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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外法学》
科技进步与法制建设
【英文标题】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Legal System
【作者】 罗玉中【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法律学系
【分类】 科技法学【期刊年份】 1998年
【期号】 1【页码】 3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3602    
  党的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对我国改革开放和跨世纪的发展作了全面部署,作出了一系列科学决策,其中包括“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科教兴国”的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发展战略。这些科学决策,高度概括了我们党几十年来领导中国人民治理国家、建设国家、发展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丰富经验,科学地回答了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治理、如何走向兴盛、如何持续健康地发展的问题,指明了社会主义的前途和走向。
  邓小平同志的法治思想和科技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是邓小平同志科技思想的精髓。在当代中国,依法保障和促进科技进步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一个严肃课题,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是实现跨世纪发展目标的必要举措,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神圣使命。
  一、科技进步呼唤法制建设
  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精辟地指出:“世界变化很大很快,特别是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进步深刻地改变了并将继续改变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任何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这一分析是极为英明、极为精当的,也是实事求是的。在当代,科学技术作为智力成果,不仅具有巨大的文化功能,可以提高人们的思维能力、认识水平和社会精神文明水平,而且已成为第一生产力。新兴产业都是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传统产业也在接受科技的根本改造。当今的国际竞争,归根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实质则是知识总量和科技实力的竞争。加速科技进步,是提高综合国力、调整经济结构、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的需要,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科技进步是需要一定环境的。科技进步就其主体环境而言,以政治、经济和法律环境最为重要。稳定的政治环境是科技进步的必要前提,优越的经济环境是科技进步的基础条件,而良好的法律环境则是科技进步的可靠保障。目前,我国政通人和,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为科技进步提供了极好的机遇与条件。但这还不够,还应当建立良好的法律环境,以保障和促进科技进步。当代中国,科技进步呼唤着法制建设,法律是科技进步的保护神和推进器。
  科技进步需要法律的保障和推进,可以归纳为四句话:一是科技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需要法律加以确认;二是科技活动引起的社会关系需要法律加以调整;三是我国参与国际科技经济竞争与合作需要法律加以保护;四是对科技成果的非道德使用而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需要法律加以防治。
  (一)科技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需要法律加以确认
  我国社会主义的诸多任务中,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诸多任务中,首要任务是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优先发展科技、依靠科教兴国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基点,是我们面对新技术革命挑战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邓小平同志作为伟大的战略家,不仅充分肯定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地位,揭示了科技水平的提高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国家安全的保障、人民生活的改善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且在国家发展部署中反复指出:“我们国家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从科技和教育着手。”“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也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对于科技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不能仅停留在少数人的认识上,而应当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一方面,可以保障其严肃性,不因领导人的更替或领导人注意力的转移而改变;另方面,可以为依法保障和促进科技进步提供法律前提和依据,使之具有法律上的巨大感召力和说服力,转化为全民族依靠科教兴国的行动。
