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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司法(应用)》
《关于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的理解与适用
【作者】 刘合华何君徐超袁钢
【作者单位】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分类】 司法【期刊年份】 2017年
【期号】 1【页码】 30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2547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健全国家司法救助制度,2014年1月,中央政法委联合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制发《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试行)》(中政委[2014]3号,以下简称《中央政法委意见》),为各地开展国家司法救助工作提供了政策指导。为加强和规范审判、执行中困难群众的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2016年7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司法救助的概念、司法救助申请、救助金的标准、拨付救助金的程序和救济等。该意见一方面推动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法治化,推动各地法院建立统一的司法救助处理机制,另一方面落实配套资金,完善对因遭受犯罪侵害或民事侵权等无法获得有效赔偿、生活困难的当事人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

一、制定《意见》的背景、原则和依据

(一)制定《意见》的背景

司法救助制度源于国家对涉诉涉法纠纷困难群众的关怀和保护,是法治国家尊重保障人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方式。我国司法救助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始终是以加强对生活面临急迫困难的当事人司法救济为核心。近年来,人民法院为了保障生活面临急迫困难群众的权益,将刑事被害人救助、执行救助、涉诉涉法信访救助以及民事侵权案件受害人救助纳入国家司法救助范畴。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健全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指出健全司法救助体系,保证人民群众在遇到法律问题或者权利受到侵害时获得及时有效法律帮助,这就将建立完善司法救助制度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目标之一。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将推动完善司法救助制度作为司法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要求推动各地法院建立统一的司法救助处理机制,落实配套资金,完善对因遭受犯罪侵害或民事侵权等无法获得有效救济、生活困难的当事人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

(二)制定《意见》的原则

《意见》的起草主要坚持以下原则:一是依据现有规范原则。按照党中央的决定和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规范性文件开展起草工作,确保《意见》与中央深化改革精神保持一致,确保《意见》的实施能够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二是尊重保障人权原则。注重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原则,在条款设计上,突出保障申请人的权利,强调国家机关依法履行职责。三是坚持开门立规原则。在起草中,尊重其他国家机关职权,积极开展沟通,吸收各机关和部门意见和建议。四是注重可行操作原则。《意见》的起草充分考虑方便救助申请人、救助机关司法适用的需求,确保国家司法救助制度运行的高效便捷。

(三)制定《意见》的依据和路径

2014年1月,《中央政法委意见》不仅明确界定了国家司法救助对困难群众应急生存照顾的性质,而且将国家司法救助的内涵从刑事诉讼扩展至民事诉讼、执行、涉诉信访等领域的应急困难救助,即确立了国家司法救助的概念,这为新常态下司法救助制度法治化指明了方向。制定《意见》就是为了在审判、执行中落实《中央政法委意见》提出的“切实做好司法过程中对困难群众的救助工作”要求,站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高度,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对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进行加强和规范。由于我国并未就国家司法救助进行立法,因此人民法院关于司法救助工作的规范,适宜制定政策性司法文件,无法制定司法解释。并且,由于《意见》中包含加强和规范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内容,还对国家司法救助概念进行了统一规范的使用,因此最终采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的名称。

此外,在《意见》起草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健全国家司法救助工作小组对全国法院国家司法救助开展情况进行了全面系统调研,形成了《人民法院构架司法救助调研报告(2009-2013年)》,对国家司法救助现状、经验问题以及法治化路径等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健全国家司法救助工作小组依据《中央政法委意见》,参考各省政法委、高院出台的司法救助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涉诉信访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试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贯彻实施〈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试行)〉的若干意见》,起草制定了《意见》。

