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时代法学》
专家证据评判标准的演进思考
【英文标题】 Thinking of the Expert Evidence Standards Evolution
【作者】 巩寒冰【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专家证据;鉴定意见;评判标准;现状与改革趋势
【英文关键词】 expert evidence; appraisal opinions; evaluation criteria; current situation and trend of reform
【文章编码】 1672-769X(2013)06-0051-09【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3年【期号】 6
【页码】 51
【摘要】

专家证据以其“意见性”和“科学性”吸引了法庭基于维护事实认定独立性忧虑的可采性标准的研究。这一研究对象以实行对抗制庭审模式,存在大量相关证据判例的美国证据规则最具典型性,通过对弗赖伊案、多伯特案以及《联邦证据规则》相关条款的解读、分析及其演进脉络的疏理和反思,探讨蕴含在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标准变化规律中的理性因素和思辨精神。对比我国鉴定意见在适用现状和理论研究中的不足,反思我国缺乏鉴定意见科学性评判标准的问题本质,推动相关研究。

【英文摘要】

Expert evidence for its “opinion” and “scientific” attracted the court based on the fact that independence concerns maintenance workability criteria. The object of study on adversary system of trial mode, there is a large amount of relevant evidence case evidence rules is the most typical in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the fry case, Herbert case as well as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federal rules of evidence,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evolving context of discussion and reflection, to explore containing recoverable sex expert evid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standard change law of the rational and speculative spirit. Contrast appraisal Suggestions on application of the status quo and its deficiency in theoretical research, reflect on the nature of the lack of scientific evaluation standard of evaluation, to promote relevant research.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1212    
  
  最早的纠纷解决模式源于“模仿私人生活中可能要做的一系列行为”{1},这种原始审判的雏形是通过赋予对特定地域事物拥有经验知识的个人或群体以裁判者的身份而解决纠纷。在彼时“纠纷的存在方式是常规知识的组成部分”{2},正是对常规知识的熟练掌握和合理运用赋予了人类早期裁决活动的正当性和权威性,裁判者依据对常识经验的了解形成了把握相关证据可采性乃至证明力的合理标准。然而伴随着人类活动领域的不断拓展,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加剧,裁判者对案件所涉知识的自身局限性不断凸显,这就要求案件知情人以证人身份加入到诉讼中来,帮助裁判者形成完整的案件认识,然而此时的证人所提供证言仍是常规知识的语言表述,对于裁判者与案件当事人而言,并不存在理解上的障碍,相关证据的采证标准蕴涵于常规经验。