  (二)科技活动引起的社会关系需要法律调整
  科技进步表现为知识总量的增殖、知识生产能力的增长以及知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应用等方面。当今,知识总量每数年翻一番,知识的生产和消费本身已成为最大的产业,科技、经济和社会呈一体化发展趋势。现代科技活动,不论是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还是知识的消费和技术转移,都牵涉到复杂的社会关系,甚至产生许多前所未有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的复杂性是过去象牙塔式的科研、个体或作坊式的技术开发所引起的社会关系不能比拟的,这些社会关系的调整也远非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仅凭采取行政措施和政策所能解决的。这些社会关系有着深刻的利益背景和复杂的利益体系,充满着利益矛盾与冲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各种利益关系只能以体现国家意志的法律来加以调整。
  拿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来说,便有许多社会关系需要法律加以调整。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是当今发展最为迅速、影响力巨大的技术和产业。目前,发达国家如美国,信息经济收入已占国民经济总收入的三分之二。克林顿总统的一份技术进展的报告中称,据估计,三分之二的美国工人从事与信息有关的工作,其余的人也在密切依赖信息的产业中工作。克林顿认为,“超高速信息公路”对美国的竞争力和经济实力是至关重要的。[1]因特网(Internet)已与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接通,用户已超过1600万,[2]引入中国不过二三年,仅北京地区的用户已超过10万。网络贸易正在因特网上开展,1997年9月,我国最大的计算机公司联想集团与世界最大的网络产品供应商美国Cisco公司签定2000万美元的贸易协议,双方都没有派人往返,也未打国际长途或发传真,而是在网上谈妥的,从谈判到签定合同,只用了两星期。可见,信息技术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对经济发展有巨大意义。然而,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带来一系列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法律问题。例如,信息技术研究开发过程中涉及的各种关系、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使用中的各种关系、信息市场各主体之间的关系、信息网络上涉及的各种关系,都需要法律加以规范和调整。再如,如何处理信息资源共享与信息保密问题,如何保护网络安全与信息安全问题,网络贸易合同的认定问题,如何防止通过网络窃取和出卖国家秘密问题,以及数据库、数字化作品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消除信息垃圾、防止通过网络参与赌博、洗钱或进行色情、暴力宣传和意识形态渗透,防止利用网络进行危害国家安全和从事民族分裂、危害国家统一活动等问题,都需要法律予以规范和调控。据国际电信联盟1997年9月7日的一份报告指出,随着互联网络的高速发展,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管理上的问题。网络的滥用已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国家安全等方面产生种种负面影响。不法分子在网上也有机可乘,大量的跨国交易正在网上进行,巨额关税就这样流失了。有消息说,全球有5000亿美元的非法资金可能会通过网上洗钱而变成合法资金。可见,信息技术的研究开发及其产业化发展所引起的社会关系,亟需法律予以调控。
  (三)参加国际科技经济的竞争与合作需要法律的保障
  当今世界,冷战已成过去,而科技经济竞争的热战正酣。在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发展全球化过程中,各国对科技、信息、知识和人才的争夺已成为一场无声的战争。对科技成果权的争夺甚至成为当今国际经济冲突、外交冲突的一个新的热点。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旋律大背景下发生的这场激烈竞争中,法律成为必备的、最好的武器。
  美国总统克林顿1993年1月入主白宫后发表的第一个报告,便是宣布与以往历届政府完全不同的新技术政策的报告,报告中宣称,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少地依赖传统要素,如自然资源的拥有和廉价劳动力,转而依赖以知识为基础的新兴产业,后者依靠技术创新成果的不断涌现和成果向商业产品的迅速转化。因此,美国技术政策的新准则之一是:为美国获得国外科学技术作出贡献,加强全球问题的合作,扩大美国在与技术相关的国外市场上的成功。相应的外贸政策是要为保持美国高技术产业的竞争力,使其充分打入国外市场和保护知识产权服务。克林顿政府将其技术政策和外贸政策融为一体,共同为参与国际竞争服务。在这一政策指导下,美国积极参与多边贸易、地区贸易、双边贸易协定的制定,力求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并在各种协定中坚持美国对科技成果权的强硬要求;与此同时,审查修订或新出台了相关的国内法,甚至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适用于国际竞争的场合。这也就是说,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在对别人挥舞大棒的时候,也不完全是赤裸裸的了,而是在竭力寻找或制造“法律依据”,以法律作为武器。
