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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清华法学》
多数主义的法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司法审查的性质
【作者】 何海波【作者单位】 清华大学
【分类】 法院
【中文关键词】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司法审查;反多数难题;多数主义;民主合法性
【期刊年份】 2009年【期号】 6
【页码】 103
【摘要】

长期以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虽被视为法治和人权的捍卫者,却被作为民主的对立面。结果,它在理论上陷入难以自拔的合法性困境,或者说“反多数难题”。本文结合法律和政治学者的讨论,考察美国司法审查的现实图景,指出它具有很强的“多数主义”性质。具体表现为,多数司法判决符合当下多数公众的意见,最高法院这一机构和司法审查这一制度获得多数民众的持久认同;不但如此,司法审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公众意见,从而在较长时段与主流意见的变迁保持一致。这种“多数主义”的性质,是由法官自身对公众意见的关注和尊重、其他部门和公众对宪法含义的争夺以及法官任命体制等外在制衡,共同促成和保障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与其他机构的竞争合作中动态地表达民意,它受制于民主过程,也塑造民主过程。在此意义上,司法审查是美国民主体制的一部分,具有民主合法性。对于“反多数难题”的讨论而言,真正的问题不是司法审查是否符合“民主”,而是现有的民主理论是否符合政治现实。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42894    
  导言
  对于很多中外法律人来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无疑是“法律帝国”一个令人景仰的首都。它被视为法治的代言人、人权的捍卫者。它所确立的宪法原则和宪法解释方法,常常被奉为圭臬。它所行使的司法审查权,是论证中国违宪审查制度时一个不能不提的范例。一些被认为宣示司法权威的话语,象“宣布法律是什么,这是司法部门的权力和责任”{1}“法官所说的就是宪法”,{2}以及“我们总是正确,(仅仅)因为我们的裁判是终局的”,{3}时常被中国的学者引用或者误用。
  这些看法当然不是没有根据,然而并不完全正确。当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被世界范围内的学习者津津乐道时,有关司法审查合法性的焦虑却困扰美国多年。在社会上,来自不同阵营的批评乃至激烈的谴责,几乎伴随着最高法院不同时期的判决。在学术界,自毕克尔(Bickel)提出司法审查“反多数难题(counter-majoritarian difficulty) ” ,{4}即司法审查在性质上与多数主义的民主政体相悖,该问题占据了美国宪法研究的中心,无数的笔墨花在对司法审查合法性的探讨上。以盖伊(Gangi)鼓吹“从法院手中拯救宪法”、{5}图施奈特(Tushnet)主张“从法院手中拿掉宪法”{6}为代表,一股不小的反司法审查潮流持续涌动。迄今为止,对司法审查制度的质疑和抨击并未从根本上动摇这个具有美国特色的基本制度。然而,它提醒我们,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不是奥林匹斯山诸神赐予人间的启示,其合法性不是不证自明的。我们原先所理解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及其司法审查,可能只是一个法律的神话。现在该是把它放在美国的现实政治生态中进行观察,以还其真实的面貌了。
  中国学术界对美国司法审查合法性的讨论是相当有限的。与美国最高法院所确立的宪法原则和宪法解释方法相比,其宪法解释权的边界很少有人注意。我国学者强世功曾经讨论过美国司法审查的历程,及其在理论上遭遇的挑战。{7]我国学者任东来等多位学者介绍了“反多数难题”的起源,以及几种试图消解该难题的回应。{8}其中,任东来的文章指出立法不能代表多数,因此,司法审查未必是反多数的;{9}我国学者范进学借鉴萨托利关于“少数的权利是民主过程本身的必要条件”的观点,试图以此消解“反多数难题”;{10}我国学者周永坤通过考察西方晚近的各种民主理论,指出司法审查具有民主正当性。{11}但是,这些讨论没有描绘出司法审查的现实图景,特别是它与公众意见的关系,因而不能揭示司法审查合法性的真正基础及其在民主体制中的功能。