二、国家司法救助的内涵和范围

(一)国家司法救助的内涵

对于人民法院而言,司法救助最初是指对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行政诉讼,但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人民法院实行诉讼费用的缓交、减交、免交,以保障其止常行使诉讼权利,维护合法权益的法律制度。1999年6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针对1984年出台的《民事诉讼收费办法(试行)》,作出《〈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补充规定》,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司法救助的概念。2000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对司法救助作了初步系统的规定,使得我国司法救助工作第一次走上了正轨,其中第2条将司法救助定义为“人民法院对于民事、行政案件中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但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实行诉讼费用的缓交、减交、免交”,并列举了当事人具有11种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救助。2005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对该《规定》进行了修订,内容有所增加,明确14类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救助,操作性得到一定的加强。2006年12月8日,国务院颁布《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直接将司法救助上升为一项基本原则,并在总结原有司法救助制度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作了更为详细、具体的规定,较以往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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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民法院而言,司法救助的概念首先出现在民事诉讼费用管理领域,是作为诉讼费用缓收、减收和免收的特定概念。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的健全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再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报告中的健全司法救助体系,文件中语词的变化,恰好说明了司法救助体系不仅体现在要让那些权利受到侵害但是因经济困难打不起官司的人,能打得起官司,打得赢官司的诉讼费缓减免的司法救助,而且体现在对因犯罪行为侵害得不到赔偿的刑事被害人和其他因诉讼而导致生活困难的人给予的事后救助,即对无法通过诉讼获得有效赔偿的困难群众给予应急生存照顾的国家司法救助。

对于中央政法委、财政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等政法机关而言,在《中央政法委意见》颁布之前,并未存在和使用过诉讼费用缓减免意义上的司法救助概念。为保持概念统一,便于规则适用,与其他机关相协调,依据司法实践,人民法院应当统一使用国家司法救助的概念,专指“对受到侵害但无法获得有效赔偿的当事人,由国家给予适当经济资助,帮助他们摆脱生活困境”的相关制度,由政法委、财政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共同实施。具体而言,司法救助与国家司法救助是一个平行的概念,两者不是种属关系,是在国家责任概念下的子概念。即,国家责任包括了法律援助、司法救助、国家司法救助、国家赔偿、社会救助等。[1]

(二)国家司法救助的救助范围《意见》第1条明确,其适用范围是在“人民法院的审判、执行中”,第3条中与《中央政法委意见》的适用范围一致,即对刑事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救济、对民事侵权受害人的救济、对执行案件受害人的救济、对涉法涉诉信访人的救济四类。

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按照救助的时间节点进行分类,可以分为立案救助、审判救助、执行救助、信访救助。此前,各地法院源于维稳压力及经费有限的缘故,通常将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重心放在信访阶段。多数地方法院都认为信访救助运行的效果并不佳,甚至一些地方法院认为应当取消人民法院的国家司法救助工作。为了确保国家司法救助效果,人民法院将通过正确把握救助时机,来提升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法治化水平。即,将国家司法救助提前至立案、诉讼和执行阶段,减少信访阶段的救助。

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按照救助原因进行分类,可以分为刑事司法救助、民事司法救助、行政司法救助、国家赔偿司法救助、执行司法救助等。将“维稳”救助转变为“维权”救助,符合“国家司法救助案件司法化、救助制度法治化”的发展方向。在《中央政法委意见》颁布之前,人民法院的国家司法救助主要是刑事被害人和执行救助,其他类型的救助一般都纳入信访救助范围中,这客观上制约了救助制度法治化,故应当对救助进行类型化,将相关救助从信访救助中剥离开。为了更好地回应现实的需要,在对全国法院近三年司法救助情况进行调研的基础上,2015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印发〈关于人民法院案件案号的若干规定〉及配套标准的通知》,首次对司法救助案件的案号进行了系统的规定,将司法救助案件分类为刑事司法救助案件(司救刑)、民事司法救助案件(司救民)、行政司法救助案件(司救行)、国家赔偿司法救助案件(司救赔)、执行司法救助案件(司救执)和涉诉信访司法救助案件(司救访)六类案件。

与《中央政法委意见》规定相一致,《意见》第3条第1款第(8)项规定,“当事人因生活面临急迫困难提出国家司法救助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予以救助:……(八)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认为需要救助的其他人员”。这一兜底条款的适用,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加以把握。例如,无罪的人被刑事拘留后获释,面临生活困难的,如果刑事拘留按照当时的条件和程序判断并不违法,则其难以依法获得国家赔偿;又如,因为执行依据错误,案件需要执行回转,但此后无法执行回转,按照现行国家赔偿法规定,回转执行的申请人也不能依法获得国家赔偿。为保障这些情形下的困难群众的合法权益,当前实践中,人民法院通常通过司法救助予以权利救济。并且,从逻辑和情理上分析,较之于民事、执行程序中困难群众,行政诉讼、国家赔偿程序中的困难群众由于受到了公权力的侵害,更应得到司法关怀。因此,实务中,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上述第(8)项之规定,将行政诉讼、国家赔偿程序中的困难群众纳入到救助对象,这也与《中央政法委意见》的精神一致。

