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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制与社会发展》
马克斯·韦伯法律社会学中的方法论问题
【英文标题】 Issues of Methodology in Max Weber'S Sociology of Law
【作者】 李强【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
【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价值关联;价值判断;阐释性理解;理想类型
【英文关键词】 relevance to values;value—judgments;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ideal—type
【文章编码】 1006—6128(2007)01—0073—09【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7年【期号】 1
【页码】 73
【摘要】

作为其全部社会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克斯·韦伯的法律社会学是建立在一套较为系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基础之上的。正是根据这一方法论以及具体的理想类型方法,韦伯提出了法秩序的社会学概念,对法律制度进行了类型学分析,并对法律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从根本上说,韦伯是站在外部观察者的立场上对法律制度进行探究的,但是他始终无法从根本上摆脱他所反对的价值判断。

【英文摘要】

As a part of Max Weber’s entire social theory,his sociology of law was based on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Max Weber presented the concept of legal order,the typ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legal system,and the comparative research of the legal system in the light of this methodology and the ideal—type method.But in Max Weber’s inquires of legal system he Was on the standpoint of external perspectives,and he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value—judgments that were objected by himself.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774    
  
  作为经典社会学家之一的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其著作涵盖了宗教、经济、政治、法律等诸多社会领域。[1]然而,韦伯的研究并非是一种严格体系化的理论。正如德国学者卡尔·雅斯培所说:“他只是援用理性的方法,不断地进行实验性的研究。在他的研究中,没有圆满完整的模式。如果一定要指出他研究的系统,那就是他当时使用的研究方法和基本概念。然而,这些概念的封闭系统却不是有意义的目标。”{1}(P65)后来的学者们总是试图找到某个贯穿其全部著作的主题或主要线索,作为诠释韦伯思想的“典范”。{2}(P3—70)囿于论题和篇幅,本文并不试图为解释韦伯的全部著作寻找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主题,本文只是试图就韦伯社会理论中的法律社会学部分进行研究。当然,就当下对于韦伯法律理论所进行的研究而言,学者们也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具体的论述和讨论。[2]然而,本文主要是从韦伯的法律理论与其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间的关系这一角度人手来具体探讨韦伯法律社会学中的方法论问题。也就是说,本文试图遵循着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以及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尤其是理想类型方法)这一主线来梳理和重构韦伯的法律社会学,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韦伯法律理论在方法论上可能具有的限度。
  据此,本文将分为三个部分来具体探讨韦伯法律社会学中的方法论问题:第一部分将首先从与韦伯的法律社会学密切相关的方面着手来论述韦伯社会理论的方法论基础;第二部分将对韦伯法律社会学的实质内容进行概括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说明韦伯的法律理论与其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间的关系;第三部分将在前两部分论述的基础上揭示韦伯法律社会学中可能存在的方法论问题以及韦伯法律理论可能具有的限度。
  一、韦伯法律社会学的方法论基础
  韦伯的整体社会理论(包括历史研究)是建立在一套较为系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以及相应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之上的,而且韦伯本人还曾具体就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以及相应的研究方法问题做出过较为集中的论述。而作为韦伯整体社会理论之一部分的法律社会学,基本上也是以这样一套方法论和具体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展开的。正如Martin Albrow在解释韦伯的法律社会学时曾经指出的:一般说来,韦伯有关法的本质和发展的一般理论起源于韦伯有关社会科学方法的各项基本假定。{3}(P14)
