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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海峡法学》
对我国刑事赔偿范围基本框架的理性解读
【作者】 谭金生【作者单位】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刑事赔偿;范围;基本框架;解读
【文章编码】 1674-8557(2013)03-0104-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3年【期号】 3
【页码】 104
【摘要】

我国刑事赔偿范围的基本框架是肯定性列举和否定性列举相结合的单一列举模式。《国家赔偿法》第三章第一节中的肯定性列举与否定性列举不是对等的并列关系,而是递进关系,即第19条是第17、18条的例外规定或者补充说明,相当于《刑法》第13条中的“但书”。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9285    
  
  刑事赔偿范围是指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害,依法应当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刑事赔偿范围的大小直接决定受害人取得国家赔偿权利和国家承担赔偿义务范围的大小,是判断国家是否“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指标,直接体现了国家政治民主程度以及法治文明水平。{1}刑事赔偿范围历来是理论研究的热点,也是司法实践的难点,合理解读刑事赔偿范围基本框架,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刑事赔偿范围有两层含义:一是刑事司法行为侵害的客体范围;二是刑事司法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国家赔偿法》是在第一层含义上使用,本文也是从第一层含义进行分析。
  一、刑事赔偿范围的基本框架分析
  学理上普遍认为,我国国家赔偿范围的基本框架是列举式规定和概括式规定相结合的混合模式,{2}87-88刑事赔偿范围作为国家赔偿范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框架也被认为是混合模式。
  列举式规定是指在立法上逐一列举应当或排除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损害事项,即肯定性列举和否定性列举,也称积极事项和消极事项,{3}152主要体现在《国家赔偿法》第三章第一节条文中。肯定性列举,主要根据刑事司法行为侵害的客体—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分类,结合客体受到损害的具体类型,列举应当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损害事项。第17条从人身权损害角度,列举了五项:一是“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的,或者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但是拘留时间超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时限,其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二是“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三是“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四是“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五是“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第18条从财产权损害角度,列举了两项:一是“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二是“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罚金、没收财产已经执行的”。否定性列举,主要从造成损害发生的原因角度,逐一列举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即免除国家赔偿责任的抗辩事由。第19条列举了六种抗辩事由:一是“因公民自己故意作虚伪供述,或者伪造其他有罪证据被羁押或者被判处刑罚的”;二是“依照《刑法》17条、第18条规定不负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的”;三是“依照《刑事诉讼法》15条、第142条第二款规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的”;四是“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五是“因公民自伤、自残等故意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六是“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概括式规定是指对国家赔偿范围作出原则性规定,为其提供基本判断准则,但不具体说明哪些情形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例如《日本国家赔偿法》第1条第(1)款,[1]《韩国国家赔偿法》第2条,[2]都是概括式规定。在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国家赔偿法是否有概括式规定分歧很大,核心在于第2条到底是不是概括式规定?《国家赔偿法》修改前,理论界从完善国家赔偿制度的善意角度,普遍认为2条是概括式规定,{4}184-185即“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认为其主要功能有两个:一是“违法行使职权”概括了致害行为的性质,使国家赔偿范围有了很大的解释空间;二是在损害结果维度上界定了国家对“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增强国家赔偿范围的可解释空间。但是,实务界对此并不认同,因为如果承认第2条是概括式规定,那么国家赔偿范围毫无疑问将扩大,并与立法本意相违背。此外,在错案责任追究的重大压力之下,实务界不可能有意愿和动力支持这种共识,因此,有分歧是必然的。有鉴于此,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决定》对此作了重大修改:删除该条“违法”一词,并以“有本法规定的……情形”加以限定,从而消除“违法”一词带来的弹性和可解释空间,即从致害行为角度看,国家赔偿范围仅限于“本法规定的……情形”,这似乎在某种意义上支持了实务界的观点。
  由于修改后《国家赔偿法》的2条已经没有太大的弹性和可解释空间,是否将其做为概括式规定的讨论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因此,对国家赔偿范围概括功能的争论也已基本停止。就刑事赔偿范围而言,已经由该法第三章第一节的具体条文进行了相应的规定。因此,我国刑事赔偿范围的基本框架已经转化成肯定性列举和否定性列举相结合的单一列举模式。
  二、肯定性列举与否定性列举的关系
