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现代法学》
西方商事法起源研究
【英文标题】 A Study on the Origin of Occidental Commercial Law
【作者】 毛健铭【作者单位】 清华大学
【分类】 外国法律思想史【中文关键词】 中世纪;商人法;历史背景;基本特点
【英文关键词】 middle ages;merchant law;historical background;basal attributes
【文章编码】 1001—2397(2002)06—0096—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2年【期号】 6
【页码】 96
【摘要】

对商事法总论部分尤其是商法史问题的考察和分析历来是我国商法学研究的薄弱环节。中世纪商人法是近、现代商事立法的源头和渊薮。从宏观上理顺中世纪商人法产生和发展的来龙去脉,并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得到一些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今天广泛学习并有选择地吸收和借鉴西方先进国家商事法律制度的前提。基此,本文采用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促使中世纪商人法产生和发展的经济、社会、政治、宗教和法律背景做了较为深入、细致的考察,并尝试概括出其几个世纪以来演进的基本特点,希望可以收到正本清源、以史鉴今之效果。

【英文摘要】

The review and analysis on commercial law pandect,especially the historical research,is the weak tache of commercial law study in china all through the ages.The Merchant Law of Middle Ages is the headstream of classic and modern eras.It is the premise for us to extensively learn from advanced nations and selectively absorb legal institutions on commercial law for reference,by macroscopically clearing up the cause and effect on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Merchant Law,together with the disciplinary viewpoint drawing from it.Therefore,this article adopts the approach of history as well as theory,to give some relatively in—depth and elaborate review of Merchant Law’s economic,societal,political,religious,and legal background,trying to generalize a number of basal attributes of it through several centuries’evaluation,hoping to give the readers a clear description on the theme and help them to realize the contemporary situation through historical self—reflec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73620    
  一、西方商事法起源历史背景考察
  (一)经济因素
  1.农业的复苏和手工业的独立
  11世纪欧洲农业的复兴首先应归因于蛮族入侵的停止和农业生产方式的革新。在政治上复归平静的欧洲大陆上掀起了一次农耕的高潮。农民可以较为放心地开荒耕地,收获所得。农业生产方式在相对和平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实现了一次历史性的突破。土地的大面积开垦、“重犁”[1]的发明、“挽马”[2]方式的推广和“三田制”[3]的普及使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4]。与此同时,封建“采邑制”的兴起和基督教严禁“奴役耶稣同胞”教义的贯行使得奴隶制在欧洲大陆名存实亡。获得“解放”的部分农业劳动力纷纷涌向农村,先进的生产技术得以普及,农产品的种类和数量开始增多。由于人口数量随着农作物产量的增加而急剧攀升,而农业生产又并不足以容纳所有新增加的劳动力,因此开始出现人口过剩现象[5]。手工业生产日益专门化,生产技术不断改进,原先手工业作为农业的附属地位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崭新要求,从而导致手工业同农业生产的分离,手工业遂进化为一个独立的经济部门,同时出现了专职的手工业者。{1}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向手工业和商业领域转移,社会分工日益明朗化。