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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学习与研究》
影响我国罪犯改造质量的原因与对策
【作者】 鲍遂献【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
【分类】 监狱学【期刊年份】 1992年
【期号】 4【页码】 39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1278    
  一、罪犯改造质量现状鸟瞰
  根据罪犯改造质量评价标准,结合我国近年来罪犯改造的实际,可以对我国罪犯改造质量的现状作这样的评价:即教育改造了一大批犯罪分子,促进了社会治安的好转,但存在着改造质量偏低的问题。其主要表现是:
  (一)服刑期间重新犯罪现象日趋严重
  服刑期间重新犯罪率的不断增高,是近年来罪犯改造工作中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首先,从犯罪性质来看,已由原来的以脱逃罪为主,而向多种犯罪发展。其中暴力型犯罪占有相当的比例,如杀人、伤害,抢劫、抢夺枪支、放火等狱内犯罪案件,在各地时有发生。其次,从犯罪方式来看,已由单独犯罪而发展为团伙犯罪,各种反改造团伙是实施狱内犯罪的重要策源地。再次,从犯罪手段来看,狱内犯罪的手段更加诡秘、狡猾,也更加残忍。例如秘密串联、拉帮结伙,杀害干警、抢夺枪支等,是当前狱内犯罪的新特点。最后,从脱逃犯罪的目的来看,许多人并非单纯为了获得人身自由,而是为了行凶报复、流窜作案,继续危害社会。
  (二)刑满释放人员重新犯罪率有增无减
  近年来,刑满释放人员重新犯罪率一直保持在8—15%左右。个别地区的重新犯罪率高达30%。远远高于5—7%的比例。特别是1983年“严打”以来,由于短刑犯的增多,重新犯罪率一直有增无减。从重新犯罪的性质来看,盗窃、抢劫、诈骗等财产性犯罪占据优势,约占重新犯罪的50—60%。其次是以杀人,伤害、强奸为主的暴力型犯罪;从重新犯罪人员的年龄来看,一般稳定在20—35岁之间,这一年龄段的重新犯罪人员占总数的80%;从重新犯罪的地区分布来看,城市高于农村,大城市高于小城市,沿海地区高于内地。
  (三)重新犯罪的周期大大缩短
  从重新犯罪的周期来看,除了服刑期间重新犯罪的以外,刑满释放人员返回社会后重新犯罪的时间间隔亦非常短暂,长则一年,短则几月。有的甚至在离开监所回家的途中就重新犯罪。据山西省第二监狱对曾在该监狱服刑的86名重新犯罪人员的调查,刑满释放后1年内又犯罪的58人,占总数的67.4%,刑满后3.年内又犯罪的75人,占总数的87.2%。[1]
  (四)重新犯罪的危害更加严重
  从重新犯罪者所实施的犯罪来看,大案要案多;从重新犯罪被判刑的情况看,判重刑的多,判轻刑的少。从司法实践中发生的大量重大恶性案件来看,诸如持枪抢劫、杀人越货、流窜盗窃、放火爆炸、流氓犯罪等,大都是刑满释放人员所为。这是导致目前社会治安状况日益严重的原因之一。
  二、影响罪犯改造质量的原因
  影响罪犯改造质量的原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改造质量的好坏取决于诸多因素,不能由罪犯改造机关承担全部责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改造质量不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罪犯方面的原因中小学减的负已经加到家长身上了
  1.犯罪人数的急剧膨胀
  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中国社会遭遇到建国以来规模空前的犯罪高峰。来势凶猛的犯罪浪潮,打破了长期稳定的低犯罪率。1981年刑事案件的发案率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万分之八点九。尽管这一比例远远低于西方国家的发案率,但在拥有十一亿人口的中国,它却意味着有数百万人涉嫌犯罪。据统计,从1983年8月至1989年底,全国各类各级法院共审结一审刑事案件239万多件,判处案犯289万余人。[2]如果加上1983年之前已判决正在服刑的罪犯,这对于缺乏必要的物质准备和心理准备的我国劳改机关来说,无疑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
  2.犯罪类型的重大转移
