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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研究》
环境责任保险与环境风险控制的法律体系建构
【英文标题】 Construc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Insurance and Environmental Risk Control
【作者】 马宁【作者单位】 西北政法大学{教授}
【分类】 环境保护法
【中文关键词】 环境风险;环境侵权;强制责任保险;环境责任保险;纯粹经济损失
【英文关键词】 environmental risk, environmental tort, compulsory liability insurance,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insurance, pure economic loss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1
【页码】 106
【摘要】

保险被视为一类独立的应对环境风险的工具。相较于第一方保险,责任保险在环境风险下具有制度优势,应被视为保险工具内的优先选项。基于夏维尔模型得出的市场机制通常能自发实现责任保险最优效果的结论,在抽象环境风险与具体国情背景下均难以证成,强制保险模式因此成为必然。环境责任保险的价值实现对外主要受制于保险人对环境风险的识别、控制与承保能力,对内则受限于保险规范设计的妥当性。在前者,保险人可通过将自身的风险评估与管控活动融入国家环境管理体系,尽可能明确数人环境侵权的形态与责任承担,利用连带责任内的责任再分配机制,构建双重风险保费体系等方式,强化自身的风险评控能力,消减立法与司法因素诱发的责任不确定性;在后者,则需谨慎设计承保范围,将纯粹经济损失与对环境自身的损害责任纳入保障范围,经由被保险人范围的控制等方式来实现对保险人承受能力的照顾。

【英文摘要】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insurance is seen as a stand-alone tool for addressing environmental risks. It has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over first-party insurance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environmental risks and should be regarded as a priority among insurance tools. However, the conclusion based on the Shaver model that the market mechanism can usually reach the optimal effect of liability insurance spontaneously cannot be proved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abstract environmental risk and specific national conditions. As a result, the compulsory insurance model becomes inevitabl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value of the insurance system is externally determined by the insurer’ s capability for recognizing, controlling and underwriting environmental risks and internally limited by the validity of the insurance coverage design. In the former case, insurers can integrate their own risk assessment and control activities into the nationa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clarify as far as possible the forms of and responsibilities for several environmental infringements, utilize the mechanism for the redis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ies within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 and construct a dual risk premium system to reinforce their own risk assessment capabilities and reduce the uncertainty of responsibility arising from legislative and judicial factors. In the latter case, the scope of coverage should be carefully designed to include pure economic loss and the damage to the environment itself. At the same time, the insurer’ s affordability can be taken care of by way of controlling the scope of the insured.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4605    
  
