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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WTO体制内国内法的可诉性问题
【英文标题】 The Actionability of Domestic Law in WTO
【作者】 刘勇【作者单位】 浙江财经学院
【分类】 法理学【中文关键词】 WTO;国内法;可诉性
【英文关键词】 WTO; domestic law; actionability【文章编码】 1008—4355(2006)03—0091—06
【文献标识码】 A【期刊年份】 2006年
【期号】 3【页码】 91
【摘要】

在一般国际法理论与实践中,国内法本身可以单独构成国际争端解决程序的诉因。WTO体制内国内法可诉的法律依据是GATT1994第23条、DSU第3.8条以及《WTO协定》第16.4条。在WTO争端解决实践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裁决呈现出一个重要的趋势:在美国“301条款”案前,遵循GATT1947时期专家组所确立的“裁量性立法与强制性立法之区分”的习惯性做法;在美国“301条款”案后,不再严格遵循这一习惯性做法。WTO体制内国内法之可诉性问题目前尚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答案。

【英文摘要】

Both in theory and in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law, domestic law itself may be separately challenged in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sses. The legal basis about actionability of domestic law in WTO is Article 23 of GATT 1994, Article 3.8 of DSU and Article 16. 4 of the WTO Agreement In terms of dispute settlement practices of the WTO, while making their ruling, the Panels and the Appellate Body tended to follow the practice established by the panels under GATT 1947 that“distinguish discretionary law and mandatory law”before the case of“the US Section 301.”After that case, they began to deviate a little from the practice. Now there is still no consistent and certain answer to the problem of actionability in domestic law.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83043    

在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称WTO)法律体制内,成员方需要解决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在国内法的层面遵守WTO义务?与之相对应的是,在WTO体制内,成员方的国内法本身(而不是适用该立法的某一具体措施)是否就可以构成启动争端解决程序的诉因,或者说成员方的国内法本身是否可以被提出指控以及哪些国内法可以被提出指控,这就是国内法的可诉性问题。

一、一般国际法中的国内法可诉性问题

(一)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看国内法的可诉性问题

无论理论或实践上存在多大的争论或差别,在处理国际法与国内法两者的关系时,有一个问题是各国无法回避的,那就是,一国如何在国内法上履行其依据国际法所承担的义务。对此,通行的看法是,“实际上在国内如何实施国际法上的义务,国际法给予国家广泛的自由裁量的余地”{1}。权威国际法著作《奥本海国际法》则进一步认为,“在什么范围内,一个国家在国内法上有义务制订使它有可能履行它的国际义务的法律,或者被禁止制订使它违反或可能违反国际义务的法律,是不大确定的。问题实际上是:法律本身是否足以测定遵从国际义务的标准;或者重要的是,是否按照法律实际上采取了行动;可能的是,对于一切情形,不能只有一个答案。答案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转而取决于某项特殊国际义务是否与有没有某些法律有关,而在这种情形下,法律本身的存在与否将影响国家的国际义务或者该义务是作某些行为或不作某些行为,而在这种情形下,较为可能的是,决定一个国家是否遵从国际义务的,是国家的实际行为,而不是一个国家制定的立法(如果有这样的立法)的规定。但是,这两种情形之间并没有任何明确的界线”{2}。显然,如果国际法为国家规定了有关立法方面的义务,那么国家就应遵从该义务,确保其立法与国际法的要求保持一致。常设国际法院在《1925年希腊与土耳其交换居民案咨询意见》中也认为下列原则是“自明的”:一个订立了有效国际义务的国家应对其立法作必要的修订以保证履行所承担的义务{3}。

(二)从国家责任的构成要件看国内法的可诉性问题

国际法主体在国际关系中需要遵守国际法上的作为与不作为义务。而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是以这些义务的存在为前提的。国家从事国际不法行为时所负的责任称为国家责任。国家的国际不法行为的成立需要两个要件:一是相关行为(作为或不作为)可归属于国家,即国家行为;二是行为违反了国际义务。那么,国内立法能否单独成为国际责任的构成要件呢?或者说,国内立法能否单独引起国家责任呢?对此学者们以及国际司法实践均持肯定态度。“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内法律妨碍该国履行国际义务,这样的国际义务的不履行是该国应为此在国际法上承担责任的问题;国家尤其是要对国会违反国际法而且已经最后成为其国内法一部分的立法行为,担负完全的国际责任”{4}。日本学者松井芳郎教授也认为,一国立法机关的行为可视为国家行为的一种,并据此产生某种国家责任{5}。因此,从逻辑上讲,一国立法可构成国家不法行为的种类之一,只要这种立法违反了国际法的作为或不作为义务。基于此,一国可以针对别国的某项国内立法本身提出指控,国际司法机构如国际法院也可以单独针对某项国内立法判决争端国承担国家责任。国际法院曾在2001年“德国诉美国拉格郎德(La Grand)兄弟案”中明确指出,“国际法院可以决定是否存在对一项国际义务的违反;如果必要的话,国际法院还可以认定一项国内立法就可以构成对国际义务的违反”{6}。

