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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析“无为政治”
【英文标题】 An Analysis of the Politics of Doing Nothing against Nature
【作者】 范忠信【分类】 法律社会学
【期刊年份】 1987年【期号】 2
【页码】 68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4026    
  “无为”在中国至少有三重含义;首先是作为政治策略或政治观的“无为”,即“无为而治”;其次是作为伦理观的。“无为”,即“不欲不贪”的道德主张等等;最后是作为宗教观念的“无为”,即道、佛两教所提倡的宗教修养之道。本文拟从政治观的角度剖析一下历史上的“无为”主张及学说。
  人们常常以为“无为”仅仅是老庄之流的主张,其实不然。作为政治观或政治学说的。“无为”,几乎是自春秋战国以来各家各派的思想家们都主张的。
  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就提出过“无为”主张。他曾赞颂舜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诗经》中也有“谁能亨(通烹)鱼,溉之釜鬻”《诗·桧风·匪风》)一语。毛传释曰“:亨鱼烦则碎,治民烦则散。知亨鱼,则知治民矣”。这与《老子》所说的“治大国若烹小鲜”如出一辙。素被人们斥为“急功近利”的法家,其实也有主张“无为”的(是否实践另当别论)。商鞅就热衷于谈论“无为”。他主张“国贵少变”(《商君书·去强》);主张“官属少、征不烦、民不劳”(《商君书·垦令》);要“人主处匡床之上,听丝竹之声而天下治”(《商君书·画策》);认为“法详则刑繁,法简则刑省”。 (《商君书·说民》)这些话出于商君之口,的确令人惊异。韩非在解释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一语时也阐发了自己的主张:“烹小鲜而数饶之。则贼其滓;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虚静而重变法。”《世韩非予·解老》)请看,儒、道、法三家在以“烹鱼”为喻主张无为而治这一点上,竟是不谋而合!墨家也有类似的主张,提示“以天志为法,而顺帝之则”,(《墨子·明鬼中》)“治于神者,众人不知其功”(《墨子·公输》)“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墨子·节用上》),也就是以“无为”达到“治平”。至于道家,就不必赘述了。
  秦汉以后的思想家们的“无为”之论更不胜枚举。贾谊、陆贾、王充、董仲舒、魏征、李世民、朱熹、张居正、王夫之乃至近、现代思想家章太、孙中山等,均有明确的“二为而治,”主张。限于篇幅,不赘述。
  一、“无为”岂能达到“无不为”
  我认为,“无为”归根到底, 是一种消极的政治主张,即便被视为“有为”的儒、法两家也是如此,只是消极程度不同罢了。让我们先从“无为”的涵义说起吧。
  的确,对“尤为”不应作面理解。倡“无为”者旨在“无不为”。有两段话比较准确地阐述了“无为”主张的含义。一是司马迁之父司马谈说的。他说:“道家无为,又日无不为,……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论六家要旨》《史说》卷130)另一是《淮南子·原道》的解释:“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也。”就是说,“无为”与“无不为”原是一义两语,从一方面看去是“无所作为”,从另一方面看去则是“无所不为”。为与不为,依事物的自然发展趋势而定。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无为”的含义,让我们先听听有关“无为而治”的美好传说吧!