三、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基本原则

《意见》第2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基本原则。

1.坚持公正救助原则。这与《中央政法委意见》“严格把握救助标准和条件,兼顾当事人实际情况和同类案件救助数额,做到公平、公正、合理救助,防止因救助不公引发新的矛盾”的规定相一致。

2.坚持及时救助。这与《中央政法委意见》“对符合救助条件的当事人,办案机关应根据当事人申请或者依据职权及时提供救助,确保及早化解社会矛盾”的规定相一致。

3.坚持辅助性救助。《意见》第2条第2款规定:对同一案件的同一救助申请人只进行一次司法救助。对于能够通过诉讼获得赔偿、补偿的,一般应当通过诉讼途径解决。

4.坚持属地救助。《意见》第2条第3款规定:“人民法院对符合救助条件的救助申请人,不论其户籍是否属于受案人民法院辖区范围,均由案件管辖法院负责救助”。在司法实践中,可能会出现相关法院之间推诿负责处理国家司法救助。笔者认为,根据案件所处诉讼程序,结合救助申请人提起救助的时间,还是比较容易确定案件管辖法院。有法院曾建议对案件管辖法院予以明确,规定“由案件一审法院或执行法院负责救助。”如此规定,会出现处于二审案件或者二审生效的再审案件的实际管辖法院,与接受司法救助申请的法院不一致的情形。

5.坚持联动救助。结合司法实践中凸显的问题和有些地方试行效果良好的经验,《意见》第2条第3款新增了联动救助原则,即“在管辖地有重大影响且救助金额较大的国家司法救助案件,上下级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联动救助。”联动救助原则是为了解决上下级人民法院在共同处理同一当事人就同一案件提出司法救助申请时责任不清或者需救助金额较高的问题。上下级法院联动救助仅限于影响重大且救助金额需求量较大司法救助案件,一般只针对特殊、个别案件实施,具体实施方式仍需上下级法院配合实施,暂无法作细致规定,一般由上级法院主导进行。

四、国家司法救助的对象

(一)应予救助的对象规定

《意见》第3条第1款规定了人民法院在刑事、民事、执行案件中的国家司法救助的对象。本款是根据《中央政法委意见》中应予救助的对象做出的相应规定。

1.未作修改或者只作“造成”和“致使”语词调整的四种情形,即“(二)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危及生命,急需救治,无力承担医疗救治费用的;”以及“(五)举报人、证人、鉴定人因举报、作证、鉴定受到打击报复,致使其人身受到伤害或财产受到重大损失,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陷入生活困难的;(六)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等,因被执行人没有履行能力,申请执行人陷入生活困难的;(七)因道路交通事故等民事侵权行为造成人身伤害,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受害人陷入生活困难的”。

2.适用范围从刑事侦查、刑事诉讼缩小到刑事诉讼的三种情形,删去《中央政法委意见》中“因案件无法侦破造成生活困难的”的表述,将相应条款修改为:“(一)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造成重伤或者严重残疾,因加害人死亡或者没有赔偿能力,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陷人生活困难的;……(三)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而死亡,因加害人死亡或者没有赔偿能力,依靠被害人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近亲属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陷入生活困难的;(四)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致使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因加害人死亡或者没有赔偿能力,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陷入生活困难的”。

3.保留的兜底条款,实施主体由“党委政法委和政法各单位”具体落实为“人民法院”。本条中均有“生活困难”的表述,生活困难一般是指家庭成员中有孤寡老人、接受义务教育的儿童、没有固定生活来源的残疾人或者家庭主要劳动力因重大疾病、意外事故丧失劳动能力,致使家庭没有生活来源或者家庭收入不能维持户口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最低生活标准等情形。国家司法救助案件中是否满足生活困难的条件,需要在具体司法救助工作中评估、衡量,不宜以社会救助标准进行一刀切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多以救助申请人的生活困难证明为重要参考,另见《意见》第10条。

(二)刑事被害人救助

《意见》第3条第1款第(1)至第(4)项是关于刑事被害人救助的相关规定,与2009年3月中央政法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财政部、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中的规定基本一致。在司法实践中,会出现因证据不足宣告被告人无罪的案件以及久侦不破的案件,被害人或其近亲属因侵害行为造成生活困难的情形,该情形可以根据不同情况适用第(3)、(4)、(5)项。对于第(1)和(3)项中均有“因加害人死亡”而致使被害人及依靠被害人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近亲属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陷入生活困难的表述,但是司法实践中,一般加害人死亡案件不会进入审判程序。第(2)项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生命并急需救助的情形,在法院审理阶段也极少出现。第(4)项中“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后,致使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中重大损失如何界定问题,这属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应结合案件具体进行认定。因此,《意见》中未作更细规定。

