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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故意杀人罪指导性案例的死刑适用规准
【英文标题】 Some Canons for Applying the Guiding Cases of Death Penalty to Intentional Homicides
【作者】 王春穗熊明辉
【作者单位】 中山大学法学院和逻辑与认知研究所; 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与哲学系
【分类】 刑法学
【中文关键词】 指导性案例;死刑;故意杀人罪;使用规准;法律论证
【英文关键词】 guiding cases; death penalty; homicide; application; legal argument
【文章编码】 1002-3933(2016)07-0041-11【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7
【页码】 41
【摘要】

从法律论证以及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指导性案例的本质是人类的一种语言交际,是一个动态的话语理解的过程。以第4号、第12号两个故意杀人罪死刑适用指导性案例及最高院对该案例的理解与参照为材料,在对适用死刑的故意杀人罪指导性案例的语篇、论证结构及对量刑情节的语义认知分析的基础上,对该类指导性案例的语用意图进行剖析,并进一步探讨如何实现这类指导性案例的语用意图,也即达到创设一个恰当的死刑适用规准的目的。

【英文摘要】

The nature of guiding cases is human communication in language forms. On the basis of the relative materials of 4# and 12# guiding cases which are both about the application of death penalty, the writer tries to analyze the text, the argument structure and the semantic of sentencing circumstances of these two cases, and to further explore how to implement the pragmatic intentions of the application of death penalty in the sentence-concerned guiding case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8218    
  

截至2015年1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一共发布了11批指导性案例,其中,刑事案例共8个,分别为第3、第4号案例、第11至第14号案例、第27、28号案例。按照指导性案例着重指导的内容的不同,可以将刑事指导性案例分为定罪类指导性案例和量刑类指导性案例。其中,第4号案例王志才故意杀人案,第12号案例李飞故意杀人案两个案例均涉及死刑[1]改判死刑缓刑两年。在刑事案件中,法院的宣告刑是在个案对法定刑的具体适用,是刑事案件实质正义的重要体现。如果说涉及自由刑的普通刑事案件的宣告刑的确定是“量变”的问题,那么涉及个人最根本权利的死刑案件的刑罚的确定则是“质变”的问题。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差别被法律职业工作者称为是“生死两重天”{1}。这“两重天”不仅拷问着参与诉讼博弈的控辩审三方专业化程度和道德责任感,而从更显性的角度来说,这还意味辩护成功的辩方可能因之获得的巨大利益。因此对于死刑改判死缓的此类案例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则必然成为对量刑类指导性案例进行实证研究的重点。在进行指导性案例的分析时,不仅要基于最高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本身,更加要参考最高院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发布的对该指导性案例的理解与参照。本文将以涉及故意杀人罪的两个指导性案例为分析材料,使用逻辑学和语言学的分析工具,对两个指导性案例的语篇、论证结构和语义语用进行分析,进而探讨故意杀人罪指导性案例中的死刑适用规准问题。

一、语篇比较

语用分析也就是语言的动态分析,其直接对象是言语行为中的话语或语篇。指导性案例包括了案件编号和标题、关键词、裁判要点、相关法条、基本案情、裁判结果和裁判理由这7个构成要素。我们对涉及死刑适用的量刑类指导性案例的语用分析,将首先从其语篇分析开始。笔者将已发布的总56个指导性案例按照发布批号、案件类型进行排列,对指导性案例中语篇的中文字数进行了统计,得到了以下的数据:

