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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市场经济法制建设与效益法律观的确立
【英文标题】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construction of legal system in market economy and legal outlook of benefit
【作者】 王肃元 冯玉军 白瑞庆【作者单位】 甘肃政法学院
【分类】 经济法【期刊年份】 1997年
【期号】 2【页码】 7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83701    
  一
  在我国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建设完备而高效的经济法律制度,对保障交易活动公正、安全、便利地进行,避免社会变革的巨大震荡,具有深远的意义。试比较那些一贯对市场配置资源持开明和保护态度的法治国家,与那些对正常商贸活动横加限制的人治国家的发展实绩,我们就会发现,经济法律(本文所讨论的经济法律泛指民商法和经济法),作为社会最高层次的经济制度规范结构,是公众自由意志和市场经济规律的理性概括,它对社会资源配置起着主导作用,在本质上已成为促进或制约经济发展效率的“内生变量”,而不是我们习惯上预设不变的“外部因素”或可有可无的“事后规范”机制。因此,在充分认识到我国旧的法制观念和法律调整模式,与急剧转型的经济体制不相适应是当前我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主要矛盾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社会经济效益的大小取决于经济法律效益大小的相互关系,不断围绕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市场交易成本的降低,来设计和改进法律规范,已成为发挥我国经济法律的功能与作用,满足社会变迁过程对法律的需求的根本途径。
  然而,纵观十多年来的改革进程,虽说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已有了长足发展,但法律却始终没有成为引导和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先政策,后法律”的治国方略,造成了法律调整的相对滞后与社会秩序的局部失控(例如“双轨制”形势下的不法致富现象和精神文明领域的约束弱化问题),经济立法组织方式陈旧,短期行为严重,法案起草漏洞较多,废改率高。[1]加之权力越位行为的滋长,使得经济法律的实施出现了不完全有效甚至无效的结果,从而加大了经济法律的成本,这种低效率的经济法律供给,极大降低了人们对法律的需求,并严重抑制提高经济效率的可能性。很显然,在权力和人情高于公正效率等法律价值的时候,我们很难让社会公众把符合法律的理性生活当作基本生存方式加以接受并坦然享受其益。笔者认为,经济法律不仅仅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表现,也不单纯是对现存物质生产方式的被动反映,更重要的乃是对人们经济行动权利作出合理安排,以促使当事人经济行为,朝着最能实现最佳效果方面转化的“选择”法律的过程,也即诱导追求经济立法数量最大化的立法者,将其立法产出水平,限定到使社会总体而不是个别市场主体的利益达到最适度状态的过程。这在根本上说就是使“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法律精神渗透到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各个环节中。
  要实现上述优化经济法律制度(适宜性制度安排)的目的,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经济法律对市场行为的明确界定,促进人们趋利避害和彼此合作,并在通盘考虑经济法律供给与需求、市场价格机制与经济法律机制的互补边界,经济法律的机会成本、边际成本以及内在与外在损耗之后,按社会总体受益与社会总体承受能力,和实施效果与预期目的相一致的原则,建立具有信息完备性、组织有序性、体系完整性的高效经济法律结构。而这种优化我国经济法律机制思路的根本前提便是经济效益法律观。
  二
  所谓效益法律观,就是认为法“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2]所有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及其运作活动,归根结底,都是以有效地利用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为目的,也即以法律手段促进资源的最佳配置,从而实现使一部分境况改善而同时没有人因此境况变糟的最适宜状态(经济学中谓之“帕累托改进”)。
  本质上说,这种体现着集体理性的法律价值观,主要是用效益所体现和蕴含的理性价值反衬实存法律制度的某些缺陷,进而构造市场经济法律秩序,它包含着社会公平因素,是伦理与功利的统一。在一定意义上,它也是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强国战略的最佳法律诠释。就法律本身看,立法和司法活动也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行为,由于立法及此后的司法必然耗费大量社会资源,同时也会带来一定的收益(或无收益),因此,立法特别是经济立法活动总是涉及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经济立法也是一种经济活动,也必须讲求效益。尽管从习惯和表面看,经济活动所涉及的只是狭义上经济部门的活动,但由于任何社会中立法和随之而来的司法执法都是一种耗费资源的活动,而法律资源总体讲是稀缺的,因此就存在一个在社会的法律和其他各个部门之间如何有效配置资源的问题,即如何配置资源以获得财富最大化的问题。通俗地讲,就是要用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
  虽然效益已为人们承认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首要原则,立法和司法应当维护这一点已经确定,并广泛见诸文字,但在法学界的讨论中,经济法律应该怎样讲效益仍是一个盲区或误区。我以为,以效益原则确立的法律规范,应具备如下特征:曾经瘦过你也是厉害
  第一,在设定法制模式和创造法律体系方面,法制目的与市场经济要求的一致性。这意味着只有当法律充分体现效益意识时,也即超脱于市场主体间利害关系之外的立法机关,在深入周密调研的基础上,将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科学地表述为具有稳定性和权威性的市场规则的时候,资源优化配置的要求才能得到实现。
  第二,在确立一种能够刺激人的利益动机的经济机制方面的现实可行性。由于法律的基本功能就是通过改变人们的动机而改变人们的行为,因此,法律必须通过责任和权利的不同分配,以保护和促进有效益的行为目标,并确保这种行为发生所需要的一切条件。在具体的立法过程中,当需要对某一权利义务加以界定时,应充分考虑立法的选择是否有利于提高相关行为的综合效益。
  第三,综合法律制度结构的内在协调性。由于资源(人力、物力等)有限,如果将资金或人力主要用于立法,必定会减少司法和执法的资金和人力;当立法耗费了大量的有限资源时,就必然出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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