  本文试图回答三个问题:第一,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公众意见?第二,是什么保障了司法审查与主流公众意见的大体一致?第三,在什么意义上,司法审查与美国的民主体制相容?笔者将首先从司法审查“反多数难题”入手,简单交代它的起源以及美国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几种回应。接着,笔者将借鉴政治学研究的成果,指出司法审查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主流社会的共识相吻合,“反多数难题”的命题误导了人们对司法审查性质的理解。之后,笔者将描述司法审查的实际运作和政治框架,包括法院对公众意见的关注和回应、各种外在因素对司法审查的制衡。最后,笔者将重新阐释司法审查与民主过程的关系,揭示司法审查所具有的民主合法性。
  对政治科学研究成果的借鉴是本文的一个特色。即使在美国,法学界与政治学界的壁垒依然分明,法律评论上此类主题的文章也很少引用政治学的文献。{12}虽然一些政治学文献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还有待检验,但这些研究工作有助于弥合法律与政治的鸿沟,为我们理解司法审查的性质提供了新的视角。大量的列举是本文的另一个特点。对于沉浸在该社会中的美国学者来说,密密匝匝的事例必是多余的;而对于多数中国读者来说,具体的事例比抽象的论述更能描画美国司法审查的现实图景。
  一、司法审查的“反多数难题”
  (一)“反多数难题”的起源
  对司法审查的异议由来已久,但作为一个困扰美国宪法学界半个世纪的理论命题,司法审查“反多数难题”的始作俑者是耶鲁法学院的毕克尔教授。在1962年出版的《最不危险的部门》一书中,毕克尔提出司法审查的合法性危机:“问题的根源在于,司法审查是我们民主体制中的一种反多数力量。”{13}在毕克尔看来,民主体制是美国的立国之本,而民主的含义就是人民选举代表来行使统治权力,所以,联邦法院否定联邦和州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就是否定多数人民的意志。由此推论,司法审查与美国的民主体制从本质上是相悖的,这是一个无法否认、无法克服的现实。{14}毕克尔的断语就像给美国的宪法学界施下一道魔咒,笼罩了半个世纪。“差不多每年都有博学的教授宣称已经彻底解决了这个反多数难题,或者悲哀地宣称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15}相当数量的讨论,和毕克尔本人的著作一样成为最为频繁引用的文献。无数致力于解决这个难题的宪法学者接受了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毕克尔所说的司法审查的“反多数”性质。
  “反多数”命题多大程度上揭示了美国司法审查的现实,这个问题留待下文探讨。至少,毕克尔提出“反多数”命题不是空穴来风。它所反映的对司法审查合法性的焦虑,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司法权力的增长和对司法审查结果的争议。
  美国宪法学者弗里德曼(B. Friedman)对“反多数难题”的起源做了深入研究。他认为,虽然“反多数难题”常常被视为一个20世纪的问题,它的种子其实早就种下了。之所以到20世纪中期人们对法院的焦虑发展成困境,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司法权威的扩大。{16}随着司法至上观念的确立,司法审查发展成为一种“终极权力”。{17}司法判决羁束的对象从案件当事人扩展到未来的当事人,再到其他行政机关。标志这种发展的一个事件是,最高法院1958年在库珀诉阿龙案件中声称:“联邦司法机关是解释宪法的最高机关……它在布朗案件中对宪法第14修正案的解释是这个国家的最高法律……对各州(立法、行政和司法官员)都有约束力。”{18}最高法院此举把自己推上权力的巅峰,被人视为“司法至上”、“司法主权”的自我标榜。虽然法院既无剑也无钱,但它在行使裁决权中矗立的巨大身影笼罩着整个社会。
  如果回顾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它显然不是“永远正确”。在德雷德·斯科特案件中,最高法院不仅否定了黑人的公民身份,而且还认定奴隶主对奴隶的财产权受宪法保护,即使奴隶进入自由领地也不会成为自由人。{19}在普莱西诉弗格森案件中,最高法院确认了“隔离但平等”的信条。{20}在洛克纳案件中,最高法院再次运用实体性正当程序的大棒否决了限制工时、保护劳工的立法。{21}在罗斯福新政时期,最高法院阻挠新政立法更是挫伤和激怒了很多人。不管最高法院的判决能够得到多少学理和判例的支持,历史宣布它们是“错”的。然而,认识到过去的错误并不担保未来的正确。即使最高法院以前的判决是错的,那么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是否一定正确?{22}即使后来证明布朗案判决是正确的,罗伊诉韦德是否可能是个错误?{23}