首先,从已发布的指导性案例的案件类型来看,民事案件的数量最多,共有35件,第二是行政案件12件,最少的是刑事案件9件。

其次,从指导性案件语篇的字数的总体数据来说,指导性案例的语篇字数绝大多数为1000字到2800字之间。字数最多的指导性案例为第31号的民事案件兰建军、杭州小拇指汽车维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天津市小拇指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有6696字。字数最少的指导性案例为第14号案件,仅有782字。在总56个指导性案例中,仅有两个语篇字数低于1000字的案例,均为刑事案件,分别是第14号的董某某、宋某某抢劫案和第28号的胡克金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再次,从不同案件类型指导性案例之间的语篇平均字数的横向比较来说,总56个指导性案例的平均字数为2387字。具体到案件类型来说,民事指导性案件语篇的平均字数最多,为2668字[2];然后是行政案件,为2095字;最后是刑事案件为1689字,这意味着刑事案件的平均篇幅差不多比全部案件的平均篇幅少了将近1/3。

最后,从各案件类型内部纵向比较来说,民事指导性案例语篇字数最多的案件有6696字,最少的案件有1019字;行政指导性案例语篇字数最多的案件有2777字,最少的案件有1050字;刑事指导性案例语篇字数最多的案件有2753字,最少的案件仅有782字。更值得注意的是,量刑类刑事指导性案件的语篇字数,在刑事指导性案件语篇字数的排行的倒数四席占有其中三席。

如果追踪这些数据回归案件的具体情状,可以发现指导性案例中存在明显的重民事,轻刑事;重定性、轻定量的两种趋势。而在刑事指导性案例中,“重定性、轻定量”的趋势则进一步表现为重定罪、轻量刑。在刑事指导性案例中,字数最多的杨延虎等贪污案和潘玉梅、陈宁受贿案均涉及到被告人行为性质的认定问题。但是如果对刑事指导性案例的论证结构进行进一步分析,不难发现量刑类指导性案例现在的语篇字数并不足以充分表达其语用意图;语篇字数的短缺与论证充分性的短缺互为因果,产生了不良的言语交流效果。这一点,笔者将会在第二部分的论证结构中进行详细的论述。

二、论证结构

按照指导性案例着重指导的内容的不同,可以将刑事指导性案例分为定罪类指导性案例和量刑类指导性案例。两种不同类型的刑事指导性案例的论证内容决定了这两类案例需要采取不同的论证模式。一般来说,定罪类指导性案例采用的是“三段论模式”,而量刑类指导性案例则采用的是“合取模式”。

定罪类指导性案例是按照演绎论证的模式来进行的,其论证模型与常见的司法论证的演绎论证模式一致,如下图所示,定罪类指导性案例的论证结构是“三段论模式”的:

①(x)〔T_x→OP_X〕

②(x)〔M_x→T_X〕

③(x)〔M_x→OP_X〕

上述公式的解释为:①对于所有的x,若其作出了刑法所禁止的某种行为T,那么他应当(O)受到某种刑罚(P)。②某一特定被告人的实际行为M构成刑法所禁止的行为T。③某一特定被告人应当受到某种刑罚。

以第3号指导性案例潘玉梅、陈宁受贿案为例,我们可以从其裁判理由推理其论证的步骤。按照司法三段论的论证结构,结合潘玉梅、陈宁受贿案的“相关法条”这一构成要素,对于该案的论证模式应当是:

三段论模式:

①符合《刑法》第385夫妻本是同林鸟条第1款,构成受贿的人,应当受到相应刑罚。

②本案犯罪嫌疑人的各个情节均符合受贿。

③犯罪嫌疑人应当受到与受贿罪相称的刑罚。

为了充分说理,这个指导性案例的裁判理由最少要在整个案件的论证过程的第②步完成了以下这三个子命题的证成:其一,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与请托人以“合办”公司的名义获取“利润”,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经营管理的行为,是受贿行为。其二,国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有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的行为,是受贿行为。其三,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等物品的行为,是受贿行为。这三个子命题的证成,将上述的三种行为纳入到“受贿行为”的外延之中,并从而更加明确了“受贿行为”这一概念的内涵。

