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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我国公司社会责任的司法裁判困境及若干解决思路
【英文标题】 Judicial Difficulties i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Cases and Their Solutions
【作者】 罗培新【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
【分类】 公司法【中文关键词】 公司社会责任 裁判困境 完善思路
【期刊年份】 2007年【期号】 12
【页码】 66
【摘要】

《公司法》修订后,公司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已获得强行法上的依据。公司社会责任承担之实际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救济的有效性。然而,当前公司社会责任的含义模糊不清,法官负担过于繁重使其对不确定的规则缺乏解释热情,而且,商业裁判素养的缺乏,也使得法官无法对公司社会责任这一弹性极强的案件作出裁断。目前亟需搭建更具说服力的理论框架,避免公司社会责任沦为“企业办社会”、“政府摊派企业”之“正当性”基础。除此之外,还应考虑由商务部等部门组织各行会或商会组织根据本行业实际情况,颁布《公司社会责任规范指引》,以利法官在裁判具体案件时妥为考量;最高人民法院亦可在《中国审判案例要览》中发布一批事涉公司社会责任的典型案例,为下级法院提供事理上的逻辑支撑。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14246    
  一、问题的提出
  从农民工待遇过低导致广东、江浙等地的“民工荒”,到麦当劳小时工薪酬畸低引发网络上对黑心跨国公司的口诛笔伐;从松花江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再到频频发生的各种食品安全和特大矿难事故,我国公司的社会责任问题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规模凸显出来。鉴于此,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05年12月在北京联合主办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联盟成立大会暨2005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论坛”,对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草案》进行了研讨,并发表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北京宣言》。
  对于公司的社会责任问题,同样在国际层面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作为全球最具权威的非官方标准化组织,已于2002年专门成立了公司社会责任顾问组。该顾问组于2004年4月就统一的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完成了可行性研究,提交了一份长达90页的《社会责任工作报告》,并向全球征求意见。2004年9月,该组织正式成立了一个工作组负责起草社会责任的国际标准。取名为ISO26000的该标准,将于2008年完成并供有关企业和其他机构自愿使用,这势必将对今后全球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产生重要影响。
  然而,由非政府组织或企业界联合会发布的“宣言”、“标准”和“守则”,毕竟是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软法。公司社会责任的推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有赖于各国法律的强行性规定。鉴于此,2005年修订后的我国《公司法》第5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
  由此看来,尽管理论层面对公司社会责任仍存在诸多争议,但公司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已在我国获得了强行法上的依据。然而,公司社会责任承担之实际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救济的有效性。笔者根据对法官的访谈、调查和事理逻辑分析,发现我国公司社会责任之司法裁判面临着重重困境。
