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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论结社自由权
【作者】 李龙 夏立安【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
【分类】 中国宪法【期刊年份】 1997年
【期号】 12【页码】 5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4837    
  法国著名的思想家托克维尔在他的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中曾指出:结社自由是仅次于自己活动自由的最自然的自由,但他同时指出,政治方面的结社自由又是一切自由中最后获得人民支持的自由。托克维尔所揭示的近乎于悖论的现象乍看起来令人费解,但从结社权的历史发展,尤其是从本世纪它在英美的发展历程看,它正反映了结社自由这一基本人权矛盾发展的丰富内涵。本文拟从结社权的宪法地位,对结社权的保障与限制;结社权与不结社权、以及结社权中自由的两重性,建构结社自由权理论。
  一、结社自由权是一项基本的宪法权利
  社会团体是指在自愿的基础上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建立的不违反法律的政党、工会和其他公民联合组织。近代特别是本世纪以来,结社逐渐演化为公民的一项宪法基本权利。托克维尔对此有极好评价:“结社权是基本人权,破坏结社权就会损害社会本身;结社自由是反对专制政治的重要保障;结社可能会带来暂时的政治不稳定,但从长远看有利于社会稳定”[1]。因此说,结社权是民主政治的体现,同时也是民主政治的保障。世界各国多把结社权这一基本权利纳入宪法之中,以此来显示其宪法的民主精神,证明其政权的合法性。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产生民主宪政意义上社团的国家。但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幼年时代,结社仅仅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特权,而对工人来说,结社是不可思议的。从14世纪起到1825年废除禁止结社法止,英国工人结社一直被认为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大致说来,社团是在20世纪合法地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各国宪法大多都有结社权的规定。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9条规定:“所有德国人都有结成社团和团体的权利”;《意大利共和国宪法》第18条规定:“所有公民均有不经许可而自由结合之权利”;《西班牙宪法》第16条规定:“西班牙人民依合法宗旨并根据法律规定,自由地集会结社”。英国具有普通法传统,没有专门的社团立法。同其他权利一样,只要法律不加禁止,人们就可自由的加以运用。美国虽然有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但其中却无结社权的明文规定。但是宪法第1条修正案和第14条修正案所暗含的结社自由权已基本为美国法学界和司法界所接受[2]。1958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宣布:“为了信仰和思想的提高而从事于结社自由,是宪法第14条修正案所保障的‘自由’的一种不可分割的方面”[3]。此外,在许多国际性法律文件中,对结社权也作了规定。在国际人权宪章和《欧洲人权公约》中都有结社权的规定。不仅如此,国际社会还专门制定了《结社自由及保护组织权公约》(1948年)。
  但是,宪法和宪法性文件含有结社权的规定是一码事,而结社权能否受到司法保护则是另一码事。在英美法系国家,由于包括结社权在内的基本权利从来就是司法判断的依据,因此,结社权能够得到具体落实,而不是形同虚设。在二战前的大陆法系国家,由于宪法基本权利不具有直接司法效力,结社权等宪法基本权利只有在经过立法后才能取得司法效力,因此,宪法中所规定的结社权等基本权利多流于形式。二战后,大陆法系国家纷纷效法英美法系,赋予了宪法基本权利以直接司法效力。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1条第3款明确规定:“下列基本权利作为可直接实施的法律,使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承担义务”。《瑞士宪法》第113条第3款规定:“联邦法院可直接受理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诉讼”。西班牙1978年宪法第24条、第53条规定了宪法诉讼制度。按欧共体有关法律,欧共体成员国公民基本权利受损害,还可诉诸欧洲人权法院。因此说,欧共体成员国的宪法基本权利实际上受到双重司法保护。在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可以说结社自由已在宪法中得到充分体现。
