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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科学》
对传统犯罪既遂定义的异议
【英文标题】 A Challenge to the Traditional Definition of Committed Crime
【作者】 侯国云【分类】 刑法总则
【中文关键词】 犯罪 犯罪既遂 犯罪形态【期刊年份】 1997年
【期号】 3【页码】 65
【摘要】

传统观点从刑法分则犯罪既遂模式论出发,把犯罪既遂界定为“故意实施的行为已经具备了某种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本文认为,此种观点存在如下三个问题:一是与现行刑法第20条的规定相矛盾,二是与犯罪构成的理论相矛盾,三是在犯罪既遂的标准上自相矛盾。文章认为,“遂”本为“通”的意思,后来演变为“如愿”,因此给犯罪既遂下定义,不能脱离行为人的目的。文章最后指出:犯罪既遂是指“实施终了的犯罪行为,达到了行为人预期的目的。”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15259    
  
  我国刑法学界,对犯罪既遂的界定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叫“目的说”,认为犯罪既遂是指行为人故意实施犯罪行为并达到了犯罪的目的;第二种观点叫“结果说”,认为犯罪既遂是指故意实施犯罪行为并造成了法律规定的犯罪结果;第三种观点叫“构成要件说”,认为犯罪既遂是指着手实行的犯罪行为具备了具体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1]。近些年来,我国高等院校的刑法学教材,几乎是千篇一律地采用了第三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各种犯罪的刑事责任,都是以既遂犯为标准的,因而,犯罪是否既遂,应当以是否具备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全部要件为标准,而不能以犯罪分子的目的是否达到为标准。据此,他们把犯罪既遂的标准划分为以下三种:一是有些罪以特定的犯罪结果的发生为既遂标准,比如杀人罪是以被害人的死亡作为既遂的标准;二是有些罪是以行为的完成作为既遂的标准,比如诬告陷害罪,只要实施了诬告陷害行为,不论被诬告人是否因此而受到追诉,都是既遂;三是有些罪是以造成某种危害结果的危险状态作为既遂的标准,比如破坏交通工具罪,其行为足以使交通工具发生倾覆、毁坏危险,但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就是既遂。笔者认为,这种关于犯罪既遂的观点,存在不少问题和矛盾,不论在刑法理论、司法实践还是在刑事立法上都有讲不通的地方。故而特撰此文对这种观点提出异议,并就教于刑法学界的同仁们。
  一、“构成要件说”在理论上存在的问题
  (一)前提不真实。构成要件说所以把犯罪既遂界定为“故意实施的行为已经具备了某种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是以“刑法分则规定的各种罪的刑事责任,是以既遂犯为标准的”[2]作为前提的。然而,这个前提却是不真实的。刑法分则规定的所有犯罪并非都是以犯罪既遂作为标准的。比如现行刑法第92条规定的阴谋颠覆政府罪就不是犯罪既遂,它实际上只是犯罪预备。因为处于阴谋阶段的犯罪,尚未进入着手,根本不可能达到既遂。再如刑法第105、107、108、109条规定的犯罪,实际上是犯罪未遂,也不是犯罪既遂。因为这些犯罪均未造成严重后果,即没有达到犯罪分子预期的目的。有的同志认为,既然不是犯罪既遂,刑法分则为什么会规定独立的法定刑呢?因为按照刑法总则的规定对犯罪预备、犯罪未遂可以比照犯罪既遂从轻或减轻处罚,因而也就不能再对犯罪预备和犯罪未遂规定法定刑了。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虽然刑法总则规定对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但它并未强调,对预备犯和未遂犯就不能专门规定法定刑。这与刑法对主犯、从犯刑事责任的规定是一个道理。现行刑法第23条第2款规定:“对于主犯,……应当从重处罚”;第24条第2款又规定:“对于从犯,应当比照主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但刑法分则有些条文中既对主犯规定了法定刑,也对从犯规定了法定刑。比如现行刑法第122条规定:“伪造国家货币或者贩运伪造的国家货币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其第2款又规定:“犯前款罪的首要分子或者情节特别严重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这一规定表明,当发生伪造货币的共同犯罪时,第2款的法定刑适用于主犯,第1款的法定刑适用于从犯。