由于原初形态的商业在本质上以“产品”的交换关系为基础和第一需要,因此离开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商业是不可想象的。商业———无论它怎样发达,如果没有农业和手工业的雄厚基础———它本身并不能导致社会财富的增殖,更不能创造财富。商业的功利意义一定要突显在农业、手工业等第一、第二产业充分发达的经济同构之中。{2}所以,到了11世纪,在日渐繁盛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浪潮的洗礼下,商业最终实现了与农业和手工业的分离从而成为一门新兴的独立行业———这不仅是可能的、同时也是必要的。可以说,农业在生产领域中的革命性进展和手工业从农业中的最终分离为商业在流通领域内的勃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商业革命的力量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陆商业曾长期中断,并呈沉寂和日渐衰落之势。“以货易货”的简单商品交换形式成为长期支配蛮族国家内部经济活动和彼此间经济交往的主要手段。经过漫长而又黑暗的中世纪早期(约5世纪—10世纪)后,欧洲商业开始走向复苏并日渐繁荣起来。农业的复兴、手工业的进步进而独立发展、十字军东征和殖民运动——构成教皇革命对外军事计划和经济计划的一部分——大大促进了远距离海上贸易和陆上贸易的发展。11世纪,意大利的一些城市共和国合力驱逐了控制地中海长达4个世纪之久的阿拉伯舰队,于是,地中海就向西方航运开放了——或者说重新开放了。与罗马时代一样,这个主要作为“欧洲的海”——地中海,建立了从一端到另一端的交通。{3}在南欧,意大利诸城市领时代之先,被誉为“通往东方的门户”,渐次成为地中海沿岸的交通中转要津和远洋贸易枢纽,执地中海贸易之牛耳近5个世纪之久[6];在东欧,拜占庭帝国(395年—1453年)成为原西罗马帝国贸易活动在东地中海地区的自然延伸,优越的沿海地位使首都君士坦丁堡成为东西方贸易的当然中心;在西北欧,一系列商贸同盟纷纷粉墨登场,“汉萨同盟”和“条顿骑士团”先后成为波罗的海、北海一带海上及陆上贸易的总代言人。{4}11—15世纪的400年间,贸易中心几度迁转(拜占庭—意大利—尼德兰),形成了几大商贸通道。[7]在这些海陆通道上形成了为数众多的“集市”和“市场”,四方商贾麇集于此,从事规模不等的商品交易活动(繁盛于13—15世纪的法国“香槟”集市至今古迹尚存、闻名遐迩)。11世纪的欧洲迎来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商业革命”,可以说,此后几百年间的欧洲经济史就是一部商业发达史。古罗马法简陋粗糙的交易规范和习惯已远远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交易范围和不断增加的交易规模对商事活动规则的时代要求,诞生一系列调整崭新交易活动关系的“商事法”便顺理成章、势在必行了。
  (二)社会因素
  1.商人阶层形成
  必须指出,11世纪的西欧已经逐渐摆脱了此前那种仅仅建立在传统的“人—地”关系基础上的静止状态,商人的生产和生活已不再决定于他们与土地间的直接联系。农产品不再只供土地的所有者和耕作者消费,而是作为交换品或原材料纳入总的商品流通渠道。{5}当商人在西欧大陆首次出现时,他们通常被称为“泥腿子”(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行商”),因为他们带着货物徒步或骑马四处奔波,从这个镇到那个镇,从这个集市到那个集市,从这个市场到那个市场,一路售卖货物。{6}在农业文明和商业革命浪潮的洗礼下,商人阶级开始形成并作为一支独立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8]农业改造运动和手工业独立运动为商人阶级的迅速成长壮大创造了机会也提出了挑战。从农业过剩人口中分流出来的劳动力从生产领域转向交换领域,专门从事商品交易活动并使之成为自己的终身职业:他们或者辗转各地将农产品或手工业品、奢侈品等转运到各大“市集”同其他商人进行陆上交易,或者参加各种远洋贸易组织(如“康孟达”、“索塞特”等)从事风险性较大的海上贸易活动。而经商所获的收益又远较务农来说丰厚,于是更吸引了大批农民(或农奴)纷纷离开封建庄园涌向城市,从事商业活动,商人团队变得更为壮大。此外,当时甚至还有一些上层贵族经不住商贸活动巨额利润的强烈诱惑而“弃农经商”,从而在事实上也跻身商人的行列。这样,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商人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到了13世纪,经商的条件逐渐改善,道路状况获得改良,货运日益安全,在意大利甚至出现了专职的运输行业,从而解脱了商人亲自押仓运货之苦。运输业从商业中的分离为商人阶层中的“行商”升级为“坐贾”提供了条件。商人们从此便可以脱离风尘仆仆、困顿颠簸的冒险生活,而单靠坐柜台运筹帷幄,就可以进行一本万利的商业活动了。{7}可以说,商人的增多、经商条件的不断改善和商人阶层的最终形成,在更大规模上促进了商事活动的兴旺和繁荣。特别需要指出的一点是,11世纪形成的商人阶级已具有强烈的“自治”性倾向:如商人自治团体———“基尔特”行会的创立、商人们对“城市特许状”的竭力争取、商事法院的自主独立审判等。上述这些因素成为随之而起的自治城市和近代商事法产生和进一步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和不竭源泉。
