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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监察体制改革与国家治理创新:一种非西方法权的视角
【英文标题】 Reform on Supervision System and Innovation on State Governance: A Perspective of Non-Recht
【作者】 刘用军【作者单位】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
【分类】 司法制度
【中文关键词】 监察体制改革;国家治理;法权型治理模式;政治型治理模式
【英文关键词】 Reform on Supervision System; National Governance; Recht Model; Political Model
【文章编码】 1673—2391(2019)06―0023―1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6
【页码】 23
【摘要】

我国监察体制改革是一项重大的政治和司法体制改革,其旨在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监察体系,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人员全覆盖式监察。监察委员的设立是一项具有中国传统政治型治理模式基因的当代政治体制创新,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执政阶层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要求,其正当性并不能用西方法权型治理模式来解释。但监察权的设置也没有放弃法治思维,仍然遵循了法权思维的一些基本原理。未来监察权的良好行使,关键在发挥好其他权力机关对它的制约作用,并在其自身内建立有效的自我监督机制。唯此,才能保障监察机关以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来维护国家执政阶层的“健康”。

【英文摘要】

Reform on Supervision System is one of important significant reforms on political system and Judicial system, and the purpose is to establish a centralized, unified, authoritative and highly efficient supervisory system, and to achieve full-coverage supervision of all personnel exercising public power. As a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al innovation that the institution of supervising committee roots deep in traditional Chinese political model of governance. It reflect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requirements for the advanced nature and purity of its own ruling class. Its justification value not be supported from the western Recht. However, to establish the supervision power has not abandoned the rule of law and still follows some principles of Recht thinking. In the future, the key is to strengthen the balance power of other authorities on supervision power for good exercise of supervision power, and establish an effective selfsupervision mechanism within itself. Only in this way the "health"of the ruling class be safeguarded by the advanced and pure nature of the supervisory authority itself.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5426    
  

我国监察体制改革是一项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和司法体制改革。现代以来,西方学术界言说政治体制改革的主流思想是构建宪政基础上的权力分立、权力制约型政体或者法权型政体。在这一问题域中,任何非西方文化意义上的政治体制都是被改革的对象,评价政治体制进步优劣的重要参照也是以法权状况为标准的。而在我国的监察体制改革中,新设的监察委员会被赋予监督、调查和处置三位一体的高度集中职权,且不受作为宪制层面统一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的监督,甚至在对被留置人犯罪调查期间也禁止律师介入,这显然都背离了西方意义上法权型政治模式的要求,因而引起了学术界不小的争议。基于何种立场和追求进行这项改革,基于何种视野统筹各方面权力与权利关系,是对这项改革做出正确评价的前提。因此,站在中国政治与西方法权观念对照的立场上,系统阐述中国监察体制改革的逻辑与现实正当性,及与现代法治的兼顾,解决人们对改革是倒退还是进步的疑虑,就成为本研究的重要内容。

一、法权与政治:立国与治国的两种逻辑

法权概念起源于德国,在德文中的表述为Recht,其原意包含客观意义上的法、自然法和主观的权利三重含义,包含英语中的Law、Right之义但不限于此义。{1}法权概念历经了一个抽象意义上的哲学概念向政治概念生发的过程,康德、费希特、耶林、黑格尔等都对法权的自然法意义和主观自由性本质有过系统而深刻的论述。欧洲宗教改革以来,法权才逐渐拥有了更多实在法内涵。上世纪五十年代,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观念为指导思想的苏联和中国法学界曾把资本主义的政治和法律制度总括为资产阶级法权,正是基于马克思经典作家对法权概念的批判性评价和认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色彩浓厚的西方法权概念也逐渐被中性和技术意义上的西方法治或法律概念所取代。

政治层面的法权强调的是一种突出法治和权力制约有机结合的政体形式特征,即一种法权型政治或法权型立国和治国模式。其具体表现为:民众的权利来自宪法、法律,宪法、法律产生于民族国家,国家、社会形成于契约,维护原初契约需要分权与权力制衡,分权制衡最终维护宪政精神、保障民众权利。这种闭合性的建国、治国理念的核心就是契约精神,不仅国家源于契约,法也产生于契约,实行分权制衡正是维护民众法权的必然要求。在这种政体形式中,一切重大政制、权力安排和权利变更按照法权予以批判评鉴就成为西方社会立国和治国方式正当性的天然根据。

