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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公证》
交易安全与权益保护
【副标题】 股权继承中的多重风险平衡【作者】 宫楠
【作者单位】 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分类】 继承法
【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9
【页码】 63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5932    
  一、问题:商事与家事界线的模糊化
  1、商事法与家事法
  在传统的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中,商事法和家事法有着较为明显的边界和区别。一般认为,商事法领域主要在于调节经济交往行为与企业运行中关涉的问题,其具有更为明显的财产属性;而家事法则主要在规范婚姻、家庭与财产继承等问题,其具有更有明显的人身属性。我国著名民商法学者杨立新教授将家事法界定为:“家事法是关于民法调整家庭领域中的亲属身份关系和亲属之间生前死后的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1]家事法的这一定义清晰地凸显了家事法领域的人身相关属性。
  相应地,通常来讲,商事法即商法,是调整市场经济关系中商人及其商事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商法可以分为形式意义上的商法和实质意义上的商法。形式意义上的商法一般是指民商分立的国家所制定的并冠以“商法典”之名的法律而言;同时,实质意义上的商法,则指以商事为其规范对象所制定的各种法律规范,既包括以“商事”也包括不以“商事”命名的一切调整商事法律规范的总称。
  综上,可以将家事法简单地界定为:民法域中用于调整婚姻、继承、亲属、监护、遗嘱等家庭领域相关问题法律规范的总和,而商事法则可以相应简单界定为调整公司事务、股权变更、经济行为等市场经济活动相关法律问题法律规范的总和。家事法和商事法,因其在调整领域、立法原则、规制手段等方面必然具有的差异,在传统的民事法律实践和法学理论中均一贯被视为界限分明的不同法律问题域。
  2、经济发展背景下的“家事”与“商事”
  如前所述,虽然家事法和商事法在传统上被视为径渭分明的两个领域,但是,随同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私人财富的不断积累,家事和商事,或者说家事法和商事法领域也在不断相互融合。具体而言,传统上,家事法主要调整家庭相关的民事法律关系,但是,在我国社会私人财富不断积累的背景下,家事法律关系,特别是其中的婚姻、继承等问题,必然会与商事法中的公司股权变动等发生交集。同样的,商事法主要调整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商事交往行为,但随着我国私有企业的不断增多,公司的正常运行以及股权交易等合同的执行,也难免在特定情况下与家事法中的婚姻变更、家庭析产、遗产继承等形成规制交集。
  3、不断融合的家事与商事法律实践
  正是在这样家事法和商事法领域不断融合的背景下,我国法律实务中的家事法实践和商事法实践也不断交融。传统观念中,家事法律实践仅仅关涉百姓家中的离婚、继承等“家庭琐事”,而商事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则指向公司运行等中国传统观念中被视为“公”属性的事务。但在家事法和商事法领域不断融合的今天,家事法领域的法律实践越来越多地可能涉及股权继承、离婚协议中的股权分割等关涉商事法律关系的问题,而商事法律实践中也难免会遇到股东婚姻变动、股东身故等引发的股权变动和公司运行困境。
  也正是由于家事法和商事法在传统上属于“泾渭分明”的两个不同法律领域,家事和商事在立法原则、法律制度框架建构、法律规制手段等方面,不论在理念和具体实施中均具有较大的差异,使得家事法和商事法律实践在融合过程中必然遇到各类困境以及因此引发的法律风险。
  二、股权继承中的困境与风险
  上文中简要介绍了家事法和商事法在我国当前社会背景下不断融合的趋势,也提及家事法律实践和商事法律实践在相互交融过程中必然遇到多方面的困境和风险。考虑到家事法和商事法领域均涉及规制领域十分广泛,限于本文的篇幅和笔者水平,在此仅以股权继承为例,尝试简要分析家事法和商事法交融过程中遇到的现实困境。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家事法和商事法所规制的领域与社会生活关联十分紧密,加之法律实践本身具有的复杂性,即使以股权继承这一具体问题为例,本文仍无法对所可能社会的困境和风险进行全面而细致的梳理,且深入探讨股权继承问题也非本文之主题。因此,本部分更倾向于以股权继承为切入点,分析家事法和商事法实践中可能遇到的困境,并未下文的问题改善可能进路分析形成问题商谈背景。
  1、代持协议的隐蔽性
  股权代持协议已经成为公司股权交易中较为常见的法律问题之一。同时,这一商事法领域中早已存在的问题也得到了2011年公司法解释三的明确规定。2011年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中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而《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正是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虽然我国公司法已经在司法解释中承认特定条件下代持协议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但是,如果股权的代持人因身故、离异等原因需要对登记在股权代持人名下的股权份额进行分割和处理,此时,围绕股权的权属确认极易发生纠纷。例如,股权代持人的合法继承人要求分割登记在股权代持人名下的股权时如何保护股权实际所有人的权益,特别是在我国目前股权代持协议缺乏统一登记和管理的背景下,如何甄别股权代持的合法性和真实性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
  2、继承纠纷对公司运行的影响
  在社会实践中,不论发生继承的财产是股权还是不动产,均可能因继承人无法查明或继承人间存在纠纷而引发遗产难以短时间内处理的问题。相比于不动产面临继承纠纷时难以过户的问题,股权继承中遇到的继承纠纷还可能对公司的正常运行构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一方面,如果身故的股东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则围绕股权的继承纠纷将直接影响公司的日常运转。另一方面,即使继承涉及的股权仅仅是公司的一般股东,由于股权继承权的确定将直接决定公司股权的权属界定,进而通过股东的投票权影响公司的经营决策和管理,因此,久拖难决的股权继承纠纷仍难免会对公司形成重大不利影响。毕竟,虽然公司法人人格的独立性本身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确保公司运行尽量少受股东变动的影响,但是,“对于股东而言,有权投票即意味着有权对合约未予明确规定的事项作出决议,不管这种合约是通过公司章程予以明确规定,还是通过法律的一体供给来获得”[2]。因此,因继承纠纷引发的股权归属不确定对公司运行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在公司股权架构设计中理应获得法律人的应有重视。
  此外,除了继承纠纷,股权继承人是否符合特定公司股权持有者的身份资格也将对股权权属的确定和公司的运行形成影响。我国《公司法》第七十五条中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此外,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也限制军人、国家公务员等特定身份人员成为特定类型公司的股东。而一旦股权的继承人无法继任成为公司股东,或股权继承人因上述原因产生争议,均可能对公司的正常运行产生不利影响。
  3、股权继承的分散化
  当前,由数个自然人股东组成的大型甚或巨型私人企业数量不断增多。对于这类企业,自然人股东间的相互信任和股东对公司的共同管理对企业的发展往往十分重要。这类私人企业股东间的相互信任和共同合作是公司人合性的极佳体现。但是,公司股东的过世引发的股权继承,往往会造成新股东加入,甚至是多个新股东加入的后果,此时,继承造成的股权分散化结果,至少在一定时期内难免对公司的发展形成影响。正如我国著名学者杨立新教授谈及这一问题时所言:“私人企业规模大小不一,都属于私人所有,财产形式多数是企业集合财产。在发生继承时,由数个继承人共同继承,共同经营。这样做,既有利于企业的发展,也有利于稳定家庭亲属身份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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