  (一)价值关联与价值判断
  对于与自然科学相对应的社会科学,[3]韦伯曾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场合进行过细致的讨论。韦伯对社会科学之性质的界定主要是围绕着以下两方面问题展开的:第一,社会科学之研究对象的确立问题;第二,为达致“客观有效的真理”,社会科学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是“客观的”?韦伯将社会科学(或“文化科学”)界定为:“按照人类生活事件的文化意义来对其进行考察的那些学科。”{4}(P67)而一个事件之所以能够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这一性质并不是由它自身“客观地“具有的,而是以研究者的认识兴趣的倾向为条件的,它来自于研究者在一种给定的情形中赋予特殊事件的特殊文化意义。{4}(P64)其中,所谓“文化”,就是指“世界进程之无意义的无限性的一个有限的部分,亦即人类将意义和重要性赋予其上的一个部分”。{4}(P81)因此,在韦伯看来,“任何文化科学的先验前提都不在于我们认为,(一般说来)某一种文化(自身)有价值或者任何一种文化(自身)都具有价值,而是在于这一事实:即我们(本身)就是文化人,我们具有自觉地对世界表态并赋予世界以意义的能力和意志。”{4}(P81)这就是后来经常为学者们所关注的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价值关联”(relevance to values)问题。然而,尽管为了确定研究的对象,社会科学研究者不得不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对现实作出一种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研究就一定是一种完全主观任意性的研究。韦伯在提出“价值关联”的同时,还强调社会科学所追求的是一套“客观的”知识。为了说明社会科学认识中的“客观性”问题,韦伯提出了用以区别“价值关联”概念的“价值判断”(value—judgments)这一概念。所谓“价值判断”主要是指:“对一个受我们影响的现象是应该予以指责的还是值得赞许的所做出的‘实际’评价。”{7}(P1)据此,韦伯在原则上区分了价值判断和经验知识。在韦伯看来,为追求一种经验知识的社会科学,其任务“永远都不可能是提出各种应当遵守的(具有约束性的)规范和理想——而指导即时性实际行为的各项命令正是得自于这些规范和理想。”{4}(P52)由此出发,韦伯认为,虽然社会科学为保持其“客观性”而决不能以作出“价值判断”为己任,但是社会科学却可以对各种理想和价值判断进行科学批判。但是,韦伯随即指出:“这一批判只能是对历史上给定的各种价值判断和各种观念所进行的一种形式逻辑的判断,亦即只能是根据所希求的目的的内在‘一致’的假设而对各种理想所作的一种检验。”{4}(P54)[4]据此,科学探讨能够帮助行动者了解各种终极的价值判准。然而,“至于做出价值判断的个人是否应当遵循这些终极的价值判准,这是他个人的事情:它涉及到个人的意志和良心,而与经验知识本身无关。”{4}(P54)
  (二)社会学中的理解与解释
  正是基于对“价值关联”和“价值判断”的这一认识,韦伯对其社会学进行了如下界定:“社会学是一门关注于对社会行动进行阐释性理解(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并据此对社会行动的各种原因、过程和各项结果进行因果性解释(causal explanation)的科学。”{5}(P4)在此,韦伯将社会学中的“理解”区分为两种:一种是对行动的意义作直接观察的理解(direct observational understanding);另一种是解释性理解(explanatory understanding),[5]这种解释性的理解主要是指根据“动机”(motive)来理解一个行动者的行动。也就是说,当特定的行动被放置在一个可理解的动机序列中时,我们对这一行动的理解可以被视作是对实际行为过程的一个解释。“因此,对于一门关注于行动之主观意义(the subjective meaning of action)的学科而言,‘解释’就要求它能够掌握到意义关联(complex of meaning),而可理解的行动的实际过程就被阐释为从属于这一意义关联之中。”{5}(P9)由此可以发现,理解主要是一种主观的活动,而且这种理解活动具有双重的主观性:即理解对象的主观性和自身活动的主观性。{6}(P13)也就是说,理解既针对行动的主观意义关联,也将研究者自身的价值取向纳入。{7}(P125)接着,韦伯进一步指出,社会学并不仅仅是对行为的主观意义关联进行阐释性的理解,它还要求对社会现象进行因果上的解释。也就是说,“一个从有意义的观点所得出的诠释,仍不能基于它的确证性,即宣称它在因果上是有效的诠释。在这个层次上,它始终只是一种有几分确证基础的因果性假设。”{8}(P12)而对因果规定性的分析是确保社会学研究普遍有效而具有客观性的方式之一。这里所谓的“因果的解释”是指“根据任何可被计算的、在理想情况下可被量化的几率规则,一个被观察的特定过程(精神的或物质的)会依序跟随(或伴随)另一个特定过程而发生。”{8}(P15)当然,这里的因果解释只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对意义阐释本身所进行的一种验证,用以确保社会学知识的客观性。也就是说,“对社会学的知识而言,即使有着明确意义妥当性的行动,还仍须证明此一有意义的过程会以可给定的频率或近似的方式发生——这种‘机会’(chance)的存在,才得以让我们作出正确的因果性陈述。”{8}(P15)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对于动机所进行的妥当的解释可以分为“意义上妥当的”和“因果上妥当的”。
