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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论合同权利让与的若干基本问题
【作者】 王旭光【作者单位】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分类】 合同法【期刊年份】 1995年
【期号】 2【页码】 14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510    
  
  

合同权利让与,是指通过债权人与第三人的协议而转让合同权利的双方法律行为。作为债权移转的重要形式之一,合同权利让与在当今日益复杂的市场交易过程中的功能日益突出,其对于减少商品和货币的流通环节,加速商业周转,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观我国现状,规范合同权利让与行为的法律制度和相关理论研究均不能适应现实的需求。为此,本文将着重探讨合同权利让与的若干基本问题,以求对我国的立法完善以及理论和实务研究有所裨益。

一、合同权利让与的法律性质

对合同权利让与的法律性质,各国立法及学者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概言之,主要有以下三种学说:

1、不要因的准物权合同说。此说以德国法为代表,其将债权让与作为“抽象”的法律行为,认为是一种不要因的准物权合同。这就是说,(1)债权让与合同与作为其基础的被转让的合同是相互分离的,原合同的瑕疵不影响债权让与合同的法律效力;(2)债权让与合同具有无因性。当事人转让债权的原因,可能是为了偿还债务,也可能是为了赠与,还可能是出于其他目的,但法律对此并不过问。故债权让与是否有原因,该原因有无瑕疵,对合同权利让与的法律效果没有影响;(3)债权让与合同是一种准物权合同,亦即其类似或相当于物权合同,从而有别于债权合同。这意味着,原债权人不负有转让债权的义务,而且在转让合同成立对还发生债权现实移转的效力,除非当事人有保留债权的意思或发生其他障碍。

2、要因的买卖合同说。法国法为其代表[1]。该说认为,(1)合同权利让与是一种买卖行为,让与人是作为卖方出售债权,而受让人是作为买方购买债权,债权系买卖的标的物;(2)作为买卖行为,合同权利让与必须有原因,如果没有原因或者原因有瑕疵,将会对债权让与合同发生影响;(3)作为买卖合同,出卖方对于买卖标的物瑕疵应负担保责任。《法国民法典》第1693条规定:“债权或其他无形权利的出卖人,虽无担保的约定,对于转让时此等权利的存在,应负担保的责任。”可见.原合同的瑕疵会影响债权让与合同的法律效力。

3、合同说。英美法系诸国也把债权让与视为一种合同行为,但并不象德国法那样将之作为一种准物权合同,也不同于法国法仅仅视作买卖行为的做法。而是认为,合同权利让与在法律上是财产转让的一种形式。美国《合同法重述》指出,转让权利是转让人意图让渡该权利的表示,这种表示消除了转让人的权利,从而使受让人绝对地具有这一权利。

由上可见,虽然在法律性质的具体确定上各有所衷,但无论何种立法例,均将合同权利让与作为一种合同行为,从而要求转让人与受让人通过协议来实现合同权利的让与。此乃各国立法的共同之处,亦是学者们的通说。 就我国而言,由于法律尚无明确规定,学者们对此亦鲜有叙及。即便如此,仍然存在着不同的认识。通说认为,债权让与是一种合同。但有的著述,基于对债权让与概念的不同理解,认为债权让与可由法律规定和法律行为(含单方和双方法律行为)而发生[2],故其进一步推导的结论应该是:债权让与不只具有合同性质。当然,也有个别学者认为,合同权利“让与不是合同”。[3]

笔者认为,合同权利让与法律性质的确认,是与其概念的界定分不开的。合同权利让与仅指责权人与第三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双方意思表示达成一致而转让债权的一种双方法律行为[4]。因此,合同权利让与只能是一种合同行为。现在的问题是,这种让与债权的合同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合同?对此,我国学术界更是很少有人专门涉及。仅有的个别著述认为:“为了便于债权的连续让与,保护受让人的利益,债权移转合同应该与作为它的基础合同相分离,它不因其基础合同的瑕疵而受到影响,原来的债权债务关系的瑕疵不直接影响到债权移转合同的效力。同时,债权移转合同应视为一种不要因合同,第二受让人取得了债权人地位,不受原债权人与第一受让人之间所作债权移转台同是否存在原因的影响”。[5]

探讨这一问题,需要首先分析、比较一下前述三种立法学说。

就德国法所代表的“准物权合同说”来看。由于其将债权让与区分为两种行为:请求移转债权的债权行为和发生债权移转效力的准物权行为,并注重债权让与的无因性,因而具有着明晰法律关系,利于保障交易安全的优点。但这一理论,“捏造了独立于债权行为之外的物权行为,又进一步割裂原因与物权行为的关系,极尽抽象化之能事,符合德国法学思维方式对抽象化之偏好,严重歪曲了现实法律生活过程.对于法律适用有害无益”。[6]而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及其立法的最大缺点.在于严重损害出卖人利益,违背交易活动中的公平正义之要求[7]。鉴于该说缺点,德国判例和学说已通过解释方法,对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的适用予以限制,即有所有物权行为无因性之相对化的趋势,甚至主张废弃该理论.变更立法主义。从我国看.虽然有些学者对物权行为进行了探讨,认为民事法律行为包括物权行为,[8]但大多数学者还是坚持,我国现行法律并不承认物权行为,所谓的物权行为只是债权关系的履行手段,是债权行为的法律后果.它既不是无因的,也不是独立存在的。那种认为我国民法有独立物权行为的观点,不符合现行立法规定精神,且与法律发展潮流相悖,是不足取的”。[9]笔者认为,上述通说应予支持,故确认合同权利让与性质不宜采纳“准物权合同说”。