  事实上,美国从80年代后期开始,就已经采取这一策略了。例如,美国在总结其80年代经济衰退的原因时,归结于其知识型产业和知识产权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保护,从而于1988年修改了《综合贸易法》,推出了“特殊301条款”,以此为“法律根据”,对所谓不保护美国知识产权和不向美国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开放市场的“重点国家”实行经济制裁。中美科技协定的续签也是一例。1979年1月,邓小平同志率团访美期间,代表中国政府与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了中美邦交正常化后的第一个协议,即中美科技合作协定。1989年1月,中美建交十周年,也是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签订十周年,面临着该协定再度续签问题。然而,美方提出,根据1987年4月发布的12951号总统令,美国对外新签或续签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必须就知识产权达成协议,以附件形式作为总协定的组成部分,提议同我国谈判。在谈判中,美方提出的一个原则是:双方就特定课题进行合作研究产生的知识产权,各方在本国享有该项成果的一切权利,而完成地一方则享有该项成果在所有其他第三国的一切权利。美方还提出,由于两国为科技合作提供的法律环境“不平等”,如药品、化学品美国提供专利保护,当时中国的专利法不予保护,因而主张执行协定产生的成果,由提供法律保护的一方享有世界范围内的一切权益。美方的这一原则和主张当然遭到中方反对。中方提出,双方合作研究产生的成果除在本国享有一切权益外,在第三国的权益按贡献大小分享。经过两年多的艰苦谈判,才最后达成协议。这一事例说明:在国际经济、科技合作中,没有本国的法律保护是不行的。发达国家已经在国际交往中用法律手段保护其利益,竭力维护和扩张其科技、经济优势,发展中国家更应当注意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目前,许多国家,包括欧洲一些国家和象韩国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都在加紧完善其立法,一方面借以刺激本国科技经济的发展,另方面也以法制对法制、以反制裁对制裁的形式与美国抗衡。这种国际竞争中的新情况、新特点、新态势是值得重视的。
  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随着以现代科技为核心的新的生产力系统的出现,知识已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进入了生产函数,以高技术为代表的科技知识以及知识的载体,即人才,已成为生产中最重要的资本,“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正在悄悄出现,科技的发展强劲地推动着经济的转型。发达国家中知识型经济的发展对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形成了巨大压力,但也为发展中国家实现超常规的跨越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这也是值得我们充分注意的。一般来说,高技术领域目前在许多方面都由发达国家占据着至高点,但发展中国家也可以从中找到切入点(Nicht),利用国外的竞争前的科技成果来发展自己的高技术产业。[3]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就是这样做的。但这也无疑更需要相应法律的保障。
  应当指出的是,有的产业是我国独具优势的,应当依法加以振兴和保护。例如,稀土产业就是一例。北京大学的稀土分离技术,是处于世界前列的。目前,我国80%以上的稀土生产企业都在应用这一技术。按照我国有关规定。稀土分离技术的研究是保密的,研究者不能发表论文,稀土企业不能搞中外合资。但最近已有两家企业与外商合资,稀土分离技术面临被人轻意拿走、稀土产业不再保有民族工业特性的危险。类似这种情况不应当再发生,应有明确的、刚性的法律予以规定。中药药品生产也是一例。中药本应是中国特有的产业,但目前我国只占世界中药市场的5%,其余份额都被日本、韩国、德国这样的国家拿走了。德国干脆在中国设厂,加工提炼银杏叶,再到德国去深加工,然后返销中国市场。对中药生产这种特有产业,我们无疑应有专门的振兴制度。
  在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关我国生物基因资源管理方面的立法应当抓紧进行。由于我国不同地区在海拔、雨量和地质条件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生态系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三大动植物基因库之一。同时,我国有五十六个民族,一些地区的人们千百年来生活在相对固定的地方,有着完整的家系,对人类基因组的研究也是极为有利的。科学资料显示,人体基因大约有10万个左右,其中1万个左右是致病基因。人体基因研究将彻底揭开人类生、老、病、死之谜,导致基因治疗和基因制药等产业的兴起。美国近年来一反常态,对人类基因发现采取专利保护的做法。原因在于这种发现具有巨大的功利性。最近被授予专利的两个人类基因的发现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一个是关于肥胖的基因,其专利实施许可费为三千万美元,一个是关于哮喘的基因,其专利实施许可费高达九千万美元。