  (三)理想类型的建构
  然而,在具体的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中,韦伯是通过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方法来贯彻上述方法论认识的呢?就此,韦伯提出了“理想类型”(ideal—type)的概念作为其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具体的分析工具。韦伯理想类型方法的提出首先是从讨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理论以及理论上的概念形成对于社会科学认识具有何种意义”这一问题为出发点的。[6]在韦伯看来,社会科学中的抽象的理论建构主要指的是:把历史生活中的某些联系和事件一起统合到一个集合体之中,而这一集合体被设想为一个内在一致的体系。就其实质内容而言,这一建构本身类似于一个经由在分析上强调某些特定的现实要素而达致的乌托邦。就这一抽象建构中被抽象地描述的那类特定的联系而言,如果我们发现或者猜测它们在现实中会在某种程度上存在,那么我们就能够经由参照一个“理想类型”而在实际上使得那类特定联系的特性变得明确和可以理解。具体说来,所有的理想类型都是经由以下方式被建构出来的:即经由单方面地强调一个或者更多的观点,通过把大量散乱的、无联系的,或多或少存在或者偶尔不存在的那些符合上述单方面强调的观点的具体的、个别现象都综合成为一个自身统一的分析性模式而形成的。就其概念上的纯粹性而言,这一智识上的建构不能被经验地在现实中的任何地方发现,它是一个乌托邦。这对历史研究工作来说就产生了一项任务:即在任何具体的情形中,都要确认这个理想建构距离现实有多近或者多远。在此需要指出的是,理想类型这一概念是与韦伯的“价值关联”概念和“解释性的理解”这两个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正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价值观念和兴趣决定了并选择了那些从中可以建构出理想类型的历史现实的成分。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理想类型就是依照研究者的认识目的来设定的。此外,理想类型这一概念的提出正是立基于社会科学本身主要是一种“解释性的理解”这一认识之上的,因为任何理想类型都试图在思维上整理某个社会现象或历史事件中可以进行解释性理解的成分或关系,亦即试图达致对社会行动者的主观意义关联或者历史事件的文化价值关联的把握和理解。韦伯法律社会学的实质内容
  正是基于上述关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备种前提假设,韦伯在其有关法律的论述中形成了一整套极富特色的法律社会学。以下本文将从法秩序的社会学概念、法律制度的类型学分析、以及法律制度的比较研究这三个方面来具体阐述韦伯法律社会学的实质内容。
  (一)法律的社会学概念感觉黑人都特别团结
  在法律社会学中,为了探讨法秩序与经济秩序之间的关系,韦伯首先区分了法秩序(法律)的法学概念和法秩序(法律)的社会学概念。就法学的观念而言,问题在于:何者真正具有法概念的妥当性(valid)?也就是说,如何以逻辑严谨并兼具规范意味的语言来陈述一项法规?在这里,法秩序的法学概念主要关注的是一种“概念上的有效性”,即指涉一套可以用逻辑来验证其“正确”的规范。此时,法学的目的在于探求法规的正确意义,它企图界定此一法秩序适用的事实及方式,而法规在经验上的有效性是被视为不证自明的,尚待确定的只是其逻辑的严整性——即所有这些法规应该能形成一套逻辑上首尾一贯的、无矛盾的体系。然而与这种法学观念不同的是,就社会学的观念而言,问题在于:在一个团体里,真正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乃是,那些介入共同体行动的人(尤其是那些拥有相当重要的社会权力的人)不仅主观上认为某种规范具有妥当性(valid),并且实际依此而行(换言之,他们自己的行为趋向于这些规范)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在这里,法秩序的社会学概念主要关注的是一种“经验上的有效性”,即指涉“一个关于人类行为之实际决定性因素的复合体”。{5}(P312)很显然,这两种研究法律的方法所处理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它们的研究对象也大不相同。对于法秩序的社会学概念,韦伯始终是从“正当性”概念人手来加以界定的。也就是说,是从社会行动者所具有的内在的主观信念来说明什么是“正当的法律”。在这里,法律是被作为一种“正当的秩序”来看待的,其存在与否是由行动者主观上认为该法律具有有效性、并且在实际上依据此种信念而行动的可能性所决定的,也就是说是由社会行动者的行动趋向于这种法律的可能性所决定的。“法秩序”的正当性问题主要指涉的就是人们服从与否的问题。在这里,韦伯认为,人们对于法律加以服从的动机其实是形形色色的,在大多数的例子里,主要的动机可能出自于功利性的、伦理性的或主观习惯性的考量。然而最为关键的是,这种界定是与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密切关联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正当性”问题是联系韦伯的方法论认识和其法律社会学之间的一个关键性问题。经由正当性的信念问题,韦伯将其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阐释性理解运用于对法律的认识之中,亦即其在对法律进行界定时始终强调了社会行动的主观意义这一要素。
  (二)法律制度的类型学分析
  在韦伯的法律社会学中,对于法律制度所进行的研究始终是围绕着“法创制”(legislation)与“法发现”(adjudication)这两个方面的法律实务活动展开的。韦伯通过运用其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理想类型方法,以法律实务活动为参照背景,对社会历史中的法律制度进行了各种类型划分。当然,根据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以发现,这些在理论上所进行的类型划分在历史现实中并不是真实存在的,韦伯给出的仅仅是一种理想类型的建构。
