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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学习与研究》
关于受贿罪的立法思考
【作者】 刘铁鹰【作者单位】 辽宁省营口市人民检察院
【分类】 刑法分则【期刊年份】 1992年
【期号】 4【页码】 55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1275    
  
  受贿罪是一种严重的职务犯罪,对国家廉政建设危害甚大。近年来,受贿犯罪日趋严重,形式和手段也愈加复杂和狡猾,已经成为反腐败斗争的热点和难点。为了同受贿犯罪作斗争,我国《刑法》对受贿罪作了规定,全国人大曾经两次分别作出。《规定》和《补充规定》,对《刑法》受贿罪的规定又作了较大的补充和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也曾多次就执行《刑法》,人大《决定》和《补充规定》的有关问题,作出较为具体的司法解释。但在实践中,法律规定与实际斗争需要不相适应的矛盾依然比较突出,法律滞后的问题已经成为惩治受贿犯罪的一个制约因素。因此,从立法角度对现行受贿罪的法律规定进行必要的修改、补充,使之更加完善,便显得十分迫切。眼下正值《反贪污贿赂法》起草过程中,笔者试就受贿罪的立法完善问题提出一些具体想法:
  一、受贿罪的现行法律规定在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概念缺乏确定性。一是“职务上的便利”不好理解和界定。在我国《刑法》,人大《决定》和《补充规定》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概念曾在多处出现,而在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中,“职务上的便利”的含义是比较明确的,即指行为人经手管理公共财产的便利条件。可是同样一个概念,移植到受贿罪中,由于行为特征和犯罪客体的不同,其含义和范围就出现了明显的差异,再以“经手管理公共财产的便利条件”这个范围为限,就远远不够了。但受贿罪的“职务上的便利”应当包括哪些内容?外延如何划定?至今还是一个难以统一认识的问题。理论上至少有几种观点。如职权范围说,即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职权影响说,即应包括本人职务和地位所形成的影响,职务关联说,即与本人职务有关的一切便利条件。司法实践中,常常因为理解不同,认识不一,使一些条件难以处理。虽然“两高”对此作过解释,“职务范围内的权力或者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但还是一个模糊概念,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仅如此,实际适用中,受贿罪“职务上的便利”的范围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两高”在司法解释中已将“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他人的职务行为”也包括进来,这就更增加确定这一概念范围的难度。
  二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不好掌握和证明。从语法上讲:“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一个介宾结构,放在句子里是作为状语用于限制和说明后面行为的范围和性状的。在受贿罪的构成中可以具体理解为构成受贿罪的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必须是在行为人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这样一种状态下进行的。作为一个构成条件,执法者既要证明行为人具有职务上的便利,又要证明行为人确实“利用”了这个便利条件。而“利用”一词含有一定的主动性和目的性意思。在那些索贿案件或者行为人凭借职权迫使对方就范的主动型受贿条件中,这个特征还比较明显。但在那些行为人属正常履行职务,事后被动的收受财物的条件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行为特征便不明显。往往一遇这类案件,行为人是否“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便成为能否定案的焦点。一些案件终因不好认为行为人“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而不了了之。
  另外,从立法技术上说,一部刑事法律,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罪名中含义差异很大,并使执法者产生不同的理解,这本身就不很科学,应尽量避免。
  2.“为他人谋取利益”条件限制过严。按现行法律规定,构成受贿罪,行为人不但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而且还必须为他人谋取利益(当然包括谋了未实现的)。象这样对受贿罪构成采取如此严格的双重限制即利用职务便利和为他人谋利,在世界各国的立法中也不多见。就我们所接触的资料看,只有已不复存在了的东德刑法对受贿罪的规定,与我们大体相同。实践证明采取这种条件限制,不利于打击受贿犯罪。本来受贿犯罪的形式和手段就比较隐蔽,权钱交易可以在多种形式下进行。有的收受了财物同时也为他人谋取了某种利益。而有的收受财物后并没有为行贿人谋利,或者没来得及为他人谋利。即使为行贿人谋取了利益,但有的利益是可以计算的,有的则是无形的,无法计算的。有的利益是即时实现的,而有的利益却是长远的。由于有了这样一个条件限制,执法人员就必须通过客观证据证明行为人确为他人谋取了利益,因此,便有相当一批受贿案件,就是因为“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客观要件不好认定或无法证明而不能定案,使一批狡猾的犯罪分子逃脱了惩罚。
  3.一些受贿犯罪行为按受贿罪的现行法律规定得不到惩治。问题比较突出的有(1)索取或者收受的不是钱物,而是各种实际利益。如要求有关单位或个人为其子女入学、深造提供学费、培训费,为其包括其家属提供出国、旅游费用:获取公房居住权,享受产品免费试用等等。(2)大量收受与其有行政隶属关系或者业务管辖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给予的各种名义的“奖金”、“礼品”和“红包”等。(3)子女、妻子利用父母、丈夫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利,从中索取或者收受财物,又无法证明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共谋的。上述行为从本质上看,也是受贿犯罪行为,有的案件情节恶劣,数额巨大,在群众中造成很坏影响,但就是因为在犯罪对象上、行为要件上和主体身份上与受贿罪的构成条件不能完全符合,而无法定罪处理。会让它误以为那是爱情
  二、完善受贿罪立法的基本思路
  笔者认为,鉴于现行法律中受贿罪规定存在的诸多问题和缺陷,有必要在原有基础上,根据刑法受贿犯罪的基本理论和多年来同受贿犯罪作斗争的实际经验,参考和借鉴国外立法,对受贿罪的法律规定进行一次系统的修改和补充。具体想法是:
  首先,设立一个标准的受贿罪条款。通过对各类受贿犯罪行为的抽象和概括,设计一个科学严密、含义明确、覆盖面广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基本犯罪构成。犯罪主体与《补充规定》保持不变,即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客观方面表述为:“因实施或者将要实施职务上的行为,或者违背职务的行为,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财产性利益。”其理由是(一)更符合受贿罪的本质特征。受贿罪的行为特征是渎职性和权与利的交换。因此,构成受贿罪的客观行为必须同时具备两个要素。一是行为人要有职务行为,二是行为人非法收受他人的财物和其他财产性利益。而且两者之间必须具有内在的互为因果的关系。否则只具有其中一个行为,或者两个行为之间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都不能构成完整意义的受贿罪。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很多场合下,只是一种状态,一种利用职务的便利条件所形成的一种特定的状态,还不能说是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利”是一种职务行为,但又不全面,还有未为他人谋利的职务行为。因此把职务行为作为受贿罪的客观要件之一,就更为准确、科学,也更全面。(二)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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