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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展示制度
【英文标题】 Evidence Demonstrating System in Chinese Criminal Prosecution
【作者】 余为青【作者单位】 阜阳师范学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证据展示;控辩平等;展示程序
【英文关键词】 evidence demonstration;equality between prosecution and defence;demonstrating procedure
【文章编码】 1002—3933(2002)03—0140—0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2年【期号】 3
【页码】 140
【摘要】

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流行的证据展示制度应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被确定,它能使辩护制度摆脱困境,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同时对我国证据展示的原则、范围、程序设计以及制约因素提出见解.

【英文摘要】

Evidence system popular in the principle of parties should be enacted in the chinese criminal prosecution,which helps extricate system of advocacy from pedicaments,reaches judicial faimess and improves efficiency of procedure.Principles,range,programming and restrictive factors of evidnce svstem are expounded.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850    
  
  

证据展示,又称为“证据开示”、“证据告知”、“证据公开”或“证据发现”,多数学者认为称“证据展示”更符合中文习惯且易被人理解。其基本涵意是庭审调查前在双方当事人之间相互获取有关案件的信息{1}。“这一制度的核心要求是,在辩护方提出合理申请的情况下,法庭可以要求指控方将其掌握的证据材料展示给辩护一方,展示的具体方式是允许其阅览、复制;同时,在法定特殊情况下,法庭也可以要求辩护方将其准备在审判中提出的证据材料向指控方予以公开”{2}。这一制度首先起源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英国,后来在美国得到更大的发展,其他实行混合式类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国家如日本、意大利也确立了此制度,在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刑事诉讼程序法中同样规定有控辩双方的证据披露责任。尽管其利弊之争至今尚在进行之中,但从总体而言利大于弊,因此建议我国刑诉法应当立法借鉴

一、我国设立证据展示制度的必要性

(一)是辩护制度摆脱困境的需要。

在1979年刑诉法中,由于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时,是把全部案卷材料移送给人民法院,在开庭审判前,辩护方可以到人民法院查阅全部案卷材料,不存在证据展示问题。1996年新刑诉法出台后,人民检察院改全部案卷移送为部分案卷移送,即移送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的起诉书、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这样,辩护方在开庭时只知道控方的部分证据材料。尽管新刑诉法允许律师可以有限介入侦查阶段,但其作用主唼是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律师并没有调查取证权。从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到第一审开庭五日前,辩护人可以调查取证。根据刑诉法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向证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必须经过他们同意,否则调查不到证据;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检察院主要承担控诉职能,跟辩护方辩护职能针锋相对,一般也不会去收集证据;请求法院去调取,法院主要承担裁判职能,收集证据属于控辩双方的事情,故积极性也不高。在对被害人及其提供的证人进行调查时,辩护律师要经过两关:第一关是需要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许可,第二关必须经过被害人及其提供的证人同意。两关都顺利通过,才能向他们收集到证据材料。“这种将辩护人的调查建立在证人和被害人同意基础上的规定,无疑等于限制甚至剥夺了辩护人的调查权,导致辩护人在很多案件中几乎提不出任何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材料。……因此修改后的刑诉法对辩护人调查权所作的这一限制,被很多律师视为辩护制度的‘重大倒退”{2}。根据刑诉法第36条规定。辩护律师可以到检察院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和技术性鉴定材料。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19条的规定可以得知:诉讼文书是指立案决定书、拘留证、批准逮捕决定书、逮捕决定书、逮捕证、搜查证、起诉意见书等为立案、采取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以及提请审查起诉而制作的程序性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是指法医鉴定、司法精神病医学鉴定、物证技术鉴定等由有鉴定资格的人员对人身、物品及其他有关证据材料进行鉴定所形成的记载鉴定情况和鉴定结论的文书。这些程序性文书和材料一般涉及不到案件的实体内容,导致辩护律师对案件实体问题知之不多。因此,我国律师从事刑事辩护可以说到了步履维艰的境地,律师参与刑事案件辩护正在逐年下降。有鉴于此,实行证据展示制度在我国目前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使辩护方在调查取证受到诸多限制的情况下,在庭审前获得辩护所需的证据材料,这样就使辩护制度摆脱目前所面临的困境。

(二)是维护司法公正的需要。

对抗制诉讼要求控辩双方势均力敌。“被告人诉讼地位的先天不足和控诉方力量的先天强大,如果任其发展,将形成代表国家的强大的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个人的以强凌弱的局面,于是弥补这种控辩力量的先天失衡就显得十分必要”{3}。因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对国家司法权力作出了一定限制,如警察机关采取搜查、扣押、逮捕、羁押等行为必须事先取得法官的司法授权和司法审查等;同时给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些特别权利,如无罪推定、沉默权的规定等,以期弥补被告方的实力的先天不足,尽量使控辩双方力量趋于平衡。证据展示制度也是基于此理念才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旦辩护方在开庭前知悉控方的所有证据材料,就能够从实体上、程序上与指控方相抗衡,以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这样才能满足司法公正的要求。