  长期以来,特别是从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反革命犯罪一直是我国司法机关打击的重点。在犯罪总人数中,反革命罪犯和一般刑事罪犯各占半数。但是,从80年代初以来,犯罪类型的格局则发生了重大转移,即由反革命犯罪转向了普通刑事犯罪。其主要表现是:(1)反革命犯罪不断减少,目前在押的反革命罪犯人数占罪犯总数的比例大约不到1%;(2)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持续上升。从1983年8月至1987年底,全国各级法院判决的全部罪犯中,属于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爆炸、流氓、伤害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罪犯约占45.47%;(3)严重经济犯罪有增无减,从1982年开始,我国经济犯罪出现了发案高峰。1982年至1985年底,全国共判处:贪污、受贿,行贿、走私、投机倒把、盗窃、诈骗等严重经济犯罪分子22万4千多人。[3](4)社会丑恶现象死灰复燃,以淫乱、毒品犯罪为代表的社会丑恶现象近年来重新抬头,且愈演愈烈。据1990年第一季度的统计,全国公安机关立案的引诱、容留、强迫妇女卖淫案件上升280.99%,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案上升126.39%,贩毒案上升38.69%,拐卖人口案上升83.61%。[4]从以上犯罪类型来看,不仅犯罪性质严重,而且均为故意犯罪。这些犯罪分子大多主观恶性深,反改造倾向明显,这就为罪犯改造工作增加了难度。
  3.罪犯结构的深刻变化
  罪犯结构的变化表现在:(1)青少年罪犯占罪犯总数的70—80%,他们具有可塑性,但也有易变性和反复性,并不比成年罪犯容易改造,(2)轻刑犯大幅度上升,1983年8月至1987年底,全国各级法院判处的人犯中,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和免予刑事处分的罪犯占总数的61.12%。而据有关部门的抽样调查,短刑犯占在押犯总数的20—30%,同时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犯重新犯罪率为20%。[5]这种情况表明,由于轻刑犯刑期较短,要提高改造质量,必须付出艰苦的努力。(3)再犯、惯犯、累犯人数猛增,这些人有多次犯罪和被判刑的历史,有一套反改造的经验,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是改造的难点。
  (二)改造机关方面的原因
  1.监管设施落后
  我国的监狱和劳动改造场所一部分是解放前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一部分是解放后新建和扩建的。这些设施在犯罪人数较少的年代,基本上能满足关押和改造犯人的需要。但是,随着近年来犯罪人数的剧增,原有的设施已不能容纳新增的犯人。为了缓解监管设施紧张的矛盾,国家近年来新建和改建了一些监管场所。但由于是应急措施,一些监管设施条件较差。特别是一些看守所、拘役所、劳改队改造环境恶劣。其主要表现是:(1)关押场所人满为患,无法实行分管分押,犯人之间的交叉感染难以避免。(2)防保设施简陋,脱逃率上升,造成监管秩序混乱。(3)干警生活条件差,人心不稳,影响改造工作。
  2.干部素质不高
  在罪犯改造工作中,除了罪犯自身的努力外,管教干部工作的好坏是重要的因素。而要做好改造工作,必须具有良好的素质。目前,我国的大多数劳改干部没有受过专门系统的教育训练,知识结构缺损,管教方法简单。面对罪犯信息面宽,求知欲强、思想活跃的局面,许多人感到力不从心,难以应付。同时,有些管教干警文化程度低,法制观念差,业务能力有限,在新形势下不能适应工作需要,对改造工作产生了消极影响。
  3.机关性质掣肘
  我国的罪犯改造机关担负着执行刑罚、改造罪犯和进行生产经营三重任务,它既是行刑机关和改造机关,又是国营企业单位。作为司法机关,它要执行刑罚,教育和改造罪犯,控制和预防犯罪;作为企业单位,它要发展生产、参与市场竞争、搞活经营,实现用自身生产来养活干警和改造对象的目标。为了正确处理改造与生产之间的关系,国家提出了“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方针;为了贯彻这一方针,近年来各劳改机关实行了“改造生产双承包责任制”,把改造质量与干警的经济利益挂钩。但是,在实践中,改造与生产的矛盾时常难以调和。由于生产是硬指标,而改造是软指标,生产数量和质量的考核有具体标准,而改造的好坏缺乏科学尺度,致使重生产劳动轻教育改造的倾向难以消除。一些劳改单位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延长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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