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政治与法律》
论政治参与
【副标题】 一个初步的法理分析【英文标题】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作者】 肖世杰【作者单位】 广州大学
【分类】 其他【中文关键词】 政治参与;含义;权利;义务;归类
【文章编码】 1005—9512(2008)12—0046—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8年【期号】 12
【页码】 46
【摘要】

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实在政治现象或理论形态,政治参与具有久远的历史,但其具体内涵至今远非得到人们的一致认同。中共十七大报告为我们进一步理解政治参与的含义与法理特征提供了全新的理论指导。尽管构建一个民主文明的政治国家离不开广大具有政治美德的公民,同时公民在参与政治活动时仍需怀持应有的道德伦常水平,但所有这些均不足以动摇政治参与在法理上作为公民一项基本权利之根本的伦理地位,“功效理性”不可逾越“价值理性”之规诫。为深入理解政治参与的法律性质和法理地位,我们可以从分类学的意义上基于权利维度理解其多重性征。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0157    
  
  在200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大会议报告中,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战略方针,并明确提出要“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以及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以充分“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等。报告可谓言简意赅,精炼的语言中包含着丰富的政治哲理。十七大报告的这段论述,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和理解政治参与的含义与法理特征提供了全新的理论指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政治参与的一般含义
  “政治参与”这个名词,尽管其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可以同与其紧密相关的民主理论一样年代久远,特别是在民主政治盛行全球的当代社会中,它更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词。不过,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对于“政治参与”内涵的界定,却是一个至今令人无法得出一致结论的问题。而且,更为复杂的是,人们可以基于不同视角对其作出许多种不同的阐释与界说。[1]它有时既包括参与者的主观态度,又包括客观的参与行为,有时仅仅指客观的行为;而当仅指客观行为时,有时单指政治人的参与行为,有时还包括一般公民的参与行为;当单指一般公民的参与行为时,有时既包括公民的直接参与决策的行为又包括间接影响决策的行为,有时则仅指其中的一种行为;有时指政府领域内的参与行为,有时也涉及政府领域外的参与活动;当指一般公民影响政府领域内的参与行为时,它更依违于合法的与非法的、个体的与团体的、有效的与无效的、自发的与动员的行为之间,等等。[2]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基于代议制民主的视野和立场,许多学者仅将政治参与行为界定为投票行为,并认为它与公民参与含义不同。如我国便有学者认为,政治参与和公民参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政治参与是在代议制政治中,公民参与投票选举等政治活动。而只有公民参与才是公民直接介入政府管理和公共政策的过程。即具有共同利益、兴趣的社会群体,介入政府涉及公共利益事务的决策,或提出意见与建议的活动。[3]
  不过,随着学者们在经验领域对政治参与研究的深化,政治参与的含义也便随之而得到拓展。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著名学者亨廷顿等人就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对政治参与进行了界定,他们认为政治参与不应限于投票行为的狭窄意义,而应广泛包括竞选活动、政治讨论、接洽官员等所谓的公民参与活动。它不仅应注意投票的行为,而且应关注个体与政治系统之关系的基本向度。[4]不过,这个界说还不是最具影响力的界说。更受学者瞩目的界说来自一个以著名政治学家维巴和尼尔领衔的团队的研究结论。该结论认为,政治参与是指“一般公民或多或少直接以影响人事甄选或政府活动为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合法活动”。[5]这个界定至少解决了以下两个在此之前常存争议的论点。第一,按照这个定义,政治参与是指各种影响政府人事或决策的行为,它强调参与行为对政府人事或决策等方面的实质影响,故而不包含所谓的“象征性参与”或“符号性参与”等行为;第二,仅强调参与行为对政府人事或决策、管理等方面的实质影响还不够,该界定还就这种影响的方式做了限定,即仅限定为合法的行为方式而不包括诸如暴动、抗议、叛乱等非法或暴力行为。这种界定尽管难免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但其基本观点却得到了学界很大程度上的认同。此后许多关于政治参与的一些界说,相当部分即建立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正所谓“丸之走盘,横斜圆直,计于临时,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之不能出于盘也”。[6]如上文论及的著名政治学者亨廷顿等人后来对政治参与的含义修正为“一般公民借以用来影响政府决策的有关活动”。[7]我国著名政治学者王浦劬在《政治学基础》一书中也认为,政治参与是指“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作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8]等等。
  从上述关于政治参与的一些界定,我们可以发现,尽管这些界说各存分歧,但却存在一个共同点——即大多集中在政治学的角度对之进行界定,很少从法学的角度予以阐释,而且参与的范围相对狭窄。也就是说,上述界说只是将政治参与从一般的意义上将其解释为主体的一种行为,而没有说明这些主体在何种意义上具有这种行为的能力,更不能在法理上说明行为主体在政治参与行为上的正当性基础。联系本文开头征引的十七大报告有关论述,笔者认为,尽管报告相关部分措辞不多,但其精练的语言却包含了以下几层重要的意思:第一,报告明确将公民政治参与的范围扩大为“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这在理论上大大拓宽了公民政治参与的广度,将政治参与的对象范围扩大至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等广大领域,而不像如上许多学者所界定的仅仅将其限定在政府人事和政府决策等层面上;第二,报告明确提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以充分“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等。这不仅在法理上阐明了政治参与的法律性质和地位,将政治参与提升为公民的一项权利并予以切实保障,而且也明确赋予了公民政治参与的一系列广泛的权利如选举权、决策权、管理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等等。无疑,十七大报告为我们深入研究政治参与特别是研究其具体内涵以及法理性征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指导,其意义至为深远。报告在理论上将政治参与的范围拓展和延伸到国家与社会的各个领域,将政治参与的内容细化和分解为一系列广泛的权利,不仅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同于其他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而且也充分体现我国宪法的人民民主原则。