  2.自治城市兴起
  在任何一种文明形态中,城市生活的发展都必须
  依靠工商业,原因在于:一方面,城市事实上只有从外面进口食物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城市必须出口对等的或曰等价的制成品,才能与进口相适应。于是,在城市与其附近地区之间便建立起了一种经常性的互助关系。{8}西罗马帝国的旧城,少数在蛮族入侵的过程中完全消失,多数保存到了中世纪,有的仍然作为活跃的政治、经济中心在发挥作用,还有的仅仅保存着宗教文化中心的地位,被称为“主教城市”。{9}商业意义上的“城市”在11世纪以前尚不存在。随着农业的复兴和商业革命的洗礼,自11世纪起,城市在欧洲大地上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成长起来;不仅数量和规模急剧增加和扩大,性质也与此前的城市有了根本区别。商业的扩展和城市运动的发展往往结伴而行,两者步调一致、如影随形。{10}城市沿着商业传播所经过的一切天然道路逐步涌现。作为工商业中心,城市必须考虑粮食和原材料供应的方便以及制成品的销售渠道畅通,所以新兴城市一般都兴建在港湾、河岸、交叉路口、江河渡口、行政中心、城堡和寺院的附近。
  从“自由”到“自治”,是中世纪中、晚期欧洲城市文明发展的一般趋势。{11}一方面,乡村的日益繁荣为城市提供了食品、原材料和产品销售市场;另一方面,日渐兴旺的商业贸易急需较为固定的活动基地作为进一步发展的大本营。1100年左右,拉丁基督教世界各地的新城市(多为商人的集散地)都在为摆脱封建主义(采邑制)的包围和将本身建成小自治共和国而斗争。[9]因为这些城市在兴建之初,处于国王、领主和主教的行政和司法管辖权之下,由他们委派代理人对其进行统治。于是,新兴城市一般以定期交纳固定的税金为代价向国王或主教争取到“自由特许状”——上面通常都载明该城市的自由范围,如市民人身自由、土地自由、司法自由、财政自由和贸易自由等——从而确保市民有权拥有自己的市政机构和官员、自己的法院和法律、自由从事商品交易活动,[10]在“特许状”的恩准下,城市再度成为商人们自由的天堂——一个从中世纪的淤泥中冒出来的自由人聚集的天堂。{12}当时的许多城市在政治上是相对独立的自治体,在经济上为工商业发达的贸易中心,在地理位置上多处于海陆交通要道。当时德意志的谚语说的好:“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13}由于城市一般都远离农村,商人们便将它作为持续发展商贸活动、不断创造和积累财富的机缘宝地。伴随着城市的崛起,“城市法”的作用也逐渐突显,其中调整城市自治团体间的贸易活动规则和惯例逐渐发展成为后来商事法的一个重要渊源。
  (三)宗教、政治因素
  1.教俗争权
  考察中世纪天主教会与世俗王权的斗争史我们就不难发现:这种斗争基本上是互有胜负、此消彼长,大体上呈现出一种各占半壁、分庭抗礼的发展态势。发生于12世纪持续时间长达30余年之久的教皇贝克特与英王亨利二世的“并行管辖权之争”是这一趋势的最好注脚。僧俗两界都力图证明自己对对方具有无上的权威和支配力———有时这种证明过程甚至是以武力为后盾的———然而争执的结果却是双方对社会经济生活领域事务的管辖范围变得更加泾渭分明。{14}在如斯之权力斗争格局的特定历史背景下,我们就不难理解商品交易活动长盛不衰的原因了。必须指出的是,中世纪欧洲实行的是“军事募兵制”———骑士和雇佣军执行军事义务要给予报酬。到了12世纪,君主、贵族和教会都必须依靠由商人们出资招募组建的城市武装力量来保卫其领地并维护其统治。{15}同时,教俗两界又都通过向自治城市的商人征收市场税和通行税等方式扩大其经济来源,所以双方在斗争中都试图依靠或拉拢商人阶层为己所用。作为此种政治支持的代价,双方往往都在各自的辖域内赋予商人阶层种种“经营权”或“特许权”,于是政治和宗教角遂为商人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在经济、政治和军事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世纪欧洲的商业最终实现了在二元权力格局的夹缝中左右逢源、潜滋暗长的奇迹。正是上述历史因素使得起源和形成期的西方商事法具有了与封建法、庄园法和教会法相并列的独立化倾向{16},从而为商事法沿其固有轨道——尽量免受其他法律因素的负面影响或被其吸收——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2.宗教政策的宽容
  11世纪以前,罗马天主教义的思想——从表面上观察——基本上是属于“禁欲主义”并主张“来世救赎”的,教会不许投机和按利息出借(高利贷),并竭力维持简单交易的“公平价格”;而在事实上,天主教的神学思想在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开始背弃占优势的“禁欲苦行”教条——尽管在形式上看来与11世纪前相比别无二致——转而倾向于在事实上承认(大多为默认)商人的经济活动就像其他世俗活动一样,不再被视为必定是“对拯救的一种威胁”。相反,如果从事这些活动是按照教会制定的“原则”(大多模棱两可、暧昧不清)的话,那么他们就会被认为是通往拯救的一条途径。天主教会不再谴责金钱或财富本身,而是确确实实地鼓励追求金钱和财富,只要这种追求是为了一定的目的并按照一定的原则予以组织。{17}商人们自发——后来变成自觉——组建的“基尔特”行会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并在交易活动中维持其道德标准。此时的教会大多放弃了长期坚持的反对交易获利的顽固政策,强调“入世”聚财致富对救赎的意义和作用,并坚信:建立在高尚信念基础上的合法贸易有别于建立在贪婪基础上的非法贸易;合法的收益有别于通过高利贷获得的暴利。{18}不难发现,宗教政策对商人阶层的宽容是11世纪后商业高度发达的意识形态基础,商人活动在不违背教会规定的原则和精神的前提下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起源时期的西方商事法也从教会法中吸收了相当一部分的道德理念作为其合理的价值内核。