  当目光所及,少有清洁的水源;当雾霾笼罩,难寻清新的空气,民众开始意识到解决环境问题的紧迫性。对公权机关而言,民众的需求既在外部形成了迅速控制环境风险的巨大压力,同时提供了整合社会资源、破除体制禁锢、创新治理工具的充沛动力。然而,在探索有效的环境风险控制法律机制时,中国环境法学研究存在泛道德化和以环境科学原理取代法律论证等倾向,亦未能聚焦于作为法学要义的规则建构。[1]这意味着,从其他部门法视角探讨机制内要素的应然规则不无意义,而作为环境法核心理念的“工具选择理论”提出的应对环境问题的工具组合就包含保险。[2]本文尝试从保险法理出发,勾勒控制环境风险的保险工具的应有轮廓。
  一、控制环境风险的保险工具的层级区分:环境法理与保险机制的对接
  依据环境法学者的认知,应对环境风险的制度工具共有七类:(1)命令与控制工具,如规定最高排污限额;(2)设定财产权;(3)市场杠杆工具,如征收环境税;(4)总量控制下的排放权交易;(5)信息工具,如环保评级;(6)采购;(7)保险。[3]之所以将保险单列为一类工具,除了学者对保险固有的移转环境风险,补偿环境事故受害者,阻遏环境不法行为,或引导有效管理环境风险等功效的肯认外,还可归因于其对实践中保险范围持续拓展的期待。
  应对环境问题的保险工具于实践中广泛存在,依其承保的环境损害的不同,可区分为不同层级。环境法学者常将环境损害区分为经由环境污染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害,以及对生态环境本身的损害两类。“环境的危害行为……一是造成环境侵权损害,即以生态环境为媒介,对特定民事主体的人身、财产权益造成损害;二是对生态环境本身造成损害,导致生态质量下降,从而对公众生态利益造成损害,或者两种损害后果兼而有之。”[4]前者侵害的乃是民法明确肯认的人身权、物权等绝对权。这种绝对权具有典型的排他性和私益性,因此,这种因环境侵权而诱发的人身和财产损害最终都可归结为私益的减损,受害人可以要求加害者承担损害赔偿等民事责任。后者是对环境自身造成的损害,并将最终体现为对公共利益的损害。因为诸如清洁的水源、清新的空气等环境要素被认为是公共物品,具有普惠性与共享性。[5]每个个体都能从中受益,也都可能因环境自身的损害而遭受不利影响。这一特性意味着,它无法兼容于传统的具有排他性的民事权利。对此,环境法学者希望将之上升为新型的环境权。[6]尽管这还需要在立法技术上作出更多努力,但这种环境利益[7]至少具有狭义法益的属性,宜通过公益诉讼等方式予以保护。
  对应于环境损害的区分,对抗环境风险的保险工具也可划分为三个层次。对环境侵权行为引发的被保险人人身或积极财产的损害,理论上可通过第一方保险填补。该类保险能赔偿被保险人自身因为环境风险现实化而遭受的人身与财产损失,包括自身场所内的污染或者外部污染造成的损害。而第二类损害,即环境侵权行为引发的对第三人人身或财产的损害,则由第三方保险(即传统责任保险)应对。它可以承保被保险人需向受害人承担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甚而扩展至被保险人应承担的污染清理责任和防止扩散费用。[8]而承保纯粹的环境自身损害,即第三类损害的新型责任保险产品,也已在多个法域出现。例如,在德国、英国等国,投保人可以在传统的公众责任险和环境责任险之外购买单独的环境损害险,以移转环境自身损害赔偿责任(公权益损害赔偿责任)。[9]美国的污染法律责任保险(美国学者称为新型环境责任保险)既承保传统环境责任保险中第三人的人身和财产损害,也承保加害人应承担的污染控制、消除以及环境修复费用。[10]即便如此,学者们仍主张,保险工具控制环境风险不应止步于此,还应适时扩展至更宽泛的环境损害,如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环境问题。[11]但总体观察,此一构想远未成熟,尚面临诸多难题,如全球性气候变迁的风险概率与损害程度的精确评估问题,一国保险人如何能有效规避政治边界、经济管控等障碍,遏制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等。然而,无论保险对环境损害的承保范围是否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其作为独立地控制环境风险的工具的地位,业已得到普遍承认。
  二、应对环境风险的保险工具的最优选项:类型拣选与强制模式的证成
  (一)责任保险应对环境风险的优越性
  危害环境的行为可能造成被保险人自身或第三人的人身和财产损害,以及对作为公共物品的环境自身的损害。依其风险属性,可分别对应于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包括第一方财产损失保险与第三方责任保险。[12]较之责任保险,第一方保险多被视为风险分散和损害填补的首选工具。[13]因为作为受害方的被保险人能够预先安排风险保障计划,使之与自己期望的保障目标完美匹配。保险人也更容易获取受害人的信息,更好地进行风险分类与识别,并控制逆向选择。[14]而责任保险的标的会因具体案情与司法认知的不同而呈现较大不确定性。[15]