  当美国式的司法审查进入全盛之时,似乎也是美国社会陷入分裂之日。立国之初规模相对狭小、道德高度同质的社会日益演变为一个大型、多元的现代社会,年代久远的宪法文本、纷纷攘攘中制定的法律和以前的判例都难以提供确定的回答:“法律的共和国”很大程度上成为选择的共和国。{24}在此背景下,法院积极介入从经济管制、社会矫平(种族平等、反向歧视)、政治纷争(选区划分、选民资格、总统大选)、生命伦理(堕胎、死刑)等重大而广泛的社会问题,引起了人们强烈的不安。保守派指责法院突破宪法底线,自由派抱怨法院日趋保守。对法院判决结果不满意的一方总会质问:凭什么法院的决定是正确的?甚至进一步,凭什么法院有权审查?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是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后半期)的问题,本文的讨论也是在这个背景下进行。
  (二)对司法审查合法性的几种回应
  在讨论政治科学对这个问题的探索之前,这里先介绍早期的一种流行观点,以及当今的两种规范理论—法律解释和政治哲学—对这个问题的回应。
  毕克尔和他的同代人感受到了司法审查合法性的困境,也努力探索摆脱困境的出路。当时法学权威威斯勒(Wechsler)提出了中立原则(neutral principles):为了防止司法审查沦为政治斗争,法院应当确保规则内容的普遍性和适用的平等性,不能考虑和关照任何群体的特殊利益。{25}而提出“反多数”命题的毕克尔,几乎同样反对法院把司法审查作为实现政策的工具,要求法院摒弃结果取向,秉持原则判案。{26}威斯勒和毕克尔的理念,特别是他们对布朗案的批评,证明在所谓的中立原则背后仍然无法摆脱政治的立场。{27}
  在法律解释理论方面,美国学界的研究蔚为大观,当今则主要有原旨主义(originalism)和非原旨主义的分野。原旨主义假定宪法在制定时就被赋予了固定的含义,它的含义能够通过阅读宪法文本和探寻制宪过程得到澄清。{28}这种解释方法在美国有很长的历史,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作为对沃伦法院司法能动主义的强劲反弹,以保守主义法律思潮的面貌出现。{29}里根时期的检察总长米斯(Meese)宣称,原旨主义是唯一可靠的解释方法;{30}极端保守的伯克法官( Bork)鼓吹,只有遵循原意才具有民主合法性;{31}现任最高法院的斯卡利法官(Scalia)坚持,遵循宪法文本的原初含义是“比较不坏”的解释方法。{32}非原旨主义把宪法视为一部活的文本,一套随着社会变迁而不断演进的制度。他们斥责原旨主义解释是“倒拨法律的时钟”、{33}“让死人统治活人”。{34}著名法理学者德沃金争辩,宪法文本不应当被看作规定了一系列凝固的规则,而应当包含抽象的原则,它的具体应用需要不断检视.{35}一位宪法学者称,宪法解释应当忠于历史,但不应当以牺牲对正义的追寻为代价。{36}在政治立场上,一般说来,原旨主义属于保守派,而非原旨主义倾向于自由派。但不管是原旨主义还是非原旨主义,都假定宪法解释存在唯一正确的答案,并孜孜以求找寻这个答案。这种努力为司法判决提供了理性根据,至少在表面上维系了法律适用的一致性。但是,对司法判决根据的争论和批评暴露了,唯一正确的答案是不存在的,“理性根据”不是宪法解释的终局真理.{37}
  在法律解释方法之外,一些法官和学者讨论了司法审查在民主体制中的功能。这一观点早在罗斯福新政时期斯通法官(Stone)的“第四脚注”中就已埋下伏笔,{38}而它在当代最雄辩的鼓吹者则是约翰·伊利(Ely)和杰西·乔普(Choper )。在那本被频繁引用的《民主和不信任》一书中,伊利批评前述的宪法解释理论—不管是原旨主义还是非原旨主义—都回避了司法审查在民主体制中的界限问题,忽视民主体制下政治过程自身的功能。他主张抑制法院的功能,只有在代议民主“失灵”的时候才予以干预,就像只有市场失灵的时候政府才予干预。具体地说,只有在政治变革的渠道已经被当政者堵塞,或者少数群体由于仇恨和偏见受到体制性的排斥,法院才可以出手。{39}在与伊利著作同年出版的《司法审查与政治过程》中,乔普主张,法院应当承担起保护个人权利的职责,但鉴于司法审查与美国民主体制多数统治原则不相容,法院应当尽量避免介入联邦和州、联邦政府部门之间的纷争。{40}之后,更有图施奈特鼓吹,在民主体制和“大众宪法”下,人民有能力解释宪法并通过政治过程来捍卫宪法,司法审查实际作用不大,可以取消。{41}这种进路的讨论,结论大多指向司法节制、司法消极甚至司法虚无主义。它们显示了论者对司法审查合法性的不安,却不代表司法审查的现实。
  (三)上述讨论的缺失
  前面这些讨论可能理论视角不同、政治立场相异,但几乎都或明或暗地接受一个前提:司法审查是反民主的。很少有人关心,被法院推翻的立法是新近通过的还是早前遗留的,它是个别州采行的还是所有州通行的。很少有人关心,这个立法是民选机构所采取的基本政策,还仅仅是一个枝节问题。也很少有人关心,这个立法是政府官员和民众普遍赞同、强烈反对、抑或高度分歧的。他们只关心并致力于回答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为什么非民选的法官可以推翻民选机构代表多数意志的立法?
