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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国外法学》
批判资产阶级犯罪构成要件论
【副标题】 从批判资产阶级犯罪构成要件论向苏维埃犯罪构成要件论的转变过程
【作者】 (日)上野达彦(康树华译)【分类】 犯罪学
【期刊年份】 1979年【期号】 6
【页码】 30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74765    
  序言
  今天在苏维埃刑法理论中,采纳犯罪构成要件,己经没有不同观点了。这是可以通过苏维埃刑法教科书以及其他许多著作、论文,都以犯罪构成要件论为核心构成犯罪论这一点得到证明。也就是说,在上述这些著作中,一致地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即以行为者(被告人)的行为具有犯罪构成要件,作为刑事责任的唯一基础。我们对于苏维埃犯罪构成要件论的产生、发展、确立的过程很威兴趣。因此,提出以下两个课题:第一个课题为苏维埃犯罪构成要件论,是以批判近代资产阶级犯罪构成要件论的形式出现的。说明它是在克服这种批判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第二个课题是要探讨苏维埃犯罪构成要件论发展的历史。也就是说,社会主义革命首先成功的苏维埃俄国,在建国以后,为了与反革命势力怍斗争并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一方面强调要遵守和加强革命法制(社会主义法制),一方面又要解决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即解决上层建筑中有关国家与法的相互关系问题。而在刑法领域里,对刑法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也是要从这一观点出发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从社会主义刑法理论的产生、发展过程中,说明今天已成为其核心的犯罪构成要件论。
  我们确定了上述两个问题,本文只谈第一个课题——对近代资产阶级犯罪构成要件论的批判及其意义。
  一
  首先,我们谈谈A·H·特拉依宁批判近代资产阶级犯罪构成要件论时,采取的分析批判的方法论问题。他首先是通过资产阶级民主发展与崩溃的过程来把握近代资产阶级犯罪构成要件论的历史发展过程。在分析这一过程的方法上,他考虑了“社会关系发展的规律性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特有的连续性”。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币土会关系发展的规律中,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断得到加强,与此相反,在这一过程(国家机器连续发展的过程)中,资产阶级民主不断走向崩溃。因此,资产阶级的彻底民主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继续发展,是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
  如果在刑法领域里能把握这一点,那么可以看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加强和资产阶级民主极盛时期出现的刑事古典学派确立了罪刑法定主义原则,并根据罪刑法定主义原则发展的要求,确立了犯罪构成要件,从而促进了它的客观结构论。客观结构论是一种特殊形态,法治国家的加强,在刑法领域里就是通过这一形态实现的。它的任务在于限制审判及行政专横,加强保障个人自由。
  其次,在帝国主义阶段初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基础开始崩溃。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刑事人类学派与刑事社会学派,以构成要件的主观结构论攻击了刑事古典学派的客观论。这种主观结构论也是一种特殊形态,它在刑法领域里,主张解放法权的惩罚职能,借以巩固资本主义己经动摇的基础,规定了没有犯罪的刑罚,并以社会防卫手段的形式规定了超级刑罚。
  再次,在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到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阶段,资本主义世界和资产阶级民主孕育着严重的危机。当时法西斯德国刑法理论家的极端主观主义,就是反映这一特征的一种表现。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权力万能国家、法西斯国家的惩罚政策。