  但在环境风险下,第一方保险无论是在风险分散与填补,抑或引导有效风险管理功效的实现上,均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一方面,第一方保险覆盖的涉环境风险极为有限,无法为受害者提供充分保障。环境事故多数表现为对被保险人之外的第三人人身与财产的损害,以及对作为公共物品的环境自身的损害。前者属于传统责任保险的承保对象,而后者没有直接受害人,很难通过第一方保险获得保障,甚而难以突破保险利益规则的限制。另一方面,就预防损害(管理风险)而言,第一方保险的效率也远低于责任保险。解决环境问题成本最低的方法通常是去除污染源,而非持续无限制地赔偿受害者。污染者依赖其背后保险人提供的资金支持,利用自身掌握的污染信息,可以极高的效率清除污染。况且,污染者更可能在污染影响到第三方之前发现事故,因而能在经济上更有效率地采取补救措施。污染者还能通过相对低成本的措施来削减风险。但是,如其无须承担自己造成的污染成本,就没有动力实施前述改善与预防措施。使污染者内化污染成本,能促使他们减少损害环境的行为。在此,第一方保险未能向污染者提供改变他们行为模式的激励,在一定程度上亦是对污染者付费原则的背离。概言之,在涉环境风险的保险工具中,责任保险相较于第一方保险具有制度优势,应被赋予对抗环境风险的核心职责。
  (二)环境责任保险强制模式的正当性
  环境责任保险的理论价值虽已得到我国环保部门的认可,[16]但其实现仍仰赖于适当的实施模式和运行规范。然而,2014年4月24日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52条选择了任意保险模式,即“国家鼓励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这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均难谓妥当。
  依据夏维尔(Steven Shavell)建构的模型,责任保险能在不削弱责任制度威慑力的前提下,使厌恶风险的当事人能移转分散风险,从事有益于社会的高风险行为,因而其正当性应予承认。而且此种功效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自发实现。仅当责任保险的威慑力未能充分实现时,才需要公权机关干预。这主要指加害人财产不足或可能逃脱责任。[17]然而,夏维尔模型及其结论在环境领域的可适用性受到质疑。理查德森(Benjamin J. Richardson )认为,由于将第一方保险视为更有效的赔偿来源,因而在建构模型时,夏维尔过于强调威慑功能,而忽略了赔偿功能的实现。这在多数情境下并无问题,但具体于环境风险则完全不同。因为此时被夏维尔寄予厚望的第一方保险并非一个有效的对受害者的赔偿来源。[18]这意味着,夏维尔模型的结论——责任保险可以自发实现最优功效,而无需强制贯彻——成立的前提,在环境风险背景下可能并不存在。
  环境责任强制保险的必要性还在于,有效的环境责任保险市场通常难以自发形成,而夏维尔模型的前提之一恰恰是假定有效市场可以自发形成。在有效市场中,投保人的风险水平在损失发生前可以被轻易测定,保险人可据此估定保费。否则,拟收取的保费将会过高或过低,加害人也将购买过多或过少的保障,进而将注意程度调整到相应水平(非最优水平)。此时,责任保险的威慑与风险分散功能难以充分实现。更有甚者,如果保险人完全无法评估风险,他可能选择退出市场。而环境风险时常属于此类。[19]
  就保险人而言,其时常缺乏承保环境风险的动力。一方面,环境责任风险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时常超出保险人的识别与控制能力。[20]这种不确定性可能源于事实与法律两个层面。在事实层面,环境侵害行为的复合性、损害后果的潜伏性与广泛性,特别是因果关联的复杂性都给保险人识别和控制风险制造了障碍。[21]在法律层面,环境立法所施加的连带责任,以及司法对保险人责任范围的恣意扩张都降低了保险人测算、限制风险的能力。责任边界的不可预测性使保险人不愿承保此类标的。[22]此外,环境损害有巨灾损害的特性,[23]清理赔偿费用时常远超引发环境损害的财产自身的价值。因此,承保环境风险时,出现全损的比例很高,出现加害人偿付能力不足的概率也很大。这也进一步强化了实施强制保险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潜在加害人也时常缺乏购买足额保险的动力。涉环境风险行为人多为公司,受到公司独立人格与股东有限责任保护的决策者可能倾向于购买较低水平的保险。因为在某种意义上,通过购买保险来承保自身不会完全承担的责任无异于浪费财产。但强制保险将会迫使其通过保费来内化受害人的预期损失。由于能提供在先保障,相较于公司法人格否认等事后救济举措,强制责任保险可能是处理潜在加害人环境损害成本外部性的效率更高的方法。
  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实践也为强制模式提供了正当性支持。为履行《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第7条规定的义务,1982年海洋环境保护法第28条第2款规定:“载运2000吨以上的散装货油的船舶,应当持有有效的《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其他财务保证证书》……”。梳理现行有关环境责任保险的规范性文件,可以发现,在国家层面形成了以环境保护法第52条一般性倡导条款为引领,以海洋船舶油污、危险化学品内河航运污染、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海洋油气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太湖流域污染防治、道路危险货物承运等六个具体领域的个别分散法条为补充的基本立法架构,如海洋环境保护法第66条,《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9条,《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57条和第92条(转引适用《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67条的责任条款),《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第51条、第52条、第71条,《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第27条,《太湖流域管理条例》第51条(非强制),《道路运输条例》第36条。