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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司法(案例)》
审理公司担保纠纷案件的裁判方法
【英文标题】 Adjudicating Manner of Trying the Cases concerning Corporation Guarantee
【作者】 周伦军【作者单位】 最高人民法院
【分类】 公司法【期刊年份】 2017年
【期号】 35【页码】 12
【摘要】 理解法律规则必须对该规则所要调整的事件类型及其正当性基础有一个清楚的把握,正当性基础决定了规则适用的强度和国家管制的力度。表决权过半数决定的正义基础是建立在“任何人不得慷他人之慨”上的朴素观念;回避表决的正义基础来源于“任何人不能做自己的法官”的先验正义观念。公司法第十六条所规定的决议前置程序,要求行为人在提供担保之前应当经过公司机构决议,在性质上属于代表、代理权能的限制规范。按照权限规范的性质界定,在公司担保案件的审理工作中,在判断担保合同的效力时,应当分别从主体是否适格、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内容是否适法背俗这三个方面分别进行评价。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4273    
  在人民法院的民商事审判工作中,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的合同效力问题不仅是日常问题,同时还是一个争议较大、困扰较多的问题。从学术讨论和司法实践中的情况来看,虽然问题的解决方案尚未达到形成共识的程度,但随着讨论的深入,以行为人是否具有提供担保的代表、代理权限来判断合同效果是否归属于公司这一解决问题的方向,已经日渐成为“有力说”。从本期选刊的两个案例的裁判思路来看,审判一线在方法论层面已经进入了一个更为精細化的时代。笔者不揣浅陋,对这两个案例中所涉及的主要法律问题做一解读。
  一、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的正义基础及其体系定位
  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该条规定为公司对外投资和提供担保设置了决议前置的程序限制,由于在立法的过程中没有充分讨论,在立法颁行后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围绕该条规定的规范趣旨,各界认识不一,这也是实践中争议产生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理解法律规则首先必须对该规则所要调整的事件类型及其正当性基础有一个清楚的把握,正当性基础决定了规则适用的强度和国家管制的力度。概括而言,该条规定的正义基础分为两个方面:
  首先,多数决定的正义基础是建立在“任何人不得慷他人之慨”上的朴素观念。现代民法的基石,是建立在意思自治、所有权绝对和过失责任这三项基本原则之上。意思自治原则强调的是当事人的自主决定,自己为自己设定义务,在此基础上自己承担责任。所有权绝对原则强调的是个人财产不受非法剥夺,在平等主体之间,除非在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的例外场合,不得牺牲所有者的财产利益。在以自然人、个体户、独资企业为主要市场主体的早期阶段,当事人都是以自己的名义亲自实施民事行为,以自己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意思自治和所有权绝对原则的贯彻并不会产生不公平的法律后果。即便在代理关系之中,无权代理制度之设亦为意思自治、自主责任原则的落实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合伙、公司等个人之间的联合组织出现之后,利益冲突随之出现,执行合伙和公司事务的负责人的利益与其他合伙人、股东的利益未必一致,企业负责人“慷他人之慨”、出资人无辜蒙受损失的现象开始出现。为解决企业组织中的代理问题,法律制度上开始区分行为的种类,将一些重要事项从个人权力中分离出来,规定了多数决定原则。如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涉及处分不动产、对外担保等重要事项,应当经合伙人一致同意。这一规定就是从“任何人都不得慷他人之慨”这一最朴素的原理出发,规定合伙的重要事项必须经全体一致同意,由合伙人共同判断这些重大交易是否符合自己的利益。若合伙人之一不同意,则无论其他合伙人的人数多少、出资多寡,均不得将其意志强加于异议合伙人,以贯彻意思自治、自主决定原则,保证合伙人在这些重要事项上免于承担由他人决策带来的后果。在股份公司早期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股东人数众多,完全移植合伙制度的“一致同意”规则存在着障碍,资本多数决作为一项制度得以确立。从发起人认缴出资时的真实意思是参与公司本身的经营事业这一基本前提出发,如果公司将所得资金用于对外投资、为他人提供担保,或者将公司财产无偿赠送他人,该等行为背离了发起人或股东参与公司时的真实意思表示,有可能损及股东利益,所以各国立法大多规定上述事项应当经过集体决议,由多数人决定上述事项是否符合公司利益。
  其次,回避表决的正义基础来源于“任何人不能做自己的法官”的先验正义观念。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所规定的表决回避规则,在法律发展史上出现的稍晚一些,但其观念正义基础仍然是古老的自然正义和程序正义原则。这一规则的要旨在干,如果是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那么由其他股东来判断这一交易是否会损及自身利益,以免承受来自他人意思的法律后果,遭受预料外的损失。