  追根溯源,“反多数难题”的说法建立在一正一反两个假设之上:第一,存在一个确定的多数意志,民选机构代表这个多数意志。司法机构如果推翻民选机构的决定,就践踏了这个多数意志。第二,司法机构不是民选的,因此不对多数负责,不考虑多数意志。而且,司法机构的决定具有普遍和终局的效力,因此错误的判决必将产生难以挽回的严重后果。
  对于第一个前提,特别是其中把民主选举作为多数意志转化为政策制定的环节,实证研究表示了强烈的质疑。从“代表”所获得的选民支持率来看,有些“代表”可能难称代表多数;{42}即使是多数选民选出来的,在具体决策中并不必然代表多数选民的意志,更不代表全国公众的意见。{43}由于表决机制等程序设定和互惠投票、捆绑投票,代表地区选民的议员的集体决定不一定代表全国的多数。由于时间的推移和情势的变化,原来符合多数意志的立法可能不再获得多数认同。所以,经选举产生、名义上代表多数的机构,所制定的法律并不必然代表多数意志。托马斯·马歇尔研究发现,在1935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最高法院审理的、并有相应民意调查数据的案件里,只有72%的联邦立法、58%的州和地方立法符合判决当下全国范围多数公众的意见.{44}这些理论和事实虽然不足以消解司法审查的“反多数难题”,更不证明司法审查代表多数,但足以从反面动摇“反多数难题”的第一个前提。
  本文的重点将放在对司法审查性质的正面考察上。笔者将分别讨论:从判决结果来看,司法审查真的都是“反多数”吗?从司法过程来看,法官真的不考虑多数意见吗?司法机构真的是凌驾于其他机构和人民之上,不受制约吗?
  二、司法审查真的“反多数”吗?
  当一流的宪法学者还困扰于“反多数难题”,并试图从法律理论和政治哲学来解决“反多数难题”时,一些政治学者重新审视了司法审查的现实。他们抛开某种既定的民主理论,转而探索司法审查在多大程度上遵从或者偏离了多数立法者或者公众的意见。这种实证研究的先驱是政治学者罗伯特·达尔(R. Dahl)。早在1957年的一篇论文中—那时还没有“反多数难题”的说法—他就发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法院在政策问题上的观点从来没有长久地与多数立法者相左.{45}此后,政治学者对最高法院判决与公众意见的关系做了大量研究,有力地印证和补充了达尔的结论。{46}在法学界,弗里德曼和格拉伯(M. Graber)等几位学者借鉴这些研究,得出结论说,司法审查在多数情况下是与美国主流社会的共识一致的,毕克尔的“反多数难题”很大程度上是个虚构的命题。{47}
  下面,笔者将利用政治学者的研究并结合具体事例,从几个不同方面描述司法审查与多数意见的动态图景。这些描述当然不是说明司法判决总是与多数公众的意见相符,而旨在揭示被“反多数难题”和作为其前提的民主理论所遮蔽的现象。
  (一)法院否定议会立法是一个相对少数的现象
  有关司法审查合法性的辩论可能给了我们一个错误的印象,仿佛联邦最高法院总是与联邦国会或者州议会等民选机构做对。实际上,就整个司法系统而言,法院干预的领域仍是有限的。首先,通过所谓的“政治问题”的限制,排除了法院对一定领域社会事务的干预。这可以说是法院对立法机构最大的尊重。其次,法院审理的案件在多数情况下与民选机构立法的合宪性关系不大,而仅仅涉及制定法的解释。{48}在此问题上,联邦最高法院通常的原则是:如果制定法含义不明,行政机关的解释只要是合理的,法院将尊重行政机关的解释。{49}最后,即使涉及民选机构立法的合宪性审查,法院多数时候还是认同它的合宪性,宣布立法违宪的相对来说是少数。截至2003年,联邦最高法院共宣布1275部州和地方立法全部或者部分违宪,同期被宣布全部或者部分违宪的联邦立法只有166部;即使在司法审查异常活跃的最近半个世纪(1953至2003年),法院判决联邦立法部分或者全部无效才89个。{50}虽然这些事实不是问题的核心,但指出这些事实有助于了解司法活动的全貌。
  (二)否定议会立法的判决可能符合判决当下多数公众的意见
  即使我们把多数立法者的意志等同于多数公众的意志,法院宣布违宪的多数案例仅仅是立法机构“脆弱的多数”,或者现已瓦解的多数。{51}在多数情况下,法院宣布违宪的判决不但不违反当下多数公众的意见,反而与当下多数公众的意见吻合。下文分别从较长时段的情况、不同时期的情况以及几类特定案件的情况,说明最高法院判决与多数公众意见的关系。