  (四)法律因素
  1.罗马法的复兴
  广义上的罗马法由市民法、万民法和罗马习惯法三部分组成。然而令人惋惜的是,这一人类法律文明的优秀成果在7世纪—11世纪间曾一度遗失。11世纪中期罗马法“重见天日”后,旋即在地中海沿岸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罗马法复兴”运动。但这些都还只是表面现象,罗马法复兴的真正原因在于社会两大基本矛盾的长期并存:即世俗政权与教会神权的对抗以及新兴商人阶级和封建贵族的矛盾。特别是后者,自治城市的兴起和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促成了商人阶级的发展壮大,他们强烈要求有新的法律来调整不断扩大的商业贸易关系,罗马法是调整私有制条件下商品生产者和所有者之间各种关系的完善法律,{19}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但应该注意到的是,罗马法虽然有许多调整商事活动方面的法律规则,但它是一部“诸法合体”的法律,其中适应商人和商业性质的一系列原则都分散在《民法大全》的各个角落中,罗马法中并不存在专门为调整商人和商行为的完善的规则体系,因而它不可能是独立的商事法。{20}然而,任何一种新兴的法律规范或法律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都只能是传统的产物或传统的再现。无论是重新发现的罗马市民法,还是仅仅残存的罗马交易习惯法,甚至万民法,都不足以应付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以来出现的各种国内和国际商业问题。{21}时代的发展对法律的变革提供了机遇也提出挑战。近代商事法正是在“扬弃”罗马法制度成果的基础上才得以发展和完善的。{22}特别是在罗马市民和“外国人”间一体适用的“万民法”,更成为近代西方商事法起源的直接渊源之一。
  2.教会法的影响
  前已提及,天主教会对商事交易的宽容政策是商人阶层突起和商贸活动兴旺的意识形态前提。如果从法律角度来看,虽然早期商事法在形式上获得了对教会法的独立发展地位,但由商人们发展起来的用以调整他们自己间相互关系的法律内容却必须反映教会法的基本精神和原则,而不能与它相悖。11世纪以来商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终究没有逃脱出宗教道德争议的范围。一种声称要将商人的灵魂引向“拯救”之路的社会经济道德观在教会法中贯彻始终。商事法无疑要体现和贯彻教会法的这一宗旨,从而架起一条连接“商业活动和灵魂拯救之间的桥梁”。{23}近代商事法的许多原则都可以在11世纪以来的天主教教义中直接或间接地发现其宗教渊源,如诚实信用原则、权利互惠原则、交易地位平等原则等。应该说,由于教会法主要是调整宗教事务(及与宗教密切相关的事务)的法律体系,所以它对近代西方商事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原则和精神方面,而不是制度方面。商事法在其相对独立的发展形式下潜移默化地贯彻了教会法对社会经济活动提出的道德伦理要求,从而吸收了宗教教义的合理养分,使商事法的进一步发展具备了深厚的伦理价值内核。
  “哪里有贸易,哪里就有法律。”{24}——这几乎成为一条普适的规律。正是在经济、社会、政治、法律和宗教等多重历史因素彼此交织、共同作用的历史背景下,11世纪的西欧迎来了这场规模空前的商业革命。商业革命有助于造就商人法,商人法也有助于造就商业革命。日益繁荣昌盛的商品交易活动必然要求有相应的体系化、逻辑化的交易规则予以规范,正是为了满足商人们的这种调整彼此间商事交易关系的客观需要,才逐渐产生了商人法。商人法的诞生绝非罗马法学家们的杜撰,它是欧洲社会经济条件发展到11世纪这一阶段的必需,是商人们客观要求的产物。
  二、中世纪商人法的产生及其基本特点此人家庭地位极低
  不容否认,中世纪商人法的产生和发展是商人们靠自身不懈努力争取和推动的结果。作为那个时期的特征,“商法最初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虽然不是全部———是由商人自身完成的:他们组织国际集市和市场,组建商事法院,并在雨后春笋般出现于整个西欧的新的城市社区中建立商业行会和商业事务所。”{25}
  (一)商业行会的出现及其对商人法的影响
  探讨中世纪商人法的产生就不能不关注当时商人的内部自治性团体———商业行会(“基尔特”)。商业行会主要是由商人阶层出于商业利益的共同需要自发组建起来的。早在商人们处于辗转游走、四海为家的“行商”阶段时,就出现了一些行业内部的自治性团体,因为商业活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参考文献】