  二、政治参与的法理性征
  剔开“政治参与”这个“词”不谈,而让我们去留心“政治参与”之现象即其“物”的存在形态的话,政治参与不应是近代以来的事,它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雅典时代。因此,由是而观,政治参与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形态中,它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根据我国台湾学者郭秋永先生的考察,“政治参与”历来便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的基本观念。[9]第一种是将“政治”设想为稀缺资源(亦即权力)的竞取,政治过程即是政治权力的形成、分配与执行等。相应地,政治参与乃是影响或控制权利分配的一种政治行动。通过这种行动,尤其是竞争性的选举,公民们一方面可以从相互竞争的精英中作出选择,从而赋予其统治权力,使其拥有施政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则可表达其诉求或主张,进而促成选任公职的轮换或罢免,使政治精英不敢忽视或漠视其需求,并确保其应有的回应。因此,政治参与具有保障公民本身的权利、扩大其利益以及赋予政治系统的正当性的功能。这种政治见解即蕴涵着“工具性行动”的观念(participation as instrumental action)。第二种观念乃是将政治理解为一种生活方式,即认为“政治”乃是“人们力图互惠地生活在一起的方式”。这种观念要求公民们经常聚集在一起,就其生活中所发生或即将出现的某些话题进行充分的讨论和协商,并就彼此之间所可能发生的冲突,通过平等的磋商与相互的沟通、理解与宽容,最终达成一致的共识或妥协。依据这种观念,公民们在共同的讨论、决策以及充分的参与过程中,不但能够增进政治知识、孕育公民德行,而且能够培养并强化社群意识或社群归属感和认同感。这种政治见解蕴涵着“交互性行动”(participation as interaction)的参与观念,它注重公民之间的相互教育作用。若将这两种关于政治参与的观念联系法理学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认为,上述第一种见解和权利观念紧密相关,而第二种见解则和义务观念直接关联。我反正不洗碗,我可以做饭
  (一)权利维度的政治参与
  在古希腊与古雅典的政制中,政治参与不仅是每个公民所能享有的一种道德上的权利,而且也是政治生活客观存在的一项实在权利。在希腊政治中,城邦的公民身份被视为自我实现的重要手段,而民主参与和自治既是城邦中公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民实现自由的重要体现。公民们被期望献身和致力于城邦的共同利益,在为城邦的生存或利益而战时所体现的勇敢和自我牺牲是至高无上的美德,同时也是其自身价值与自由之实现的最好手段。
  同样,古代雅典政制一直为民主倡导者(特别是直接民主的倡导者)所称道。古雅典所实行的是直接民主,其根基建立在公民大会直接表决、全民参与的基础上,每个人通过其自身的决策和表决行为,来提高对自由的感受和体验,因为这种参与行为赋予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对于自己的生活以及他周围环境进行控制的能力。而且,公民的自由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和决策而得以实现的。
  及至近代,政治参与不再和古希腊与古雅典那样仅是公民实现自由的一种手段,而被逐渐发展和抽象为人民主权原则下的衍生物,是主权在民思想的集中体现。
  启蒙运动先驱、古典自然法学派的杰出代表、英国思想家洛克主张,在政治社会产生之前,人类生活在自然状态之下。在这种自然状态中,人们之间彼此是平等而自由的,但由于人类利己的天性又导致人们的自然权利处于不安定的危险之中。为了保护人们的权利免受各种侵犯和威胁,于是人们便“愿意放弃一种尽管自由却是充满着恐惧和经常危险的状况”,[10]相互订立契约,把在自然状态中所拥有的自然权利让渡给社会,“交由他们中间被指定的人来专门加以行使;而且要按照社会所一致同意的或他们为此目的而授权的代表所一致同意的规定来行使”。[11]洛克认为,立法和行政权力的原始权利即产生于此,政府和社会也产生于此。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的同意和委托,政府成立的目的是保障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不受他人(当然也包括政府)的非法侵犯和威胁,因此,如果政府背离了人民的委托而滥用权力,人民便有权进行反抗。立法权是国家中的最高权力,“其余一切权力都是而且必须处于从属地位”,但是立法权同样只是“为了某种目的而行使的一种受委托的权力”,当人民发现立法行为与他们的委托相抵触时,“人民仍然享有最高的权力来罢免或更换立法机关”。[12]总之,在洛克看来,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政府只是受人民的委托来行使保护其生命、自由与财产的权力。一旦政府或立法机关有违于人民的委托而不能履行其委托责任或对人民的权利构成侵害时,人民便享有反抗或更换代表的权利。因为决不能设想,“社会的意志是要使立法机关享有权力来破坏每个人想通过参加社会而取得的东西,以及人民为之使自己受制于他们自己选任的立法者的东西”。[13]因此,通过其所倡扬的人民主权理论,人民所应获享的政治权利在洛克思想中自然得到了落实。
  近代对政治参与理论阐述最为透彻的当数著名思想家卢梭。如果说洛克在《政府论》中对人民在政治参与权利的阐述上还较为隐讳的话,则卢梭在其代表作《社会契约论》中对政治体制的深刻阐释以及对公民政治参与权利的明确倡扬可谓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卢梭认为,自由是人类所应具有的最高价值,而自由的概念首先必须建立在政治参与之上,除非每个人通过参与行为作出具有社会责任的行为,否则便不存在保障其自由的法律,也无法形成所谓的“公益”(general will)或体现正义的法律。而正是这时,个人的自由也就不复存在了。西塞罗说,为了自由,我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北大法宝,版权所有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120157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