  一些政治学者把最高法院放在较长时段中,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其判决与公众意见的关系。有学者通过分析罗斯福新政以来最高法院的重大判例和全国范围的公众意见,指出那些保护少数群体利益的判决实际上得到多数民众的支持,或者对其支持虽然不到多数但在不断增长;而对于那些多数民众当时还明显不认同的问题(例如大麻和同性恋合法化),法院表现得非常节制。作者指出,最高法院的判决与多数意见令人惊奇地吻合,司法审查反多数主义的说法显然过于夸张。{52}在具有开创性的《最高法院与公众意见》一书中,政治学学者托马斯·马歇尔(Thomas Marshall)利用民意调查结果,对最高法院判决与公众意见的关系做了比较系统的实证研究。通过对1935年以来半个世纪中最高法院146份不同类型判例的研究,他发现大多数(3/5)判决与民意调查所显示的全国范围多数公众的意见是相符的;在公众意见聚焦的问题上,这个趋势尤其明显。当立法与多数公众意见相符,法院更倾向于维持立法(联邦层面81%,州和地方56%);当立法与多数公众意见不符,法院维持的比例显著降低(联邦层面63%,州和地方43%)。他的结论是,总体上讲,司法判决具有很强的多数主义性质,法院在本质上是一个多数主义的机构,不会比民选机构更加偏离公众意见。{53}这一结论得到以后不同方法所做研究的印证和补充。多位学者利用综合性的“国内政策情绪指数(domestic policy mood index)”代替随机性的民意调查来衡量公众态度,也发现最高法院的判决对公众态度有明显的回应性。{54}
  对不同时期最高法院判决的讨论,也得出了大体相同的结果。20世纪50年代最高法院在国会的强大压力和主流公众意见的应和下,从保护共产党员和自由派支持者的立场后退。{55}即使被认为代表了美国宪法革命的沃伦法院(1953至1969年),也不是发生在真空中。它与20世纪60年代整个倾向自由的政治空气是吻合的,与肯尼迪-约翰逊为代表的美国主流政治精英的主张是一致的。在沃伦法院大力推动的种族平等问题上,与其说它是反多数的,不如说是把全国范围占主流的价值观强加给南方地区。{56}被认为偏向保守的伦奎斯特法院(1986至2005年),继承甚至略微发展了前任的多数主义传统。它多达3/5到2/3的判决与民意调查的多数意见相吻合,被人称为“多数主义的法院(majoritarian court) ”.{57}
  如果我们具体地看半个世纪以来一些充满争议的司法判决,多数情况下也是符合多数公众意见的.{58}总的来说,法院在民权问题上的态度比商业案件更体现公众的意见。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件和罗伊诉韦德案件是罗斯福新政以来最有标志性、也最有争议的案件。在布朗案宣判之后马上举行的盖洛普测验表明,超过50%的民众赞成法院的判决;一年以后,赞成法院判决的上升了2个百分点.{59}目前,赞成布朗案判决的民众则达到90%以上。在罗伊诉韦德案件判决前一年,总共64%的被调查者主张堕胎问题应当由妇女和她的医生来决定。{60}从那以后,尽管争议不绝,赞成该判决的始终占据多数。死刑的存废和同性恋保护也是当代社会极具争议的问题。对死刑案件判决的研究表明,最高法院关于死刑适用的判决,大体上与公众意见相吻合。在1972年的弗曼诉佐治亚案件中,最高法院几乎取消死刑。{61}虽然赞成死刑的民众还有半数,但如果比较判决以后数十年,当时民众对死刑的支持率正处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时期(到1985年,上升为75%)。{62}以后最高法院对死刑案件的处理更是坦白地参考美国社会的共识。对同性恋问题的判决也反映了同样的趋势。联邦最高法院在2003年在劳伦斯诉得克萨斯案件中推翻了它在1986年的判例,宣布惩罚成年同性自愿性行为的立法违宪,{63}社会对同性恋的宽容构成了不可忽视的背景。盖洛普民意调查表明,在1986年,只有32%的人支持同性恋合法化(57%反对);而到了2003年,支持同性恋合法化的公众已经达到60% (35%反对)。{64}即使考虑到这些调查数据的误差,上述事实至少说明,这些判决不能简单地被说成“反多数”、反民主的。罗森(Rosen)在研究当代法院一系列重大案件的判决后,干脆把法院称为“最民主”的机构。{65}
  (三)从较长时段看,司法判决与公众意见趋同
  即使最高法院的判决在当时违背多数的意志,也不一定意味着它受到多数持久而强烈地反对。这包含着两种可能:一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众逐渐改变了态度;另一种是最高法院发现自己的判决有问题而改变了立场。但不管如何,从较长时段来看,法院判决与多数意见仍然会趋同。
  校园祷告案和焚烧国旗案,大概是半个世纪以来最高法院判决明显背离多数意见的两个最著名的例子。在前一个例子中,最高法院于1962年宣布强制公立学校学生祷告上帝的立法违宪,{66}这一决定在宗教传统深厚的美国社会中显然违背了多数民众的意见。它引来了一片哗然,并在相当长时间内遭到普遍蔑视和抵制。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反对法院判决的人数下降,而修宪的动议从未在国会攒足必要的2/3多数(在众议院甚至达不到半数)。{67}而在另一个例子中,法院相继宣布对焚烧国旗者治罪的州立法和联邦立法违宪,也是显然拂逆当时多数民众的意见。{68}多达2/3的民众赞成通过宪法修正案禁止焚烧国旗,{69}然而修宪的动议在众、参两院都攒不够必要的2/3多数。人们发现,民众对法院判决的抗议迅速地消退。一位评论家风趣地说:“我都不记得自己当时是什么意见,我只记得自己当时有很强烈的意见。”{70}这两个“反多数”事件也许说明了法院权力的一个底线:反对判决的民众还没有达到稳定的绝对多数(2/3),而且其愿望没有赞成判决的人(主张捍卫言论、信仰自由)强烈。同时,它也说明最高法院的判决不但被动地与多数吻合,也影响多数意见。虽然这种影响是有条件的、程度有限的,但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社会态度。{71}
