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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环球法律评论》
波兰继承法的百年变迁
【作者】 [波]弗朗西斯科·朗尚·博瑞尔【作者单位】 波兰雅盖隆大学{法学院教授}
【分类】 比较法
【中文关键词】 波兰继承法;法定继承;遗嘱继承;罗马法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1
【页码】 51
【摘要】

对于一项法律规定的解读,往往需要溯源至最初的立法历史和社会背景。在这方面,被多次修正的波兰继承法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范例,其历经了不同的法律传统承继和社会制度变迁的影响,规定变化繁杂。20世纪初期,波兰被各大势力分割,在1918年重获独立后民法没有立即推翻旧有规定,而是通过新法颁布来逐步修改,造成一国存在不同的继承法体系。1946年继承法合并,颁行了三部全国通行的法令,由于程序法和实体法的不协调而受到很多批评。1990年后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促成了继承法的进一步法典化。各地区继承法的根本差异在于三点:一是继承形式是否仅限于遗嘱或法定继承,二是继承权取得的时间是否不同,三是在无遗嘱情况下的继承顺位规定是否不同。纵观百余年的变化,波兰继承法的总体特点就在于构造和描述很简练,但应用层面的解释难度却呈几何级数倍增长。

【英文摘要】

When we try to explain a regulation, we often need to trace it back to its legislative history and social background. In this respect, Polish inheritance law is a very good research paradigm, as it went through different legal traditions of inheritance and was influenced by the change of social system.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e law on Polish lands was the law of the partitioning powers. After the independence in 1918, the new Polish State did not alter the civil legislation that was in place, but gradually modified it with new laws published by the authorities of Poland, which led to the existence of five different inheritance law systems on this land. Adoption of unified legislation on inheritance for the whole country was done in 1946 and three decrees with the force of law were issued, which got much criticism because of the incongruity between procedural law and substantive law. The legislation and legal practice after 1990 promoted the further codification of inheritance law.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between inheritance laws in different regions lie in the following three points: first,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 form of inheritance is limited only to inheritance by testament and inheritance by the operation of law, or does it also include inheritance by contract; second, the change of time in the acquisition of inheritance; and third, the order of succession in cases where a will has not been made. An observa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Polish inheritance law over the past hundred years reveals the following general characteristic: ease of construction and presentation, but-on applying-the likelihood of interpretation difficulties expanding in geometric progress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4642    