  二
  加强资产阶级民主时期——资产阶级民主极盛时期。
  在刑法领域里,代表达一时期的学派是刑事古典学派。刑事古典学派使资产阶级民主的各种原则在刑法领域里得到了反映,保持了严格的形式主义的方法。刑事古典学派只是把刑法学说置于法学概念的范围以内,把犯罪与刑罚问题,作为概念问题来对待,因而不仅把阶级斗争问题和犯罪的阶级本质问题,而且也把作为实际生话现象的犯罪问题,从法的领域排除在外。
  刑事古典学派的思想基础是自由主义,因而他们主张法无明文规定者不问罪,缺少犯罪构成者也不问罪。在这种刑事古典学派理论中,犯罪构成要件问题占了重要地位。它取代了作为社会实际现象的犯罪的定义问题。刑事古典学派进一步研究了这一课题。为了解决这一重要问题,确立了自己的犯罪构成要件论。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即中世纪的宗教裁判中,重点不在于解决一般性问题,而在于确定具体的犯罪问题。也就是说,其中重要的要素是认为确定引起犯罪结果的事实。例如,喀罗林法典第一四七条规定:凡客观上有引起死亡可能性的伤害,即认定为杀人。但是,其后随着启蒙思想的普及,强调了对主观要求的意义,结果是,只有故意杀害者,才被认为是杀人犯。
  刑事古典学派就是继承了这种进步思想的学派,他们认为,罪责的存在是刑事责任的必要前提。但是,刑事古典学派在这一点上,不是把主观要素而是把客观要素摆在前面,也就是说,不是把行为者的特征而是把行为的特征摆在前面。古典学派的犯罪构成要件论,就是在这样客观的基础上形成的。早期刑事古典学派的代表费尔巴哈认为,从法律观点来说,犯罪构成要件就是包括违法行为在内的各种事实,或者是个别行为一些标志的总合。也就是说,费尔巴哈只将行为性质的标志作为构成要件。但是,费尔巴哈并不忽视责任的主观意义,即罪责存在的意义,而是把它置于构成要件范围之外。因此,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首先是刑事责任,其次才是行为者承担刑事责任。
  刑事古典学派这种观点的政治本质表现在那里呢?刑事古典学派为什么会成为犯罪构成要件的客观结构论的拥护者呢?他们的注意中心又为什么不是行为者(犯罪人)而是犯罪行为呢?为了阐明这样一些问题,必须考虑到资产阶级民主从开始到极盛这一时期存在和流行的一般性意识形态的状况。在这一时期,所有各个阶级的思想学——哲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都在孜孜不倦地为建立新型法治国家以取代警察国家而自我标榜地唱赞歌,宣扬新的法治国家将带给人们以自由、平等和亲密关系,宣扬这种新型理想国家是通过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投票选举产生的最公正、最平等的国家。在这当中,刑事古典学派在刑法领域里始终是形式上、口头上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先驱。象一切资产阶级思想家一样,刑事直基学派些认为选定级刑是为维持法的秩序。例如,此克麦尔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惩罚犯罪,维持法的秩序;费林格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维护国家的权威。
  刑事古典学派赋予行为的重要意义,反映了要求加强立法工作;反映了仅为审判和行政的判断,保留了少有的场所。因此,刑事古典学派的客观结构,是针对警察国家的,它是与权力专横,针锋相对的。
  关于刑事古典学派犯罪构成要件这样的客观论,即把犯罪分为:(一)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才为犯罪;(二)属于有责任能力的犯罪行为,才为犯罪。刑事古典学派这种犯罪两部分的主张,并不是说要将一个构成要件分为两个,而是说要通过对刑事责任的两项基本要求,即犯罪构成要件的罪责的存在这两方面的要求,以实现个人权利的双重保证。
  总之,刑事古典学派在形式上是介于法律与法的秩序这两者之间,是置身于新兴资产阶级法的秩序的赞美者和宣扬者的大合唱之中。
  可见,犯罪构成要件的客观结构,在刑法思想发展中,并不是偶然的现象,也不应当归结为刑事古典学派的学者对行为这一课题,在理论上有所爱好。无疑,这是与为取代封建、专制的欧洲而出现的新型社会关系的发展有着必然联系。客观结构是当时盛极一时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资产阶级利盆的表现。它是反映在刑法领域中的一种特殊形态。