  借助着神明权威的“神示证据”{3}时代一去不返,科学技术这一概念或方法体系的出现,颠覆了证据的传统解读方式,对于破除了宗教、迷信色彩的现代法庭,其正当性和权威性开始依赖于对特定技术或科学的有效解读,当“解读过程”越来越复杂,所涉及的对象范围越来越大时,审判者与当事人在面临无法理解的诸多障碍时,“或许只要给予足够的时间和资源,陪审团成员或者法官就能够充分的理解和掌握这些专门性问题的内部原理,并进而做出正确的处理结果,但是获得这些知识所需要的代价违背了经济的诉讼要求,法庭对此付出巨大的代价是不适当的也是不必要的,因此借助或聘请本就具有相关知识的人解决这些问题就被认识是恰当的,我们所认为的障碍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诉讼语境而言的。”{4},因此寻求专业人员的有效帮助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这种专业的帮助体现为提交法庭的“专家证据形式”{5},这种证据形式的出现伴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全面提升而萌芽,在不同法系的制度框架下,因循着不同的思维体系和逻辑架构,分别演化出鉴定人制度和专家证人制度,其均是为了帮助事实认定者解读超出日常经验和常规知识的专门性问题,在辅助事实认定的过程中,法庭的守门人将面临如何甄别评价这种“专家证据形式”所具有的可采性和证明力问题,因此确立一个相关证据的评价标准将是十分重要的。
  一、专家证据评判标准的确立必要
  当达马斯卡借助欧洲大陆的比较光线透视英美证据规则的波诡云谲时,“对事实认定者所闻所见的证据材料进行预先的筛选”{6}被认为是其事实认定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正是在这种制度环境下,随着DNA证据、法医鉴定、指纹鉴定和毒物鉴定等证据的大量涌现,对新型证据的预先筛选渴望在英美法庭上日渐明显,使得在英美法庭上针对专家证言证据所设立的一系列证据规则更具分析新型证据评判标准的代表意义,也更为典型,因此我们以专家证言证据的特征为放矢之“的”,分析现代法庭何以对类似这样的新型证据确立如此苛刻的标准,使得美国“在过去30年在相关领域最著名的争论,即是围绕确定证据可采性的标准问题”{7}。在预先筛选证据的传统环境之下,专家言词证据的本身特点放大了这一趋势:
  (一)专家证言证据的意见性特征
  普通证人在事实认定过程中充当事实认定者感官的角色,其以亲身知识对案件事实进行尽可能详实的“陈述”{8},而对相关事实所进行的推理判断活动则交由事实认定者的大脑完成。对于一般证人而言,意见形式的证言因会“‘篡夺陪审团的作用’或者‘侵犯陪审团的权力范围’”{9}而被施加了某种限制,但当相关判断推理活动所依据的事实超出了普通人的常规经验进入专业知识领域时,普通法关于陪审团不具有就非常规事实进行正确推理能力的假定,使得对相关专家的依赖成为必然的选择,专家证人所提供的证据形式表现为意见而非对事实之陈述。美国《联邦证据规则》702对专家证人证言(testimony by expert witnesses)的表现形式做了以下描述:“可以以意见(opinion)或者其他的形式就此作证”。“其他形式”的规定赋予了专家证人证言的开放式表述,通常认为其可以包括:“意见、推论、总结等”,而联邦证据规则起草委员会的注释文字将其他形式扩展至“就案件有关的科学知识或相关原理提供论文或开展讲解,并由审判法官将其适用于案件事实”{10}。专家言词证据以其“推论、概括、总结或讲解”的表现形式在实质上侵蚀了传统属于事实认定者的职权范围,因此作为普通法的“守门人”法官面临着如何对来自专家的意见进行可采性甄别的问题。
  正是来自专家的意见言词可能替代了或者影响了陪审团就案件事实进行推理的普通法审判结构,传统上牢牢控制在法官或陪审团等事实认定者手中的职权出现松动并变得模糊,我们不得不开始关注越来越多的鉴定意见是否是对事实认定者权力的篡夺,专家证言左右下的法庭审判是否存在褥夺事实认定者独立就案件作出推论认定的权力,尤其是当专家证人所提供的证言表现为一种明确的推论或结论时,如果法官选择遵从,至少从表面看来,专家成为了法官背后的“法官”。
  因此就意见的可采性确立一定的审查标准,对于维护陪审团对事实认定的准确性和独立性都是必要的。
  (二)专家证言证据的科学技术性
  正如上文分析,专家证据形式的出现伴随着鲜明的“非传统性”,其不同于传统上一般证人在常规知识或日常经验范围内的作证方式,其以“科学、技术或其他专业知识”为内容。联邦证据规则起草委员会对该条文的注释指出:“所依据的知识领域不仅仅局限于‘科学’和‘技术’,而是囊括了所有‘专业’知识。专家不被视为狭义上的专家……还包括‘有技能’的证人……”{11},这样一种差别将在下文予以关注,尽管科学这一概念仍是一个模糊的存在争议的范畴,专家证言证据却常常被打上“科学”的烙印。卡尔·波普尔指出:“科学包括两个层面,经验面和理论面。先由经验出发,创造或猜测出普遍原理,再由普遍原理推导出逻辑结论,以解释既知的经验并且预测新事物。科学就是这个活动所产生出来的知识系统。”这是一个关于科学的宽泛解释,以此为概念理解的科学将幅跨相当宽泛的领域,在此我们仅强调其所具有的非传统性。