  一 前言
  出于实际考量,本文无法保留有关当代继承法各种规定的讨论,而仅限于讨论现行立法,并以特定时间和环境下的法律状态为分析重点。对约束性立法的真实描述需要将具体法律的变化予以说明。由于现行立法的数量与日俱增,议会和法院抢夺立法和司法话语权,司法的稳定性只是一个假设。但可以认为,继承法修正案的准确性在第三代中得到了验证。由于私法的这一分支很好地反映了传统与发展、信仰与习俗,取决于假定,尤其主要取决于社会的立法习惯,因此很难否认的是,遗嘱人的行为常遵循自己的信念和观点,只有在某些程度上专业的律师通过沟通能够进行一些矫正。因此,继承法中,法律规定的稳定性尤为重要。若实践证明并非如此,就需要通过一些工具来对过去一百年中法律所发生的变化进行定位:几十年来,许多继承案件一直没有得到关注,并且这种实践性考量需要回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当继承人意识到需要对此进行安排——因为它可以影响到整个家庭的物质状况——之时,继承人在某种程度上感到无助的是,他们必须重新建立完整的继承关系,有时甚至可以追溯至20世纪初。由于波兰继承法进行了较多次修正,有较多约束性管辖和不同法律传统,因此以波兰继承法演变为例应更能说明问题。
  仅指出法律的改变并不足够,仅检视规定内容亦无甚实益,不同的法律源于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不仅仅是国内)。我们试图寻求妥当解读和理解各项规定的方法。律师的任务基本上是诠释和解释,这种工作不应忽视在实践中巧妙地运用历史论据的能力。实际上,并非所有情况都能被立即预见,也并非所有情形都已为文献或判决所涵盖。为了正确地解释有约束力的法律,须首先澄清具体继承法律规定所表达的价值和原则。若欲有效分析不同的继承法律规定,罗马法所创造的概念体系或有所助益。无论如何,19世纪和20世纪的波兰私法全部落在这个“魔法圈”之内,延续至今,并且仍在使用从其中借鉴而来的思想。[1]尤其是在继承领域,罗马法尤为细致缜密,早在古代就已创造出丰富的概念体系。
  洞察继承法的历史能够得到真正有力的论据。当法律发生冲突,法教义学分析穷尽手段仍然走投无路时,即使是法律实证主义最坚定的支持者也会回到法学理论和法律史。法教义学以外的论据并不仅仅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发挥作用。令人欣慰的是,随着法律的全球化进程,比较法的论点愈发广泛地被接受,至少比较法研究得到了法律实践的认可。改变意识也在不断增强,不仅在立法方面,司法方面改变的程度也不逊色。可以认为,必须从法律本身及法政策的角度出发,正确地评价上述变化。因此,任何有关规范的分析都必须包括历史性论据。考察法律规定的起源将有助于解释和理解相应问题。比较法的论据有助于区分现行法律秩序间的差异,而历史的论据则有助于分析差异产生的原因。这两个论据相互关联,并且在其他法律规定的支持下,帮助我们进行法律解释并最终得出法律应该如何规定的结论。法教义学、比较法和历史性论据的适用应相互结合,以此理解法律的现有变迁和预见其未来的发展方向,最终在社会或经济变化中以及在法律规定的变化中实现对法秩序的追求。
  在继承法过去一百年的历史中,波兰律师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鉴于同一时期波兰各地的法律规定不同,波兰的法律史提供了很大的比较空间。这些结论对于概念网的清晰(理解)度和透明度至关重要,同时,也能够理解不同条款所在的相关规定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影响。比较法有助于发现立法和法律语言中的概念,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法定份额的保留,这将在后文展开讨论。简言之,在波兰,保留(份额)被规定为法定份额。
  在法国,《民法典》的一项修正案将事实上的保留(份额)规定为法定份额。
  二 波兰继承法的基础法律
  (一)后分裂时期的立法