相较于定罪类指导性案例的“三段论模式”,我们常见的量刑类指导性案例的论证模式则可以称为“合取模式”,即通过案件情节的叠加,来得到某一个刑罚处罚的结果。如下图所示,量刑类指导性案例的论证模式实质是按照每一案件情节对被告人处以某种刑罚是肯定态度还是否定态度来建立量刑权重体系,即对案件的每一情节(图例中的A、B、C、D等)的权重进行赋值并进行刑罚的“计算”。从轻、减轻情节等量刑情节因为是否定对被告人处以某种刑罚的,应当被赋以负数值,我们将它们称之为“否定情节”;而肯定被告人应当处以某种刑罚的情节则应当被赋以正数值,我们将它们称之为“肯定情节”:

①(x)(T_x→OP_X)

②(x)(A_x)∧(x)(B_x)∧(x)(C_x)∧_…→S_x

③ S_x→T_x

④(x)(A_x)∧(x)(B_x)∧(x)(C_x)∧_…→OP_x

如果我们只考虑事实情节的话,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合取模式表达为:

A∧B∧C∧D_…→OP

上述公式的解释是:①对于所有的x来说,若其作出了刑法所禁止的某种行为T,那么他应当(O)受到某种刑罚(P);②对于某一特定被告人,其所为行为具有A、B、C……情节,这些情节构成S行为;③S行为符合T行为的构成要件;④对于某一特定被告人来说,其应当受到某种刑罚(P)。要注意的是,用于量刑的合取模式中的A、B、C等性质是可以为负值的。

以第4号指导性案例王志才故意杀人案为例:

关键词:刑事故意杀人罪婚恋纠纷引发坦白悔罪死刑缓期执行限制减刑

裁判要点:因恋爱、婚姻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被告人犯罪手段残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被告人具有坦白悔罪、积极赔偿等从轻处罚情节,同时被害人亲属要求严惩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性质、犯罪情节、危害后果和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及人身危险性,可以依法判处被告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时决定限制减刑,以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裁判理由: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认为:被告人王志才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罪行极其严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本案系因婚恋纠纷引发,王志才求婚不成,恼怒并起意杀人,归案后坦白悔罪,积极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且平时表现较好,故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同时考虑到王志才故意杀人手段特别残忍,被害人亲属不予谅解,要求依法从严惩处,为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50条第2款等规定,判处被告人王志才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

从第4号指导性案例的关键词、裁判要点和裁判理由可以将本案的量刑情节按照是否支持对被告人判处死刑分成如下的两组:

表1 第4号指导性案例情节分析


┌───────┬───────┬───────┬───────┬───────┐
│否定情节   │婚恋纠纷引发 │坦白悔罪   │积极赔偿   │平时表现较好 │
├───────┼───────┼───────┼───────┼───────┤
│肯定情节   │故意杀人罪  │手段残忍   │被害人亲属要求│       │
│       │       │       │严惩     │       │
└───────┴───────┴───────┴───────┴───────┘

而在同样是死刑改判死缓的案件第12号指导性案例李飞故意杀人案中,审方是如此论述的:

关键词:刑事故意杀人罪民间矛盾引发亲属协助抓捕累犯死刑缓期执行限制减刑

裁判要点:对于因民间矛盾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被告人犯罪手段残忍,且系累犯,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被告人亲属主动协助公安机关将其抓捕归案,并积极赔偿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节,从尽量化解社会矛盾角度考虑,可以依法判处被告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时决定限制减刑。

裁判理由: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认为:被告人李飞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罪行极其严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本案系因民间矛盾引发的犯罪;案发后李飞的母亲梁某某在得知李飞杀人后的行踪时,主动、及时到公安机关反映情况,并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将李飞抓获归案;李飞在公安机关对其进行抓捕时,顺从归案,没有反抗行为,并在归案后始终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好;在本案审理期间,李飞的母亲代为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李飞虽系累犯,但此前所犯盗窃罪的情节较轻。综合考虑上述情节,可以对李飞酌情从宽处罚,对其可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同时,鉴于其故意杀人手段残忍,又系累犯,且被害人亲属不予谅解,故依法判处被告人李飞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