(三)是提高诉讼效率的需要。

综观我国当今的庭审实践,由于证据展示制度的阙如,控辩双方对于自己所掌握的证据,一般在开庭前都“秘而不宣”,希望在庭审时搞“突然袭击”,杀对方一个措手不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155条规定,辩护方对于公诉人提交证据目录以外的新的证据可以要求有准备时间而提出休庭,导致庭审多次中断而延期审理,诉讼效率自然不高。同时根据该《解释》第119条第1款第(四)项的规定,公诉人可以要求人民法院以辩护方提交证据违反法定期限为由而不予采纳,以致于辩护人在开庭前所做的一切调查取证工作而归于无效,同样也会妨碍诉讼效率提高,并且也严重损害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正如龙宗智先生所说:“如缺乏庭前的证据开示,庭审时诉讼当事人为了解和把握各种突然出现的情况往往要求中断开庭以核实有关情况。这不仅造成诉讼的拖延,而且使集中审理难以实现。这又反过来影响庭审的质量。因为集中和不间断的审理是言词审理主义的必然要求,诉讼的拖延使法官难以形成正确的心证,势必增加法官的臆断”{1}。因此一旦设立了证据展示制度,此类问题可以避免发生,控辩双方在开庭前基本能做到知己知彼,庭审时就会有的放矢,针锋相对,并尽量使庭审持续进行,因而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

二、证据展示的原则和范围

人丑就要多读书

(一)证据展示的原则。

目前在我国刑诉法学理论界有两种主张:单向展示原则和双向展示原则。单向展示原则是“出于强化辩护功能的考虑,为防止检察官庭前针对辩护证据采取措施,主张证据开示应当是检察官对辩护律师的单方面的开示”{4};双向展示原则主张“证据开示的双向性理论和不平衡理论是证据开示制度的基本理论,而且双向开示并不等于对等开示,控辩双方的证据开示应当是不平衡的,检察机关负有全面开示证据的义务,在证据开示中居于主导地位,辩护律师只负有限度的开示证据的义务”{5}。两者相比较,笔者还是倾向于双向展示原则。因为在证据展示制度的发展历史中,经历了由否定证据展示到控方向辩方单向展示,再到控辩双方相互展示的过程。世界上如美、英、意、日等国也都是采取了双向展示原则。既然我国刑事诉讼必然要同国际接轨,就应当吸收借鉴国外的最新成果,以适应国际潮流。如果缺少辩方向控方的展示,“不仅影响诉讼效益,而且也妨碍检察官证据开示的积极性,从而反过来又影响辩护方及时和有效地获取实质性的案件信息”{1}。故笔者主张应当采取双向展示原则为好。

(二)证据展示的范围。

控方向辩方展示的证据范围,应包括开庭审判前控方所获的全部与指控事实有关的证据,包括不利于辩方的证据和有利于辩方的证据,拟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据和不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据。此原则与1979年刑诉法的做法一脉相承,具有连贯性,符合中国司法实践,同时又简便易于操作。至于控方是否以涉及国家机密、公共利益、证人安全以及对其他案件的侦查可能造成明显损害等为由而拒绝向辩方展示此部分证据,也即把这部分证据从展示范围中剔除,因为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需要法官的审查和裁决,在我国目前的司法体制下是行不通的,故暂不规定为好。以后随着司法体制完善和审判中心地位确立,可以由法院进行司法审查和裁决。

对于辩方向控方展示的证据范围,由于辩方取证受制于诸多因素,取证能力无法与控方相比,证据数量也不会太多,其范围具有不确定性。到底是全部展示还是部分展示,我国学术界有争论。如陈瑞华先生认为“从目前的情况看,辩护方向检察官展示的证据至少可以包括以下几种:证明被告人在案件发生时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的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时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或者未达到刑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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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龙宗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制度研究.上(J).政法论坛,1998,(2):3,4,7.

{2}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507,375,539,529,538.

{3}马贵翔.刑事诉讼对控辩平等的追求(J).中国法学,1998,(2):100.

{4}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195,197—/98,198—199.

{5}程荣斌,等.1999年刑诉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法学家,2000,(1):93.

{6}孙长庆.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与证据展示(J).法律科学,2000,(4):94,94—95.

{7}黄京平,等.英美法证据展示制度评介(N).检察日报,2000—7—31(3).

{8}陈瑞华.看得见的正义(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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