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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伦理视域下的行政裁量权控制
【作者】 孙国良【作者单位】 铁道警察学院
【分类】 行政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行政裁量权;外部控制;伦理规范
【文章编码】 1673―2391(2014)03―0053―03【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4年【期号】 3
【页码】 53
【摘要】

行政裁量权是行政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在最大程度上应对复杂化的行政事务和弥补法律规范的不足。但权力自身逃避规制的特性以及外部监控的缺陷,导致了行政裁量权的不当或违法使用。对行政裁量权的规制不应当过分倚重外部控制,应将内部约束条件也纳入分析框架,从内部控制层面找到规范行政裁量权的措施。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4150    

工业社会的分工体系给社会的各个领域带来了极大变革,诸如组织形态的改变、行业部门的分化和组织人员的专业化分工等,也间接改变了政府的权力运作方式。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由于社会需求的低标准和权力的统治力过强,社会资源的调配基本上依靠高度集中的权力运作体系就可以予以保障,但工业社会分工体系的出现,对社会的管理形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们更加重视理性规则在社会生活中的规范意义,重视法律制度对于公共权力的约束作用,于是“法治”适时取代“人治”,成为社会管理的主导性方案。需指出的是,早期的法治思想对权力的“秉性”持消极观点,将法治与自由裁量权视为不相容的东西,并将裁量与专断、专横、恣意相等同,所以不赞同政府应拥有自由裁量的余地。但随着社会事务的进一步分化,法律规范已远不能满足社会管理的需要。行政管理涉及的社会事务不但繁多,而且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之中,法律、法规的普适性和静态性特点难以应对多变、特殊的情况。因此,行政裁量权就以弥补性方案出现在对行政事务的处理过程之中。权力具有逃避规制的特性,对行政裁量权的控制不应当过分倚重外部控制,应将内部约束条件也纳入分析框架,从内部控制层面找到控制行政裁量权的措施。

一、合理性:行政裁量的标准

在探讨行政裁量权应遵循合理性原则时,需要认清合理性原则与合法性原则之间的逻辑关联。有观点认为,这两个原则存在矛盾关系,合法的行为有时是不合理的,而合理的事情有时又会出现与法律相悖的情形。其实,行政裁量权的合法性原则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法律、法规对行政权力的行使划定了范围;二是法律、法规对行政主体的越界行为予以惩罚,以纠正行政权力的违法使用。这其中隐含了行政主体对法律、法规的信任和服从,因此,法律、法规的制定必须以合情合理的客观事实和价值观为依据。合理性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裁量权时不仅应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种类和幅度范围内进行,而且应当合理和适度。比如自由裁量要以公共利益为重,客观、公正、理性地行使裁量权。结合这一点我们可以发现,合理性原则的存在必须以合法性原则为前提,合理性原则是合法性原则的补充。因此,合理性原则与合法性原则是相互关联的,共同构成了行政裁量权行使的基本原则。

行政合理性是指行政裁量权在行使的过程中不仅要在形式上遵循法律的程序和内容,而且在实质上也要合乎法律的精神、原则和目的,要合乎人类的公共理性和法律蕴涵的公共法则。这两种类型的合理性对权力的约束效力是不一样的。形式上的合理性所产生的约束效力源自于权力系统之外的规则,意味着权力行使主体对命令和控制的被动服从,对自由裁量权的约束效力较低;而实质上的合理性源于社会认可的公共精神,意味着权力行使主体对公共精神的主动遵循,对自由裁量权的约束效力较高。很明显,我们要追求的行政合理性是实质上的合理性。从当前行政裁量权的运作情况来看,行政裁量因受到效率价值导向的影响而表现出对目的和结果的过分重视,从而忽视了行政过程中公共精神的重要性,因此,现实中行政裁量所遵循的合理性原则主要是形式上的。实质上的合理性必须将公共精神引入到行政裁量的过程之中,使行政主体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时候尽量保持客观、公正、理性,不因个人好恶而作出违背德性或法的精神、原则和目的的行为。

二、外部控制与行政裁量权之间的逻辑关系

行政裁量权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增进社会福祉的功能,也存在着被滥用的可能。那么,如何将行政裁量权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以实现裁量与正义的统一就成了现代行政法的一个重要议题。从我国的现实实践来看,所采取的措施基本都是外部控制,即主要从立法和司法层面对行政裁量权进行规范。毋庸置疑,外部控制对于规范行政裁量权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外部控制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会影响其对自由裁量权规范和控制的效力。以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为中心的外部控制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局限:第一,监督范围的局限性。由于行政环境的不确定性,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内容无法涵盖所有的行政事务,表现出客观上的不可能性;而行政活动的复杂性又决定了立法机关在主观上不能制定出过细的规则来限制行政权力的运行。第二,控制过程的高成本性。除去控制过程要耗费的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与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相比,外在的监督控制成本更高。一方面是因为外在控制系统对行政信息获取的困难,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外部控制是一种间接的控权模式,被监督主体存在逃避监督的意愿和动机,进而造成外部监控的高成本。第三,控制时效的滞后性。外部控制往往在行政违法或作出不当行为之后才会介入,具有事后补救和责任追究的特点,在时效上较为滞后。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目的不是为了事后的惩罚和补救,而是通过监督防止权力的滥用。因此,从控制时效来分析,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外部控制具有滞后性的特点。

此外,外部控制与自由裁量权之间还存在逻辑上的悖论。行政裁量权的产生是基于法律语言的模糊性和法律规范的局限性,而反过来将法律制度作为监督行政裁量权的依据,从根本上来说,是不能解决行政裁量权被滥用的问题的。“行政裁量权本身是一种‘特殊’的权力,行政裁量权的存在恰恰表明了法律制度的无奈,那种试图通过外部的法律控制方式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 我反正不洗碗,我可以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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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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