再观法国法的“要因买卖合同说”,其不承认债权让与是抽象的法律行为,也否认其无因性的存在,显然要较德国法务实得多。尤其是该说将债权让与规定为买卖合同,突出了其最以为常”见的有偿性的法律特征。然而,也正因为如此,该说排斥了无偿让与合同权利之事实的存在,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所以,纯粹的“买卖合同说”亦不足取。

相对而言,英美法的做法较为务实,也合乎我国现行合同法的基本精神,值得我们的借鉴。基于此,笔者认为,在我国,合同权利让与应是一种独立的要因的财产转让合同。

首先,债权让与合同是一种财产转让合同。债权是一种无体财产,债权让与实际上是当事人让渡其无体财产的双方法律行为。无论这种让渡是否有偿,让与行为均要发生债权从原债权人转移到受让人、即新债权人手中的效果。故债权让与合同实质上是一种转移财产的合向。正因为如此,在英美法上。“转让(assignment)”一词一般仅用于对财物权利的转移,以区别于对特定财物的转移。[10]来自北大法宝

其次,债权让与合同是一种独立的合同。不少学者主张,债权让与协议可分属于不同的合同类型:如系有偿让与合同债权,则属于买卖或互易合同如系无偿让与,则可归于赠与合同这些学者认为,债权让与合同与一般买卖、赠与等合同并无本质不同,只是基于债权这一无体物的特点,法律有着一定的特别要求,如不需要交付等,因而没有必要将之确立为一种独立的合同。[11]但笔者认为,也正是因为债权为无体物及法律对其让与的特别要求,使得债权让与合同有着任何其他合同都不具有的独到特点,故应将之作为一种独立的合同类型。债权让与合的的这种独立性,不仅应当表现在相对于买卖、互易、赠与等其他合同形式上,还应当表现在相对于原合同(产生债权的基础合同)也是独立的。

再次,债权让与合同原则上是一种要因合同。在一般情况下,当事人转让债权的目的有瑕疵一不能实现或受到法律阻碍,则债权让与合同是无效的,有过错的当事人须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因此,合同权利的有效存在,是债权让与的基本前提。把根本就不存在或无效的债权让与他人,或者将已经消灭的债权让与他人,均属标的不能的无效民事行为。但是,为了方便债权的连续让与,保护受让人的合法权益,对某些特殊的债权让与,如票据、提单等的转让;法律采用了无因性原则。对此类特殊债权的让与?自应依特别法的规定进行。

由于合同权利让与是一种合同行为,故各国对其成立要件并无专门性的一般规定,而是原则上准用法律关于合同成立的实质要件和形式条件的规则。这样做,对于建立有机统一的债法(合同法)制度体系是十分必要的。当然,出于债权让与的特殊性使然,法律往往也有个别性的特殊要求。在通常情况下,合同权利让与行为一经成立,即在让与双方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效

二、合同权利让与对债务人生效的条件

合同权利让与,虽然是合同债权人和第三人之间的双方法律行为,但其目的在多数情况下是为了使受让人能够接受债务人对其所为的债务清偿。这就是说,虽然债务人不是让与合同的当事人,但合同权利的让与势必影响到债务人,并且本身也必然会受到债务人的影响。因此,如何使这种让与行为既能在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顺利进行,又不损害债务人的利益,便成了各国合同立法时所应考虑的问题。同时,也是目前完善我国合同权利让与制度所不容回避的问题之

(一)各国立法例及其评析。

对上述问题的解决,当今各国往往采取专门规定债权让与对债务人生效条件的方法。详言之,合同权利让与成立,对债务人来说,并不必然发生法律效力,只有在法定的对债务人生效条件成就时,债权让与始对债务人发生拘束力。但各国的具体做法不同,主要有以下三种立法例:

1、自由主义。该规则认为,从自由移转原则出发,合同权利让与无须征得债务人的同意,也不要求必须对债务人进行专门的通知,即可对债务人产生拘束力。如果债务人在未接到通知前已经知道转让的事实,不论其获悉的途径如何,均不应再向原债权人履行义务。否则,不能解除其债务。如《德国民法典》规定,债权得依债权人与第三人的合同而移转于第三人,合同订立后,新债权人即取得原债权人的地位(第398条),但是,债权的让与不得对抗善意的债务人(第407条第1项)。[12]在美国法以及英国的衡平法中,对合同权利的让与也持此种观点。[13]