  据陆贾说:“昔虞舜治天下,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九治国之意,漠若无忧民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制礼作乐,郊天地,望山川,师旅不设,刑悬法格,而四海之内奉供来臻,越裳之君重译来朝……”他因此得出结论说: “道莫大于无为”。 (《新语·无为》)王充也说:“至德纯渥之人,禀天气多,故能则天,自然无为。……无心于为,而物自化,无意于生,而物自成。”他举了天的“无为”的例子:“天道无为,故春不为生,夏不为长,秋不为成,冬不为藏。阳气自出,物自生长;阴气自起,物自成藏。”(《论衡·自然》)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天何言战?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贷》)《列子·黄帝》篇载,黄帝。退而闲居大庭之馆,斋心服形,三月不亲政事,昼寝而梦……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为史家津津乐道的还有汉初的“萧曹之治”,被认为是“无为而治”的典范。据说曹参为相,“一遵萧何约束”,“日夜饮醇酒”,“日饮歌呼”,“无所请枣”,“天下俱移其美”。(《史记·曹相国世家》)。
  这样的美好传说到底是否真有其事?值得怀疑。“无为”虽不是直接教人们无所作为,但很明显,是要人们不要把心思用到创造、作为上去,这叫“无心于为”,“无所为而为。”具体地说,就是要在上者以虚静为本,要无意予兴师动众、劳神费力去兴功利,不要好大喜功,不要有贪欲,不要去想什么新点子,搞什么新名堂。只有等到事物的必然趋势已充分显露之时,才顺应时势作些事情,因天之功,以助人事,这就叫“不为物先”、“不先物为”。这样做的目的,看上去好象并不怎么消极,是企图以此手段达到“为万物主”、“因物之所为,即“无为之为”、“无所不为”的目的。的确,人们要是能象天那样,不勉不励,不声不响,从容不迫地做出许许多多事来,该有多好啊!这就是古人倡导“无为”的最初动因。因为在他们看来,天是人格化了的;在茫茫的苍穹里,有多少天行人事的秘诀存在啊!人们都渴望象“天”那样,以“不动”制“万动”,以“无为”达到“无不为”。在生产力、科学技术尚不发达,人们迫切希望认识“天”的规律,而科学技术还未提供充分的认识工具和方法的古代,产生这种“无为”主张是很自然的。夫妻本是同林鸟
  然而,既然“无心于为”,也就是什么事都不干,却又想要达到“无不为”(事事都做)的治平之境,天下哪有这等便宜事?即使有,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大自然恩赐的、不需要人们的努力便能得致的东西。但这样的便宜事毕竟少得可怜。
  有人说,“无为”主要是对君主讲的,其实古人的真实意图是“君无为而臣有为”,“君无事而臣事事”。我认为,所谓“臣事事”、“臣有为”,照样是在无“为”的框框之中的。第一,官吏治一地、任一职,与君主治一国,其理相通。作“君父”要“无为”,作父母官当然也要“无为”。第二,“臣事事”,事什么事?显然是君主奉行“无为”国策所必须做而分配给臣下去做的那些事,如收税、巡察、考绩、守关、拟诒、封驳、理刑等等。要求臣下们所做的,无非是听取指令,机械地操作,例行公事,无需他们积极创新。谁若想改革弊政,谁就是“有欲”,“有为”,不安分守己。所以,臣要真正“有为”,也是不可能的。
  从上述可以看出:“无为”与“无不为”并不是一回事。这个矛盾,古人总是有意回避。在“无心干为”、“寂若无治国之意”上大做文章。至于怎样通过终日喝酒、睡大觉、弹琴、唱歌来达到“无所不为”的目的,应该采取哪些具体措施,这种逍遥方式在什么情况下才可以达到“无不为”,“无为”与“无不为”有什么必然因果联系等等,他们不是语焉不详,故作神秘.就是避而不谈。于足.所谓“无为而治”就永远只能是一个没有实践根据的政治神话了。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个神话竟传颂了几千年。我敢说,传颂前列那些神话般的故事——虞舜弹琴歌诗、黄帝昼寝而梦、曹参日饮醇酒等等——的人,不是出于愚昧,就是为了骗人。今天轮到我们来打破这些神话了。我们很容易看到:第一,历来被称为“无为而治”的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之治等等,无一不是在较大的战乱或动荡之后,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经济凋蔽的情形下,统治者需要国家安定,人口滋殖,开垦土地,复苏经济才出现的。在此种情况下,即使他们想“刻民自奉”或“大兴土木”也是不可能的。只好无为”。这时的“无为”,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在这种情况下倡导无为,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历史上的无为论者们主张的却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他们主张“泛无为论”。第二,黄帝、虞舜之事假如确有的话,也不可视为“无为”,进而不顾条件背景地予以效法。在人口稀少、民智未开、民风淳朴的远古,这种“无为之治”,从逻辑上讲并不是不可能的。然而到了后来的人口激增、世事纷繁的时代,假若当权者都去喝酒弹琴睡大觉。设想一下,那将会是什么样的局面!
  “无为”虽然可以达到一种“治平”之境,例如文景之治,但是对这种“治平”,一位美籍华人学者作了这样的评述:“这一帝国(指古代中国——本文作者)既无崇尚武功的趋向,也无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的宏愿。它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寒所窘迫,即在《四书》所谓‘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下维持长治久安。”(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版,52页)这是一种低水平的、停滞的(当然不否认局部地发展)、无生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等级分明的“治平”,是一种因循苟且的“治平”。“不饥不寒”难道就是国家的最终目的?在我们看来,随着历史的发展,日益增多的应为之事而无能为,即便“斗米三四钱”、“府库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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