在地方层面,2008年11月28日获批通过的《沈阳市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是最早的相关地方立法。该条例第8条规定:“支持和鼓励保险企业设立危险废物污染损害责任险种;支持和鼓励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和处置危险废物的单位投保危险废物污染损害责任险种。”此后,多个地方人大或政府也公布了鼓励或强制投保环境责任险的规范性文件,如《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第44条、《长沙市湘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第18条、《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第61条、《陕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21条、《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意见》、《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州市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甘肃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这两个层面共同构成了我国现今环境责任保险的广义立法框架。
  从上述法律规范内容的具体化程度、程序规则的可操作性分析,我国环境责任保险的立法质量一般,立法技术粗糙。其内容多是鼓励、倡导的原则性表述,欠缺具体行为规则和明确的法律责任。即便在国家层面,也仅有海洋船舶油污领域的立法能基本满足需求,其他领域则多停留在宣示性立法的初级水平。地方层面的规定也多限于简单宣示政府主管部门应积极推动环境责任保险。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环境保护法第52条并未设定强制投保要求,2014年修法后颁布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中,要求强制投保的比例比修订前未提及此问题时还要低。通过查询北大法宝法律法规数据库发现,在2014年4月24日环境保护法修改前,各地发布的此类涉环境风险规范性文件合计530件,有强制投保要求的有58件;而从修法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各地发布的此类规范性文件有364件,包含强制投保要求的仅有18件,比例从之前的10.94%降到4.95%。这可能意味着,第52条的宣示立法不仅未起到鼓励推广环境责任险的目的,反而妨碍了该险种推广。
  对应于立法层面的滞后,环境责任保险的试点也难谓成功。2007年7月26日,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办公厅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印发〈关于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调研报告〉的通知》(环办〔2007〕100号)。报告认为,环境责任保险暂时不具备全面推开的条件,应先行试点,逐步完善配套政策与实施条件。为此,原环保总局与中国保监会于同年12月4日联合发布了《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环发〔2007〕189号),启动了全国范围内的试点工作,期待到2015年初步建立完善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并在全国推广。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推广工作的目标被分解为五个方面:建立健全国家立法和地方配套法规建设;明确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投保主体;建立环境污染事故勘查、定损与责任认定机制;建立规范的理赔程序;提高环境污染事故预防能力。2013年1月21日,环保部与保监会再次联合下发《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环发〔2013〕10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允许环保部门通过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排污许可证核发、清洁生产审核以及上市环保核查等行政手段,强制重金属污染企业和按照地方规定应投保企业投保,鼓励涉石化、危险化学品、危险废弃物企业投保。但当时间越过2015年,从各方反馈的信息来看,预设目标多未实现。[24]这被归因于立法滞后诱发的需求侧的投保意愿低下和供给侧的产品创新与推广动力不足。[25]因而,立法推进强制责任保险已是必然选择。
  三、环境责任保险的价值实现:外部辅助机制的建构
  在确定采取强制模式后,环境责任保险价值实现的核心命题已从提升双方的供需动力,转化为如何确保保险人能有效识别、控制与承保环境风险,以及如何妥当设计保险条款,以适配被保险人的保障需求。鉴于我国学者对此已有积累,下文将仅聚焦于既有研究未曾涉及或可能设计不周之处。
  (一)保险人环境风险识别与控制