  如前述,我国刑事赔偿范围的基本框架是肯定性列举和否定性列举相结合的单一列举模式。从形式逻辑看,应当能够清楚地划定刑事赔偿范围:非肯定性列举应当等于否定性列举,非否定性列举应当等于肯定性列举,不应该存在“第三领域”{5}14或“灰色地带”。{6}279然而,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围绕刑事赔偿范围的争论非常多,并招致很多学者的批判。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现有刑事赔偿范围的基本框架不利于实践操作,原因在于肯定性列举与否定性列举之间存在灰色地带或第三领域,赔偿与否没有明确规定。此外,否定性列举规定中有“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这一开放性的兜底条款,而肯定性列举规定中却没有,导致刑事赔偿范围界定的周延性不够。{7}客观地说,这些批判有部分合理性,确实存在一些应当给予赔偿而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形。但是,有些争议其实是法律解释不当造成的。因此,准确理解《国家赔偿法》第三章第一节规定,即第17、18条(肯定性列举)与第19条(否定性列举)之间的关系,对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意义十分重大。卧槽不见了
  《国家赔偿法》17条和第18条分别就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依法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的情形作了具体列举,属对等的并列关系应无疑问。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第17、18条与第19条之间的关系。对此,沈岿教授基于修改前《国家赔偿法》2条是概括式规定的立场,假设了三种解释方案。{4}185-189方案一:肯定性列举为“虚”,否定性列举和概括式规定为“实”。对此,杨小君教授认为{8}14-15:第一,《国家赔偿法》对赔偿范围的界定不能依靠肯定性列举和否定性列举相加而得。。在肯定性列举和否定性列举之间存在一个未明确规定的“第三领域”。第二,这个“第三领域”是否应纳入赔偿范围,就得依据概括式规定来确定,而概括式规定本身是肯定性的,“把否定列举中没有被否定掉的行为、权益、事项等统统纳入了国家赔偿的范围。”第三,《国家赔偿法》中的肯定性列举,在混合模式中,应当是举例和导向作用。沈岿教授对此有不同意见,认为这种解释明显有扩大国家赔偿范围的意向和价值取向,在总体上或许对受害人有益。然而,从现行《国家赔偿法》的列举式规定内容看,若否定性列举为“实”、肯定性列举为“虚”,凡未明确在否定性列举范围之内的情形,都可通过2条规定,将其归入国家赔偿范围的话,将会得出与立法本意相悖的结论。方案二:概括式规定为“虚”,列举式规定皆为“实”。由于概括式规定较为原则和抽象,在确定其具体含义方面,还需要通过法律文本中的列举式规定进行配套的限定性解读。对此,皮纯协教授进一步解释:“我国《国家赔偿法》除在2条中对国家赔偿范围作了概括规定外,又在第二章第一节中对行政赔偿事项范围作了详细列举。列举的法律效果有二:一是明确具体赔偿事项的范围,便于实际操作,以减少纷争;二是对第2条概括规定予以限制,将行政赔偿事项范围仅限于侵犯人身权与财产权的违法行政行为上。”{2}90由此,《国家赔偿法》中的肯定性列举和否定性列举,都有进一步厘定概括式规定的作用。《国家赔偿法》2条中与国家赔偿范围相关的两个有待解释的问题:(1)哪些是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原因维度),(2)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哪些合法权益、造成哪些损害(结果维度),都要通过挖掘肯定性列举和否定性列举的意义来解决。沈岿教授认为,这种方案在赔偿实务中较为流行,但却是机械、过分保守的,而且在事实上把《国家赔偿法》2条的概括式功能彻底虚化了,使其在法律解释中没有实际意义可言,不利于在没有明显违背立法本意的前提下,顺应时势需要适度地扩张法定的赔偿范围,从而满足赔偿请求人正当的损害赔偿请求。方案三:发挥概括式规定适度的拾遗补缺作用。这是一个折衷方案,力图在“方案一”和“方案二”之间,探索出第三条道路,即在司法实务部门的“三步法”基础上,综合运用法律解释方法,既实现列举式规定适度的范围界定功能,又实现第2条概括式规定适度的拾遗补缺意义。
  沈岿教授对方案一的批评是正确的,因为这种方案将导致国家赔偿范围明显超出了立法本意。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胡康生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草案)>的说明》中明确指出,民事、行政审判中的错判赔偿、军事赔偿以及国有公共设施的致害赔偿,都不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9}405而按照方案一解释,它们应当都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沈岿教授对方案二的批评有待商榷,基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执法队伍素质和能力有待大幅提高的现实考量,赔偿实务部门严格执行国家赔偿法第三章第一节的规定本身无可厚非,那种希望进一步扩大赔偿范围的意愿虽然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这种解释导致与立法本意相违背,就应该予以否定。方案三的初衷是希望利用修改前《国家赔偿法》2条,适当解决刑事赔偿范围过小的问题,对落实宪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立法精神具有促进作用,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的情况下,这一做法执行起来显然还有很大障碍,因此具有一定的实践局限性。
  其实,上述三种解释方案都有借助修改前《国家赔偿法》2条达到扩大赔偿范围的意图,但却有可能造成赔偿范围过度扩张,与立法本意有根本冲突,因此并不可取。就刑事赔偿范围而言,这些解释方案还忽略了一个关键性问题:第17、18条与第19条之间的关系。基于修改后《国家赔偿法》2条已经没有太大的弹性和可解释空间,其概括功能基本丧失的现实情况,在研究刑事赔偿范围基本框架时,已经无需考虑,起决定作用的是第171819条的具体内容。因此,准确界定刑事赔偿范围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理解《国家赔偿法》17、

  ······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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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瓮怡洁.论我国刑事赔偿的范围[J].刑事司法论坛,2009.

{2}皮纯协,冯军.国家赔偿法释论(修订本)[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

{3}马怀德国家赔偿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4}沈岿.国家赔偿法原理与案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5}高家伟.国家赔偿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杨小君.国家赔偿法学[M].北京:工商出版社,2000.

{7}张红艳.对刑事赔偿范围的理性审视与反思[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

{8}杨小君.国家赔偿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9}江必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条文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

{10}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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