(三)举报人、证人、鉴定人救助

《意见》第3条第1款第(5)项是对举报人、证人、鉴定人救助的相关规定,完整保留了《中央政法委意见》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对举报人、证人、鉴定人的救助一般是由刑事侦查机关即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来实施,在审判中,人民法院需要对证人、鉴定人因作证、鉴定受到打击报复,致使其人身受到伤害或财产受到重大损失,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陷入生活困难的实施国家司法救助。该项“人身受到伤害”应该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中规定的轻微伤、轻伤和重伤,还应该包括死亡的情形。如举报人、证人、鉴定人因举报、作证、鉴定受到打击报复,致使其死亡的,依靠其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近亲属无法获得赔偿,陷入生活困难的,应该纳入国家司法救助的范畴。

(四)执行救助

《意见》第3条第1款第(6)项是执行救助的相关规定,在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等案件中,因被执行人没有履行能力,申请执行人陷入生活困难的,应当予以救助。该项规定是落实中央政法委《关于切实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通知》(政法〔2005〕52号)规定的“探索建立特困群体案件执行的救助办法。各地可积极探索建立特困群体案件执行的救助基金,对于双方当事人均为特困群体的案件,如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按一定程序给予申请执行人适当救助,解决其生活困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在司法实践中,《意见》规定为“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等案件”,结合国家司法救助的经验,也可以扩大至追索社会保险金、劳动报酬、经济补偿金、抚恤金等案件的申请执行人。

(五)民事侵权救助

《意见》第3条第1款第(7)项是民事侵权救助的相关规定。该项与《中央政法委意见》规定一致,规定为“因道路交通事故等民事侵权行为”造成人身伤害案件的受害人。在司法实践中,除道路交通事故之外,医疗事故、工伤事故、产品质量事故或者其他民事侵权行为均可纳入国家司法救助的范畴。同对举报人、证人、鉴定人的救助,如因民事侵权行为造成被侵权人死亡的,依靠其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近亲属无法获得赔偿,陷入生活困难的,也应该纳入国家司法救助的范畴。

(六)涉诉信访救助

《意见》第3条第2款是根据《中央政法委意见》中的“涉法涉诉信访人,其诉求具有一定合理性,但通过法律途径难以解决,且生活困难,愿意接受国家司法救助后息诉息访的,可参照执行”进行的相应规定,根据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的特点,进行了范围缩限,即将“涉法涉诉信访”修改为“涉诉信访”。2014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见》,要求“健全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各级政法机关要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统筹解决信访群众的法律问题和实际困难。对于因执法问题给当事人造成伤害或损失的,依法予以纠错、补偿。”2014年3月,为认真贯彻中央改革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机制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涉诉信访工作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改革涉诉信访工作机制,切实把涉诉信访问题解决纳入法治轨道。

“诉求具有一定合理性,但通过法律途径难以解决的”一般是指以下情形:一是法律政策变化或司法程序的原因,案件经过多次审理改判,致使当事人遭受损失;二是案件确有错误,但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三是案件有瑕疵但不足以改判,当事人因此遭受损失;四是因当事人举证不能、证据收集困难或法律规定不明确等原因导致败诉,但当事人确实因此遭受损失等情形。

当事人必须愿意接受国家司法救助后息诉息访,是因为人民法院涉诉信访司法救助工作,一方面是解决当事人面临的生活困难,另一方面也是当前化解涉诉信访案件的重要辅助手段,当事人接受救助后不息诉息访,有悖涉诉信访司法救助的宗旨。因此,要求当事人接受国家司法救助后息诉息访,既是对其作出的道义方面的约束,也是人民法院实施救助的前提条件。

本款对涉诉信访司法救助只作原则性规定,由于涉诉信访司法救助案件数量较多,亟需对实践进行规范,并且最高人民法院曾制定《关于规范涉诉信访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试行)》,具体适用中可参照该试行意见。

