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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司法(案例)》
质押监管协议的性质及质物范围
【作者】 苏斐段合林(二审承办法官)
【作者单位】 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分类】 合同法【期刊年份】 2017年
【期号】 35【页码】 77
【摘要】 质押监管协议兼具保管合同和委托合同的一些属性,但与二者又不完全相同。质物的确定应以质押清单为基础,当有多份质押清单时,应结合各方签章等确定有效清单并据此认定质物范围。质押监管协议多涉及质权人、质押人及监管人三方之间的不同法律关系而易发生多个诉讼,是分案起诉还是合并诉讼,应结合案情谨慎处理。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4285    
  □案号 一审:(2015)北民初字第804号 二审:(2016)豫05民终1284号
  【案情】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豆腐营支行(以下简称工行豆腐营支行)。
  被告:安阳安运交通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运公司)。
  2013年12月12日,安阳市郊博大纺织厂(以下简称市郊博大)向工行豆腐营支行贷款500万元,双方签订商品融资合同一份。2013年12月12日,市郊博大与工行豆腐营支行、安运公司签订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适用动态质押)。该协议一式三份,三个签约方各执一份,并附质物清单作为该质押监管协议附件。市郊博大同意将其所有的170吨棉纱质押给工行豆腐营支行,双方均同意将出质物交安运公司监管,安运公司亦同意接受工行豆腐营支行的委托并按照其指示监管质物。工行豆腐营支行向市郊博大发放贷款后,市郊博大将货物移交安运公司监管。
  工行豆腐营支行提交的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第4.10条约定:每周五上午10点前和质物发生变动当日,监管方需将监管的质物的进出库和库存信息以传真方式(指定接收传真机号码)或电子数据方式传送工行豆腐营支行,并自行做好数据备份。但安运公司提交的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第4.10条并未确定周五的时间和传真机号码。关于质押物清单,工行豆腐营支行提交清单一份,证明出质货物明细为:名称棉纱,规格JC7.3tex,重量吨,数量170,生产厂家本企业,单价46000,包装6800,件数6800。该出质清单上有安运公司签章和胡某(安运公司代表)的签字,落款时间为2013年12月12日。安运公司提供清单一份,证明出质货物明细为:名称棉纱,数量170吨,生产厂家本企业。对单价、规格、包装、件数并未约定。该出质清单上有安运公司签章和董某某(市郊博大一方代表)、王某(工行豆腐营支行一方代表)的签字,落款时间为2013年12月17日。
  2014年11月4日,三方对出质货物进行盘货,确认货仓还余有棉纱85.85吨。根据此次盘点结果,工行豆腐营支行认为存放质物仓库无一吨规格为JC7.3tex的棉纱,监管人安运公司给其造成了损失,应予赔偿。另外,2013年12月23日至2014年1月3日期间,安运公司单方允许市郊博大出货26吨。2014年6月21日至2015年3月24日期间,经工行豆腐营支行同意,市郊博大出货126.88吨。2014年12月11日市郊博大入库4吨。质押物存放仓库剩余棉纱22.5吨。据《商品融资全国性商品准入目录》(2011年版)规定:棉纱质押率上限65%,其警戒线设置原则上不低于130%,即170吨棉纱,警戒线应当为130.77(170吨+130%)吨。另外,工行豆腐营支行已于2014年7月14日向安阳市郊博大纺织厂提起诉讼,该案已经法院裁判,并已进入执行程序,已对债务人市郊博大价值483万元的机器设备、车辆予以查封。
  【审判】
  河南省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工行豆腐营支行的诉讼请求。
  原告不服一审判决,向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质押物清单作为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的附件二,各方持有的质押物清单内容应当一致。被上诉人安运公司提供的质押物清单上未对单价、规格、包装、件数约定,但有出质人、质押人、监管方三方签字;作为原告(二审上诉人)的工行豆腐营支行提供的质押物清单,仅有安运公司签章,各方当事人双方所持的质押物清单不一致。工行豆腐营支行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提供的质押清单更具证明效力,双方之间提交的质押清单存在的矛盾无法排除,故工行豆腐营支行主张双方对质押物棉纱的型号、价格、数量(包、件)和单价进行约定不予采信;安运公司单方允许市郊博大出货26吨,未超约定,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安运公司2014年6月21日至2015年3月24日期间,允许市郊博大出货126.88吨,系经工行豆腐营支行同意,故对于此数额的质押货物,安运公司亦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另外,工行豆腐营支行在另一起案件中,已对债务人市郊博大价值483万元的机器设备、车辆予以查封。依据当事人签订的合同及查明的事实,本案应定性为保管合同纠纷,原审定为质押合同纠纷不当。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质押监管是金融与物流服务相结合衍生的一种动产担保融资业务模式。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质押监管协议引发的纠纷日渐增多,关于质押监管协议的性质等问题应当引起重视。
  一、质押监管协议的性质认定
  质押监管合同,是在合同法分则中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属于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的无名合同。正因如此,对于质押监管合同的性质在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
  一种说法认为质押监管协议本质就是质押合同,质押合同是质权人与出质人签订的担保性质的合同。其本质就是质权人与出质人之间签订了质押合同,监管人一方的出现是为了保证出质人将质物交由质权人或者质权人指定一方占有管理,以达成质权设立的目的。
  一种观点认为,质押监管协议应属于保管合同。该观点认为合同双方承担的合同义务是占有并保管、监管质押物,监管期限届满时返还质押物,享有的权利则是收取保管费用,该种权利义务具有保管合同的法律特征。但若细细品味,似乎保管合同与本案中的质押监管协议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合同法第三百七十六条规定:“寄存人可以随时领取保管物。”这一点在本质上与质押监管协议有很大的不同。根据质押监管协议而由物流企业保管的物品,虽然所有权仍归寄存人,但是寄存人并不能随时领取保管物,其要根据质押监管协议,并受到保管人一定程度的监督和限制。从这个角度来看,此时所谓的保管人和寄存人的身份和权利义务,已经与合同法中所列明的传统意义上的保管合同有了一定的区别。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保管义务无法完全囊括和包含监管义务,二者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监管协议约定监管人同时负有监管义务和保管义务,协议的性质应属于概括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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