(一)西方法权的契约论观念

法权政治理论形成的巅峰时期是在16世纪至18世纪。斯宾诺莎指出,惟有通过人群联合的力量才可易于避免随时随地威胁着人类生存的危难。国家凭借这个定律,设立法律和刑罚,让人们在理性的指导下生活,“像这样的坚实地建筑在法律上和自我保存的力量上的社会就叫做国家。”{2}霍布斯的契约立国说以性恶论为前提,在自然状态中人与人之间像狼与狼一样充溢着斗争,就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这种战争状态使“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之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和短寿”{3}。于此,只有一条路可以解决人类的和平需求,即放弃自我管理的权利,放弃的权利被授予一人或一个集体来代表。“像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称为国家,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用尊敬的方式来说,就是活的上帝的诞生。”{4}洛克则认为自然状态并非如霍布斯所描述的那样是一种战争状态而应是一种受自然法约束的很和谐的自由状态,但仍有人不受自然法约束而诉诸暴力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战争状态,于是,就有了建立社会契约的必要。卢梭更是坚定地指出,构成国家成员之间的约定才是政治共同体的基础和合法性来源。在康德看来,国家就是立足于契约之上的联盟,这种联盟为自己确立了政府。上世纪70年代,罗尔斯更是提出基于契约论思想来构建被功利主义一统天下的西方自由平等性社会主张。

当然,在十七、十八世纪也有不少社会契约论的反对者,如孟德斯鸠、弗格森等人。他们虽否认国家的契约起源论,但在通过权力分立和制衡、以法治保障民权的政体形式来治理国家上,他们的观念则是一致的。20世纪德国著名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说,真正的宪法协议不同于私法中的自由契约,它从来都是身份契约,它预设了若干政治统一体为缔约方。身份契约确定了一种永久的、涵括了个人之存在的生活秩序,将个人嵌入一个总体秩序中。{5}正如柏拉图所言,人们为了不得不正义之惠和不吃不正义之亏,不得已订立法律契约。{6}就此而言,权力制约和法治也可找到一种契约的源头。

(二)西方法权的分权制衡思想

总体而言,17世纪以来,权力制约思想经过斯宾诺莎、哈林顿、洛克、孟德斯鸠、康德等人的发扬和传播,已经深入西方政治和法律文化的骨髓,成为西方宪政的根本。如果说社会契约思想是立国之源,则约束、制衡权力和保障权利的宪法就是契约精神的治国体现,是治国之总“契约”。

诞生于英国13世纪初的《自由大宪章》奠定了近代西方宪政、法治、自由思想的基础。大宪章的核心思想是以政治性契约的形式实现对王权的限制,从而维护贵族阶层的自由。大宪章之后英格兰实现了形式的“王在法下”,抑或“法创造了国王”。{7}英国君主立宪政体及其后颁布的一系列政治性权利法案都是这一契约精神的延伸。在总结光荣革命的经验与教训时,学者威廉·阿特伍德在1690年所著的《英国政府的基本宪法》一书中曾指出,政府根源于契约。{8}

大宪章的精神实质以及洛克等人的分权思想同样深刻地塑造了美国的政治实践。“国家的宪法,也像各个州的宪法一样,其中包含了大量直接或最终源自于自由大宪章的基本原则。”{9}而且历史地看,权利法案也是北美宪法最有趣的一部分,“因为他是自由大宪章的合法的孩子和代表。”{10}深受卢梭思想影响的法国革命进一步拓展了欧洲政治中的权力制约和平等自由观念。对于法国而言,“直到法国大革命为止,民主才不仅仅是一个书面用语,同时也成为了政治词汇的一部分”{11}。在革命成功后的短短几年间,法律平等和个人权利的自由观转变为政治现实,自由一词获得了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内涵。

当然,几世纪以来,资本主义法权政治模式也出现了一系列难以自我调和的矛盾,如丹尼尔·贝尔就指出了西方资产阶级面临的历史文化危机,{12}为解决这些困境,不少西方政治思想家也对法权政治的修复开出了不少药方。但总体而言,基于契约和权力制衡思想基础的法权政治基本架构仍没有改变,有关改良并没有真正触动这一点。