  二、我国公司社会责任的司法裁判困境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国法官在裁断“公司社会责任”案件时,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以下裁判困境:
  其一,公司社会责任的含义模糊不清,司法认定举步维艰。举例而言,某赌博公司员工对公司设计的种种引诱顾客嗜赌上瘾的产品,深怀忧虑,遂多次在顾客前来赌博之时,劝诫其“赌海无边,回头是岸”,最终被公司解聘,原因是其言行违背了公司的盈利宗旨。相关事件在游戏软件公司中亦有体现,如某公司软件工程师不忍设计引诱青少年游戏上瘾的软件而遭解职。在这些事件中,公司的行为是否背离了商业道德?被解职员工能否以其行为系为公司善尽“社会责任”为由而诉诸法院?这就涉及到“公司社会责任”的司法解读问题。
  从历史上看,“公司社会责任”一词向来缺乏清晰的界定,对它的批评也从未消停过。鲁瑟福特.施密斯(R Rutherford Smith)认为,“公司社会责任的含义模糊不清,它只不过是一种宣传工具而已。这个概念从来没能准确规定公司的行为标准,它只不过是公司、政府和消费者团体互相斗争的工具。”[1]美国著名法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也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引入深怀忧虑,他说,“没有什么趋势能像公司的经营者接受社会责任,而非尽最大可能为股东们赚钱那样,能够从根本上破坏我们自由社会所赖以存在的基础”,他甚至直言“公司社会责任就是为股东们赚钱。”[2]“公司社会责任的理论被许多人用于许多目的。政治家们把它视为争夺公司公共控制权的有力工具,而商人们则可为那些本不受欢迎的慈善和利他主义的行为寻求合理的根据。”[3]
  时至今日,“公司社会责任”仍然缺乏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定义。而有意思的是,正如斯通(Stone)所言,“公司社会责任的含义固然模糊不清,但恰恰由于该词模糊不清而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有人认为,社会责任意味着公司要有社会良心;有人将公司社会责任与慈善捐赠划上等号,另有人则把环境保护、雇员福利等与公司社会责任联系起来。
  尽管众说纷纭,但在理论层面仍然存在一种“利害关系人”(Stakeholders)理论,该理论对“公司社会责任”构成了强有力的支撑。所谓“利害关系人”一词,最早源于1963年斯坦福研究所的一份备忘录,系指“那些没有其支持,组织便不复存在的各种集团。”[4]而法院对这种思想的运用,其雏形则可见于1982年的一起美国法院判决。美国钢铁公司(U.S.Steel)在1982年要关闭它在某小城的两家工厂,工厂所在地的居民群起反对。美国钢铁公司股东认为自己是工厂的主人,完全有权单独做主。而工人和居民的代理律师则提出,尽管夫妻双方的婚前财产并不相同,但夫妻离婚时,双方原则上应平分夫妻的所有财产。其原因在于,长期的婚姻关系赋予双方同等的财产权利。同理,美国钢铁公司与其工人和居民之间也形成了长期关系,工人和居民也应有一份财产权利。因此,美国钢铁公司不应以“绝对财产权”为由擅自关闭两个工厂。[5]请你喝茶
  “利害关系人”理论不仅为美国一些州出台非股东利害关系人立法提供了正当性基础,而且也为法院判例考虑公司社会责任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但由于美国公司法属州法,联邦层面并无统一的公司法,各州公司法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态度并不一致,大多数州只是授权公司在章程中规定,要求董事在作出决议时考虑公司的社会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修订并将于2008年实施的《英国公司法》第172条第1款规定:“公司董事必须以一种其善意地相信为了其全体成员利益而促进公司成功的方式行事,并且在如此行事时,已经考虑了:(1)任何决策从长远来看可能的后果。(2)公司雇员的利益。(3)培植与供应商、顾客及其他方的商业关系的必要性。(4)公司的运作对社区及环境的影响。(5)通过高标准的商业行为来维持声誉的愿望。(6)在公司成员之间公平行事的必要。”该条第2款规定,当公司的目的条款包含,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追求其成员之外的利益的条款时,第1款即应当在以下意义上产生效力:为了公司全体成员利益而促进公司成功,也就是等同于实现第1款所列的目的。此外《英国公司法》第31条第1项还规定,除非公司章程对公司的目的作出特别限制,公司的目的将不受任何限制。