这样规定,并不是毫无意义的重复,而是为了强调对主犯或从犯的特别处罚。同样道理,当刑法需要强调对某种预备犯或未遂犯特别处罚的时候,也可以直接规定法定刑。比如刑法第92条规定的阴谋颠覆政府罪,由于其社会危害性特别严重,虽然是犯罪预备,也应给予严厉的惩罚,所以该条就对其专门规定了较重的法定刑。刑法第105、107、108、109条对放火、决水、爆炸、破坏交通工具、破坏交通设备、破坏电力煤气设备等犯罪未遂形态也直接规定了法定刑,这是出于对公共安全的特别保护,也是十分必要的。仔细分析还可发现,上述条文对这些犯罪预备、犯罪未遂规定的法定刑,比一般情况下对预备犯、未遂犯比照既遂犯所处的刑罚要重一些,因为有了这样的直接规定,就杜绝了对此类预备犯、未遂犯减轻或免除处罚的可能。刑法分则对个别严重的犯罪预备和犯罪未遂直接规定法定刑,不但在法理上讲得通,而且是保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特别需要。因此,以刑法总则有关于对预备犯、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的规定为由,认为刑法分则就不能对预备犯、未遂犯再专门规定法定刑的说法,是不准确的,而认为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都是以犯罪既遂为标准加以规定的,就更不准确了。
  (二)理由不充分。传统观点在给犯罪既遂下定义时,很少讲明理由。个别著述虽然讲了理由,但也十分简单。无非是说,只有“构成要件说”才能涵盖所有既遂犯罪,而“目的说”和“结果说”都不能涵盖所有的既遂犯罪。例如有的教材指出,如果把行为人是否达到预期的犯罪目的作为判断一切犯罪是否既遂的标准,就不够全面。“因为有些犯罪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某一犯罪行为,即使没有达到犯罪的目的,从法律上看,也构成了既遂。……还有些犯罪,并不要求具体的犯罪结果,只要实施了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行为,即使行为人预期的犯罪结果没有发生,也是犯罪既遂”[3]。稍加分析即可发现,传统观点在这里并未讲出有价值的、令人信服的理由,而只是简单地用否定别人的办法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把他们的理由归纳起来,也就两条:第一,刑法分则规定的所有犯罪都是既遂形态,第二,其他观点(目的说、结果说)不能涵盖刑法分则所有的既遂犯罪。
  (三)理论不科学。按照《辞海》的解释,“遂”本为“通”的意思,后来演变为“成功”、“顺利”之意,到现代又演变为“如意”、“如愿”。“既”则是“已经”、“已然”的意思。把“既”和“遂”合并起来,当然是“已经如愿”的意思。这就充分说明,“既遂”是与人的愿望、目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给犯罪既遂下定义,就不能脱离行为人的目的。但传统观点在给犯罪既遂下定义时,竟完全脱离了人的愿望和目的,单纯以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为标准。这不但不符合《辞海》对“遂”意的解释,而且与犯罪人的心理状态相矛盾。比如刑法第105条规定的放火罪,虽然没有发生严重的危害后果,犯罪人预期的目的没有达到,但传统观点却认为,因为它符合了刑法第105条规定的构成要件,所以就是既遂。似乎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就是为了符合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这当然是讲不通的。其实,任何直接故意犯罪行为的实施,行为人都有自己的目的,也都有自己要追求的结果,而决不是为了符合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如果行为人事前明知行为实施后只会符合刑法分则规定的构成要件,而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就决不会去实施这个行为。因此,离开行为人的主观目的给犯罪既遂下定义,就不是科学的。
  (四)不利于鼓励犯罪分子中止犯罪。如果犯罪分子在犯罪过程中自动中止犯罪,就会有效的减少犯罪行为对国家、社会以及被害人所造成的损害。因此我国刑法明确规定“对于中止犯,应当免除或者减轻处罚”,以鼓励犯罪分子中止犯罪。但是,按照传统观点给犯罪既遂所下的定义,就会把某些中止犯罪的行为人仍然按既遂犯论处,从而不利于鼓励犯罪分子中止犯罪。比如放火罪,如果犯罪分子在火种撤掉之后被燃物能够独立燃烧但并未烧起的情况下又自动将火扑灭,有效地防止了严重后果的发生,这完全符合刑法关于犯罪中止的规定,理应按犯罪中止论。但按照传统观点,这种情况却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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