(三)法权型立国和治国与政治型立国和治国的两种逻辑

从大量的西方经典中不难发现,有关政体结构、形式、本质、运行的政治哲学思想非常发达。从亚氏提出人天生是城邦的动物开始,注重政治思想、权力和权利分析就在西方社会发展和思想演变中一贯传承下来。西方政治思想家注重国家政权组织形式,重视制度主义的政治设计,因此,这已成为古希腊以来西方政治学说的传统。{13}阿伦特曾有这样一个论断:自柏拉图以来,对政体类型的传统定义都是由法和权力这两个概念作为支柱的。政体类型的不同取决于权力的分配形式,即一个人或者一些杰出的人或者大众掌握着统治权力。而判断这些类型的好坏标准在于法在权力的行使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14}显然,包括中世纪后期吸收宗教因素在内,西方法权治国模式的历史就是一部持续以寻求政体正当形式为内核,以理性和合逻辑为外观的进化史。但是,这种“讲政治”无非是一种技术的和表层的进路,或者只是形式的政治——即重视国家如何起源,权力如何运行,在政府的产生和运作上寻求正当性、合理性路径。正是对于这个正当性、合理性的歧见与不断完善,才造就了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的发达与繁荣。所以,西方文明中的政治就是城邦的事务,是大家的事情,是公开的、平等的、契约与法治之下的社会关系秩序协调与治理。{15}

但反观历史上的我国,政治正当性和合理性早已解决,这就是天道、天命。《礼记》有云,“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论语》也讲,“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在《道德经》中,道家指出,“道可道,非常道”,“道生万物”,“大道泛,其可左右”。佛教乃寻求解脱之道,以修行个人来普度众生,因而讲求顺着“八正道”去修行。道和德虽不是同一事物,但正如《朱子语类》所载,“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己之所独得”,但二者常连起来使用,所谓儒家的“道之以德”,“志于道,据于德”,“尊德乐道”。得道和修德同等重要,治国理世在道,修己养性在德,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命在德。以德配位自上古开始就成为政治集团的主流治国修身思想,要求统治者敬德、明德、聿修厥德,正如管子宣扬的“道德定于上,则百姓化于下矣”。即使短时期以力取胜,但长治久安还是靠德。这种德在统治集团就是一种利天下、谋民生的民本思想和品格,在社会就是以德礼教化为治理之策,反对暴政苛罚,凝聚民心,亦即仁政。可见,无论朝代更替天下政权移姓还是坐天下治朝理政,遵道循德都为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正当性。正如学者所言,“大多数文明以宗教和法律作为政治及社会制度正当性根据,唯有中华文明历史上以道德作为政治制度和社会行动正当性的最终根据。”{16}

当取得这种正当性后,不仅立国和治国的理念统一,评价标准、参照物也是统一的。因为道德背后的价值是善,每个人只要将心比心就能知道什么是善,可以推知什么是道德。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讲出了道德价值内在判据普遍化的本质。因此,在中国文化追求实质善、实质正义的历程中,讨论过多政治集团之治理形式和施政方法并“不合时宜”,因为公道自在人心。政治无疑是讲方略的,这种只求大理念、大方略而忽略政体形式之合理性的治国模式才构成真正的政治型治国,而西方文化由于没有剖表及里深入这一治国的本质,没有解决政治的“中心”思想,在不断对政治体制及其运行方式正当性的探索中,虽创造了诸如契约、法治、权力制衡等绚烂的法权思想,但终归仍没有超出政治技术优化的范畴或者技术层面的政治创新。在这种观念下,政权的形式比统治形式对人民更为重要,{17}正如康德所言:“由一个民族全部合法的立法形式所必须依据的原始契约而得出的唯一的体制就是共和制”。{18}显然,这种治国思路远没有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型治国那么大的格局。“在儒家古典思想中,政治是道德延伸,内圣外王,政治背后的正当性标准不是政治本身,而是德性,德性既是民意,又是天道,具有终极性价值。”{19}

中国政治型立国和治国的另一个主要理据来自家国同构。自秦汉以来,家作为天下治理的基本单位,在结构和内部秩序上是相同的,所谓家就是缩微的国,国则为放大的家。这种社会内部完全同质化的结构大大有益于执牛耳式的政治型治国方式的萌生和巩固,可以设想只需要对违背天德的统治集团通过短时间的起义更换掉就可以重新实现民众的理想,因而它的可持续性远比西方城邦政治和民族国家更强。

西方中世纪时期中也存在家长或父权式伦理。但17世纪启蒙运动传播开来的新思想中,家庭成员之间主要是平等关系。正像学者所总结的那样,西方历史上的城邦、共和国从来没有“国”是“家”之放大的思想,国家就是一个纯公共事务政治组织。{20}

