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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与新金融》
诉讼案件裁判
【分类】 保险法【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4【页码】 121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5384    
  

【案例一】实习司机独自驾车上高速发生事故,保险公司免责条款不成立

【案例要旨】

对于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免责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格式条款提供一方的解释。保险公司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已就该条款对投保人作出解释,不能据之主张免责。

【案情】

2017年10月,阿庆在驾驶证实习期内独自驾车行驶在高速上时,碰撞到在前方交通事故现场布控的工作人员阿刚,造成阿刚一级伤残。经交警认定,阿庆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阿刚负次要责任。阿庆的车辆投保了交强险、商业三者险和不计免赔险,其中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为50万元。双方签订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约定,驾驶人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属于无效驾驶资格的情况,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同年底,阿刚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阿庆和保险公司赔偿其各项损失共计413.4万元,其中保险公司在阿庆投保的交强险及商业险的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阿刚认为,其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近506.8万元,应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保险责任内优先赔偿,超出部分的80%由保险公司在商业险50万元限额范围内赔偿,不足部分再由阿庆承担。

阿庆认为,原告及作业单位没有在事故车辆后200米处放置三角警告标示牌,至少应当承担40%的责任。而保险公司主张的保险合同条款免责不成立,因为《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属公安部的部门规章,保险合同条款中的对于“法律法规”是否包括部门规章存在两种解释,且保险公司没有对免责条款尽到明确说明义务。保险公司认为,《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明确要求,驾驶人在实习期内驾驶机动车上高速公路行驶,应当由持相应或者更高准驾车型驾驶证三年以上的驾驶人陪同,阿庆属“不具备在高速公路上驾车的有效驾驶资格”,保险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而且,实习期内上高速行驶必然导致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保险公司无需承担商业三者险赔偿责任。

【审判】

法院经审理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者应当按照其所负事故责任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根据《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阿刚为行人,负事故次要责任,机动车一方承担80%的赔偿责任。阿刚合理损失共计355.9万元。保险公司既未在保险条款中明确约定阿庆的行为属于免赔事由,也无法根据“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属于无效驾驶资格的情况”的约定得出阿庆的行为属于免赔的事由。据此,法院判决判决阿庆应再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97.7万元,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范围内再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共计61万元。

【评析】

阿庆与保险公司签订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中责任免除约定,驾驶人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属于无效驾驶资格的情况”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而《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属于部门规章,上述保险条款中“法律法规”是否包括部门规章存在两种解释,而上述保险条款系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根据合同法关于“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的规定,对上述保险条款应作出不利于保险公司的解释,即上述保险条款中的“法律法规”不应解释为包括了部门规章。且该保险条款未对实习期内驾驶人单独驾驶机动车上高速公路保险人免责的情形作相关的约定,保险公司未提供有效证据已就该免责情形向阿庆作出了提示及说明。因此,阿庆在实习期内单独驾车上高速公路的情形不属于案涉保险合同中约定的免责情形,对保险公司的免责抗辩主张,法院不予支持。

【参考资料】

安海涛、庞敏:“实习司机独自驾车上高速,发生事故后保险公司拒赔”,载《人民法院报》2018年5月15日第3版。

【朱子琳整理】

【案例二】转委托关系中受托人对次受托人行为之法律责任

【案例要旨】

经委托人同意的转委托关系中,受托人仅就第三人的选任及其对第三人的指示承担责任。委托人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受托人在转委托行为中存在选任及指示过错的,受托人对第三人(即次受托人)的代理行为不承担责任。

【案情】

王某是回中国投资的菲律宾华侨,其在厦门设立公司并购置有大量的不动产,包括以儿子王添源的名义购置了多处房产,位于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嘉禾路331号24B的房产就是王某为王添源购置并登记于王添源名下的房产。王某长期委托中国居民郑锦龙负责管理公司事务及中国境内的不动产。2012年期间王某因突发事件死亡,相关投资及不动产的交接事宜成为其家属与其生前委托的代理人郑锦龙之间长期争议未决的问题,并形成多起诉讼。

