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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网络法律评论》
论裁判文书上网“伪公开”现象的防范
【英文标题】 Preventing “Pseudo Openess” Phenomenon of Judgment Documents in the Online Disclosure
【作者】 吕升运水娟【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山西科技大学
【分类】 法院
【中文关键词】 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实质性公开;伪公开
【英文关键词】 judgement documents; the online disclosure; substantive disclosure ;pseudo openness
【文献标识码】 A【期刊年份】 2015年
【期号】 1(第17卷)【页码】 97
【摘要】

防止“伪公开”以追求实质性公开,是裁判文书上网公开改革中的一个基本目标。从总体上看,设置科学的文书公开范围是解决“伪公开”问题的基本要求,强调裁判文书说理的充分性是解决“伪公开”问题的关键环节,打造精确、迅捷的检索系统是解决“伪公开”问题的必要条件,构建有效的反馈信息处理机制是解决“伪公开”问题的有益补充。离开了上述任何一个方面,裁判文书的实质性公开就会难以实现,网上公开制度的功能就会大打折扣,甚至于最终沦为具有作秀之嫌的“伪公开”。

【英文摘要】

A fundamental objective of the reform of judgment documents being published online is to pursue substantive disclosure instead of “pseudo openness”. In general, scientifically setting up the scope of document publicity is an essential requirement for solving the “pseudo openess” issue; putting an emphasis on the adequacy of the reasoning of judgment documents is the key to dealing with the problem; creating an accurate and rapid retrieval system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resolving the problem, and building an effective feedback mechanism is a beneficial supplement for handling the problem. Without any of the aspects mentioned above, the substantive disclosure of judgement documents will be difficult to achieve. The function of the online disclosure system will be greatly reduced, and may even in the end become “pseudo openess” which seems like a publicity stunt.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7128    
  一、问题的提出
  (一)裁判文书的“公共”属性
  在现代文明已经被普遍认同、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裁判文书的网上公开已经成为司法公开改革进程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尽管司法公开的内涵还包括司法程序公开、执法信息公开等多项内容,但裁判文书所具有的质证、认证、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多项重要诉讼信息的载体功能,使裁判文书公开成为司法公开的核心。”[1]可以这么说,推进司法公开,首当其冲的就应当是推进裁判文书公开。同一切法律一样,作为司法裁判结果的裁判文书也是公共产品的一部分,具有“公共”属性。尽管就具体的个案而言,其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私人”的属性——案件只发生在当事人个人之间,但是,只要当事人一方决意将其提交给具有公共属性的司法机关来予以解决时,原本仅具“私人”属性的纠纷就同时具有了“公共”属性[2],就成为公共权力(即司法权力)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也就产生了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以及社会公众对事实的知情权、对社会治理的参与权等问题。因此,除了一些极为特殊的情形外,任何裁判文书都需要依法予以公开,接受社会大众的检阅与评判。