总之,从一般国际法来看,一项国内立法本身可以(但并非必然)单独构成国际司法程序的诉因,这方面没有法律规范或理论上的障碍,关键是看该立法是否与本国承担的国际义务相关以及是否该立法违反了本国的国际义务。不过,无论是常设国际法院还是国际法院,均很少有机会就针对某项立法本身提出的指控进行审理,因此也尚未对哪些国内法可构成对国际义务的违反形成一个通行的做法或指导性的审理意见。

二、WTO体制内国内法之可诉的法律依据

(一)《GATT 1994》第23条(丧失或减损)与《关于争端解决的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下称DSU)第3.8条

在《GATT 1994》框架内,国内法是否可诉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全文照搬自《GATT 1947》第23条的《GATT 1994》第23条是争端解决的主要条款,它规定了可以提起争端的具体诉因,但其并未明确规定国内立法的可诉性问题。《GATT 1994》第23.1(a)条规定:“凡任何缔约方认为,它依本协定直接或间接享有的利益受到丧失或减损,或者本协定的任何目的的实现受到妨碍……,则它可以向它认为有关的一个或几个缔约方提出磋商的请求(书面陈述或意见)。若磋商不成,则涉及争端之缔约方可以请求启动第23.2条的争端解决程序。”不难看出,这个条款与一般国际条约中争端解决条款有个最重要的不同:它不像一般多边国际条约那样,把违反条约义务或规则的不法行为当作对象;而是把“丧失或减损”其条约利益,妨碍条约目的的实现,作为出发点。因此,援用第23条争端解决机制的前提条件是“依本协定直接或间接享有的利益”受到“丧失或减损”,那么应如何证明该“丧失或减损”呢?是否必须存在真实的“丧失或减损”(如贸易量的减少)才可以启动争端解决程序呢?关贸总协定早期的争端解决实践对此作出了回答。

1962年,乌拉圭因其出口产品遭到多达15个国家的贸易限制,直接以《GATT 1947》第23条为依据向关贸总协定理事会提出申诉。乌拉圭在其申诉中列举了该15个国家的贸易限制措施,但并未提供对其贸易造成实际损害的资料。专家组在第一个裁决(L/1923,BISD11S/95)中指出:“对什么构成丧失或减损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丧失或减损必须与缔约方根据《GATT 1947》享有的利益相关;第23条意义上的丧失或减损,并非仅仅因为存在任何措施就产生,必须展示其对缔约方根据《GATT 1947》享有的利益受到丧失或减损的关系。”但是,专家组认为,“由于不能确认这些特定措施符合《GATT 1947》的规定,因此必须推定:坚持下去就会丧失或减损乌拉圭依GATT 1947所享有的利益”。这个后来被广泛引用的推定表明:凡违反GATT 1947规则的措施,均可推定为损害了申诉国的利益,因此符合第23条规定的投诉条件。质言之,在GATT 1947体制内,只要一缔约方的措施本身(该措施是广义上的,包括法律、法规和规章等)已初步(prima facie)违反了GATT 1947规则,无论其是否适用或者其适用是否真正损害了其他缔约方的贸易利益,其他缔约方都可依据第23条提出申诉。这就为GATT 1947体制内国内立法的可诉性提供了法律依据,那就是,只要缔约方的某一立法条文本身违反了GATT 1947规则所规定的义务,那么无论其是否已经实施,都可以推定该立法使“其他缔约法依GATT 1947所享有的贸易利益被丧失或减损”,其他缔约方均可就该立法本身提出指控。