  正是涉及该领域时,当需要鉴定的专门性问题大量出现在法庭审判中,法律问题变相的被解构为科学技术问题,在审判法庭上,法官、陪审团以及控辩双方的辩护律师,显然不太可能是该领域的资深人士,尤其是当涉及物理学、分子生物学时,法庭参与者们在这些领域的知识贫乏和广泛存在的理解和识别困难,将加深法庭审理的盲目性,因此必然需要一些“标准”,使法庭的“守门人”在判断相关证据是否具有可采性,或不至于出现《联邦证据规则》403所规定的误导或混淆陪审团的危险方面,进行可供度量的把握,因此专家证言的“科学技术性”特征进一步明晰了确立相关评判标准的必要性。
  然而“科学技术性”特征所造成的复杂性尚不止于此,一项来自美国的统计数据显示,在1985年至1986年间,“加利福尼亚州高级法院由陪审团裁决的529起民事审判案件中,使用专家证人的比例高达86%,平均每起案件中使用3.3个专家”{12},其中近3/4案件中的专家均属于由双方当事人分别自行聘请的专家;在出现专家证言的案件中,高达2/3的比例存在着就相同专业领域意见相左的专家证言{13}。所以对于缺乏专业知识的法官或陪审团而言,在冲突甚至相矛盾的专家证言证据中进行选择是十分困难的。
  专家之职能在于为事实认定活动提供某种支持,而绝非僭越事实认定者的职权。因此就专家证据所具有的“科学专业性”确立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明晰审查判断标准是必然也是必要的。
  二、美国专家证言评判标准的历史沿革及反思
  正是延续文章第一部分的研究进路,以英美法系的专家证言证据为新型证据的典型形式,以独特的判例法传统为框架,通过对美国专家证言证据评判标准的历史及其意义进行分析阐释,进一步明确对“新型证据”在“意见”的形式层面和“专业”的内容层面建立评判标准的类型和方法。
  当这种专家证据形式大量出现在奉行当事人主义,控辩激烈对抗的美国法庭时,“一旦涉及复杂的科学主题,审判的双边结构就会使信息的理解更加困难。”{14}正如米尔建·达马斯卡在紧随其后的评论中指出的“英美法系的诉讼环境很不适合科学信息的运用。”{15},然而或者是出于对此劣势的积极回应或者是基于对对抗制庭审模式的坚贞,英美法系的法官们并没有试图限制相关专家证据的使用,而是积极探求通过判决先例形成规制专家证人证言的合理采证标准,在美国“成千上万的有关专家证言可采性的法官意见”{16}构筑了一套先进理性的专家证言评判机制,这一评判标准滥觞于20世纪70年代,“弗赖伊标准成为美国法院压倒性的多数意见”{17}。
  (一)弗赖伊标准开启的专家证据可采性评判
  时至今日,“尽管弗赖伊案所确立的标准仍然是技术上的‘少数派’观点,但是大多数的美国州法院仍在这一标准下进行审判。”{18}“‘普遍接受性’测试一直是审判中裁断新的科学证据可采性的主导标准……包括第九巡回法院在内的大多数法院依旧遵循这一规则。”{19}弗赖伊标准之所以拥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在于其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显而易见的说服力,相较于强迫科学的外行们(法官或事实认定者)判断科学理论本身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而言,仅仅判断某一方法或理论在相关领域的普遍接受程度显得简单、易行,法官仅需任意咨询该领域内的大多数成员即可获得该判断,因为“该领域内的大多数成员都有就(普遍接受性标准)的发言权”{20}。随着科学、技术和专门知识在审判中的大量出现,以及繁复的关于传统科学、非科学、硬科学和软科学的逐渐分野,弗赖伊案所确立的科学证据采纳标准受到越来越多的争议与批评,这些批评主要源于伴随着科学技术进入飞速发展时期的忧虑以及英美法系国家关于“专家证人”的宽泛定义而产生,该“普遍性测试标准”的缺点变得日益明显:
  第一,该标准在法庭上的广泛采用阻碍了“基于新兴学科和跨学科研究结果的科学证据的使用”{21}。科学的创新发展同普遍接受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这一标准的法庭适用,因其在立法宗旨上的保守性,阻碍了法庭科学的创新适用,“使用测谎仪、笔迹学、催眠术……声谱测试……天文学计算,血型及DNA检验,全都深受其害”{22}。就知识层面而言“没有一个领域能够单独构成关于推理活动的证据基础的全部知识”{23},或曰“证据科学在性质上必然是跨学科的”{24},而这种对科学证据采纳标准的“普遍接受性”限制,在其他学科与证据学科之间设立了一道闸门,制约了证据学科本身的发展。