  上述规定,无论是多数决定,还是回避表决,都属于强制规范,这一点应无疑义。值得讨论的是,上述特别法上的强制规定,应当如何有机地纳入现行法律体系之中,并恰当地判断违反前述规定的行为效果?从司法实践中的情况来看,有不少案例是以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是管理性规定还是效力性规定的思路来裁判的。这一法律适用方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将权能规范与行为规范混为一谈。[1]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关于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无效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14条关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解释,所评价的对象,限于强制规范中的行为规范。而公司法第十六条所规定的决议前置程序,要求行为人在提供担保之前应当经过公司机构决议,在性质上属于代表、代理权能的限制规范。按照学界关于主体、意思表示、行为内容三要素判断法律行为效力的观点,该条规定应当置于主体是否适格这一问题之中。因此,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首先应当审查行为人代表、代理权限之有无:行为人无权代表、无权代理的,其行为效果归属按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的规定处理。以管理性规范或效力性规范的分析框架评价这一越权行为的效力,属于交叉评价,破坏了法律体系的内在和谐。
  在本次选登的两个案例中,人民法院在审理认定行为人以公司名义向债权人提供担保的权限时,都是将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作为权限规范加以适用,排除了以管理性规范和效力性规范对公司法第十六条进行评价的做法,在法律方法层面,值得青定。还应指出,这种审理思路的优势不仅体现在法律适用逻辑的说服力方面,更体现在有效化解纠纷的实效方面。从笔者调研了解的情况看,因行为人超越职权而引发的民事纠纷不仅多发,而且呈现出连锁诉讼的态势。在按照管理性规范或内部限制规范的裁判逻辑审理的同类案件中,就越权担保行为这同一事件,通常会衍生出4宗相关诉讼案件:1.债权人起诉公司要求其承担担保责任;2.公司承担责任后,向主债务人追偿;3.公司在向主债务人追偿未果后,通过民事诉讼向法定代表人追偿;4.在民事诉讼向法定代表人求偿未果后,公司启动刑事程序,追究法定代表人挪用公司资金的刑事责任。在吴文俊与泰州市天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利公司)、周文英、扬州东煜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民间借贷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的审理过程中,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天利公司的另一股东在一审中就试图通过公安机关追究行为人戴其进的刑事责任。按照权限规范的性质适用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将越权担保的风险在债权人和行为人之间进行分配,在不构成表见代表、表见代理的情况下,直接判定越权担保的合同效果不归属于公司,不仅案件处理的实体结果公平,也可以大幅度减少案件数量,减少当事人的讼累。
  二、公司担保纠纷案件的基本审理思路
  按照权限规范的性质界定,在公司担保案件的审理工作中,在判断担保合同的效力时,应当分别从主体是否适格、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内容是否适法背俗这三个方面分别进行评价。在主体是否适格的事实认定方面,主要是为了确定行为的效果是否归属于公司,审理的重点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首先,审查行为人是否实际享有以公司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的代表、代理权限。如前所述,立法规定公司决议前置程序的目的是确保该担保行为符合公司的意思,因此审理的重点应当放在公司意思的审查方面。这种公司意思的探究,既可以通过书面决议的方式加以证明,也可以从相关事实中加以推定。书面决议的存在能够直接证明公司存在同意提供担保的意思,如果系争担保行为业经公司机构决议,则应当认定行为人有权以公司名义提供担保。除了书面决议之外,实践中还存在一些虽然没有经过决议,但通过行为人的身份、股东之间的控制或人身依附关系、公司成立的目的等案件事实,能够得出公司同意提供担保这一结论的,亦应当认定行为人有相应的代表或代理权限。在林文章与林聪明、林一平、漳浦县乙平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平工贸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审理过程中,案涉抵押担保书并未加盖公司印章,但由于该担保书系以公司名义作出,且有乙平工贸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名,乙平工贸公司的登记股东林冬梅、林一平均在担保书上签字确认,故法院认定该担保事宜应视为已经全体股东同意。应当说,一审法院的这一认定,较好地把握了立法的精神,即使本案中没有书面决议,股东一致认可的事实足以认定公司确有提供担保的意思。从实践中的情况来看,担保关系的当事人之间往往存在着为双方合作提供融资便利等商业合同,在这种情况下,一方提供担保的行为不仅在实质上符合公司的利益,也符合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约定。考虑到公司运作不规范的现实情况,在缺乏直接证明公司同意提供担保的意思的证据时,也可以从担保行为是否符合公司设立的目的、公司利益的角度来审查、认定担保合同的效果归属。如果能够确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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