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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评联邦德国对终身自由刑的改革
【英文标题】 Commenting on the Reform of Punishment of Lifelong Imprisonment in the F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作者】 何鹏【分类】 刑法总则
【期刊年份】 1986年【期号】 4
【页码】 57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3987    
  一、新法案的确立
  联邦德国(以下简称西德)新的刑法总则是从1975年1月1日起实施的。自1902年以来对刑法曾提出过无数次的修改草案,进行了全面的修改。“在刑罚部分,无论与旧刑法还是与六二年草案相比,在重视犯罪者复归社会观点方面作了许多引人注目的修改”,[1]如已经实现了“自由刑的单一化”(分为有期与终身)。继1949年废除死刑后,在1981年末又对终身自由刑(即无期徒刑)通过假释(或称“残刑的延期”)的方式进行了改革,公布了第二十次变更刑法法律,并从1982年5月1日起生效。这样,作为西德刑法中最严厉的刑罚方法一终身自由刑,从此也失去了“终身”的绝对意义。
  新的西德刑法典第57条中增加了“a项”条款,对假释的法定条件规定如下:“(1)法院在下列情况下,终身自由刑残刑的执行,在附加保护观察条件下,予以延期:A、刑期已经执行终了十五年;B、受到有罪宣告者按其具体的责任程度,不再要求执行十五年以上的刑罚;C、存在刑法五十七条第一款前段第二和第三项规定的条件(指:“经过考查足资信赖,对受刑人即使不再执行刑罚也不致再进行任何犯罪以及得到了本人的同意”)。此外,准用第五十七条第一款后段的规定(指:“在判断上要特别考虑受刑人的人格、经历、行为情节、执行中的态度、生活上关系以及由于延期执行对其本人所得以期望的效果)。”[2]
  这样,西德就改变了在现行刑法上把假释只限于适用有期自由刑的规定,扩大到了终身自由刑。应当说这是一项比较大的改革,因此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因为迄今为止,只有极少数国家诀别了无期自由刑。如葡萄牙、波兰,最近有意大利。”[3]
  二、改革的经过
  (一)在终身自由刑上的争论
  西德废除死刑在西方国家中是比较早的,同时也被认为是缺乏深思熟虑的。一些人认为,从当时进行的关于废除死刑的舆论调查来看,对于谋杀罪仍有74%的人支持保留死刑,而且这种要求还有增长的趋势(当时中引起不必要的混乱。比如,在谈论到青少年成长的社会环境时,人们心目中首先是指他们从家庭、从学校、从社会所接受的教育,也就是指从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学校老师和亲属朋友那里接触到的社会意识。如果硬要说这里还包括他们所居住街道、他们就读学校的房子以及他们所使用的公共设施等,那岂不成了笑话?可见,在对《环境法》规定的“环境”概念进行说明或解释时,应该使用恰当的名词术语。对《环境法》第3条的正确理解应,当是:本法所指的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天然和人工改造过的各种自然要素的综合体。随着社会化思想的日益普及,也鉴于来自行刑官员方面的呼声(他们认为终身自由刑确有对于人格的破坏作用),使对终身自由刑者实行假释的建议越来越受到重视。对此给予有力的促进的是,1966年被列入联邦议会议程的刑法总则草案(代案)。在“代案”中,既保留了终身自由刑,又提出即使是终身自由刑在服刑十五年后也可以假释的意见。认为如果监禁超过十五年,就会使
  终身受刑人失去对社会的适应可能性,还会陷入严重的精神颓废状态;并且认为这是“在刑事学上没有争议的共同认识”。西德的行刑委员会也认为,恣意地长期监禁,在“法益”保护上也没有必要,相反对于再社会化是有害的。不过他们主张对终身受刑人是否假释,应当在服刑二十年以后加以审查再决定。此外,西德刑法感觉黑人都特别团结修改特别委员会也认为,鉴于执行终身自由刑所造成的各种问题,必须留给受刑人有被假释并再次获得自由的希望。但是他们也提出,考虑到废除死刑的时间尚短,要求恢复死刑的呼声很强烈,目前在法律上如果真要作出对终身自由刑者实行假释的规定在政治上还有困难,从而主张采取更加稳妥的手段,即通过“赦免”制度去解决。针对后面的意见,法学界开展了批判。有的学者从心理学和人类学角度指出,终身自由刑会招致人格的畸型化;有的人指出终身自由刑与刑法概念中的“责任”与“再社会化”含意不相适应;有的人强调终身自由刑是放弃使犯人再社会化,与以“再社会化”为宗旨的行刑目的相对立,是违反《基本法》第1条第一款关于“人的尊严”和“人性”的规定的;有的人提出,刑法211条这种绝对性的规定(指:“谋杀者,处终身自由刑”),是违反刑法中的“责任主义”原则的。特别是罗克逊教授等十四名年轻骨干学者在1970年发表的刑法分则的“代案”中,要求废除对于人格有破坏作用的、非人性