(七)不予救助的对象

《意见》第4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的例外情形。本条是根据《中央政法委意见》中关于不予救助的情形来进行的相应的规定。

1.未作修改保留的两种情形,即“(一)对案件发生有重大过错的”和“(五)生活困难非案件原因所导致的”。

2.适用范围从刑事诉讼扩大到审判、执行两种情形,即将“无正当理由,拒绝配合查明犯罪事实的”,修改为“(二)无正当理由,拒绝配合查明案件事实的”;将“故意作虚伪陈述或者伪造证据,妨害刑事诉讼的”,修改为“(三)故意作虚伪陈述或者伪造证据,妨害诉讼的”。

3.对用语进行调整的三种情形:

(1)将“在诉讼执行中主动放弃民事赔偿请求或拒绝加害责任人及其近亲属赔偿的”,修改为“(四)在审判、执行中主动放弃民事赔偿请求或拒绝侵权责任人及其近亲属赔偿的”,一方面将“诉讼执行”修改为规范的“审判、执行”的用语,另一方面,采用在民事侵权案件中规范的侵权责任人的概念取代加害责任人的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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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通过社会救助措施,已经得到合理补偿、救助的”,修改为“(六)已经通过社会救助措施,已经得到合理补偿、救助的”,目的是强调救助申请人获得合理补偿、救助的现实性,不能因为救助申请人可能获得其他补偿就将该申请人列为不予救助对象,暂停或者终止国家司法救助程序;

(3)将“对社会组织、法人,不予救助”列为除外情形,因为国家司法救助对象限定为公民,并且“社会组织、法人”跟民事法律中“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表述一致,因此本项修改为“(七)法人、其他组织提出救助申请的”。

4.增加兜底条款,即“(八)不应给予救助的其他情形”。

有意见建议加入部分不予救助的情形,例如因违法信访被治安处罚、刑事处罚、拒不悔过的;组织参加团伙信访串联信访的;明确表示获得救济金也不息诉罢访的等。这些情形实际与可以给予司法救助的涉诉信访规定不符,因此无需重复表述。

五、国家司法救助的救助方式和救助金

(一)救助方式

《意见》第5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的救助方式,即国家司法救助以支付救助金为主要方式,并与思想疏导相结合,与法律援助、诉讼救济相配套,与其他社会救助相衔接。该条与《中央政法委意见》规定一致。数据显示,2014年、2015年,中央财政每年下拨7亿元,地方各级财政分别配套安排救助资金17.7亿元、22.4亿元用于国家司法救助资金。2014年共救助80042人。

(二)救助标准

《意见》第6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的救助标准。第1款规定了救助金的一般标准,将《中央政法委意见》“各地应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制定具体救助标准,以案件管辖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准,一般在三十六个月的工资总额之内”落实为“救助金以案件管辖法院所属省、自治区、直辖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准,一般不超过三十六月的月平均工资总额”。

在司法实践中,案件管辖地的设区的市并不一定按时、按期公布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本款具体规定为省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和统计部门每年按期公布的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既是便于司法适用,避免适用省市两级不同标准而引发争议,又是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的实际做法。

《意见》第6条第2款规定了救助金的特殊标准,将《中央政法委意见》“损失特别重大、生活特别困难,需适当突破救助限额的,应严格审核控制,救助金额不得超过人民法院依法应当判决的赔偿数额”,落实为“损失特别重大、生活特别困难,需适当突破救助限额的,应严格审核控制,不得超过人民法院依法应当判决或虽已判决但未执行到位的标的数额”。本款根据司法实践情况,将国家司法救助金的特殊标准从单一的审判环节,扩大到审判、执行环节。

关于救助标准,在征求意见时有完全相反的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救助标准较低,例如有意见认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赔偿金额往往较低,救助数额不能超过判决数额,不利于发挥司法救助可能带来的促成当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严格控制死刑适用的功效;还有意见认为,救助标准不太适合对刑事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救助,不足以解决被救助人的实际生活困难,并建议增加一款“刑事案件的救助申请人的救助金额可适当超过”,可以根据申请人的实际,给予其超出法院判决的数额。第二种意见是认为救助标准过高,有意见建议以12个月工资总额为限,或者以未执行到位的标的数额的50%为限。从国家司法救助性质为应急困难性质,并非要求弥补申请人的实际损失,同时与《中央政法委意见》标准保持一致,因此作此规定。

(三)救助金额确定

《意见》第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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