  韦伯根据法律制度的“形式性”和“合理性”,对法律实务中所运用的技术手段的类型进行了划分。韦伯认为法创制和法发现可能是理性的,也可能是非理性的。首先,当法律制度是非理性的情形时,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亦即形式非理性的和实质非理性的。在形式上为非理性的情况是:为了顺当处理法创制与法发现的问题而使用理智所能控制之外的手段,例如诉诸神谕或类似的方式。在实质上为非理性的情况是:全然以个案的具体评价——无论其为伦理的、感情的或政治的价值判断——来作为决定的基准,而不是以一般的规范作为决定的基准。其次,当法律制度是理性的情形时,也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亦即形式理性的和实质理性的。所谓法律是“形式理性的”是指:无论在实体法上或诉讼上,只有明确无误的一般性的事实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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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德)卡尔·雅思培.论韦伯(M).鲁燕萍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2.

{2}顾忠华.韦伯学说(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Martin Albrow.Legal Positivism and Bourgeois Materialism:Max Weber’S View of the Sociology of Law (J).British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1975,(2).

{4} Max weber.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M).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Edward A.Shils and Henry A.Finch.New York:The Free Press,1949.

{5}Max weber.Economy and Society: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M).edited by Guenther Roth & Claus Wittich.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

{6}韩水法.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概论(A).(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C).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7}何蓉.马克斯·韦伯的方法论:基于渊源的再研究(A).苏国勋.社会理论:第一辑(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8}(德)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Ⅶ——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顾忠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9}(德)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Ⅸ——法律社会学(M).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0}(德)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V——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M).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法小宝

{11}林端 韦伯论中国传统法律——韦伯比较社会学的批判(M)台北:三民书局,2003

{12}(英)彼得·温奇.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第二版(M).张庆熊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13}杨善华,谢立中.西方社会学理论:上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4}(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M).彭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15}(美)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M).张明德,夏翼南,彭刚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16}(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M).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夏勇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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