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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海峡法学》
我国作证豁免制度的建构模式与路径
【作者】 王君炜【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作证豁免;同案嫌疑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不起诉;权利保障
【文章编码】 1674-8557(2013)03-0097-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3年【期号】 3
【页码】 97
【摘要】

作证豁免在获取特殊重大犯罪案件的关键证据,查明案件事实等方面具有现有的刑事司法制度所无法代替的价值。作证豁免不同于诱供,它有利于缓解我国目前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因而具有正当性。此外,作证豁免制度的建立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和参考样本,并与现行法律发展的趋势相契合,因而具有可行性。作证豁免制度包括了对作证的同案嫌疑人的不起诉制度和对作证的同案嫌疑人的保护制度等刑事诉讼法律制度。对作证豁免的立法应当采取分散式模式,在起诉程序、证据制度等中分别规定作证豁免制度的相关内容。作证豁免制度的建构应当先由各地的司法机关开展改革试验,并由立法机关在较为成熟的时期推进作证豁免的制度化。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9286    
  
  作证豁免制度,是指“国家为取得某些重要的证据或比较重大案件的证据,或者为追究首恶分子的严重罪行,对同案或其他案件中罪行较轻的罪犯作出承诺,如果他们放弃拒证权而提供某些关键的证据,将不再对其进行刑事追究”。{1}430作证豁免制度中的证人,其实就是同案犯罪嫌疑人,即所谓的“污点证人”。为更好地打击特殊的重大犯罪,许多法治发达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污点证人”在德国被称为“王冠证人”,在我国台湾地区被称为“窝里反证人”,在英国和我国香港地区称为“边缘被告人”。{2}262-263我国大陆地区立法中没有规定“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但在实践中却存在着类似作证豁免的司法行为。因此,作证豁免制度在我国已逐步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探讨。在我国是否有必要和可能建立作证豁免制度,应当以什么路径及何种模式进行构建,需要通过进一步的研究予以明确。
  一、建立作证豁免制度的必要性
  我国现行法律并未规定作证豁免制度。但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为了更有效地指控贿赂犯罪、有组织犯罪等重大犯罪,往往采取选择起诉的策略,利用同案犯罪嫌疑人的证言对主犯提出指控,而对该同案嫌疑人的部分或全部罪行作出不起诉处分。这种没有法律依据的司法行为反映了我国建立作证豁免制度的紧迫性。在我国贿赂犯罪、黑社会犯罪等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作证豁免制度可以发挥现有的刑事司法制度所无法忽视的价值。同时,建立作证豁免制度可以对实践中存在的利用同案嫌疑人的证言指控犯罪的职权行为予以规范,以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建立作证豁免制度的必要性具体可以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指控特殊重大犯罪
  在职务犯罪等特殊类型的重大案件中,犯罪行为大多极为隐秘,犯罪手段极为复杂,如果没有直接参与案件并知悉案情的人协助,即便掌握了相关的犯罪线索,也很难获得指控犯罪的证据。我国现行的侦查措施主要是针对普通犯罪的特点设置的,致使特殊犯罪的侦查工作常常陷入困境。在现有的制度和条件下,对于特殊重大犯罪的惩处往往依赖于四种措施和制度:纪检监察部门的非诉讼措施、自首与立功制度、酌定不起诉制度和技术侦查措施。尽管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案件、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等重大的特殊犯罪案件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但侦查技术设备不到位、科技含量不高,技术侦查人才不足等问题使得技术侦查在一定时期内难以满足指控相关重大犯罪的需要。纪检部门的非诉讼措施主要针对的是包括贪污贿赂犯罪在内的职务犯罪。这种非诉讼措施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一方面,纪检部门属于党的组织机关,办案范围仅限于具有共产党员身份的公职人员的职务犯罪。另一方面,纪检部门办案依据的是党的纪律处分条例,没有相应的法律予以约束,在办案过程中容易出现职权行使的不规范。而自首和立功制度以及酌定不起诉制度则不能完全消除同案嫌疑人作证的思想顾虑,难以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3}作证豁免制度弥补了自首和立功制度的不足,通过明确同案嫌疑人作证后的相关处理,打消作证的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顾虑,使其有效地作为控方证人指证其所牵连的犯罪行为和共同犯罪人。
  (二)规范检察机关的职权行为
  在现代刑事诉讼中,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设置除了实现惩罚犯罪的目的外,还强调对诉讼当事人和参与人的权利保障。而权利保障的实现,离不开对于职权行使的有效规范。{4}我国现行立法虽未明确规定作证豁免制度,但司法机关利用同案犯罪嫌疑人证言指控犯罪的情形并不少见。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事实上的“污点证人”作证。由于立法对同案犯罪嫌疑人转为证人适用的案件范围、条件以及同案嫌疑人作证后的处理并未明确予以规定,不同的检察机关在处理作证的同案嫌疑人的问题上存在不同的做法。如在被称为“中国污点证人第一案”的“四川綦江彩虹桥案”中,綦江县委副书记林世元和工程施工承包人费上利皆因作证而有部分罪行被免于起诉。而在韩永万贩毒组织走私、贩卖、运输毒品一案中,同案嫌疑人杨新能、杨清效的证言使得检控方得以成功指证贩毒集团的主犯韩永万,但二杨却并未因作证而获得减轻处罚,均被判处死刑。不同的案件中,同案嫌疑人作证的处理结果大相径庭,从个案的角度来看容易导致同案嫌疑人拒绝与国家合作;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则有违司法诚信,会导致国民丧失对司法的信赖,妨碍司法公信力的建立。如果没有设置规范的作证豁免制度,一方面为获取同案嫌疑人的证言而对罪行较轻的共犯予以豁免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另一方面无法对检察机关获取同案嫌疑人证言的行为进行规范,容易导致取证行为的恣意,侵犯作证的同案嫌疑人的权利。