2012年,王添源签署一份《委托书》,《委托书》载明:王添源作为委托人委托周希茹全权代理厦门市思明区嘉禾路331号24B房产出售等相关事宜,包括出售及转委托等事项。此后在郑锦龙的参与下,周希茹以211万元的价格将房产出售给杨某,杨某已付清全部房款,包括向郑锦龙支付40万元、向周希茹支付171万元。2016年,王添源因向周希茹发出《律师函》要求支付售房款211万元被拒,遂向厦门中院提起诉讼,诉求周希茹、郑锦龙作为共同受托人向其支付售房款211万元及利息。

【审判】

厦门中院经审理认为,王添源签署《委托书》委托周希茹出售厦门市思明区嘉禾路331号24B房产等相关事宜,周希茹接受该委托并以出售人名义将该房产予以出售,应认定,二人之间存在合法有效之委托合同关系,周希茹应履行委托合同项下受托人的义务。王添源的父亲王某生前虽将房产实际交由郑锦龙管理,但此项管理仅为事实上的管理行为,既不具法律约束力,也非郑锦龙收取杨某支付40万元售房款的权利基础。显然,郑锦龙实际管理房产并参与出售房产的行为不能作为认定其与王添源之间存在直接委托关系的依据。因此,王添源关于周希茹与郑锦龙为共同受托关系的主张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周希茹享有上述《委托书》所载出售房产等代理权限是郑锦龙得以收取40万元售房款的权利基础,且郑锦龙也确系在周希茹履行《委托书》项下代理王添源出售房产过程中收取售房款,郑锦龙在出售房产过程中收取售房款的行为原属直接受托人周希茹享有的权利,而依《委托书》,周希茹享有转委托权,故应认定,周希茹与郑锦龙之间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条规定的经委托人同意的转委托关系,郑锦龙为讼争委托合同中的次受托人。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规定,受托人负有向委托人转交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的义务。周希茹基于受托行为实际收取售房款171万元,郑锦龙作为次受托人实际收取售房款40万元。因无证据证明受托人周希茹在转委托行为中存在选任及指示过错,因此,周希茹对郑锦龙收取的售房款不负有向委托人王添源转交的义务,郑锦龙亦对直接受托人周希茹收取的售房款不负有向委托人转交的义务,周希茹与郑锦龙仅应就各自收取的售房款承担转交款项责任,即周希茹应向王添源转交售房款171万元及利息,郑锦龙应向王添源转交售房款40万元及利息。王添源关于该二人共同承担支付售房款211万元的主张缺乏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宣判后,周希茹提起上诉。福建省高院经审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1.王添源在本案中主张郑锦龙与周希茹是共同受托人显然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但各方对于郑锦龙在周希茹代为出售房产过程中有实际参与的事实并无异议,依各方当事人的主张也可认定各方均认可郑锦龙具有代为出售房屋的代理权,在此情形下,法院依郑锦龙实际收取40万元房款的权利系源自周希茹依《委托书》所享有的代理权,而不是源自王添源的另行委托,最终认定郑锦龙系接受周希茹的转委托而接受部分房款。根据《委托书》约定,周希茹享有转委托权,因此,周希茹对郑锦龙的转委托符合我国合同法第四百条规定的经委托人同意的转委托关系。依合同法该条规定,受托人周希茹仅就次受托人郑锦龙的选任及对郑锦龙的指示承担责任。本案中,没有证据表明周希茹对郑锦龙的选任或指示存在过错,因此,周希茹对郑锦龙收到的40万元房款不负有向委托人王添源转交的义务,而应由郑锦龙本人直接向委托人王添源承担转交义务。一、二审法院对此均作出了符合法律规定及客观事实的认定。

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2.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本案双方争议的另一焦点问题是王添源主张售房款是否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问题。对于诉讼时效问题,一、二审法院严格遵循诉讼时效制度立法意旨,即诉讼时效制度的设立并非倡导债务人违反诚信原则逃废债务而是督促债权人及时行使权利,依法认定因当事人未约定受托人转交售房款的期限,本案债权诉讼时效应自债权人王添源发出的《律师函》所载明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算,符合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本意。