  的终身的自由刑,作为当前的措施应当采用急于废除死刑,主要是出于人们对纳粹法西斯时代死刑被严重滥用的痛恨);废除死刑后的杀人案件并没有明显减少,社会治安仍然是不安定的。有的人甚至认为废除死刑是“感情用事”。这样,为代替死刑这种“排害性”刑罚的另一种具有“排害性”的刑罚就是终身自由刑了。因此在西德刑法38条中明确规定着终身自由刑。不过对于采用终身自由刑也有不少反对意见。从目前看,持反对意见、主张改革者占多数,而主张保留者占少数。持前一种意见的人主张,应当使西德的新刑法体现“再社会化”的要求,即应当使受刑人今后不再犯罪,重新成为社会的一员,使他们“复归社会”。认为终身自由刑是“把本来应当消除的幼芽又移植到自身中去”,“在理论上缺乏首尾一贯性”,即既然强调刑罚的目的在于使犯人“复归社会”,而在刑罚种类上又保留着终身自由刑,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为此,许多人认为,终身自由刑是人所难以忍受的,一切实践经验都证明,其执行的结果会把人变成丧失能力和使人陷于僵死的状态,是“埋葬活人的刑罚”。比死刑还缺少“人性”,而且更残酷。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有早在1912年就曾主张废除死刑的里普曼,他通过对两千名受到终身自由刑判处的人进行实证性的研究试验,对终身自由刑的监禁作用提出了“三阶段理论”。它认为:“经过二十年监禁之后,通常会使犯人十分忧郁地开始进入人格被破坏的第三阶段,主要表现是情欲严重减退,通过毁灭性的监禁,使终身受刑人既无气力又无感情,成为机械,以至成为废人。”[4]于是,他提出应当给予终身受刑人以假释的可能性,使之抱有确实的希望。
  当时,在西德的几个刑法修改草案中(如1956到1962年)都规定假释只能适用于有期自由刑,认为对终身受刑人适用假释,被认为与草案缺少“一般的基础”。这反映着当时的刑罚观报应刑论还占据上风。但是,“必要的”(即必须之意)假释。这样,终身自由刑对于人格的破坏作用成为必须对其改革的主要根据。
  虽然如此,也有少数人对此持反对意见。如以切斯克(Jescheck)为代表的少数学者认为,每个人的人格形成与其说是取决于监禁的时间不如说决定于其本人的人格构成,认为无生活能力是极个别的现象,而且常常出现在监禁初期,从而否定“三阶段理论”。认为“废除死刑应当坚持,但是对于重大犯罪,特别是谋杀罪通过终身自由刑可以从犯人的共同体中排除,至少是一种象征性的排除,这与公众的正义观念是一致的,不能放弃终身自由刑。”[5]有的人则认为,如果考虑到长期监禁会造成“生活不能”、无感觉以及带来精神病,原则上也应服刑二十年到二十五年,然后通过赦免解决。
  我们从上述的争论中可以看到,给予终身受刑人将来再次获得自由的希望(包括假释或赦免),这是大家基本一致的看法。因此,在假释尚未得到统一认识的情况下,对于已经存在的赦免制度被更多的人重视起来。西德在废除死刑以后,“赦免”在适用上受到了很大限制。但是自1976年以来,许多基层组织对经过一定监禁期间的受刑人,依照职权加以审查和赦免的越来越多。对于服刑二十年左右,只要具有良好的“社会事后预测”,一般都给予了赦免。不过,对赦免这个办法也有不少人提出质疑。认为赦免虽然对受刑人能够给他一种“希望”,但这种希望对于终身受刑人来说,毕竟是十分渺茫和不确定的,因此,认为不能以赦免来代替假释。这种看法在一些政治家和新闻记者中有不少支持者。正是在这些方面的影响下,西德的《行刑法》草案第2条规定了:“即使对于终身自由刑的受刑人,再社会化的目标也是正当的。”[6]致使联邦司法部在1974年5月,第十五次变更刑法法律专门委员会所作的草案中,提到服刑十二年到十五年后即可假释的意见。虽然这个提案没有被采纳,但是它对改革终身自由刑的主张进一步引起了广泛共鸣。
  (二)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
  经过上述一系列争论之后,1976年3月,西德的瓦丁地方法院最先以刑法211条第一款(见前)“违宪”为理由,要求联邦宪法法院作出判决。其根据是:第一,终身自由刑是要使犯人从社会中永久地被排除,由此还会带来精神上的破坏,这是违反基本法第1条第一款的规定的;第二,终身自由刑过分地限制了基本法第19条第二款关于保障人身自由的规定,是完全剥夺了人的行动自由中的“本质内容”;第三,把谋杀罪的刑罚规定为绝对的终身自由刑(即第211条),而对故意杀人罪只作了“裁量的”(即酌量之意)终身自由刑(即第212条),如此大的差别,是不符合行为人“个人责任”原则和“正义思想”的,从而也违反基本法第3条“平等原则”。对此,联邦宪法法院通过公判程序,一方面考虑到要求恢复死刑的舆论有所增加,要求解决暴力犯罪问题的呼声甚高,以及有些人要求把有期自由刑的最高期间提高到二十年等情况;另一方面认为,如果把终身自由刑认定为“违宪”,势必会激发公众从保卫自身安全考虑,要求扩大适用“保安监置”这种措施,而这个措施在宪法解释上是争论最大的问题,很容易陷入被动境地。为此,1977年6月21日联邦宪法法院在判决中指出:对当事人的基本权利有着严重侵害的终身自由刑是符合宪法的。同时也确认新增加的假释规定应作为宪法上的义务来执行。在这样的基础上,判决认为刑法211条是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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