  (二)西方发达国家有关裁判文书网上公开的立法与实践
  事实上,要求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和上诉法院的裁判文书在互联网上予以公开已经是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惯常做法。[3]根据美国《电子政务法》第205条的规定,所有联邦法院都建立起了独立的法院网站以公开案件的判决文书。州法院系统的裁判文书也已经实现全部上网。英国最高法院不仅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开全部案件的判决书, 而且自2012年2月6日起,还每周在其设立的官方微博账户(@ KSupremecourt)上发2—3篇微博,同步公开判决的名称以及判决书的网络链接;最高法院成立之前的判决,可以在上议院的网站查询。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最高法院一般也都在网上公开了所有的裁判文书,高等法院则是部分公开裁判文书,初审法院公开的裁判文书数量相对较少。韩国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均明确规定,裁判文书生效之后必须对外公开,包括在互联网上予以发布。
  (三)我国关于裁判文书网上公开的立法与实践
  正是在司法公开等现代理念的指引以及司法民主化进程的推动下,近年来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先后出台了多项规定,不断加大司法裁判文书的网上公开力度。[4]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推动公开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确定为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的重要内容。2013年11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95次会议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根据该规定,全国各级法院的承办法官或者各级法院指定的专门人员应当在裁判文书生效后7日内依法完成技术处理,并提交本院负责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专门机构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与最高法院2010年11月出台的文书上网规定相比,该规定在裁判文书公开的力度上明显加大,比如扩大了各级法院裁判文书的网上公开范围,强调了“以上网为原则、以不上网为例外”的原则以及当事人的实名公开制度,强调上网文书原则上不得修改、更换和撤回,规定设置中国裁判文书网作为各级法院裁判文书上网的统一平台,以方便公众查询等。[5]与立法的推进相适应,全国不同地区、不 同级别的法院也在不同程度上推动着裁判文书网上公开的具体实践。[6]尤其是2013年中国裁判文书网对于第一批生效裁判文书的集中统一公布,对于全国各级法院的司法公开工作来说,具有重要的指导和示范意义。相比较而言,我国的港、澳、台地区在裁判文书网上公开方面做得更好一些。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判决书都已实现全部上网,“香港各级法院的判词都集中在香港终审法院网站‘判案书及法律参考资料’栏目中,包括香港终审法院、高等法院上诉法庭、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区域法院、家事法院、土地审裁处所宣告的判案书。”[7]澳门《司法组织纲要法》第426条第1项规定:“合议庭裁判书须立即公布于《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报》。”除法律规定不公开的以外,澳门中级以上法院的裁判文书均要上网公开。根据台湾地区“司法院”的规定,除依法不得公开的案件之外,所有案件的判决书均统一在“司法院”网站上全文公开。[8]裁判文书从线下走向线上,从封闭走向公开,正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体现的绝非仅仅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或者“诉讼审判技术性的提升”,更重要的,它体现的是“司法理念的现代化更新”,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司法信心的彰显,同时也是现代司法者的自我超越。”[9]
  (四)裁判文书网上公开的实践价值

离婚不离婚是人家自己的事


