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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韩琨案功与罪之争
【副标题】 建国以来法学界重大事件研究(七)【作者】 张传桢
【分类】 法律信息【期刊年份】 1997年
【期号】 12【页码】 2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4840    
  
  在祖国神州大地,我国人民在小平同志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广大知识分子的智慧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凡是作出有利于经济建设、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有贡献的人都会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他们在经济上得到相应的报酬,合法收入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这些,在今天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事,谁也不会有什么非议了,然而,这在八十年代初期,国家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阶段,在计划经济体制还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则是另一种处境,对利用工余时间,兼职社会服务,取得一些报酬会被视为大逆不道,轻者被指责“不务正业”,“搞私活捞外块”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受到批判或给予党纪政纪处分;重者会以贪污受贿罪,被追究刑事责任。韩琨案件就是属于后者。
  1982年7月《法学》月刊率先就上海韩琨受聘于乡镇企业,利用工余时间从事有有益于社会劳动取得一些报酬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在刊物上展开了讨论。后来,《光明日报》也就这一事件采访了原华东政法学院院长徐盼秋教授,作了详尽的报道。韩琨案在报刊上曝光后,正如有的人所描绘的那样,犹如将一把盐撒进了社会经济生活的热锅里,引起了包括政法、科技、农村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及波及全国的连锁反应,韩琨案件引起的风波,其波及面之广,影响面之深,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在当时可以说是空前的,是前所未有过的。
  韩琨案件到底是怎样回事呢?
  韩琨(《法学》发表时因鉴于当时情况,改称为王技术员)是一个中年知识分子,原是上海橡胶制品研究所助理工程师,1979年他受家乡奉县钱桥公社橡胶塑料厂的请求,希望他能用自己的科技知识为振兴家乡的经济做贡献,担任该厂技术顾问。韩考虑再三,觉得为振兴家乡经济,出点力是应该的,于是他就接受了这一聘请。当年8月中旬,韩回家乡钱桥橡胶塑料厂,适有该厂一采购员拿了一只法国制造的橡胶微型轴承密封圈给该厂支部书记马某看,马当即问韩,试制这种产品有没有把握?韩仔细看了样品后说,不妨试制看看。之后,韩就把试制该产品当作自己的一件大事来干。他在不影响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工余和假节日时间,起早摸黑的搞试验,同时他还挤出时间为生产这种新产品帮助厂里搞设备,培训工人掌握生产技术。橡胶密封圈看似简单,但工艺要求高,试制起来有较大的难度,在国内还是一个空白,没有一家厂曾生产过这种产品。自1980年5月韩没有征得单位(市橡胶制品研究所)领导同意,在他工作的试制室内,动用公家的设备和一些原材料,进行多次试验。经他的刻苦努力,在关键质量要求上作了改进,终于在当年11月试制成功。经检验分析其产品质量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水平。该产品受到外商的称赞。于是,钱桥公社橡胶塑料厂和外商签订了橡胶密封圈的产销合同。密封圈试制成功和打开销路使全厂震动,大家奔走相告,全厂职工积极投入新产品的生产,当年就为国家创收了大量外汇。1981年钱桥公社党委开会讨论,认为橡塑厂取得这样好的经济效益,是与韩琨的辛苦劳动分不开的,由此决定,以奖金的方式发给有贡献的人员三千三百元,(韩分得一千二百元)同时还决定将韩在农村的妻子吸收到橡塑厂为该厂职工(实际上韩妻未到厂工作)。因此,韩琨连同其妻的挂名工资实得三千八百余元。此后不久,被单位发现,领导认为韩的行为违纪违法,性质严重,属犯罪行为,当即书写报告向所在区人民检察院控告,要求追究韩的刑事责任。1981年1月区检察院立案侦察,继以受贿罪向区人民法院起诉,区法院审判员认为处理这类案件既无国家政策规定,更无国家法律依据,比较难办,于是该法院两位审判员来到《法学》编辑部,希望组织专家、教授进行分析讨论。当笔者听取案情介绍,觉得这是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个新情况新问题,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很值得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上进行探讨,在征得分管《法学》的曹漫之同志的同意和支持下,曾分别两次召开有公检法司、科委、农委、以及法学界的专家教授和《光明日报》等报刊记者参加的座谈会,会上着重就韩琨案件性质是有功还是有罪,如属犯罪他犯了什么罪,要不要追究刑事责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气氛颇为热烈,争论十分激烈,意见相距很远。根据当时的争论可概括为两种分歧意见,即主张有罪和主张有功的两种观点之争。
  主张有罪的人所持理由是:韩利用职务之便获取非法所得,已构成“贪污罪”,韩领取妻子的挂名工资已构成“投机倒把罪”,韩背着单位组织,在试制室内搞“私活”,他犯了“破坏科研秩序罪”,韩为谋取私利借用工作单位名义,擅自动用单位设备和原材料,向社队企业索取贿赂数千元已构成“受贿罪”。也有人担忧说:如果把韩琨当成“功臣”,不作犯罪处理,这在打击经济犯罪中是不慎重的,会使过去受打击的类似犯罪分子抓住把柄乘机翻案,这不仅对打击经济犯罪不利,而且在司法机关内部也会产生消极情绪,造成思想混乱,这是不符合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的。
  主张有功的人所持理由是:韩是利用自己的技术知识,化了大量工余时间从事于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社队企业试制成功了工艺难度较大的橡胶密封圈,不仅救活了一个企业,使橡塑厂转亏为盈,而且还填补了国家技术的空白,把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创收了外汇,为国家和集体作出了贡献。就韩的动机来说,他也不是一开始就想谋取私利的,是橡塑厂多次找他,希望他能为振兴家乡经济出力而勉强同意担任该厂顾问的,至于他拿到包括妻子的挂名工资计三千八百余元的好处费,也不是他向厂方索要的,而是公社党委讨论以奖金形式发给他的。从刑法理论上看,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是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很明显韩的行为没有对社会造成危害,因此,谈不上韩犯有贪污受贿罪。当然,综观韩在橡塑厂行为的全过程,也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的。如:(1)韩试制橡胶密封圈事先没有征得单位领导的同意,事后也没有向组织汇报;(2)擅自动用公家的设备和原材料;(尽管折价共300余元,数额不大)(3)不该领取妻子的挂名工资等。也有的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韩琨与广大知识分子一样,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感召下冲破传统的观念,砸开“臭老九”的精神枷锁,发挥其智慧才能,面向实际,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作出贡献,是社队企业的“财神爷”,受到群众的欢迎,他拿到一点报酬与他为社队创收的财富是微不足道的。总之,韩功大于过,是功臣,不是什么罪人。
  鉴于韩的案件在司法界不同反映,分歧意见较大,《法学》月刊在1982年第七期开辟专栏,“科技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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