  20世纪初,波兰适用分割势力的法律。1918年,波兰重获独立。独立后的波兰并未改变当时的民事立法,而是通过波兰政府颁行新法来逐步修改。[2]因此,第二共和国有五个不同的继承法体系。若涉及1947年1月1日前的问题,例如遗嘱人在该日期之前死亡或立遗嘱,就有必要了解后分裂时期的波兰地图。当时,波兰被分成西部、南部、中部和东部省以及斯皮斯(Spis)和奥拉瓦(Orava)。在1938年10月并入波兰的卓勒茨(Zaolzie)地区,私法领域保留了当时的规定(奥地利法),自1939年1月1日起才适用波兰的民商事规范。[3]根据1945年11月13日恢复领土(Recovered Territories)的管理规定第4条,二战后取得的西部地区适用波兹南(Poznań)巡回法院下的法律体系,即波兰西部省份的继承法。[4]以前自由之城格但斯克(Gdańsk)的领土变化也导致了同样的结果。根据1945年3月30日设立格但斯克省[5]的法令第3条,废止当时的所有法律,适用该省其他地区的法律。也就是说,在战后,即使是在占领区,甚至在“被纳入德意志帝国”的领土上,地区法律仍然有效。[6]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生的波兰中央省适用《法国民法典》(French Civil Code),惯称《拿破仑法典》(Napoleonic Code),其传统可追溯至1807年。中央省的继承问题规定于《拿破仑法典》第718-1100条、1818年《确立不动产所有权、特权和抵押权法》(Law on Establishing Ownership of Real Property, Privileges and Mortgages)第125-131条,[7]以及1864年《俄国民事程序法》(Russian Civil Procedure)第1682-1774条。[8]波兰在分裂时期属于俄国的其他领土,例如东部省份,当然同样适用该民事程序法。这些布格河之外的土地已被纳入俄罗斯帝国。继承实体法规定于《法律汇编》(Svod zakonov),确切而言是第五卷第一部分。[9]此外,还有1919年7月31日在比亚韦斯托克地区(Biaystok)的规定、华沙地区上诉法院的规定以及有关行政和司法的规定:[10]特别是关于法院设置、辩护、法院管辖、公证人法、民事诉讼程序过渡规定,以及关于诉讼费用和强制执行费用的规定。在比亚韦斯托克地区(Biaystok)还适用1818年的《抵押权法》(Law on mortgages)和1825年的《优先权和抵押权法》(Law on privileges and mortgages)及所有修正规定。
  1920年[11]和1934年,[12]《法律汇编》中所规定的有关处分死者生活期间以及死后管理死者财产的限制被废止,被废止的限制规定与遗嘱相关。根据血统和分配规则,男女权利平等,1922年废除了对女儿继承的限制。[13]1927年废除了在继承上的阶级差异,[14]后在1937年得到进一步修正。[15]废除阶级差异导致农民的习惯继承制度消失,而这一习惯第一次制度化是对农民土地所有权的保障。继承规则引入男女平等原则并扩大自由处分祖产的权利,可能导致被遗漏的合法继承人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因为东部省份的法律未规定法定份额或法定保留。[16]
  在西部省份,早前属于普鲁士的波兹南斯基(poznańskie)、波莫斯基(pomorskie)和西里西亚(lskie)适用《德国民法典》(German Civil Code),其中第207条、第312条以及第1922-2385条[17]规定了继承,特别规定只涉及租金、村庄、封地和限嗣继承。[18]
  在小波兰省(Maopolska)和切申郡(lsk Cieszyński)地区,继承适用《奥地利普通民法典》(Austrian Civil Code)第531-824条,[19]并通过所谓的部分修正案,即《1914年第一修正案》和《1916年第三修正案》进行修改。此外,南部省的继承法还受到公证人立法的规范。[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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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皮斯和奥拉瓦的法律情况需作单独讨论。这里大多适用非编纂成法典的匈牙利民法和1911年的《匈牙利民事诉讼法》(Hungarian Code on Civil Proceedings)。根据1921年10月26日的法律,现存的州保留过去属于波兰和奥拉瓦地区的法律规定。[21]1922年9月14日部长理事会关于斯皮斯和奥拉瓦的法院和司法机构的规定对法律进行了修改,并补充了一些法律和法令,引入了克拉科夫(Cracow)上诉法院地区具有约束力的法律。[22]因此,《奥地利普通民法典》和1895年的《奥地利民事诉讼法》(Austrian Code of Civil Proceedings)开始适用。仅有1894年第31号关于婚姻的法律[23]和1894年第33号关于国家公证的法律[24]在这两部匈牙利民事法律中得以保留,与奥地利法一并适用。在斯皮斯和奥拉瓦,匈牙利法对法定继承和法定份额均有重要意义。
  后分裂时期的法律体系中,1926年8月2日《正确适用国内私人关系法》(Law on Legislation Proper for Domestic Private Relations)[25]第27-30条规定了继承问题。根据立法理由,应当适用遗嘱人死亡时的法律。根据该法第1条和第2条,波兰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依其居住地法律判断,若其在波兰变更居住地,根据继承法、家庭法和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则自变更之日起一年后,公民始受新居住地的法律管辖。死因处分以及继承协议适用立遗嘱时或协议签订时遗嘱人所在地法律。须补充的是,根据《正确适用国际私人关系法》(Law on Legislation Proper for International Private Relations)第28条的规定,[26]继承事宜应适用遗嘱人死亡时的国籍国法律。死因处分以及继承协议均应适用行为时遗嘱人的国籍国法律。继承人须依应予适用的《继承法》和当地的相关立法同时拥有继承权。因此,若波兰公民死亡前曾永久居住于相应行政区以及在其死亡之前一年并未移居到另外地区的,应适用该地区的法律。此外,对居住在国外的波兰公民,也适用其在波兰超过一年的最后居住地的继承法。根据前述《正确适用国内私人关系法》第3条规定,在无法确定波兰居住地的情况下,应适用首都的法律,即中央省的继承法。