本案案号:一审:(2016)闽02民初712号;二审:(2017)闽民终850号。

【参考资料】

洪培花:“转委托关系中受托人对次受托人行为之法律责任”,载《人民法院报》2018年5月17日第6版。

【朱子琳整理】

【案例三】商业银行怠于删除客户不良信息被判构成侵犯名誉权

【案例要旨】

商业银行作为向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提供个人征信信息的主体,应当严格遵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个人信用数据库标准及其有关要求,根据个人征信状况的变化准确、完整、及时地向个人信用数据库报送个人信息,否则就可能构成侵犯他人名誉权,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案情】

2009年9月,张某向江苏如皋农村商业银行借款27万元,借期一年,并由其他三人担保。借款到期后,张某未能按约还款。2011年5月,农商行向法院起诉,法院依法判决张某承担还款责任,其他三名担保人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判决生效后,农商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农商行与张某达成和解协议,由张某一次性支付借款本息17万元及诉讼费、执行费,农商行放弃其他借款本息。后张某按约履行了相应义务,农商行向法院递交了结案报告,法院于2011年12月向农商行送达了执结通知书,告知该案已“依法执行完毕”。此后双方再无任何经济瓜葛。

2016年9月,张某因经营需要向银行申请贷款时,被告知其在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有不良信用记录,导致贷款申请被驳回。原来,张某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查询的个人信用报告显示,时隔五年之后,上述27万元贷款仍记载为10万元本金逾期状态。随后,张某多次与农商行交涉,农商行告知其必须将10万元还清方能消除该不良信用记录。为此,张某还通过律师向农商行发送了律师函,但农商行仍坚持己见,导致问题一直未能解决。张某遂以侵犯名誉权为由一纸诉状将农商行诉至如皋市人民法院。

【审判】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农商行应及时更新逾期贷款的处理情况,使得其上报的关于张某个人信用情况的信息准确、完整,但其怠于上报说明,直至双方债权债务了结5年后仍未上报更新或删除逾期贷款信息,在张某以书面方式提出异议要求删除后其仍不予删除,其行为不符合《征信业管理条例》的规定。农商行的行为构成对张某名誉权的侵犯。据此,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农商行构成侵犯名誉权,应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报送删除原告张某案涉不良信息的申请,并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评析】

征信业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征信机构对个人不良信息的保存期限,自不良行为或者事件终止之日起为5年;超过5年的,应当予以删除。第四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不良信息是指对信息主体信用状况构成负面影响的下列信息:信息主体在借贷、赊购、担保、租赁、保险、使用信用卡等活动中未按照合同履行义务的信息,对信息主体的行政处罚信息,人民法院判决或者裁定信息主体履行义务以及强制执行的信息,以及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不良信息。本案中,张某贷款逾期纠纷由法院强制执行,其逾期还贷的不良行为已经于法院实体执结时终止。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其针对民事活动实施的司法行为具有强制性、终局性、公示性,已经法院确认“执行完毕”的贷款纠纷,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以内部有规定为由,记录与法院法律文书相悖的信息,更不得以此影响到他人合法权益。

征信业管理条例》之所以规定个人不良信息的保持期限为5年,其目的就在于让相关单位或机构了解该不良行为主体的征信情况,一方面督促该个人此后应在民事活动中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另一方面提醒相关单位或机构在与该个人从事民事活动时应谨慎从事,充分考虑其资信与能力,而其中即隐含着对不良行为个人的信用惩戒。本案至2017年7月张某起诉时,其不良信息在征信机构保持的时间已经超过5年,受到了应有的信用惩戒,应当属于可删除的情形。故农商行拒不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的规定报送或删除个人不良信息的行为构成侵犯名誉权。

本案案号:一审:(2017)苏0682民初8548号;二审:(2018)苏06民终1457号。

【参考资料】

张昌凤、张鑫、古林:“商业银行怠于删除客户不良信息被判构成侵犯名誉权”,载《人民法院报》2018年5月18日第3版。

【朱子琳整理】

【案例四】股权转让后受让方以无经营许可证为由主张转让方欺诈的应付举证责任

【案例要旨】

公司股权转让在尚未取得经营许可证的许可经营范围时并不具有经营权,该“经营权”不属于转让内容。办理经营许可证的义务取决于合同双方的约定,转让方移交申报资料或说明申报情况不构成办理经营许可的承诺,受让方以经营许可证申办条件欠缺构成欺诈主张合同无效的应负举证责任。