  犯罪构成要件的客观结构,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现象,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刑事古典学派的理论本身,就隐蔽着否定时代的一个方面。因为无论资产阶级形式上民主的任何体系,无论是刑事古典学派的犯罪构成要件论,或者是富有权威性的“客观的”、无情的法律尊严,都体现了一定的阶级内容。显而易见,这都是在虚伪的客观主义掩盖下,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表现和法则。刑事古典学派的客观主义,其任务就在于维护相应的历史发展过程,即维护资产阶级制定的新法规。费尔巴哈曾经说过:“刑法是针对一切公民的,它威吓着所有的人。”无论谁都不能触犯法律。触犯法律就是极大的客观性不法行为。
  三
  帝国主义阶段初期——资产阶级民主的基础开始崩溃的时期。
  帝国主义时代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变化。阶级斗争开始采取了新的、更加复杂、更加尖锐的形式。在这种状况下,资产阶级民主方法即普及法律秩序的方法,开始急剧地遭到破坏。
  资产阶级民主崩溃与破产的过程,在刑法领域里,反映为刑事古典学派理论的崩溃过程。首先表现为刑事古典学派修改补充其理论,以求适应新的要求。而对刑事古典学派犯罪
  构成要件论直接进行决定性攻击的,则是刑事人类学派和刑事社会学派以及这一时期德国的刑法学者。
  为了了解资产阶级民主崩溃与破产时期刑法思想发展的特殊形态,研究刑事人类学派与刑事社会学派反对刑事古典学派的犯罪构成要件的斗争过程,是十分重要的。
  如上所述,刑事古典学派赋予行为以最重要的意义。他们认为,构成犯罪要件的是说明行为特征的各种标志的总合。反映资产阶级民主崩溃与破产时期的刑事人类学派和刑事社会学派,他们虽然在表现形式上各不相同,但在刑法思想上是一致的,都在针对刑事古典学派一个方面——从行为到行为者。
  首先是刑事人类学派,他们象阅兵式的陆军曹长一样,直接而严格地转向“行为者”。其次是刑事社会学派他们在观众面前,象芭蕾舞女演员一样,在卑躬屈膝、趋炎附势地拐弯抹角地转变着方向。刑事古典学派超越时间、空间给犯罪概念下了定义。刑事人类学派则是超越时间、地点来评价犯罪者,把犯罪看作是犯罪者生来就有的某种生物学上的存在。在这种条件下,犯罪行为就成了表明生来就有犯罪本性的人的外在特征。因此,刑事人类学派同意对那些溲有具体罪行的人,都适用刑事制裁。在这里,犯罪构成要件这个课题,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刑事人类学派既破坏了作为刑事责任客观前提的犯罪行为的意义,同时另一方面也力图破坏犯罪的主观因素,即破坏责任的基础,提出了在溲有罪责存在的情况下,也有物理责任能力的概念。犯罪构成要件,在这里已完全丧失了存在的意义。对刑事责任的客观前提和主观基础的这种破坏,其实质就是要取消刑法。也就是说,刑事人类学派试图通过其理论,使在刑法上来说,人类学者和心理学者以及代替医生的审判官或代替刑罚的制裁,取代刑法的地位。可是,对这样超越刑法的刑事人类学派及其反动理论,刑事古典学派并没有给予应有的反击。
  至于刑事古典学派与刑事社会学派之间的分歧,人们很少了解。不过,两派之间确实有过激烈的、长期的斗争。
  1910年巴黎大学教授普赖思在评价德国学派斗争时说过: “在一个时代也好,在一个国家也好,刑法总是要引起更加严重的分歧和更激烈的争论。”其后,在审议德国新刑法典草案时,果然爆发了相当激烈的争论。
  那么,引起如此激烈斗争的根源何在?在制定新法典特别需要联合所有力量的时刻,德国刑法学者却分裂成为两个敌对阵营,这究竟是什么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刑事古典学派自己作了直接的回答。他们的回答对于我们了解资产阶级刑法理论中关于犯罪构成要件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1909年此克麦尔指出,一切旧的倾向和新的倾向——刑事古典学派和刑事社会学派的争论,反映在下述论点中: “应当处罚的不是行为,而是‘行为者’”。比克麦尔试图批判对这种论点的各种拥护者中出现的“在性质上的新的倾向”。奥培尔贝克也同样地认为,同刑事社会学派的根本分歧就在于“应当处罚的不是行为,而是‘行为者’这一论点。”
  以卑鄙下流的龙勃罗梭为代表的刑事人类学派及其追随者,企图以天生具有犯罪本性的人取代犯罪行为。这样,在刑法典草案这个问题上与刑事古典学派相对抗的已经不是刑事人类学派,而是提出了犯罪客体不是行为而是行为者这一刑法思想的刑事社会学派。刑事社会学派的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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