  二、作证豁免制度的正当性与可行性
  (一)作证豁免的正当性
  作为一种特殊的取证手段,作证豁免在获取特殊重大犯罪案件关键证据,查明案件事实等方面存在重要价值。对此,实务部门及学者普遍予以了肯定。但也有部分学者对于作证豁免的正当性提出了质疑,认为作证豁免是一种不正当的取证手段。有学者认为,作证豁免其实是我国法律严格禁止的诱供。所谓的“污点证人”在获得检察人员“豁免其罪”的许诺后,更会迎合检察人员的意旨,“自愿”地“作证”。因此应该坚决摒弃所谓“污点证人”作证豁免的做法。{5}
  笔者认为,对于作证豁免正当性的质疑实际上经不起推敲。作证豁免与诱供存在本质上的差别。诱供是指“讯问中侦查人员向犯罪嫌疑人许以无法兑现或不准备兑现的好处或利益,以诱使其承认罪行的一种讯问方法”。{6}《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根据该条规定,诱供是一种非法取证手段,为法律所禁止。而作证豁免是一种侦查和起诉策略。在不违反法律之明确规范,不违背公诉权行使之公益原则,不背离检察官之客观公正义务,不妨碍被告方辩护权有效行使的情形下,检察机关适当灵活运用侦查策略和公诉策略,既是正当的,也是有必要的。{7}188-192诱供和作证豁免都是通过许以某种利益来获取犯罪嫌疑人陈述。但作证豁免所许诺的利益可以兑现。而诱供则无法兑现或不准备兑现。如果明确规定了作证豁免制度,可以依法对作证的同案嫌疑人的部分或全部罪行予以豁免。
  (二)我国建立作证豁免制度的可行性
  首先,作证豁免制度的建立具有很强的现实基础。对于检察机关而言,尽管放弃了对同案嫌疑人一定的刑罚权,但却换取到指控其他共犯甚至是主犯的有力证据,国家刑罚权的实现在总量上没有受到削减;而同案嫌疑人则通过协助检察机关指控其所涉犯罪的其他共同犯罪人得以部分或全部罪行免受刑事追诉。因此作证豁免“在实质上是国家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一纸双赢契约”。{8}
  其次,作证豁免制度的建立具有很好的参考样本。作为作证豁免制度的先行者,法治发达国家的立法范例和实践经验固然对建构我国的作证豁免制度有许多可供借鉴之处,但适合一个国家的法治并不是一套抽象的无背景的原则和规则,它必须符合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与实际。{9}6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程序深受与大陆地区同源的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与大陆地区在文化渊源和法律传统上一脉相承。台湾地区的“证人保护法”在第十四条中规定了所谓“窝里反证人”的作证豁免制度,并且在实践中有许多运用作证豁免成功指控犯罪的典型案例。这充分说明在西方盛行的带有浓厚的“交易”色彩的作证豁免与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理念并不冲突,可以为广大民众所接受。
  再次,作证豁免制度与现行法律制度的发展趋势相契合。作证豁免的前提是,犯罪嫌疑人可以作为证人作证。因此同案嫌疑人的证人资格需要予以明确。根据我国证据学理论,证人必须是当事人以外的诉讼参与人,与本案审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不应该成为证人。{10}具体到作证豁免中的同案嫌疑人,其与案件处理结果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在关系自己生命自由财产等重大利益的关键时刻,污点证人为求自己的解脱或少受损失,诬陷他人,转嫁罪责的可能也难免存在,如没有旁证证实其言词的真实性而予以采纳的话,司法机关很可能会掉入污点证人的圈套”。{11}因而在我国,犯罪嫌疑人不能作为证人参与控诉机关对其他犯罪人的指控。但事实上,否认同案嫌疑人的证人资格并没有直接的法律依据,且不符合刑事诉讼法律制度发展的趋势。《刑事诉讼法》第六十开弓没有回头箭条对证人资格作出了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根据该条规定,同案嫌疑人并不属于刑诉法明确规定的不具备作证资格的人。事实上,现在各国基本上都倾向于不对证人资格作出限制,原则上任何人都有出庭作证的资格。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增加了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警察可以作为控方证人出庭作证,表明《刑事诉讼法》对证人资格扩张的趋势,是对传统的当事人不具备证人资格理论的直接否定,也为解决作为当事人的同案嫌疑人作证资格的问题提供了依据。事实上,同案嫌疑人与案件的利害关系尽管会影响其证言的证明力,但是不应当影响其作证资格。其证言的证明力可以通过庭审中对控辩双方进行质证由法官进行判断。
  三、作证豁免制度的立法模式
  作证豁免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较为发达和完善。诸多学者对其先进立法经验的探索为我国作证豁免制度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作证豁免制度的建立应当明确作证豁免制度所应当规定的内容,并结合现有的刑事诉讼制度,寻找与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相适应的作证豁免立法模式。
  (一)作证豁免制度中的职权规范问题
  1.作证豁免的适用范围
  作证豁免的适用范围包括适用的案件范围和对象。对于作证豁免制度的适用范围,有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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