在成本上获取优势;而且,还会由于资源以及力量的相对集中在生产效率上取得进步。
  就权力本身而言,分工也同样意味着异质权力的分化和同质权力的集中。面对分权制衡与高效运转这一对矛盾,最为可行的解决方案或许就是让异质的权力分化制衡,让同质的权力相对集中。即在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之间,一定要强调分化的价值,因为异质权力的分化不单是同质权力集中的前提,也是异质权力相互制衡的前提。而只有异质权力之间相互制衡才有可能达到国家权力整体的平衡和稳定。同时,在三种权力的各自内部,应当追求相对的集中,因为对于同一种权力而言,只有在力量相对集中的情形下,才更有可能将这种权力的作用发挥到极致。俗语所谓的“握紧拳头好打人”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同质权力的相对集中直取效率这一价值,它固然可能失之于内部制约上的不力,却无疑顺应了权力的扩张本性,胜之以高效和强力。因而,权力运行的高效与否直接决定于异质权力的分化状况和同质权力的集中程度,而后者,正如上文所论述的那样,是提高权力运行效率的关键所在。因为从相反的角度看,当同一种权力内部形成几个相对分散的权力中心时,相互间的摩擦与打架不仅在所难免,而且其力量也势必由于分散而被削弱,效率的提高自然就成为了泡影。
  但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所谓的“异质”和“同质”都只是相对的概念。举例来说,从通常的观点来看,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者之间是异质关系,但当立法权分化为国家立法权和地方立法权之时,原先同为立法权的国家立法权和地方立法权就形成了一种异质的关系。可见,伴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权力的发展历史必将是一个由同质权力不断裂变为多种异质权力的历史。从价值或作用上看,异质权力的分化有助于制衡,而同质权力的集中则有助于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讲,权力的发展历史又必将是一个不断在权力制衡中追求效率的历史。
  四、判断权力运行能否节约的具体标准
  与效率紧密相关的是成本问题。立法者不仅要追求权力在运行中的公正和高效,而且也要追求对权力运行成本的理性节约。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和社会纠纷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决定了成本问题必须要进入法学研究者的视野。成本问题不仅关涉权力运行代价的大小与否,还直接反映出一个政府的执政理念和一个国家的宪政状况。执政为民必然要求“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政府对于纳税人的税款和国家的资源一定要予以合理利用;而一个宪政状况良好的国家也必然会以民众的利益为其根本利益,理性节约也就必然成为宪政的应有之义。由此可见,对权力运行成本的理性节约,并非仅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实则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因此,立法者在进行权力配置的过程中,必须要对可能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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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4.

[2][英]亚当·斯密.国富论[M].富强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2.

[3][英]亚当·斯密.国富论[M].富强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3.

[4][英]亚当·斯密.国富论[M].富强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7-8.

[5][英]亚当·斯密.国富论[M].富强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8.

[6]温家宝.无政改保障经济改革成果将得而复失[N].人民日报,2010-08-22.温家宝.积极推进改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N].广州日报,2009-03-14.

[7]吕升运.论法律监督程序的体系化构建[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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