同样地,我们在指导性案例中对关键词、裁判要点和裁判理由进行分析之后,得出下表所示的两组情节:

表2 第12号指导性案例情节分析


┌───────┬───────┬───────┬───────┬───────┐
│否定情节   │民间矛盾引发 │亲属协助抓捕 │积极赔偿   │顺从归案,如实│
│       │       │       │       │供述     │
├───────┼───────┼───────┼───────┼───────┤
│肯定情节   │故意杀人罪  │手段残忍   │累犯     │被害人亲属不予│
│       │       │       │       │谅解     │
└───────┴───────┴───────┴───────┴───────┘

在析取出上述两个案件的量刑情节之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对案件情节进行赋值,并“计算”得出宣告刑。这种对情节进行赋值,试图通过“合取模式”让量刑更加科学化、精密化的尝试,早在2010年9月18日颁布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下文简称“量刑指导意见”)中已有体现。在量刑指导意见中,明确对15种常见犯罪的基准刑作出了规定。但量刑指导意见不仅在附则中明确规定了“本意见适用于有期徒刑以下的案件”,还特别在原本设有无期徒刑、死刑[3]的强奸罪和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中列明“依法应当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除外。”量刑指导意见对于无期徒刑和死刑案件的回避,可归因为对无期徒刑和死刑这两种刑罚的量化定值不能。在有期徒刑案件中,根据自由刑的法定刑幅度,可以将其按照犯罪事实进行量化定值,得出基准刑,再根据量刑情节调节基准刑,以确定宣告刑。然而无期徒刑和死刑则无法按照行刑的年数进行量化定值。因此,在对无期徒刑和死刑进行赋值时,首先要对这个赋值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进行论证,然后还要解决诸如当对肯定情节赋值之和超过应当判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的定值时,是应当吸收还是继续累计升级为无期徒刑或死刑这样的问题。而在现阶段,法律共同体显然还没有对上述问题达成共识。

对比定罪类和量刑类指导性案件的论证结构,我们发现在定罪类的指导性案件中,法官所做的工作实际上是概念涵摄,或者如拉伦兹所说的是一种“归类”[4]。在“三段论模式”中法官关注的法律概念之间的关系,即能否将某种具体的行为划归到某个特定的罪名之下。而在量刑类的指导性案件中,法官则是作出某种价值判断。因此,在“合取模式”中法官更多地关注社会生活的经验以及那些被人们认作是真理的道德准则。这些价值判断蕴含在描述情节的概念的语义之中,因此倘若想要对情节进行精确的赋值,则需要对用于描述情节的概念的语义进行准确的认知。

三、情节描述的语义认知

量刑类指导性案例的语义认知主要是指对描述量刑情节的概念的认知。语言学中对语义的认知包括两方面:其一是字面之意;其二是其言外之意,即其语用含义或话语含义。指导性案例这一特殊的语言交际行为,要求作为受话者的司法工作者要全面地、敏锐地捕捉到作为说话者的最高人民法院在指导性案例中提供的每一明示信息,并结合其对案件语境假设,通 小词儿都挺能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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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王伟,赵祎姗.民事“生死两重天”的精密化司法判断——析李飞故意杀人案[J].中国检察官,2013,(3):25,27.

{2}唐风鹤.整体性的法律论证——兼论疑难案件法律方法的适用[J].河北法学,2014,(1):3.

{3}吴光侠,周晓霖.《王志才故意杀人案》的理解与参照[J].人民司法,2014,(6):19,21.

{4}吴光侠,林玉环.《李飞故意杀人案》的理解与参照[J].人民司法,2014,(6):59.

{5}陈兴良.死刑适用的司法控制——以首批刑事指导案例为视角[J].法学,2013,(2):52-53.

{6}骆志鹏.法学方法论事业中的法官说理[J].河北法学,2012,(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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