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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评论》
空中劫持与国际法
【作者】 蓝海昌【分类】 国际法学
【期刊年份】 1984年【期号】 3
【页码】 27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834    
  一、有关空中劫持的三个公约
  随着航空事业的发展和各种势力斗争的尖锐化,出现了一个新问题—空中劫持。据历史的纪载在世界民用航空事业的发展史上,第一起空中劫持事件是于1930年发生在秘鲁。事隔十七年以后,即1947年发生了第二起劫机事件,一架保加利亚的飞机在国外被劫持。以后常有发生,但每年不过几起。六十年代以后,劫机事件层出不穷,此起彼伏。比如,1968年发生了三十起,1969年发生了八十六起,平均每四天一起,得逞率达82.5%。据统计,从1960年至1977年的二十年间,全世界发生劫机事件五百五十多起。
  由于空中劫持严重地影响了国际航空运输事业和旅客的完全,在联合国及国际民航组织和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下,先后制定了三个有关空中劫持的国际公约。
  第一个是1963年在东京签订的《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简称为《东京公约》第二个是1970年在海牙举行的外交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制止劫持航空器的公约》,简称为《海牙公约》。第三个是1971年在蒙特利尔举行的外交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一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简称为《蒙特利尔公约》。
  目前,三个公约有缔约国一百多个。中国政府历来反对国际上的暗杀、绑架、扣押人质和空中劫持等恐怖活动,认为这些活动危害国际和平与社会稳定,使无辜的人们受害,使公共和个人的财产蒙受损失。基于这一原则立场,中国先后参加了上述三公约、但提出了一些保留,即对条约的解释如有分歧得提交仲裁或国际法院,中国不受其约束。
  现将上述三个公约的内容要点作一简要评述:
  (一)《东京公约》
  《东京公约》是第一次试图对有关航空器内发生的罪行问题加以解决的公约。公约明文规定适用于:1.违反刑法的罪行;2.危害航空器或其所载人员或财产的安全,或危害航空器内良好秩序和纪律的行为。航空器的登记国有权对上述罪行和行为进行处理。换句话说,航空器和航空器上的安全,飞机登记国有管辖权。《东京公约》的主要缺点是没有解决罪犯的引渡问题公约明文规定,公约中的任何条款不应当被解释为规定引渡的义务。换言之,可以引渡,但引渡并不是缔约国的义,务。至于政治性的罪行,则完全排除在公约之外。
  (二)《海牙公约》
  1970年的《海牙公约》是专门为制止空中劫持而制定的。公约第一条规定:在飞行中的航空器内的任何人,如果用武力或用武力威胁……非法劫持或控制航空器,就构成了空中劫持罪。这就是公约对非法劫持航空器所下的定义。
  按照公约规定,各缔约国承担义务,对这种空中劫持的罪行给予严厉的惩罚。
  《海牙公约》虽然把引渡的范围扩大了,但也没有硬性规定必须引渡,而只是规定把空中劫持看作是包括在缔约各国间现有引渡条约中可引渡的罪行,并且在今后缔结的引渡条约中应包括这一罪行。在缔约国没有引渡条约的情况下,可以自行决定以公约作为引渡的法律根据。至于政治犯是否可以引渡,该公约仍然欠明确。北京大学互联网法律中心
  《海牙公约》第七条对于追诉作了规定:罪犯所在地的国家如果不引渡罪犯,就应毫无例外地把案件提交给给主管当局,予以追诉,而主管当局应按该国严重性质的罪行作出判决
  (三)《蒙特利尔公约》
  《海牙公约》在处管空中劫持问题上比东京公约前进了一步,但《海牙公约》规定的对象只限于空中劫持而从1968年至1971年期间事态的发展表明,对国际民用航空完全为威胁不限于“空中”即一不限于“在飞行中”,而且甚至不限于直接对飞机本身。例如,对停在地面上的飞机以及对有关飞机的地面设饰的攻击,从而使航行安全遭到破坏,等等
  为了适应这种情况,1971年9月23日在蒙特利尔举行的外交会议上通过了《蒙特利尔公约》。这公约大体上与《海牙公约》相类似,但扩大了空中劫持的范围,如在地面上破坏飞机,在飞机上放置装置或物质(如炸弹),传递虚假情报,等等,都被认为是破坏航空安全的行为,要受到惩罚。
  《蒙特利尔公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罪行范围不仅包括在“飞行中”,而且包括在“使用中”的航空器内所犯的罪行而所谓“使用中”是指从地面人员或机组对某一特定飞行的航空器开始进行飞行前的准备起,直到降落后二十四小时止。
  至于引渡问题,《蒙特利尔公约》和《海牙公约》的规定基本上相似。引渡仍然应受被请求国的法律所规定的其他条件的限制。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东京公约》、《海牙公约》或是《蒙特利尔公约》都没有解决政治罪犯引渡的问题,而把它留给有关国家的法律来解决。
  上述三个公约既是独立又是相互联系的,这反映了国际社会为了促进民用航空事业的发展,保障航空运输安全和制止空中劫持而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三个公约建立的一整套法律制度是目前一百多个缔约国解决空中劫持问题的主要法律依据,对制比空中劫持事件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中国,1982年夏,一架由西安飞往上海的客机被歹徒劫持,但在机组人员英勇搏斗租乘客的配合下歹徒被擒,飞机安全在上海降落1983年“五·五”空中劫持虽然得逞,但是劫持犯卓长仁等一进入南朝鲜就失去了自由,被拘禁起来了。1983年7月18日和同年8月1日,汉城地方刑事法院先后进行了两次公开审判。在首次审判中,南朝鲜当局检察官以以下罪名指控卓长仁等六名被告:其一,违反航空安全法,以武力强迫中国民航机改变方向飞到汉城北面的春川空军基地;其二,非法拥有和使用火器;其三,未获签证非法进入南朝鲜和非法飞越南朝鲜“领空”。
  在第二次审判中,辩护人以罪犯劫机的动机和目的为理由,企图逃避惩罚。南朝鲜当局检察官认为,防止劫机是国际社会的愿望,根据国际条约的精神、必须超越动机和目地予以严厉惩处。
  1983年8月18日汉城刑事地方法院宣判,分别判处卓长仁等六名劫机犯四到六年的有期徒刑。1984年5月22日南朝鲜大法院裁决,驳回了六名劫机犯的上诉。
  南朝鲜当局对六名“五·五”劫机犯进行了审判,并作出了处理,从而没有使他们消遥法外,这是履行上述有关空中劫持三公约的正确做法。但南朝鲜当局没有严格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比如,《海牙公约》第7条规定:罪犯所在的国家如不引渡罪犯,就应毫不例外地把案件提交给主管当局,予以追诉,而主管当局应按该国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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