  不可否认,裁判文书在互联网上的公开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首先,从司法层面来讲,裁判文书上网有助于提高司法的透明度,限制专断、防止腐败,满足社会公众对事实的知情权、对社会治理的参与权和对司法的监督权,强化司法监督的民主价值,助推司法的精密化发展,促进司法的公正,树立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强化各级法院及法官之间信息与经验的交流,倒逼法官提升自己的业务素质与司法技能,统一上下级法院、不同地域的法院适用法律的标准,最大限度地减少同案不同判的不公平现象,从而补充我国成文法传统的天然缺陷等等。尤其是近些年来,“社会各阶层对司法不公、不 廉、不便、不快多有抱怨、非议甚至强烈不,‘司法腐败’成为一个经常被提及的沉重话题,司法信仰出现危机……民众信任和信赖司法的局面还远远没有形成,司法公信力不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0]在这种情形下,大力推动裁判文书的网上公开工作,对于重塑司法形象,改进司法工作,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其次是社会层面的价值。“法律从一开始就明显不仅仅是法律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历史问题和文化问题。”[11]从这个层面上看,裁判文书的上网能够在有效引导司法行为和公众行为的基础上,极大限度地推动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促进整个社会法治意识的提升以及法律信仰的培育。当然,裁判文书的上网还与时下国家的维稳大局相关,一份说理充分、能够为社会公众所接受的裁判文书,对于解决涉诉上访等问题,显然会具有积极的功效,尤其是对于那些缺少救济途径、以至于当事人不得不求助于上访的案件来说,意义更为重大。[12]此外,裁判文书在互联网上的公开,也能够为相关的规则制定者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提供重要的平台,为教学科研工作者进行相应研究提供丰富的第一手资源,因此,也具有重要的科研与教育价值。当然,将裁判文书在网上予以公开,对于这个互联网急速发展的时代来讲,也是完全可行的。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今天这样的网络时代,一个过去很难完成的任务变得唾手可得,那就是将全国各级法院的所有判决书文本——当然,法律明确规定不能公开者除外——全文及时和不加修饰地在网络上发布。这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司法公开要求,同时也是一项惠而不费的并具有实质意义的司法改革举措。”[13]
  (五)防止裁判文书“伪公开”亟须解决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裁判文书上网的上述意义与价值能否顺利实现,尚有待于许多现实问题的有效解决。比如,裁判文书的公开范围是否能够有效平衡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与利害关系人的隐私权之间的关系,应当公开的裁判文书其本身的内容是否充分,利害关系人及社会公众能否非常准确迅捷地检索到自己想要的信息,利害关系人及社会公众与司法机关之间是否有一个制度化的平台来供双方就相关问题进行理性、平和的交流与沟通等。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所谓的公开便只能是自欺欺人的“伪公开”,如此,裁判文书上网的一系列举措也就必然会背离司法公开的初衷,从而无法实现裁判文书上网的上述诸多意义与价值。鉴于此,以下本文将围绕上述几个具体问题展开探讨,试图从制度构建的角度为减少乃至彻底杜绝 裁判文书“伪公开”现象的发生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设置科学的文书公开范围
  (一)隐私权与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权衡
  说到底,裁判文书上网涉及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与利害关系人的隐私权之间的平衡问题。裁判文书上网的范围既不能过大,以免过分强调裁判文书公开的社会公共利益,从而使利害关系人的隐私权受到了不应有的侵犯;也不能过小,以免以保护社会公众隐私权为借口,在实质上剥夺或者限制了宪法和法律赋予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换句话说,在公开与不公开的细节上,应当把握司法公开的必要界限。[14]尤其在群众法律常识欠缺、对司法信任度较低和法律信仰尚未完全建立的法治发展阶段,追求不切实际的“法律理想图景”只会对司法权威造成负面影响。[15]
  (二)网上文书公开范围的确定