【案情】

2016年1月,原告杨某、吴某(乙方)与被告黄某、先某(甲方)签订《公司整体转让合同书》转让顺达燃气公司,约定:甲方自愿将各自对公司的全部出资等整体转让给乙方,乙方整体受让甲方的股权等后由乙方绝对控股公司,公司整体转让价格合计108万元;其他约定:甲方公司燃气经营许可证所有手续已上交完毕,只待办理下发;甲方现已收费尚未安装的用户,由乙方去安装完善……后杨某、吴某依约支付转让价款,公司股东变更登记为吴某和杨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同年2月,顺达燃气公司管道发生泄漏事故,管理部门约谈杨某,要求停止一切经营活动,限期办理燃气经营许可证,否则将申请关停公司,加强对已安装管线的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改。次年7月,顺达燃气公司、王某、杨某因非法经营天然气被判处非法经营罪。事实上在以前申办燃气经营许可证的资料因部分缺乏不符合办证条件,相关文件规定:“用户数量在1万户以下的公司,注册资金不低于800万元”,但至公司转让时,顺达燃气公司的注册资金仍不足800万元。杨某、吴某诉至法院,认为黄某、先某在燃气经营许可证办理问题上存在欺诈,转让行为违法,请求法院判决转让合同无效。

【审判】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转让合同中明确载明了燃气经营许可证尚未办理,原告对此属于明知,且未能举示充分证据证明被告存在欺诈。转让合同中并无转让“天然气经营权”内容,原告以被告欺诈和转让行为违法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两原告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1.认定股权转让过程存在欺诈行为的法律要件不足

一方面根据合同内容,受让方杨某、吴某明知转让合同签订时顺达燃气公司没有燃气经营许可证和该证尚在办理当中的事实。另一方面,对公司资料的审查和移交表明杨某、吴某知道或应当知道顺达燃气公司的注册资本,黄某、先某没有隐瞒注册资本数额的行为,转让时注册资本不足800万元与“所有手续已上交完毕”并不冲突,注册资本是否达到办证标准是管理部门审查事项,对相关经营规范性文件的了解程度是各方的经营知识范畴,黄某、先某在法律上也没有义务告知杨某、吴某如何经营。

2.转让合同中关于办证的条款内容属于告知而非承诺

不接我们电话 也不给拒接原因

转让合同有“甲方公司燃气经营许可证所有手续已上交完毕,只待办理下发”的内容,而事实上在股权转让时顺达燃气公司的注册资本达不到办理燃气经营许可证的标准。从该条约定的部分表述分析,“所有手续”应指相关程序性材料,注册资本数额是否达标是实质审查项目,且杨某、吴某并未举示证据证明黄某、先某故意隐瞒了办理燃气经营许可证必须达到特定注册资本数额或虚构了办理燃气经营许可证没有注册资本数额要求。

3.股权转让行为不必然导致社会公共利益遭受损害

顺达燃气公司无证销售天然气,公司股权转让给杨某、吴某后继续无证经营并发生燃气泄漏事故,表明此种非法经营方式确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然笔者认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是非法经营行为而非股权转让行为,两个行为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且并不具有必然联系,股权转让是民事法律行为,而非法经营违反行政法律规定。黄某、先某在顺达燃气公司股权转让前非法经营天然气的行为是否应受主管部门行政处罚是行政执法问题,在顺达燃气公司股权转让给杨某、吴某后因泄漏事故杨某被约谈并责令办证是行政职责体现。不可否认,顺达燃气公司股权转让前后的无证经营行为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和公司主体上的一致性,但顺达燃气公司非法经营状态的延续与停止,取决于公司实际管理者的守法经营观念,前任管理者法制意识淡薄,不能成为后继管理者非法经营的理由和依据。

本案案号:一审:(2017)渝0230民初3734号;二审:(2018)渝03民终86号。

【参考资料】

郭文飞:“股权转让后受让方以无经营许可证为由主张转让方欺诈的应负举证责任”,载《人民法院报》2018年5月31日第6版。

【朱子琳整理】

【案例五】利息和违约金之和过分高于实际损失的应予以调整

【案例要旨】

当事人以合同约定为由同时主张违约金、利息以弥补经济损失,有合同依据和事实依据,但两者之和过分高于实际损失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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