  (二)统一时期的立法
  1946年,在仓促合并继承法之后,继承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获得统一,共颁行了三部具有法律效力的法令,并废止了地区性的法律,法令于1947年1月1日开始施行,三部法令分别为:(1)1946年10月8日颁布的《继承法》(Law of Succession)法令;[27](2)1946年10月8日颁布的《继承法过渡法》(Intruductory Regulations to the Law of Succession);[28](3)1946年11月8日颁布的《继承程序法令》(Decree on Inheritance Proceedings)。[29]该继承程序法令第1条规定,《非诉程序法典》(Code of Non-contentious Proceedings)总则部分的条款应予适用,相关继承诉讼受这些程序约束。因此,就涉及1946年继承法的问题而言,还需参考1945年7月18日的法令——《非诉程序法典》,[30]该法典自1946年1月1日起生效。
  1946年通过的法律制度完全继承了欧洲的私法传统,迅速地引起了新政权意识形态拥护者的批评。继承程序法与继承实体法的不协调只是根本缺陷之一,这种缺陷在战后仓促立法时已经存在。幸运的是,在斯大林主义时代,法典化的努力并未获得成功。《民法典》直到1964年方才通过,并于1965年1月1日起生效。《继承法法令》和《继承法过渡法》被废止,然而1964年通过的《民事诉讼法》,也是直至相关民事实体法通过生效之时,才与其同时生效,同时颁布了相应的继承程序法令。只有《民法典》最后一章有关农庄继承特殊规定(第1058-1088条)生效较早,其在颁布之日,即1964年5月19日生效。为描述变化的全貌,还应指出,1964年新《民事诉讼法》废止了此前的《民事诉讼程序法》、《非诉讼程序法》及《继承程序法令》。
  1990年7月28日的法律对《民法典》进行了改革,[31]继承法领域所作的改革实际上仅涉及最后一章。这意味着,1964年《民法典》被证明(尤其是考虑到其制定时代)具有高超的编纂水平,延续了欧洲继承法的传统。仅在过去十年中,由于对继承问题的关注增加,且社会对继承法产生了具体的期望,波兰继承法才经由两项主要的修正案而获得修改。与欧洲主流趋势相反,第一项修正案扩大了法定继承人的范围。[32]由此,更远的地区,比如遗嘱人最后居住的自治市(gmina)以及国家财政所覆盖的地区都包括在内。并且为了满足大多公众的要求,祖父母不再是法定继承人。另一项修正案[33]则恢复了波兰法中的债务催收规定及相应法律制度,众所周知,该规定源于罗马法。最高法院的判决使得波兰继承法进一步解法典化,其中尤其重要的是2013年12月13日的判决认可了死因赠予,[34]2014年10月16日的判决确认了遗赠的有效性,其中对行为客体的描述已经发生了变化。[35]
  三 继承法原则
  就继承法的原则而言,现如今通常认为权利和义务在遗嘱人死亡时转移,这确实是继承立法的主旨。概括继承原则直接被规定在《德国民法典》第1922条,但整体而言,20世纪初波兰境内适用的继承法沿袭了罗马法的架构,即继承人可取得被继承人的一切权利。二者可能的区别在于,波兰法认为被继承人取得遗嘱人的法律地位。从一开始,社会及未来继承人的基本关注点就是,他(们)可以成为去世主体的所有权利的继承者。为此罗马人(如果理论建构对于实际目的而言并无必要,他们就不那么热情了)把概括继承理解为主体拥有的一切权利的转移,相应地,继承人享有被继承人的一切权利——当然是在可能的范围内且具有相应依据。但是这一观念并非显而易见,例如普通法就无此传统。在普通法中,继承人不承担权利和义务,亦无须承担死者的债务。事实上,继承人仅取得债务清偿后所剩余的被继承人的财产。罗马人认为,遗产意味着取得死者所拥有的全部权利,继承即继承人获得授权和占有无形财产。因此,罗马人认为继承是独立的部门法,具有非物质性,且概括继承的实现主要依赖于一项引出完整继承的行为,即继承请求。认可通过遗嘱或非遗嘱行为被指定者享有继承请求权,则构成概括继承,并使得继承法成为一个法律部门。这是欧洲法律传统的永恒成就,目前也得到了波兰继承法的采纳。
  对于遗嘱人死后权利义务的转移而言,所有继承人的权利平等至关重要,这基本上是波兰继承法的特征所在。1918年尚未规定继承人权利平等的州——例如东部省——已试图尽快通过修正案,对此上文已有提及。持续时间最久的例外是非婚生子女的地位所造成的差异,直至1950年10月1日《家事法》(Family Code)[36]施行后,波兰的非婚生子女才享有与婚生子女相同的待遇。当时《继承法》第20条被废止。至此,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一样,有权继承父母和其他亲属的遗产。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是,古代继承法推定母亲的丈夫是孩子的父亲。