生物基因包括人类基因是十分重要的资源,有着潜在的和现实的巨大经济意义。一些基因资源缺乏的国家,垂涎于中国特有的、具有重要研究利用价值的、稀有或濒危的动植物品种和基因资源,千方百计想搞到手,对我国基因资源构成严重威胁,并已造成相当程度的基因资源损失。有的以合作研究、合作资源调查、制作新闻节目、宣传地方特色文化为名,千方百计获取我国特有的动植物资源情报,不择手段地伺机偷取。一些国家还在瞄准我国的医药市场,就中国人的地方病、易感病进行研究,并偷取相应的基因资源(血液、器官、毛发乃至尸体)。因此,加强我国的生物基因资源的管理和保护,加强对生物基因的研究与开发,促进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是十分迫切的、重要的工作,应当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目前,欧美国家都在加速制定这方面的立法。例如,在动植物基因资源保护方面,美国于1970年颁布过植物品种保护法(1989年和1994年作了两次修订),德国于1985年颁布了《品种保护法》、《联邦物种保护条例》等;在生物基因资源的安全性管理方面,英国于1989年颁布了《遗传操作规则》,1992年颁布了《遗传改良生物控制使用规则》、1997年修订发布了《遗传改良生物有意释放和危险评价规则》,法国于1992年颁布了《控制遗传物质被改变了的机体的使用和扩散法》,德国先后制定了《基因技术法》、《基因技术安全条例》、《胚胎保护法》等。连印度也在1983年颁布了《重组DNA安全法规》,1989年出台了《危险微生物、遗传工程微生物或细胞的生产、应用、进出口和贮藏细则》。
  (四)对科技成果的非道德使用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需要法律加以防治
  现代科技的发展,一方面为人类提供了改造和利用自然的新手段,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为人类谋福利;另方面也带来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自然资源耗竭等。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类自己。”科技本身是无罪的,关键是使用它的人。对科技成果的误用、滥用、非道德使用,便可能带来现实的或潜在的社会危害。广岛上空原子弹的爆炸声一直都是人类和平的暮鼓晨钟。美国发生过的通过网络修改司法部文件的事件以及美国联邦法院最近以“电脑流氓罪”判处莫尼柯7年监禁的案件都是极好的例证。本来,网络技术为人们获取和传播信息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手段,但对网络技术的非道德使用则可能带来极大的社会危害。例如,1994年4月发生在深圳市、1996年发生在上海市证券行业的计算机犯罪案件便是明证。在前一案件中,案犯通过电脑网络登录到深圳一家证券部的用户密码库,解密后在某用户的空白帐户上凭空增设可用资金110多万元,并以每股5.45元的当日最高价买入10万3千2百股深圳某公司A股股票,造成该种股票价格的激烈波动。如果案犯在上述虚增资金数目后面再多加几个“零”,变成1亿、10亿、100亿,然后用这天文数字的虚设资金将股价抬到任意位置,股市便会遭到灭顶之灾。在后一案件中,案犯利用毕业实习的机会,在上海某证券部得悉用户密码,解密后,通过电脑低价卖出用户拥有的股票,而买主则是自己,然后再以较高的价格卖给第三人,结果不事声张地在他人不知不觉中操纵了股市,在短时间里凭空得到巨额的非法“收入”。
  事实说明,科技的发展具有与生俱来的两重性。为了防止对科技成果的误用、滥用、非道德使用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必须有相应的法律加以防治,并对受害者给予法律救济。至于研究开发的科技成果,其应用有可能危害人类社会、造成不可逆转后果的,也应当以相应的立法预先作出应用范围与性质的规定。例如,一些国家制定并已逐渐为国际社会认同的原子能法,就是旨在和平利用原子能、安全处理核废料、严格禁止核扩散、有效防止核战争的法律。此外,克隆技术应用法、信息安全法等,便分别对有关生物技术、信息加密与解密技术、网络安全技术等应用的范围和性质作出相应规定。
  在即将告别二十世纪的时候,回顾历史,面对现实,我们深深地感到,加速科技进步,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任务,关系到我们能否在当今世界格局中后来居上、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与走向。可以说,在当代中国,科技工作具有了新的战略意义,其价值和意义已越出了科技自身。依法保障和促进科技进步,充分发挥科技在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质量、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的作用,已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神圣使命。
  二、当代科技法制建设的发展趋势
  (一)各国科技法制发展趋势
  科技法制建设的发展程度,是同科技本身的发展程度、科技成果在生产中的应用程度以及科技进步对法律的需求程度相适应的。近代以来,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三次科技革命,[4]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大大推进了科技进步,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科技法制建设。
  科技法制建设的发展程度,也同国家的治理方略、科技赖以发展的经济形式密切有关。[5]在实行法治和市场经济的国度里,与科技进步有关的法制建设便发展较快。