2、通知主义。这种立法例坚持通知移转原则,认为合同权利的让与无须征得债务人同意,但必须将让与的法律事实通知债务人。否则,对债务人不生效力。如果债务人未接到通知,即使其知悉债权已经转让,也不得径行向新债权人为清偿,并不得以此为由对抗原债权人。大多数国家的民法持此观点。《法国民法典》第1690条规定:“受让人仅按照对债务人所作之转让通知,始对第三人发生权利占有的效力。”在英国,据成文法进行的权利让与,根据1925年财产法第136条规定:“出让人须向其债务人、受托管理人或其他义务人发出书面通知,说明情况。”我国台湾民法第297条也规定:“债权之让与,非经让与人或受让人通知债务人,对于债务人不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瑞士债务法》第167条、《日本民法典》第467条、原《苏俄民法典》第213条等均有此类规定。

3、同意主义。此说主张,合同权利让与虽经让与人与受让人协商一致成立,但必须征得债务人的同意。我国现行合同权利让与制度即持此观点。[14]《民法通则》第91条规定:“合同一方将合同的权利、义务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的,应当取得合同另一方的同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原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相比较而言,上述三种立法例各有利弊。

就自由主义来说,合同权利让与仅凭转让双方协商一致,即可对债务人发生法律效力,手续简便,非常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加速商业周转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但这一做法,显然忽视了对债务人权益的保护,极易造成债务人不应有的损害。所以,不论德国法、美国法,还是英国的衡平法,均承认对债务人的通知具有一定的法律意义。德国法认为,如果原债权人不通知债务人,债务人可能就不知道债权人已发生变更。因此,债务人因不知道债权的让与而向原债权人为清偿者,其债务即行解除。但如果接到通知后仍向原债权人为清偿,则不能解除债务[15]。英国衡平法指出,对债务人的通知将产生以下两方面的法律后果:(1)债务人在接到转让通知前所享有的对原债权人的抗辩事由(如债务已履行之抗辩),亦得用以对抗新债权人,但在接到转让通知后所产生的对原债权人的抗辩事由,则不得用以对抗新债权人;(2)如果原债权人把合同权利让与给数个受让人,则首先向债务人发出债权让与通知的受让人取得受让该债权的优先权。美国法中也有类似肯定通知效力的规定和判例。[16]由此看来,在采自由主义的国家,虽不要求通知债务人,但上述对通知效力的肯定也在客观上促使当事人及时将权利让与事宜通知债务人。通知债务人,作为维护交易秩序的公示手段,实际上已成为让与双方保障其合同权利让与顺利进行的一种选择性要件。这种做法,作为克服单纯的自由主义上述弊端的一种方式,显然是受到了通知主义影响的结果。

再看一下同意主义的做法。合同权利让与须取得债务人的同意方对其生效,无疑十分有利于保护债务人的权益。然而,这种赋予债务人以对让与是否最终成就享有决定权的做法,是具有很大的危险性的,因为它不能排除(事实上确实存在)债务人不同意的随意性。如若这种事情发生,不仅会无端限制债权人自由处分其债权的权利,也极易使合同权利让与制度在实践中难以实行而丧失其功能。这是市场经济机制所不能容忍的,也正是几乎没有国家采同意主义的原因之所在[17]。正因如此,有的原采同意主义的国家,如德国,也早已放弃了这一主张[18]。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事实上我国法律否定了合同权利的让与,从而排除了合同权利转让的普遍效力”[19]。

不难看出,前述第二种立法例,即通知主义,显然是对自由主义和同意主义的折衷之策。这一做法,首先肯定合同债权人与受让人之间可依法自由协商转让其债权,而不受任意的干涉,充分保护了让与双方在合同中的意思自治权利;其次又规定,必须将债权让与事宜通知债务人,否则,债权让与对债务人不生法律效力,债务人在债权让与后向原债权人履行的,即解除债务。这样,可促使让与双方及时将权利让与事宜通知债务人,以免其遭受不测之损害。可见,就对市场交易、商业同转的刺激和促进来说,通知主义没有自由主义那么“激进”,也没有同意主义那么“保守”;就对保护债务人而言,通知主义显然没有同意主义那么“突出”,当然也避免了自由主义的不注意。正是由于其兼顾了转让双方及债务人的利益,更加能体现出民法的公平合理、注重效率与效益的要旨,因而具有着自由主义和同意主义所无法比拟的优势。故为当今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民事立法所采用。前述采自由主义之国家中那种肯定通知债务人效力的做法,也恰恰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通知主义的优势和生命力。

事实上,就合同权利让与对债务人生效条件的问题,现今多数国家或地区的立法皆以通知主义为基本原则,但在某些业已基本失去相对性的合同权利的让与领域,如票据、无记名车(船)票等的转让中,则采用了自由主义的规则。我国台湾民法第297条则更明确地指出:“债权之让与,非经让与人或受让人通知债务人,对于债务人不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其中的但书,为特殊债权让与的特别规则留有了余地,从而维护了债法体系的完整性和统一性。这一做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二)我国现行规定的检讨及其具体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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