  当保险人无法精准识别并有效控制承保风险时,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将继而发生——二者被视为保险营业维持与拓展的最大障碍。而环境风险的复杂性,以及因尚处发展初期,缺乏建构于精算模型基础上的索赔数据的现实[26]都表明,仅凭单一保险人的努力,客观上难以完全实现上述目标,因而需通过建构辅助机制,帮助保险人实现对环境风险的有效识别与控制。
  一方面,保险行业协会可在此发挥独特作用。具体而言,各保险人可以经由保险行业协会的组织,共同搜集整合索赔数据,开展环境风险识别与定价技术的研究;参与起草标准化的保险条款,或至少能对条款的拟定与修正提出建议;参与草拟承保、理赔业务的技术标准或指南;通过保险行业协会,与主管机关沟通、协调,获取相关信息,并督促主管机关建立和完善鉴定、评估等辅助机制。此类工作已有先例,如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曾组织起草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示范条款,发布《医疗责任保险纯风险损失率表》等技术性规范。因而,在强制保险背景下,保险行业协会的作用亟待肯认和加强。
  另一方面,保险人可以充分利用公权机关构建的风险识别与控制机制,甚而将自身的风险评估与管控融入国家环境管理体系。就投保与续保时的风险评估而言,保险人可以借鉴环保部门制定的分行业环境风险评估技术指南,合理厘定费率。此类评估体系主要涵盖内因性指标与外因性指标两大类:前者主要涉及生产因素内含的风险、环保设施完善状况与营业场所环境敏感性三项,后者主要包含风险管理与事故管理水平两项。每一项又包含若干具体要素,如生产因素可细分为生产时间、生产工艺与规模、生产原料、营业场所内危险物质储存量、符合产业政策度、清洁生产水平等。每一具体要素又被赋予特定分值,最后以总得分厘分其风险水平,并将之与保险费率关联。迄今已发布的指南主要有:(1)环保部2010年1月6日发布的《环境风险评估技术指南——氯碱企业环境风险等级划分方法》(环发〔2010〕8号);(2)环保部与保监会2011年9月13日发布的《环境风险评估技术指南——硫酸企业环境风险等级划分方法(试行)》(环发〔2011〕106号);(3)环保部2013年4月2日发布的《环境风险评估技术指南——粗铅冶炼企业环境风险等级划分方法(试行)》(环发〔2013〕39号)。因此,环保部门应尽快扩充并完善高环境风险行业的风险评估指南体系。与此同时,亦应允许保险人通过行业协会介入此类标准的制定。
  就接受投保后的风险控制而言,保险人亦可将自身的控制机制与环保部门业已建构的环境信用风险评级制度对接,以增强自身控制风险的能力。2013年12月,环保部会同国家发改委等联合发布了《关于印发〈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试行)〉的通知》(环发〔2013〕150号),规定了环境信用评级的要素,如评级主体——环保部门,评级对象——各类涉环境风险企业,评级结果表现——诚信、良好、警示、不良四档,评级信息披露,针对评级结果的不同奖惩机制等。这一工具的优势主要体现在获得信息途径与可施加的激励、约束措施的广泛性上。环保部门可以现场检查、监督性监测、重点污染物总量控制核查等履行监管职责获取的信息为基础,对企业环境行为进行信用评价。环保部门还可以主动要求企业提供信息、向相关部门调取信息,亦可接收公众等提供的信息。对环保评级高的企业,环保部门可采取包括优先安排排放污染物总量指标、建议纳入政府采购目录、给予环保资金支持、建议保险人予以优惠的环境责任保险费率等激励措施。反之则可采取限制涉环境风险经营行为、建议提高环境责任保险费率等相应的约束措施。此一办法如能得到有效贯彻,特别是进一步细化评级分类标准和评级要素,如借鉴前述行业风险评估技术指南的做法,分解指标体系后测算得分,提升评级的客观性与准确性;建立和强化环保部门与保险人之间的信息沟通和共享机制;协调和优化彼此操作规则,特别是强化这种风险评级指标得分与保险人分期保费计算模型,以及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要件的关联性,当能为保险人控制逆向选择、阻遏道德风险提供助益。
  (二)环境责任风险不确定性的削减路径
  削减环境责任风险的不确定性亦有助于保险人对承保风险的识别与控制。有经验表明,在将书面的环境损害法律责任转化为现实中保险人的具体负担的过程中,不确定性主要源于环境立法层面责任的变迁与强化,以及保险司法层面对保险人责任的恣意扩张。[27]不能给市场做人工呼吸
  在环境立法层面,环境事故多为渐进性质,从污染出现至结果显现可能历时久远,其间环境责任法律规则可能发生变迁。这意味着,一个依照20年前的法律规范确定被保险人风险状况,进而收取保费的保险人,可能需要依照20年后损害结果显现并被索赔时的法律规范来计算责任承担。此外,现代环境法越来越倾向于采取连带责任,以便通过扩充责任人范围来促进赔偿目的的实现,这也损害了保险人的风险估算能力。因为导致风险现实化的人与承担责任的被保险人并不必然是同一主体。
  不确定性也源于法院裁判保险纠纷时的恣意态度。在美国,法院在解释保险合同时存在忽视保险条款的约定而创造保险责任的冲动。[28]具体于我国,笔者以“环境污染”和“责任保险”为主题词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发现在2010年1月1日至2016年11月18日期间的148个检索结果中,仅有2件提及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其争议亦不涉及环境责任险本身。[29]故而,在此仅能从保险司法实践去推测不确定性的来源。笔者认为,在强制实施环境责任保险后,这种不确定性除可能源于法院对保险法第30条解释规则的滥用外,[30]更大的可能源于法院对保险法第17条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的不适度扩张。[31]后者是不当索赔泛滥的重要诱因。因为免责条款将保险人无法估算与无力承担的风险剔除,最终确定了承保范围,使保险精算的开展成为可能。但法院通过扩张解释“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使任何不在承保范围内的损失皆可能由保险人承担,造成基于精算数据的保费收入与实际承担的赔付支出的失衡。