法权型立国和治国模式以法治、权力制约作为基本理念和正当化判准,并衍生出系列的原理、规则,其不仅在宏观的自由价值保障、法律系统完善、国家机构运行、社会政策制定等方面得到充分体现,而且在司法个案适用中也得以坚守。尽管它注重个体自由的维护而忽略或者较少从整体角度探求民众利益,但其所具有的具体性、可操作性、有效性仍然赋予了其超越文化意义上的政治适应性和传播能力,并逐渐获得了普适性价值的特征,在世界范围内被诸多国家所积极借鉴。而政治型治国模式着眼于将民众利益放在长远和宏大视角下作实质追求,甚至其个案处置,也会放在国家长治久安视野下评价,而不受限于单个事件或短时期的个体权益,这种治理理路由于不符合现代西方自由主义主张,也不利于现代性中对自我主体性的追求,尚没有成为世界主流的价值观。但中国政治型治国模式并没有因此改弦更张,而是以新命运、新思路在新环境中得以新生。从前瞻性角度考虑,这种模式的正当性不仅没有被检视,反而呈现出一种上升趋势。

二、自我革命与法治保障:政治型治理模式的时代新命

政治型治理模式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时代得到了延续,并焕发了新的生命力。从外观上看,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的治理延续了古代政治型治国的基本模式:有一个中心,一套价值观,以天下为公为最高目标。但这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型治国模式又有质的不同。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工人阶级先锋队,它从来就是一支集体力量,靠集体智慧做出决策,因而虽有其领导核心,但党组织运行的基本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这与以君王一人、天下一姓为核心的传统性政治治理明显不同。而且共产党执政的意识形态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阶级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最高阶段理想的科学把握之上,因而与传统政治型模式中以永固一姓之天下也不同,儒家公天下思想在2000多年历史中一以贯之,但其出发点和归属的绝对前提仍是皇权之下的等级秩序。中国共产党将一切国家机构和政权组织放在自己领导之下,但共产党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执政目标,自身并没有从中获取特殊利益,也在实践中切实履行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正是如此,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国家建设与治理,形成了一个有根又有魂的新型的政治型治国模式,既延续了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的外部特征,又在本质上真正遵循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民众福祉为旨归,始终保持自身的先进性,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才获得了人民的拥护。对此,可以从三方面得到进一步印证。会让它误以为那是爱情

(一)共产党对自我监督的探索

与西方法权型政治不同,在中国共产党选择保障自身先进性的手段中,最难能可贵的是其自我批评、自我鞭策和自我监督制度。在执政者和社会民众的关系上,无论是中国古代的风与草、水与舟之喻,还是西方“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警告,{21}中国共产党在近百年的漫长发展史上都做了充分的吸收,成为强化自我监督的动力。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对此更有着强烈的自我警惕意识,建立了包括民主党派监督在内的复杂的监督体系。概括来讲,共产党建立的自我监督制度体系,就是要保持自己的政治先进性,保持自身头脑清醒和肌体不腐烂,不背离建党建国纲领。

自从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创造性地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强化自身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努力就成为一种持续不断的制度化举措,建党近百年来,共产党正是始终抓住思想建党这一牛鼻子来确保自身担当历史使命的能力的。

延安整风运动、“三反五反”运动本质上就是要刷掉党的骄奢淫逸作风,保持的党的谦虚谨慎精神,坚定共产党纲领,防止和反对共产党变质走样而在不同历史时期、针对不同错误形态和风气所做出的自我纠正和自我监督活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四十年里又根据特定历史时期的现实背景至少开展了如下思想教育活动:“三讲”教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四个意识”教育等。这些活动既对党组织本身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基本要求,也对党员个人修养、修为严格约束,结合起来,就是既讲求“道”,也寻求“德”,而无论是“道”还是“德”实质上就是一种从长期治国理政视野出发的政治性考量。

当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型治国模式也并非没有失误,但它终究不能代表共产党政治先进性建设的全部,更不能质疑共产党为之奋斗的初心。作为一个执政党,在经历过错误和教训之后,共产党开始更加重视制度治党,并构建更加科学的自我监督与他者监督相结合的机制。譬如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坚持党内民主集中制,修改党章,强化党的纪律处分,加强党内巡视、强化群众监督与民主党派监督等。党的十八大以来,又进一步将从严治党提升到全面从严治党的境界,同时进一步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做到依规治党。

应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并没有迈开很大的步子,但对于保持党组织和党员先进性重要抓手的思想建党、制度治党却一直在路上,时刻没有放松。这就是共产党保持自身“德性”的特殊武器,以自身之正,率天下之正,实现为民谋幸福的光荣使命。但这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保持自身先进性的全部措施,其中,市场经济和法治正是其学习借鉴域外先进文明实现政治型治国的另外两个重要抓手。

(二)共产党对国家治理的创新

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大进步为世人所瞩目,而市场经济和法治的推行正是取得国家治理成功的重要支撑。