  二、对结社自由的保障与限制
  由于结社自由是公民的一项重要而特殊的权利,对之加以谨慎而合理的运用可以促进民主政治和社会发展;反之,会导致政治动荡乃至更严重的后果。因此,托克维尔警示人们:“即使说结社自由没有使人民陷入无政府状态,也可以说它每时每刻都在使人民接近这种状态”[4]。有鉴于此,许多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既有对结社自由的保障条款,也有限制的条文。
  具体看来,对结社权的限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实体上的限制。所谓实体上的限制主要指在结社主体、特种结社以及结社目的等方面必须遵循的界线。就结社主体的限制而言,主要涉及国家公务员和工人的结社权问题。尽管现在各国宪法一般对结社主体不作限制,但有的国家特别法仍予以限制。如日本的《国家公务员法》(1947条)规定:警察、在海上保安厅或监狱里服务的职员,都不能组织或加入本行业的工会。1973年,在美国文官委员会诉全美邮递员协会案中,最高法院坚持应对联邦雇员的权利加以限制,禁止他们参与政治管理和政治竞选。法院认为,如果要使政府有效而公正地运行的话,必须禁止雇员的上述活动。在英国,为了使政府雇员达到保持政治中立的目的,大约有20%的公务员的结社权受到限制。在美国1947年制定的《劳资关系法》中,对工会组织和活动多方加以限制和干预。如禁止工会参加政治斗争,禁止工会举行同情罢工,要求工会进行非共宣誓等。就特种结社而言,主要涉及政党和宗教团体等组织。在宪法中,对政党提出了比一般结社更加严格的限制或禁止条件。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21条第2款规定:“如果根据政党的宗旨或者党员的行为表明某一政党意图侵犯或者废除自由民主的基本制度,或者意图危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生存,该政党即违反宪法。关于违反宪法问题,由联邦宪法法院裁决”。由于宗教团体的组织涉及信教自由问题,因而比一般结社问题复杂。对此许多国家的宪法都有专门规定。如《瑞士联邦宪法》第51条规定:“耶苏会及其分会不得在瑞士境内存在。其会员在教堂和学校进行任何活动,均予禁止。上项禁例,得依联邦法令推及于其他教会。如其活动有危害国家或扰乱各教派的和平者,也适用之”。就结社目的的限制而言,主要指根据各国宪法、法律的规定,以某些目的为宗旨的结社应予禁止。而且有些国家宪法还规定,以破坏国家基本制度为目的的结社应予严格禁止。
  第二,程序上的限制。现代各国对非营利性结社在程序上的限制不外乎两种形式,即预防制和追惩制。从资本主义国家宪法演变看,大多经历了由前者向后者的演变。在资本主义初期,资本主义各国对结社多采取“预防制”。在这种情况下,公民要组织团体必须事先向政府请求批准,即所谓特许制;或者向政府报告,即所谓报告制。而且在宪法规定“结社自由”时还加上一个“法律范围内”的限制,从而给政府一种权力,使它可以制定法律对结社加以限制。如1869年《日本宪法》第29条规定:“日本臣民在法律范围内有言论、著作印行、集会及结社的自由”等。这种规定当然不符合“结社自由”原则,因而以后大多废除了预防制,转而采取追惩制。而所谓追惩制,即在结社之前,无须请求批准和报告,但在团体成立后的任何时候,政府对于某些团体可以禁止活动或解散或处罚。如《葡萄牙宪法》第46条规定:“公民有权自由结社,不需任何批准”。另外,有的国家还把追惩的条件直接规定在宪法中,即将“在法律范围内”的结社自由改为“在宪法范围内”的结社自由。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9条第1款规定公民有结社权,第2款即规定了追惩的条件。
  第三,法人资格上的限制。对营利性结社来说,根据各国法律,只要完成登记手续,自然即具有法人资格。但对非营利性结社是否亦能取得法人资格,各国规定颇不一致。比利时、丹麦等国承认非营利性结社享有完全的法人资格。法、意等国则认为,这类结社的法人资格必须经法律特别赋予,而且被赋予者也不具有完全法人资格,只能出席法庭以及有限的取得财产与经营财产的权利,而不能向社会募集捐款。由上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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