  主体的平等性也导致了遗产[37]的可分性,因此,继承人任何时候都可以要求放弃通过继承取得的共有权。这一规定的自由主义精神体现在罗马人的偏好中,在死者无遗嘱时,他们倾向于自由订立遗嘱而非通过法定顺序继承。直至17世纪,随着格老秀斯(Hu-go Grotius)[38]思想的传播,人们才开始相信,法定继承符合遗嘱人的意愿。由于遗嘱人没有定下最后遗嘱,就好像他或她已经决定,继承将按照法定顺序进行。如今,类似的做法不仅是在普通法[39](国家)成为主流。的确,从古到今,法定继承反映了一个社会认为最适当的继承顺序。并且,只有符合形式要求的遗嘱或继承合同才能对这一顺序进行修改。此外,这也与波兰继承法将家族团结视为其价值,将对家族的保护视为原则有关。
  然而,遗嘱自由的规定打破了罗马法立法结构的原则,即没有人能够仅对部分财产订立遗嘱。现代法律普遍放弃了这一原则,允许通过遗嘱对部分财产进行安排。尽管如此,由于遗嘱人只对部分遗产进行了安排,因此可以通过某种程度的推测解释出其有意将其余部分留作法定继承。
  事实上,为保持遗嘱人的意图,在遗嘱人未对财产作出安排时,允许法律决定继承人的继承顺序是正确的。“不能仅对部分财产订立遗嘱(nemo pro parte)”的原则只是指定继承人的两种基本方式的表现形式,这两种方式本身相互并不排斥。这也是对《民法典》第926条中“或者”一词表达“可供选择”之意的理解。在罗马本国,两种指定方式的相互排斥存在很多例外和限制。[40]传统罗马法中,“不能仅对部分财产订立遗嘱”的原则仅仅表明了继承法的结构,如今《民法典》第四编将其划分开来分别归入(该编)第二章和第三章。此外,作为继承法的架构基础,该原则服务于遗嘱人死亡时权利和义务的转移。
  《民法典》第四编第四章受到继承法的另一项基本原则指导,即家庭保护原则。20世纪波兰继承法中有两个制度确保了近亲在继承中处于优势地位——法定份额和法定保留。同时,见诸于所有波兰法律中的另一项继承法原则是,胎儿在其利益范围内视为已出生。这一原则再次对罗马继承法进行了总结。潘德克顿体系采纳了上述内容,但在当代立法体系中仅得到部分承认。尽管如此,这一原则仍受到继承法的重视。也正因如此,该原则被纳入奥地利民事立法之中(《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22条),与1993到1996年间《波兰民法典》第8条第2款的规定一致。在法国、德国或者波兰法中,这一原则只出现在继承法的规定之中(《拿破仑法典》第725条,《德国民法典》第1923条,《继承法》第5条第2款,《民法典》第927条第2款、第994条第2款)。据此,继承人是未出生的婴儿不会导致遗嘱无效。
  四 波兰第二共和国关于继承的统一规定
  在对波兰继承法过去一个世纪中的变化进行评论时,应关注恢复独立地区法律的结构差异——它们都处于1946年改革的背景之下。即便其主要条款并不广为人知,但对今天使用民法的律师来说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得益于战后国内法律的统一。1946年的改革为1964年的继承法规定提供了基础。此外,还需注意第二共和国所沿袭的五项法令的实质变化和根本差异。不应忽视的是,战后重生的波兰引入了统一规范,[41]因遗嘱人死亡引起的继承问题部分得到了规范。这一立法修订或补充了五个战后分区的法令,尽管其主要内容并非继承法。鉴于法规数量可观,首要焦点应置于20世纪30年代的两部主要的私法法典:《债法典》(Code of Obligations)和《商法典》(Commercial Code)。
  1933年《债法典》[42]规定,赠与是普通债务,这点与《拿破仑法典》不同,后者把赠与和遗赠联系在一起。此外,根据《债法典》,死因赠与无效(第356条)。在继承法范围内,保留了《拿破仑法典》关于死因赠与的规定。尽管如此,应当注意的是,《债法典》包含的许多规定都具有继承法上的重大意义。继承在世之人财产的行为视为无效。《债法典》进一步规定了接受或放弃继承的适当法律形式(同时规定了当事人死亡对授权效力、租赁协议期限和贷款终止等事项的影响)。《商法典》[43]中继承规定的数量少于《债法典》。《商法典》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份的继承原则,确定了继承人在何种范围内有权取得或保留遗嘱人在公司中的地位,以及要求分割遗产时,继承人有充分的途径知晓商业登记簿所登记的相关权利范围等。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二十余年间颁行的很多其他法律规定也适用于继承法领域。1920年10月29日《合作社法》(Law on Cooperatives)[44]将成员的死亡视为成员资格消灭,其成员资格终止于其死亡的财政年度结束之时。为了执行其权利,合作社成员的继承人们须任命一名共同代表,他们有权要求合作社支付遗嘱人的份额,并有权要求在合作社登记簿上

  ······爱法律,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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