中国共产党选择市场经济和法治并非是完全遵循西方路径的结果,而是自我创新的产物。新中国成立的前四十年,共产党的国家治理在发展经济、提升人民生活水准为目标的基础上,也十分重视巩固意识形态,保障国家道路的正确性。当时主要是一边倒地学习前苏联经验,教科书式地遵循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设想,这就基本切断了西方市场经济思想的社会源头。然而这种治理方式终究没有避免前苏联制度的一些弊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不少制度比较僵硬而缺乏活力,这虽然保障了共产党在组织上的先进性,但这也导致了一定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不少失误。

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获得正式身份,法制从无到有,法制意识转变为法治观念,国家的综合实力特别是经济实力明显提升,这和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样,在新中国的国家建设和社会治理方面,再次凸显了中国共产党超强的把握时局、与时俱进、兼容并蓄的国家治理能力。

事实上,在改革开放和建设法治国家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也面临着国内外的双重压力。在国际上,法权政治体系下的西方发达国家把持着经济、科技、管理乃至文化发展的前沿,要利用打开国门积极面对经济全球化这一机遇对新中国进行全方位的意识形态渗透,以达到最终政治变革的目的。在国内,则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性和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吸引外部竞争方面要实现兼顾与发展。在这些领域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充斥着国家失控和变“颜色”的高度风险,而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如此复杂多变、波诡云谲的国内外环境中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变、有所不变,循序渐进地实现国家发展的目标,恰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思想上的高度成熟。这种成熟既来自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的娴熟理解与运用,也有对中国传统文化博采众长之融合能力的继承发扬。

回过头来看,市场经济和法治的国家治理创新不仅没有否定政治型治理,反而促使政治型治理的发展更加健康、自信。它们的出现改变了生产生活样态,但丝毫没有削弱共产党对自身之“德性”的追求,而是为共产党的政治先进性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和制度机制的现实保障,中国共产党政治型治理模式的正当性借此获得进一步强化。

(三)国家富强与政治型治理的现实正当性

政治正当性是现代性的核心问题之一。{22}市场经济、法治和一党执政的组合具有创新性,完全是中国共产党摸着石头过河的结果,是“积小胜为大胜”而来,这三者的组合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抑或法治上都具有史无前例的意义。其中一党执政及共产党对自身组织整体先进性之“道德”在历史和现实层面得到了诠释,以维护个人权利与自由的西方式经济文化之正当性得以诠释,以张扬权利制约权力为目标的西方法治文化得到诠释。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语境中较为完美地诠释了三者,既凸显了政治威权、贤能,又彰显了中国政治的民主、平等和自由。但对于中国人民的观念而言,最重要的不是由民众管理的政府(民治政府)而是为民服务的政府(民享政府,由精英负责),如果中国政府是“为人民服务”,它就是民主的。{23}民众的逻辑是,一个政权的正当性最为直接的标志是能否使他们生活在一个富足的国度、有尊严的国度、稳定安宁的国度。在自己的家乡丰衣足食,这样的政治自然无比受到欢迎。这一思想延续了数千年。孔子认为治国的顺序在于“庶之、富之、教之”,富是教的基础,先富尔后方能教。孟子更指出,有恒产者才能有恒心。[1]

显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包括经济成就在内的社会全方位进步,已经很好地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正当性,以下现代化指数可以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进步和国家富强状况。(以下数据均基于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

表1我国GDP总量及人均变化

┌───────────┬────────────┬────────────┐
│年份         │1978          │2018          │
│GDP          │            │            │
│           │            │            │
│           │            │            │
│           │            │            │
│           │            │            │
├───────────┼────────────┼────────────┤
│GDP(万亿元)      │0.3654         │90.03          │
├───────────┼────────────┼────────────┤
│人均GDP(美元)     │190           │9900          │
└───────────┴────────────┴────────────┘

表2我国年均GDP增长率变化

┌───────────┬─────────────┬───────────┐
│增长率(%)       │1953-2013(粗放扩张期)   │2013-2018(内涵式发展期│
│阶段(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均GDP增长率     │8.2            │7.1          │
│           ├──────┬──────┤           │
│           │1953-1977(计│1978-2013(改│           │
│           │划经济)   │革开放)   │           │
│           ├──────┼──────┤           │
│           │5.9     │9.8     │           │
└───────────┴──────┴──────┴───────────┘

表3中、美、日、德、印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变化

┌──────┬──────┬──────┬──────┬──────┬──────┐
│国家    │中国    │美国    │日本    │德国    │印度    │
│年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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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Bryan A. Garner. Black's Law Dictionary(Tenth Edition). P.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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