  保险人应对前述不确定性最常见的方法是,不再销售传统的事故型保单,而改为索赔型保单。但这一方法主要针对法律变迁引发的不确定性,且可能面临合法性挑战,如法国最高法院就曾判决索赔型责任保单无效。[32]更重要的是,这一方法也难以适应强制保险模式。原因在于,保险人在选择是否承保或设计保单时,会根据所预期的索赔率来排除某类生产者或销售者。但在强制保险模式下,保单条款极可能由监管机构统一制定或审核,而且保险人通常须承担强制保险义务,这都使其无法利用索赔型保单来限制自身风险。
  从保险人视角出发,对数人环境侵权最好仅施加共同但非连带责任,使被保险人只需承担其在因果关系上的责任份额,而不需为他人的责任负责,以此消减被保险人责任的不确定性。但是,仅从环境赔偿问题中保险的附从地位,以及赔偿受害者与恢复环境目标优先于保险人营业维持的价值倾向即可预知,这一方法不可能被完全采纳。况且,强化连带责任甚至被视为环境侵权责任的发展趋势。[33]因而最现实的选择是,在不损害连带责任威慑性的基础上,尽可能明确数人环境侵权的形态与责任承担,并充分利用连带责任内的责任再分配机制——连带责任人之间的责任分摊请求权。首先,对于共同环境侵权,立法将之明确为连带责任,在此基础上,侵权责任人内部应尽量避免平均分担责任,而应依据共同加害人行为的原因力来确定责任份额,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2号,以下简称“环境侵权纠纷解释”)第4条所规定的“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危害性以及有无排污许可证、是否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是否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等因素确定”。在此可以藉数理模型来测算原因力,以压缩不确定性。[34]其次,可将无意思联络数人环境侵权区分为三类:(1)两个以上污染者分别实施污染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一个污染者的污染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此时,行为人应承担连带责任,其内部赔偿责任份额可借鉴“环境侵权纠纷解释”第4条予以分割,无法确定的,平均承担责任。(2)每一个污染者的污染行为都不足以造成全部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3)两个以上污染者分别实施污染行为造成同一损害,部分污染者的污染行为足以造成全部损害,部分污染者的污染行为只造成部分损害,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污染者与其他污染者应就共同造成的损害部分承担连带责任,并对全部损害承担责任。任何一个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部分的责任后,可要求对方承担依据“环境侵权纠纷解释”第4条规定的方法可以分割的责任份额。责任份额无法确定的,各侵权人平均分担连带责任部分的责任。概言之,在这三类责任分担中,应尽量避免平均分配责任份额,即尽可能依据侵权人各自行为对损害发生的原因力来确定具体分担份额,以便于保险人测算其责任风险。最后,对于共同危险行为,由于各行为人在实施行为中致人损害的概率相等,过失相当,故应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内部可按照相等份额承担责任。[35]但是,如果行为人的排污量、危害程度等存在计算的可能,则应依据模型来确定各行为人的赔偿份额。
  构建双重风险保费体系也有助于消减风险不确定性给保险人带来的不利影响。在双重风险保费体系中,保费被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投保时缴纳(前期保费),其他部分在保单生效一定时间后缴纳(后续保费)。前者将依据投保时可测算的责任风险设定,而后者将会参考之前界定的环境损害责任在一定期间的扩张与收缩情况(指数)决定。[36]对引入这一机制的顾虑主要如下:首先,由于后续保费要等到一定时间后才能确定,被保险人将面临长期的、不确定的潜在债务,这会给其带来财务困扰。然而,这种不确定性在保险产品中常有出现,如索赔型保单的保费通常逐年增长,这种保单是保险人在应对不确定风险时的优先选择,但其并未给被保险人提供较双重风险保费体系更多的确定性。其次,顾虑也源于对被保险人可能在前期保费与后续保费缴纳之间破产的担忧。对此,保险人可以将被保险人破产的风险计入前期保费之中,并将后续保费分为多次、按期(如每年)估算收取。立法甚而可以考虑赋予保险人的保费请求权以破产程序中的优先受偿地位。事实上,破产本身就是低概率事件,况且保险的存在也使被保险人因承担环境责任而破产的概率降低。因而,这一担忧也不足以阻遏双重风险保费体系的引入。
  保费的分期缴纳在保险实践中相当普遍,不至于引起投保人的疑问与不适。而且在强制责任保险模式下,环保部门也势必将投保环境责任保险作为取得和维持特定环境高危行业营业资格的前提之一。结合投保企业延期或拒绝缴纳保费后,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关系,并将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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