  在最高人民法院《规定》出台之前,各地法院在此问题上各自为政,文书上网的范围并不统一,在某些重要议题上甚至存在重大争议。最高人民法院《规定》出台之后,消弭了很多分歧,其第2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互联网设立中国裁判文书网,统一公布各级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从而将未生效裁判文书排除在上网公布的范围之外。第4条规定:“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应当在互联网公布,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1)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的;(2)涉及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3)以调解方式结案的;(4)其他不宜在互联网公布的。”从而明确了生效裁判文书上网公开的四种例外情形。很明显,这两条明确划定了法院裁判文书上网公开的范围。问题是,上述规定还有没有改进的空间?
  从现实的需要来看,打破司法神秘主义,践行司法民主精神,防止司法滥权腐败是裁判文书上网公布的直接动力,在此基础上,利害关系人以及社会公众的利益才有可能得到有效的保障。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会发现,最高人民法院《规定》中第2条和第4条的上述规定仍然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笔者的基本主张是:从原则上看,与案件裁判有关的所有文书都应当纳入到网上公开的范围,但是,对于特定的信息应当进行专门处理。具体地说,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未生效的一审裁判文书应当纳入到公开的范围。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第2条将未生效裁判文书排除在上网公布的范围之外。一些学者认为,未生效的一审裁判文书之所以不应上网,是因为其在权威性和稳定性上远远弱于生效的裁判文书,将来有被改判或撤销的可能。客观地说,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如果不加限定的过早将未生效的一审裁判文书上网公布,的确可能会给后续的审判带来很多问题。但是,不 容忽视的是,未生效的一审裁判文书的上网公布,又的确有其特有的正面价值。以民事一审未生效的判决书为例。在存在上诉审的情形下,民事一审判决书的公开将有助于利害关系人和社会公众通过对上诉书质量的判断来对代理律师的专业素养以及敬业精神有一个清楚的判断。与此相关的是,在续审制之下,一审未生效判决文书的公开,也会有助于利害关系人和社会公众判断二审法院在审判的范围和对象上是否严格遵循了续审制的要求,从而有助于强化二审法院的自我约束,督促其在以后的案件中严守权力的边界,不能够以浪费国家司法资源为代价,在上诉方并未提出诉求的事项上追求那些“过剩”或者“多余”的正义等。那么,如何在促进上述正面价值实现的同时有效地规避其弊端呢?笔者认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就是严格限制未生效裁判文书公开的时间,将其限定在生效裁判文书作出并上网公开之后,如此,便可以收双赢之功效。
  第二,程序性裁判文书也应当公开。从规范司法过程、提供权利救济的角度来看,上网公开那些针对程序性事项作出的裁判文书十分必要。程序性事项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直接涉及当事人实体权益,另一类是不涉及或者不直接涉及当事人实体权益。由于前者(如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管辖权异议等程序性事项)直接涉及当事人实体权益,因此其裁判文书无疑应当上网公开。后者(如非法证据排除)尽管并不涉及或者不直接涉及当事人的实体权益,但是由于其体现了程序法所倡导的正当法律程序理念,有助于逐步培养社会公众的程序意识,矫正以往普遍存在的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观念和行为,因此,作出的程序性裁判文书也应当上网予以公开。[16]
  第三,补正后的裁判文书应当公开。法院如果对裁判文书进行补正的,补正后的裁判文书也应当上网公开。不仅如此,还应当在原裁判文书所在的网页予以特别提示并建立链接。
  第四,与裁判文书有关的一些文书也应当公开。除了要公开法院的裁判文书之外,还应当公开与之相关的一些文书材料。以美国为例,根据美国《电子政务法》第205条的规定,所有联邦法院必须在其建立的独立法院网站中公开与案件有关的全部实质性书面意见,除判决书之外,还包括律师诉状、第三方提交的法律意见等。美国《最高法院诉讼规则》也规定,除判决书之外,利害关系人和社会公众还可以在官方网站的裁判文书公开专栏查询所有案件的诉状、答辩状、律师意见、“法庭之友”意见书以及相关下级法院判决。就我国而言,笔者认为,除判决书之外,还应当公开刑事案件控诉方的起诉书与公诉词、被告方律师的辩护词、被害方律师的代理词或者民事案件双方当事人律师的代理词;如果一审结束后在法定期间内一方上诉或者抗诉,或者被害 方申诉,还应当在公开一审判决书的基础上,公开上诉书、抗诉书或者申诉书。换句话说,法院应当将起诉书、公诉词、辩护词、代理词、上诉书、抗诉书、申诉书等作为裁判文书的附件同时予以公开。