  不同性质的法律对于科技进步的作用有截然相反的两个方向:一是保障和促进科技进步,二是延缓甚至阻碍科技进步。根据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博士的分析,14世纪以前,中国是世界的科技中心,此后转移到了西方国家。这一分析是中肯的。这一转移的个中原因极为复杂,但同法律不无关系。在古代中国,法律与科技的联姻已经出现,度量衡的统一、夏历的推广,都是法令施行的结果。[6]至于冶炼营造、水利兴修、田亩税赋计算(如《田律》、《九章算术》等,都有严格的技术法式。这对于古代中国的发明创造和经济发展无疑是有益的。中世纪的欧洲,到处都在起法律作用的宗教教条,是迫害科学家、[7]压制科技进步的栓结,使科学沦为神学的牧女。此前科技中心出现于中国是顺理成章的。但自从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这一科学摆脱神学束缚的宣言书后,现代科技在西方诞生。现代科技意识的觉醒和文艺复兴造成的文化氛围以及对罗马法研究的全面展开,促进了西方科技的进步和科技与法律的结合。1474年,在商品经济和世俗法律较发达的威尔斯城市国家诞生了世界上第一部专利法,[8]英、美、法、德、俄、日等国也先后确立了专利制度,[9]由此开创了法律保护科技发明、促进科技进步之先河。现代意义的科技法由此开始出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各国的科技立法大都限于宪法的原则宣示、科技成果权的保护、技术秘密的保护、大量的各类技术标准的法律化、技术进出口管制等方面。二次大战以后,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以及人们对科技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具有的巨大作用的认识提高,促进和保障科技进步的立法不断加强。科技不再仅仅视为与个人或企业的兴趣、偏好、利益有关的事情,而是与国家、民族的盛衰荣辱密切相关的事情,国家以法律形式引导、协调、保障和促进科技进步的做法普遍受到重视。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除了在宪法、民商法、行政法、刑法等传统法律部门的立法中规定有关保障科技进步的内容以外,还进行了许多专门立法,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法律规范体系,为科技进步营造法律环境。例如,据有关资料统计,德国在二战后的立法中,700多件都与科技进步有关;1981年日本政府编纂的《科技六法》中便收入了282个法律、法规。
  综观世界各主要国家的科技法制建设,虽因各国的国情不同而各有千秋,但也呈现一些共同的特点,主要是:
  第一,从立法发展的角度来看,各国的科技立法都经历了一个从零散到逐步系统化、体系化的过程。
  60年代以前,各国的专门科技立法较少,大都散见于其他立法之中。60年代以后,各国开始制定科技基本法。这一工作是从实行判例法传统的英国和美国开始的。[10]英国于1965年制定了《科学技术法》,规定了国家的科技发展目标、组织形式等,成为英国科技活动的基本准则。美国于1976年制定了《国家科学技术政策、组织和重点法》,确定了美国科技政策制定的准则、实施范围与步骤、政府职责、重点领域及科技计划实施的组织形式等。此后,法国等欧洲国家、日韩等亚洲国家、墨西哥等第三世界国家以及俄罗斯等国都先后制定了本国的科技基本法,[11]并加紧各方面的配套立法,走上专门化、体系化的发展道路。
  第二,从立法的内容来看,具有广泛性。
  各国的科技立法都广泛涉及到科技研究开发、科技成果的管理保护和转化、技术市场和技术贸易、科技进步的环境和条件方面的国家保障、科技奖励、高技术专门领域以及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等领域。其中一些具体的法律制度是特别值得重视并可以为我们所借鉴的:如由总统或内阁总理担任主席的国家高层决策和统筹协调制度、税收减免制度、[12]设备快速折旧制度、科技优先发展顺序的确定制度、官产学协作制度、科技投入制度、[13]技术评估制度、政府采购制度等。
  第三,国家设立研究开发机构或制定科技发展计划,都采取配套的法律措施加以保障。
  在这方面,日本最为典型,它在每成立一个国家研究机构或制定一项重要的科技计划时,议会都制定一部相应的特别法,如《理化学研究所法》、《日本科技情报中心法》、《日本原子能研究所法》、《海洋科技中心法》、《动力反应堆与核燃料开发事业团法》、《新技术开发事业团法》、[14]《宇宙空间开发事业团法》、《飞机工业振兴法》、《振兴专用机械信息产业法》、《企业合理化促进法》、《农业机械化促进法》、《筑波科学城建设法》等,对政府的资金投入数量作出明确的规定。这一做法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无论科技事业发展角度来说,还是法律实施的角度来说,都是需要成本的,都应当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作保障。
  第四,国家密切注视和跟踪科技发展的新态势,及时对法律进行废、改、立,使立法既有鲜明的现实性、时代性,又有预见性、前瞻性。
  90年代是高技术发展的黄金时代,各国特别注意营造适宜高技术发展的法律环境,以便抢占制高点。克林顿入主白宫伊始,立即提出与前几届政府分道扬镳的技术战略和政策,主张运用经济、贸易、金融、法律、外交等多种手段来维持美国科技的领先地位。美国国会的竞争力政策委员会关键技术分委员会还声称:低于技术领先的任何目标都是不可能接受的。[15]克林顿政府上台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法律措施,如宣布研究开发的税收减免政策永久化,提出将之延伸适用于现有产品制造工艺的研究开发,企业主持的学术研究再附加25%的税收减免优惠,对新研究开发财团头两年再减税1000。美国国会和联邦政府对过去的一些立法,如联邦科技顾问委员会法、反垄断法、电信法、国家科技合作法、技术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作了重新审查和修订,重新确定了基础研究领域、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等高技术领域、制造技术领域、军民两用技术领域以及政府采购方面的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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