  最高法院对公众意见的尊重还体现在它修正乃至推翻不受欢迎的先例上。最高法院对于司法先例向来很尊重,推翻先例也很慎重。但同时,最高法院声明,在宪法领域,先例对最高法院的拘束力要弱一点。{72}截至1991年,最高法院先后推翻201个判例,{73}这比它所宣布违宪的联邦立法要多得多。被最高法院推翻的先例,平均寿命为39年,其中接近一半寿命不到20年。{74}尤其是当法院发现原来的先例遭到强烈反对、不可行时,法院往往会迅速地推翻原来的先例。例如,1937年的西岸旅馆案,是在罗斯福新政和法院改组压力下,对1923年不认同最低工资管制立法的及时转变。{75}最高法院1940年维持强制公立学校学生向国旗致敬的规定后,引来了对拒绝致敬的宗教异端的迫害,在短短3年的时间里,联邦最高法院就纠正了原来的判例。{76}最高法院在鲍尔斯案件中维持惩罚同性性行为的立法后17年,在劳伦斯诉得克萨斯案件明确宣布该判例在当时就是个错误,今后不再适用.{77}最高法院在1989年分别裁决对智障者和16、 17岁的未成年人适用死刑并不违宪,{78}仅仅十余年功夫,最高法院宣称已经形成新的共识,改变了原来的态度。[79}马歇尔教授研究发现,与公众意见相符的判决更能经受时间的考验,与公众意见相左的判决更容易被推翻(以及抵消和规避) 。{80}从根本上讲,与其说是法院判决影响公众意见,不如说是公众意见影响法院判决。{81}
  (四)司法机构及其司法审查整体上获得公众支持
  即使法院某些具体判决遭到强烈的反对,法院在整体上仍然得到公众相当的支持。{82}作为美国联邦层面三大部门之一,最高法院所获得的公众支持率至少在最近半个世纪中明显而且稳定地高于行政部门和立法机构的支持率。{83}本文写作期间的一个民意调查显示,虽然总统、国会和最高法院的支持率都几乎跌至低谷,对最高法院的支持(48%)仍然明显高出总统(30%)和国会(19% ) 。{84}这种对机构的支持是多种因素加总的,但也是流变的。它部分地来自于公众对法院在民主体制中所应当享有的地位的理解,{85}部分地来自于公众对司法在一个时期基本倾向的支持,{86}它也来自于公众对法院个别判决的了解和反应。{87}例如,德雷德·斯科特案件对最高法院声誉的损害经过整整一代人才得以弥补,而沃伦法院对民权事业的推进(特别是布朗案)给最高法院的声誉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公众对法院加总的支持成为最高法院机构合法性(institutional legitimacy)的来源,而最高法院所享有的机构合法性可以成为政策合法性(policy legitimacy)的资本。最高法院可以利用这个资本做出一些有争议的、甚至违背多数人意见的判决(法院在此也消耗它的机构合法性资本)。{88}因此,只要法院总体上与公众意见保持一致,即使偶尔引发争议,它仍然能够维持公众对它的支持。{89}在布什诉戈尔案件中,虽然法院冒险卷入总统选举这样的“最高政治”,并遭到强烈批评,但与许多人的预期相反,公众对法院的支持似乎没有因此受到严重伤害。{90}
  前面分析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司法审查与多数意见的现实关系。虽然最高法院的判决不见得总是符合多数公众的意见(在1/3到2/5的案件中仍然背离判决当下的多数意见),但它具有明显的“多数主义”性质。司法审查“反多数”的说法即使不算错误,也属误导。所谓的“反多数难题”仅仅源于毕克尔对民主的定义,而不是实际的政治状况。{91}我们原先普遍理解的司法审查保护少数、挫败多数的图景,需要修正。
  上述发现也提出了新的问题:是什么导致司法审查的“多数主义”?它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植根于根本的政治制度之中,受法官的主观意识和外在制约的驱使?司法审查所受的外在制约放在后面两部分讨论,下面先讨论法官的主观意识,即法官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关注和追随公众的意见。
  三、法官对公众意见的反应要了解法官真实的推理过程非常不容易。法官很少披露,他们的决定是否考虑了公众的意见。在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判决给人的印象是,他们从宪法和法律文本以及先前的判例中推导出司法判决。在一些情形下,法院也谈到公众意见,却可能是明确地表示拒绝考虑公众意见。{92}然而,这不是全部的真相。某些法官的言论透露,他们会有意无意地考虑公众的意见。对法官行为的社会科学研究,在更加广泛的程度上表明法官对公众意见的关注和考虑。而在某些法律领域中,司法判决明确表达了对公众意见的尊重。