  由此看来,即便是今天,在成文法趋势大大强化的英国公司法中,[6]也只是规定公司高管在作出决策时,应以公司成员的最佳利益行事。而何为“最佳利益”,公司法只是规定,高管在以一种其善意地相信为了其全体成员利益而促进公司成功的方式行事时,考虑到了雇员、供应商、顾客、社会及环境利益。当然,如果公司章程的目的条款,包含了追求公司成员之外的利益,则公司高管对公司成员之外的利益追求,也被认为是追寻公司成功的一部分。因而,就法律规定本身而言,很难认为强行法要求公司必须承担社会责任,这主要是公司自己选择的结果。
  因而,在全世界立法均未对公司社会责任作出明确界定的情况下,要求我国的法官运用个人智识和经验作出司法裁判,无疑要求过苛。
  其二,我国法院司法负担过于繁重,对于不确定的规则缺乏解释的热情。在我国从管制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在《行政许可法》全面实施的背景下,中国的资源逐渐从政府的手中,移转至企业手里,政府承担的诸多职能,都下放给公司和市场自身,公司的自治空间因而得到极大地拓展。与此同时,立法把政府管制放松、公司自治增强之后可能带来的诸多问题委诸司法裁判。无论是规范公司设立的公司法,还是调整企业退出的破产法,这一点都体现得极为明显。“法院”一词在我国原《公司法》中出现了9次,而在新《公司法》中则出现了23次。在新《公司法》框架下,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的撤销请求权(新《公司法》第22条)、股东的查阅权(新《公司法》第34条),以及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新《公司法》第75条)和公司的司法解散请求权(新《公司法》第183条)中,都活跃着法院的身影。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新《破产法》对法院更是倚重。在原《破产法》中,“法院”一词出现了31次,而在新《破产法》中则出现了159次。在破产案件的受理,破产管理人的指定,破产管理人的任职资格、职责、权利、报酬、辞职等方面,法院几乎无所不在。
  在常规工作应接不暇的情况下,法官创造性司法的热情被极大地抑制,他们的理性选择是,努力逃避不确定的规则所带来的司法负担。
  举例而言,新《公司法》第148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勤勉义务又称为注意义务,通常是指要求董事及其他高管在运营公司过程中,具有“通常注意能力的人在相同的地位和情况下所应达到的注意程度”,因此,“合理的、谨慎的人”的行为标准即是董事能够而且应该达到的标准。
  然而,判断董事和高管在作出一项商业决策时,是否善尽勤勉义务,却远非易事。公司的一项商业决策,如果有可能赢得相当的利润,一般而言,它所面临的变数也相当大。银行利率、消费者的消费偏好、法律法规的调整等都构成了极难预期的变数。在理论上,如果对此种情形及其相应的结果都详为研究,而且假定商业环境保持不变(这完全不可能),的确可能作出一项明智的决策。但商业无定数,在通常的情况下,高管总是现在行动、以后总结。如果停下来细为研究,再行决策,其结果常常会使商业机会稍纵即逝。只有以事后的眼光来考察,我们才可能发现,哪种商业决定富有成效,哪种则是失败的选择。但是,正如曼尼教授所言,“经营者不像法官,有能力同时也愿意就特定的案件争论不休,以求得‘正确的答案’;经营者不像学者那样一丝不苟地去追求真理,也不像科学家在高度专业化的领域中精益求精地探求更为完善的方法。”[7]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官“事后诸葛亮”式的聪明往往招致一些善意的嘲笑。
  如果在作出一项商业决定之前,权衡利弊本身存在巨大的成本,那么事后由法院来判断这项决定是否明智,也往往代价高昂。因为经营失败本身并不必然表明当时的商业决定并不明智,何况法院往往也缺乏足够的信息去作出这项决定。伯利和明斯甚至干脆断言,“就本质而言,在经营管理公司方面,法院并不擅长,所以法院不愿、也不敢介入公司商业运作事务中。”[8]这也使得法院依据信义原则裁判案件,远远比依据明确的合同条款来裁判要费力得多,而且法官在裁判这些案件时,明显缺乏有效的办法。同法官的访谈,也证实了这一点。法院不愿运用“勤勉义务”的规定来裁决案件,在新《公司法》颁布之后,上海市的法官还未曾运用这一条款裁决过一个案件,他们倾向于运用合同法和侵权法的明文规定来裁决案件。[9]
  同样地,由于公司社会责任这一概念弹性极强,法官缺乏足够的动力来加以阐释运用。一种可能的结果是,“公司社会责任”这一条款,在法官的视界中沦为具文。
  其三,中国法官的商业裁判素养缺乏。从中国法官的选任程序看,大多数法官缺乏商业经验和素养,而且,判例法习惯的缺乏,使他们无法对涉及诸如商业判断原则、公司社会责任等弹性极强的案件作出裁断。
  仍以前述提及的高管“勤勉义务”为例。在公司中,由于高管们都是团队作业,他们的决定受到了公司之外许多因素的影响。为了正确评估高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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