  笔者认为,相关文书的网上公开具有以下好处:首先,相关文书在网上公开以后,利害关系人以及社会公众能够以全方位的视角来审视案件的是非曲直,在司法透明化的基础之上达致息诉宁人的社会效果。如果只单单公开法院的裁判文书,而置起诉书、辩护词、代理词或者申诉书于不顾,则会给法官在判决书中瞒天过海、进行枉法裁判造成可乘之机。可见,将起诉书、公诉词、辩护词、代理词、上诉书、抗诉书、申诉书等与裁判文书一并予以公开,才可能从根本上为防止“伪公开”现象的发生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其次,强调相关文书的网上公开,除了有助于防止法官枉法裁判之外,还有一项重要的作用在于督促律师尽职尽责地履行其职责。实践当中很多律师在办案过程中罔顾委托人的利益,轻者消极懈怠,重者连蒙带骗,由于律师职业的专业化程度较高,委托人一般难以衡量律师的尽责程度。如果将律师书写的相关法律文书与法官的裁判文书一并予以公开,那么,律师的工作内容、质量和态度就必然大白于天下,成为利害关系人以及社会公众对其进行评价的标准。这样的一种约束机制,会在客观上迫使乃至刺激律师全身心地投入到对案件的办理当中去,通过为委托人提供高质量的法律服务来树立自己的职业声誉和专业形象。[17]再次,上述文书与裁判文书一并公开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有助于减少申诉上访。案件裁判生效以后,即便一方当事人不服,由于所有的东西都公布到网上去了,社会公众会有一个大致的判断,因此,如果其真正冤枉,即便在法律上输了,在社会舆论的战场上却也可能赢回尊严以及正义;如果其不讲道理胡搅蛮缠,社会舆论也会对其进一步的不当行为形成一定的制约。从这个角度讲,这一做法有助于将司法裁判所引发的后续问题,消解于社会舆论这一汪洋大海之中,最终有助于减少申诉及上访。
  第五,特定案件的裁判文书在隐去或者删除相关信息后也应当公开。一方面,出于保障利害关系人及社会公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考虑,裁判文书的内容宜尽可能全面公开。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仅仅因为案件与公共利益有关而将裁判文书的所有内容全部上网。笔者认为,对于那些含有个人隐私、商业秘密、暴力色情、传授犯罪方法等内容的裁判文书可以在隐去或者删除相关信息后予以公开。以离婚案件为例,尽管说离婚案件经常会涉及个人隐私,但是,对这类案件中利害关系人个人信息的处理并非难事,如果因噎废食,对涉及个人隐私的离婚案件的裁判文书一律不予公开,则必然会影响此类案件对社会公众的教育示范作用的发挥。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也是如此。这类案件也并非必然不能够在网上予以公开,如果隐去或者删除商业秘密 的具体内容,则当然可以在网上予以公开。美国联邦法院采取的也是这种方法。根据美国司法委员会2008年通过的《关于开放案件电子档案的私人查阅和公开的规定》,联邦法院所有案件的电子卷宗必须对外公开以供利害关系人和社会公众查询,只有特定的刑事案件信息(如未成年人犯罪记录、陪审员信息等)被禁止公开。美国《电子政务法》也要求联邦最高法院和各州最高法院制定专门条例隐去裁判文书中那些涉及个人信息的部分,以保护个人隐私和安全。[18]
  可见,在对各种权利进行权衡的过程中,完全可以通过信息“切割”的方法,将那些需要隐去或者删除的信息与其他信息进行物理上的分割,并对前者(如姓名、工作单位、家庭住址、通讯方式、身份证号码、银行账号、储蓄情况、财产状况、医疗档案等个人信息)进行处理,如此,便有可能将原本相互冲突的两种价值有效地协调起来。比如欧洲很多国家都会在公开判决书的同时,将其中的个人信息隐去,或者仅公开当事人的姓氏,或者以某个英文字母代替当事人的姓名,抑或保留姓名,但对当事人的住址和通讯方式进行技术化处理。韩国也要求对已录入的电子裁判文书中那些有侵犯隐私权之嫌的个人信息进行非实名化处理(如对自然人的姓名、一般法人或公共企业法人的名称、当事人的住所地等)或信息删除(如对判决书内相关人等的身份证号,判决理由部分所显示的地址、公司名、电话号、身份证号、车牌号、账号等)。我国台湾地区2010年11月修正后的“法院组织法”第83条规定,判决书应公开当事人姓名,但是不得公开自然人的身份证统一编号及其他足以识别该个人之资料,实践中一般是对自然人的身份证号码、住所地、出生日期以及涉及财产细目等内容用“ X X X”代替,以达到遮蔽身份的目的。[19]
  为有效平衡相关各方的合法权利,欧洲司法委员会联盟曾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就裁判文书上网工作建议欧洲法院制定关于哪些个人信息应当隐去的工作指南,同时开发一套能快速隐去裁判文书中当事人身份信息的软件。笔者认为,利用隐名或者删除软件进行处理,或许是一个比较高效却未必有效的方法,它有可能会引发不适当的隐名或者删除的问题,比如一并隐去或者删除了律师姓名、行政诉讼被告的名称等等这些恰恰应该公开的信息。鉴于此,笔者建议,在建立完善的隐私影响评估机制[20]的基础上,对于那些需要隐名或者删除的信息,可以采用技术软件与人工操作相结合的方 式,由办案的法官在隐名或者删除软件的指引下,经甄别后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性地隐名或者删除。
  第六,细化“其他不宜在互联网公布的”这一兜底条款。细化上述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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