  (一)法官对公众意见的关注
  与法官努力维护独立判断的立场相对的是,他们承认他们无法完全避免公众意见的影响。早在将近一个世纪前,具有法律现实主义精神的卡多佐法官就指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无法“逃避那吞没他人的时代大潮”。{93}著名的法官弗兰克福特也曾说,司法权力最终必须建立在公众对法院道德规制的持久认同上。{94}曾经执掌最高法院长达20年的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在一次题为“宪法与公众意见”的演讲中,也指出,“你可以把公众意见阻挡在法院大门之外,但它仍会撞击法院的大门”。{95}
  旁观者的意见也提供了佐证。一位长期从事司法报道的记者观察,虽然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深居简出、避免曝光,但他们也留意法院判决在公众中所获的注意和反响。他们读报、看电视,尤其注意媒体对他们的评论。他们会在适当的时机,选择适当的媒体,谈论适当的问题。他们与媒体共舞,虽然在公众面前这个领舞者是隐身的。“没有新闻就是最好的新闻”,这句格言并不代表他们的信条;“被控制的新闻才是最好的新闻”,才是他们的信条。{96}
  如果说少数法官在法庭内外一鳞半爪的言谈、个别旁观者的意见,还不足以证明美国法官在广泛的领域中关注公众的意见,那么社会科学研究则提供了更为全面的图景。托马斯·马歇尔教授统计了联邦最高法院历史上所有判决书中直接提及公众意见的次数。他发现,在两个世纪中,最高法院提及公众意见的次数整体上缓慢增长,但在不同阶段有明显变化;1934年以后猛然增多,是以前的5倍到十几倍;而在伦奎斯特法院期间(1986至2005年)又比之前20多年翻倍,达到平均每年6.5次。虽然大多数只是笼统提及公众意见(例如“公众意见”、“公众信任”、“共同感觉”、“全国性的共识”等),但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调查发达后出现了对民意调查结果的引用,其中伦奎斯特法院期间提到公众意见的有15%引用了民意调查结果。尤其重要的是,在伦奎斯特法院期间,对公众意见的引用绝大多数是正面的,即认同法律应当反映公众意见;只有1/5的引用是反面的,即把公众意见看成是对公民自由和权利的威胁。{97}
  (二)法官受公众意见影响及其因素
  上述结论只能表明某些法官注意和认同公众意见,把它作为说理的根据,但还不足以表明他们的决定是否受公众意见影响。对此,马歇尔教授的进一步研究给予了部分的肯定。他指出,法官对公众意见的依赖程度取决于三个因素:争议的背景、法官个人以及法院内部流行的司法哲学。当案件争议巨大,几乎所有的人都表达他们的态度,法官易受多数公众意见的影响。不同法官对公众意见的反应差别很大;相比而言,有多重背景的法官、温和派法官和首席法官等,更容易受公众意见影响。法院应当尊重民选机构、法院应当关注公众意见,这些司法哲学也促使法官更容易受公众意见影响。{98}在当代法官中,奥康纳对公众意见的注重是出名的。{99}
  在马歇尔教授这些研究的前后,有学者运用“国内政策情绪指数”和法官的自由派倾向,对1953至1992年期间最高法院法官的判决意见进行定量研究,得出基本相似的结论:虽然多数法官没有表现出他们受公众意见影响,但有相当数量的法官显著地受公众意见的影响;在对法院判决起到关键作用的中间派法官身上,公众意见的影响尤其明显。{100}另有学者运用类似方法,对1956至1989年期间最高法院22位法官的判决意见进行定量研究,也证实法官个人的决定受公众意见的直接影响。这种影响跨越多个问题领域,不限于少数法官,并且法官对公众意见变迁的反应是比较迅速的。{101}
  在通常情况下,法官调整自己的立场,主要是由于法官受到影响公众意见的那些同样因素的影响,因而发生态度变化。但在某些情况下,法官也可能出于保护司法机构的合法性、保证司法判决得到服从的策略行为,而改变自己的立场。{102}
  (三)“不断演变的适当标准”:对公众意见的自觉参考
  除了法官公开的言谈和不公开的运用,他们对公众意见的关注尤其体现在特定领域的司法判决中。例如,在淫秽物品的认定上,最高法院明确地使用“当代社区标准(contemporarycommunity standards) ” 。{103}通过这一标准以及陪审团的参与,最高法院承认不同社区(地方性)范围内的多数标准。又如,在一个涉及避孕合法性的案件中,多数派法官暗示,当原有的先例已经违背多数民众的判断,变得不可行时,最高法院可以推翻先例。{104}在所有事例中,联邦最高法院对宪法第8修正案禁止“残酷和非同寻常的刑罚”条款的解释,是追随公众意见判决的最集中、最连贯的体现。下面将着重讨论这个例子。在当代司法实践中,这一条款很大程度上与死刑的适用有关。本文主要关注的是法院解释该条款所运用的法理。我们将看到,法院在这个领域中开始自觉地、公开地参考公众意见。
