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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论现阶段刑讯逼供的原因及对策
【英文标题】 REASONS OF EXTORTING CONFESSION BY TORTURE AND ITS COUNTERMEASURE
【作者】 刘远【作者单位】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系
【分类】 刑法总则【期刊年份】 1995年
【期号】 6【页码】 37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530    
  
  

刑讯逼供是使用使人肉体承受痛苦和心理承受折磨的方法来逼取口供的野蛮行为。其方式之多,蔚为大观。但总括起来不外两种——使人肉体承受痛苦的方法和使人心理承受折磨的方法,或可分别称为肉刑和变相肉刑。前者如残酷殴打人犯,摧毁其意志,迫其招供;后者如对人犯示以重刑具,使其心理崩溃,畏而招供。这两种刑讯逼供的方法当前都存在。在某些情况下,变相肉刑不过是肉刑的前奏,当前者失灵时,即采用后者;但变相肉刑又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有些人犯,只须采用变相肉刑即可招供(以上所谓“招供”包括真供与假供两种情况)。

当前在司法实践中发生的刑讯逼供现象,并非千篇一律,如果从发生的动机和目的上来看,明显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司法人员出于对国家和社会利益负责的态度,为了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在按照正当法律程序和手段不能收集到案件证据或不能查寻到案件线索的情况下,采取与国家法律规定相悖逆的刑讯手段逼取口供,试图以较小的代价(即对人犯合法权利的非法侵害)来获取关于刑事案件的较大收益(即对国家和社会利益的有效保护)。此类刑讯逼供现象,实质上是人犯利益同国家和社会利益发生冲突而不可兼得的困境下不得已舍前者而取后者。比如,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犯或被告人确实犯有罪行,但在法定期间内难以收集到充分的证据,或虽已收集到充足的证据,但由于意外而使证据灭失,同时这种灭失是不可挽回的。在上述情况下,为了追究人犯或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保护国家和社会利益,采取刑讯逼取口供。

另一类是司法人员出于对工作极不负责任,或者官僚主义严重,或者发泄个人情绪,或者图省事取便,或者出于行为定势,为了应付自己的工作任务,在按照正当法律程序和手段即可获取案件证据或案件线索的情况下,视人犯或被告人的合法利益为儿戏,把刑讯作为办案的主要手段甚至是唯一手段,动辄刑讯逼供。这类刑讯逼供现象,实质上是人犯利益和国家社会利益不发生冲突或虽发生冲突而有调和的现实可能的情况下滥用刑讯手段,把它们根本对立起来。这类现象在司法实践发生的刑讯逼供中,是主要的方面。

对当前刑讯逼供现象的这种基本认识是我们研究刑讯逼供的依据和前提。在一些文章中,只看到刑讯逼供的第二类而看不见第一类,或者相反,都是对客观事实的片面概括,都不是实事求是。

刑讯逼供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单从物质的或意识的方面,难以全面揭示其真正原因。本节主要对现阶段刑讯逼供的普遍性的原因即共性进行探讨,兼就上述两类不同的现象分别加以阐释。爱法律,有未来

第一,物质条件的有限性是现阶段刑讯逼供现象存在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社会现象的终极原因必须从一定历史阶段的物质关系中去寻找。首先,侦查手段的有限是产生刑讯逼供的直接原因。侦查手段是刑事技术的主要载体。纵观法律史,可以说刑讯逼供往往与落后的侦查手段紧密相联。侦查手段的落后,直接导致口供在刑事证据制度中地位的显赫。正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人权意识的日益发达,刑讯手段才逐渐被排除在台法的侦查手段之外。侦查手段的有限或落后造成维护国家和社会利益与保障个人权利的矛盾,司法人员在无技可施时,疑好借助于刑讯手段,唯有如此才能获取最易获取的证据——口供。其次,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对现阶段刑事司法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价值规律客观上要求劳动力的价值与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相适应。但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还不高,加上改革中新旧体制转换时期利益分配机制方面的弊端,社会分配明显存在不公现象,表现在司法机关,就是司法人员的工资待遇不能公正地体现他们在办案实践中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花时间、动脑筋研究如何依照法定程序和手段收集证据,比简单粗暴地用刑讯手段逼取口供要付出多得多的社会必要劳动,而这部分劳动在物质利益分配中没有得到相应补偿。“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差一个样”,因此,这种必要的物质激励机制的缺乏就无法推动司法人员严格依法办案的积极性,无法推动刑事侦查技术的迅速进步。在这种物质条件下,即使司法人员具有较强的责任感和工作能力,也难以摆脱价值规律的作用和影响,要求司法人员个个具有全国劳模般的思想政治水平是不切实际的,更何况当前有的司法人员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并不算强。

第二,司法人员当中的主观唯心主义是现阶段刑讯逼供现象存在的哲学根子。

主观唯心主义遵循从思想和感觉到事物的认识路线。表现在司法工作中,就是先入为主,主观臆断。现阶段刑讯逼供仍然保留着其固有的特点,即它发生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中。并产生不同的后果。第一种是被刑讯者确实实施了犯罪,当刑讯的强度超过其心理承受能力时。他便招认犯罪事实;第二种是被刑讯者确实没有犯罪,而当刑讯的强度超过其心理承受能力时,他便招认自己有罪。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精辟地阐明了这一点:“拷问同用火或开水来考验之间的唯一区别就是:前者的结局取决于被告人的意志,而后者的结局单纯取决于身体和外部情况。……疼痛的感觉达到这样的程度:它掌握了整个人,它留给受拷打的人的自由,只是选择在该瞬间能使他不受痛苦的最好办法。忍受不了痛苦的人,为了希望结束这种痛苦,便招认自己有罪。有罪的人和无罪的人的任何区别,由于专门用来判明这种区别的手段而消失。”[1]刑讯逼供的提倡者和实行者正是把刑讯手段的部分有效性视为灵丹妙药,以部分代替整体。在实际办案中,由于有时利用刑讯手段所取得的口供经查对是真实的,就把这种偶然性联系当作必然性看待,认为刑讯手段是“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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