在WTO体制下,GATT 1947第23条得以原文保留(现为GATT1994第23条),乌拉圭回合新创立的DSU第3.8条还将上述推定明确加以规定:“凡出现违反一涵盖协定之义务者,该行为即被认为已构成了丧失或减损的初步证据。这表明在正常情况下,可做出这样的推定:违反规则就对该涵盖协定的其他成员方产生了有害影响。”由于DSU适用于所有依据WTO各涵盖协定所提出的争端,因此与GATT1994第23条相比,DSU第3.8条的适用范围已扩展至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投资,甚至DSU本身等领域的争端。WTO争端解决实践也仍然适用上述推定。例如在1999年WTO“欧共体诉《1974年美国贸易法》第301—310节”案(WT/DS152,以下称美国“301条款”案)中,专家组在未审查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4节、第306节是否实际适用以及如何适用的情况下就裁定:第304节、第306节的文本已初步违反了DSU的有关规定。由此可见,在WTO体制下,只要国内立法的条文本身违反了相关WTO协定所规定的义务,就可被推定为导致其他成员方的“利益丧失或减损”,并被提出申诉或指控。北京大学互联网法律中心

(二)《关于建立WTO的马拉喀什协定》(以下称《WTO协定》)第16.4条

在WTO法律体系内,与成员方之国内法直接相关的是《WTO协定》第16.4条以及与之类似的几个条款。[1]第16.4条规定,“每一成员方应确保其法律(law)、条例(regulation)和行政程序(adm in is trative procedures)符合各涵盖协定所规定的义务”。笔者注意到,在涉及第16.4条的WTO争端解决实践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并未具体解释该条规定的含义,它们的理由往往是:如果成员方的法律违反了某项具体的WTO义务,则肯定就违反了第16.4条。例如,在“欧共体等成员诉《2002年美国持续性倾销和补贴抵销法》(Continued Dumping and Subsidy Offset Act of 2002)”案(下称“2002年美国抵销法”案)中,就申诉方提出的美国相关法律已违反《WTO协定》第16.4条这一主张,专家组认为,“既然我们已认定《美国2002年持续性倾销和补贴抵销法》违反了WTO《反倾销协定》第5.4条、《反补贴措施协定》第11.4条、第32.1条,那么我们也认定该法违反了《反倾销协定》第18.4条、《反补贴措施协定》第32.5条,因此还违反了《WTO协定》第16.4条”{7}。专家组的观点是合理的:第16.4条为WTO体制下成员方有关国内法的义务确定了一般性、总括性的义务,它明确指出成员方应遵守WTO各涵盖协定所规定的义务;对某一具体义务的违反必然同时会违反第16.4条。

可以认为,在WTO体制下,GATT1994第23条、DSU第3.8条与《WTO协定》第16.4条一起构成了国内法可诉的法律依据:GATT1994第23条、DSU第3.8条规定了国内法可诉的条件,也就是在国内法本身违反WTO规则的前提下确立对贸易利益之丧失或减损的推定;WTO协定第16.4条对成员方在国内层面履行WTO义务的方式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即从法律、条例和行政程序三者整体上遵守WTO义务,三者应高度统一于相关的WTO规则,三者之中某一部分违反WTO规则即可导致被提出申诉。

三、WTO体制内相关争端解决实践述评:裁量性立法与强制性立法之分

在WTO体制内,哪些国内法可被提出指控?WTO争端解决机制通过哪些方法来认定国内法是否与WTO义务不符?纵览WTO争端解决实践,直接针对某一成员方的国内立法的指控并不少见,而WTO争端解决机制在审理这些案件时也逐步形成了某些习惯性做法。

(一)“裁量性立法与强制性立法之分”的起源:GATT1947体制内的相关争端解决实践述评

“裁量性立法与强制性立法之分”直接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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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5}(日)松井芳郎,等.国际法(第四版)(M).辛崇阳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16;211.

{2}{3}{4}{11}(英)詹宁斯,瓦茨.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第一分册)(M).王铁崖,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48.;83;422;47—48.

{6}La Grand case(Germany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EB/OL). Judgment of 27 June 2001. http: //www. icj—ci.j org/icjwww/idocket/igus/igusframe. htm. 2005—10—23.

{7}US— Continued Dumping and Subsidy Offset Act of 2000, WT/DS217/R,WT/DS234/R, 16 September 2002, para.7.93.不接我们电话 也不给拒接原因

{8}Panel Report on United States—Taxes on Petroleum and Certain Imported Substances(adopted on 17 June 1987), para. 5.2.2, para.5.2.9.

{9}Panel Report on EEC—Regulation on Imports of Parts and Components (adopted on 16May 1990), paras.5.21—5.26.

{10} United States—Section 301—310 of the Trade Act of 1974, 22 December1999, WT/DS152/R, paras.7.53—7.56.

{12} WT/DS152/R, para.7.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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