{1}(英)约翰·希克斯,厉以平等译.经济史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08.

{2}江山.互助与自足———法与经济的历史逻辑通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179.

{3}(比)亨利·皮朗,乐文译.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8.

{4}(美)汤普逊,徐家玲等译.中世纪晚期经济社会史(M).北102京:商务印书馆,1997.198—265.

{5}(比)亨利·皮雷纳,陈国梁译.中世纪的城市———经济和社会史评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63.

{6}(美)泰格.利维,纪琨译.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4.

{7}马克.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60.

{8}(比)亨利·皮雷纳,陈国梁译.中世纪的城市———经济和社会史评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81.

{9}朱寰.世界上古中世纪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249.

{10}(美)汤普逊,耿淡如译.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00—1300)(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423.

{11}黄春高.精粹世界史———西欧封建社会(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299.

{12}江山.互助与自足———法与经济的历史逻辑通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178.

{13}(比)亨利·皮雷纳,陈国梁译.中世纪的城市———经济和社会史评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78.

{14}(美)R.M.昂格尔,吴玉章等译.现代社会中的法律(M).北京:译林出版社,2001.

{15}郑远民.现代商人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63—166.

{16}(法)勒内·达维德,漆竹生译.当代主要法律体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46—59.

{17}(美)伯尔曼,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75.

{18}(美)哈罗德·J·伯尔曼,贺卫方等译.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412.

{19}周丹.罗马法原论(上)(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2.125.

{20}任先行,周林彬.比较商法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41—147.

{21}(美)哈罗德·J·伯尔曼,贺卫方等译.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413—415.

{22}(法)勒内·达维德,漆竹生译.当代主要法律体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41.

{23}(美)哈罗德·J·伯尔曼,贺卫方等译.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413.法宝

{24}(法)孟德斯鸠,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4.

{25}(美)哈罗德·J·伯尔曼,贺卫方等译.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414.

{26}(比)亨利·皮朗,乐文译.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91.

{27}(美)泰格.利维,纪琨译.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44.

{28}(比)亨利·皮雷纳,陈国梁译.中世纪的城市———经济和社会史评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16.

{29}(美)孟罗·斯密,姚梅镇译.欧陆法律发达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25.

{30}(法)孟德斯鸠,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4.

{31}(美)哈罗德·J·伯尔曼,贺卫方等译.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421—424.

{32}(英)施米托夫,赵秀文译.国际贸易法文选(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7.

{33}(美)孟罗·斯密,姚梅镇译.欧陆法律发达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24.

{34}(德)马克斯·韦伯,张乃根译.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20—21.

{35}(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38.

{36}(美)哈罗德·J·伯尔曼,贺卫方等译.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415—417.

{37}周丹.罗马法原论(上)(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2.125.

{38}(美)泰格.利维,纪琨译.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10.

{39}(美)泰格.利维,纪琨译.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19.

{40}(美)哈罗德·J·伯尔曼,贺卫方等译.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413.

{41}(美)泰格.利维,纪琨译.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36.

{42}(法)勒内·达维德,漆竹生译.当代主要法律体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38.

{43}郑远民.现代商人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71.

{44}(德)拉德布鲁赫,米健等译.法学导论(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74.

{45}(德)拉德布鲁赫,米健等译.法学导论(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75.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73620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