  第二,弗赖伊案的普遍接受性标准以其产生的特定争议事实{25},决定了其所涉及的检验对象是宽泛“专家证人证言”的很少一部分,仅是其中的涉及仪器使用的科学理论{26},即所谓的“硬科学”{27}。使得大多数的基于“非硬科学”的专家证言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赦免,即免于弗赖伊标准的检验。应当说这样一种批评是具有前瞻性的,“科学”这样一个词汇本身即是难以清晰定义作出归纳的,正如“物理学家卢瑟福(Rutherford)勋爵所言,所有的科学要么是物理学,要么是集邮……讽刺的是,他是在化学而非物理学领域获得诺贝尔奖桂冠”。{28}因此正如布雷耶(Breyer)大法官在锦湖轮胎有限公司诉卡麦克案[Kumho Tire Co.v. Carmichael 526 U.S.137(1999)]的法官意见中所宣称的:“依据‘科学的’和‘非科学的’专家证言的区别而适用不同的证据标准将是不切实际的”{29},“将‘看门人’义务立足于‘科学’、‘技术’或者‘其他专门知识’之间的区别是异常困难的,因为在上述知识间不存在明显界限。”{30}
  第三,弗赖伊案所确立的专家证言采证标准的根本不足在于,它将事实认定职权让渡给了相关领域的从业者,正如上文所言“该领域内的大多数成员都有就(普遍接受性标准)的发言权”,上诉法院在支持弗赖伊案的证据排除时指出:“科学原理或研究发现究竟在何时跨越了试验和证明阶段间的界限,难以界定......然而在采纳……专家证言方面……,法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可知弗赖伊标准确立之初的本意在于赋予法庭相关的判断职责,专家证言的可采性标准应牢牢掌握在法官手中,就总体的发展趋势而言实应表现为事实认定者的自由裁量,然而审判实践对立法本意的异化,最终将专家证言可采性的决定权赋予了“那些最有资格评估该科学方法普遍有效的人”{31},当这一领域的专家普遍或多数认同时,事实认定者将只能选择遵从。
  正是因为存在着以上明显的不足,“普遍接受性”的专家证言证据评判标准,开始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争议,又因为弗赖伊标准仅仅关注相关行业或原理是否被普遍接受这一表象,故有学者称之为“表象时代的总结”{32}。其催生了立法层面以及法院系统内部的改革酝酿,在之后通过的《联邦证据规则》,以及1993年多伯特案就新的科学证据可采性标准的建立,被认为是否定了弗赖伊测试标准。
  (二)后弗赖伊时代的评判标准改革与启示
  当重新审视《联邦证据规则》702的相关立法表述以及多伯特案确立的可采性标准所引领的后弗赖伊时代时,相关标准的变动及改革,使得我们对于专家证据可采性标准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和反思:
  1.《联邦证据规则》702标准
  规则702确立的可采纳的专家证言的标准包括以下四个部分{33}:
  (1)有助于事实审判者理解证据或者确定争议事实;
  (2)基于充足的事实或者数据;
  (3)产生自可靠的方法和原理;
  (4)以上方法和原理的可靠适用。
  规则702所确立标准的第(1)部分采用了威格莫尔所主张的观点,赋予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这一点也得到了大量判例的支持,即只要“法官认为专家证人的意见证据有助于陪审团对于争议事实的理解,该意见便是可采的”{34}。这一规定类似于《联邦证据规则》401“任何趋向性”的最低标准证明要求,其并不存在程度大小上的标准,是一个定性分析的要求,但这并不代表完全不存在对程度大小的控制,规则403将起到对那些虽有助于事实认定者对相关问题的理解,但存在明显的误导、混淆或浪费可能的证据的遏制。这也是同证据法旨在鼓励采纳证据的立法本意相吻合的。
  在明确了第(1)部分基本的原则性倾向后,第(2)、(3)、(4)部分均围绕着专家证言的“可靠性”而展开,到此构成了规则702标准的“相关性”+“可靠性”的判断标准,“相关性”原则保障了《联邦证据规则》“鼓励采纳证据”和“强调事实认定准确性”的立法本旨。“可靠性”认定的三个条件满足了一项正确结论得出的常规保障,基于普通认识逻辑上的可信性而言,通过对“基础数据”、“可靠原理方法”和“可靠的运用”的规定,基本上满足了一个正确结论得出的基本的条件,同时规则702并未将“相关性”+“可靠性”

  ······
开弓没有回头箭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181212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共引文献】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引用法规】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