  最高法院对“残酷和非同寻常的刑罚”这一条款的解释,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105}在20世纪早期的一个案件中,最高法院一改过去从历史角度的解释,{106}提出对何为“残酷和非同寻常的刑罚”的理解不能停留在已经过时的观念,而应当随着公众意见不断开明而与时俱进。{107}在1958年审理的一个案件中,涉及对战时逃兵能否给予开除国籍的处罚,最高法院认为“残酷和非同寻常的刑罚”的含义既不确定也不固定,应当按照代表社会进步、不断演变的何为适当的标准(evolving standards of decency)来理解。{108}该案所确立的“不断演变的适当标准”,在此后半个世纪中成为解释“残酷和非同寻常的刑罚”的基准。虽然最高法院在该案中并没有诉诸公众意见,但这一基准为后来朝这方向发展预留了空间。
  十几年后,最高法院进一步提出衡量“适当标准”的“客观依据”,那就是各州立法和陪审团量刑所代表的公众态度。法院相继把这一标准适用于强奸犯罪、抢劫犯罪,{109}以及未成年人犯罪和智障者犯罪的死刑适用上。{110}在强奸案件适用死刑的问题上,1977年,法院指出,在美国所有州中,允许对强奸成年妇女适用死刑的只有佐治亚一个州。法院的结论是,对强奸成年妇女判处死刑是极其不适当的。{111}之后,最高法院于2008年宣布,路易斯安娜州允许对强奸幼女的罪犯判处死刑的法律违反宪法。法院指出,目前全美国只有6个州允许对强奸幼女适用死刑;自从1964年以来,只有路易斯安娜州对强奸幼女的罪犯判处过死刑。这些事实证明,不对强奸幼女的罪犯适用死刑已经形成了全国性的共识。{112}
  在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上,1988年,最高法院宣布对不到16岁的人适用死刑违宪。法院考察了各州的规定、西欧国家的实践以及美国职业团体的意见,指出对一个只有15岁的人适用死刑违反了文明社会的适当标准。通过对过去几十年美国刑事实践的考察,法院指出美国陪审团实际上极少对这个年纪的人适用死刑,以致判处一个15岁的人死刑有悖社会的良心。{113}而对于是否可以对16、 17岁的人适用死刑,最高法院则认为,无论是各州的立法,无论是全国性的民意调查、不同利益集团的观点、专业团体的意见,都显示尚不存在全国范围的共识(nationalconsensus)。因此,在这个时候,不宜由联邦法院一刀切地宣布对16、 17岁的人是否判处死刑为“残酷和非寻常的”刑罚,而应当由各州自行决定。{114}又过了十几年,最高法院在新的判决中宣布,新的共识已经形成,对16、 17岁的人适用死刑已经变成一种“残酷和非同寻常的”刑罚。法院指出,多数州(30)对未成年人弃绝适用死刑(其中18个保留死刑但不对未成年人使用)。自美国在1992年批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美国对死刑条款做了保留)之后12年中,有5个州相继取消了对16、 17岁的人适用死刑的规定。实践中,即使那些没有弃绝死刑的20个州也很少对未成年人判处死刑(过去10年只有3个州判处过死刑),实际执行的更加罕见(肯塔基州长甚至赦免了一个未成年人的死刑)。所以,不对未成年人适用死刑已经形成全国范围的共识。{115}
  为了证明共识的存在,法院在各州立法和实际判决之外,有时还正面引用民意调查结果等方式作为补充的论据。例如,在涉及智障者死刑适用的阿特金斯案件中,法院在判决书的一个脚注中列举了专业团体和宗教团体的意见、国际社会的做法以及国内民意调查结果,法院甚至提到了《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法院指出,虽然这些论据不是决定性的,但它们与法院对各州立法的考察结果吻合,为判断共识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116}法院引用民意调查结果既不是完全创新,{117}也不是没有非议,{118}但是这一次引人注目地推进了对民意调查结果的运用。
  一个世纪以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死刑问题上使用“逐步废除”的策略,在具体问题的判断上采取审时度势的态度。“不断演进的适当标准”已经成为法院长久确立、不可动摇的解释宪法第8修正案的重要基准。不管法院维持还是否定一个特定的立法,不管是多数派法官还是少数派法官,不管是自由派法官还是保守派法官,都认同这一基准。在具体适用这个基准时,虽然法官仍然保持独立判断,但社会共识构成其中一个判断标准—有时作为主要判断标准,有时作为辅助的判断标准。在考察相应的社会共识是否形成时,法院以各州立法、陪审团实践为主要标准,结合民意调查、专业团体态度和国际社会普遍做法。诚然,对特定问题是否存在社会共识仍然可能存在分歧,对社会共识是否足以证明法官的立场也有一个时机把握的问题。社会共识标准的提出使法律判断有了相对客观的依据,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法官所面临的“以个人偏好代替法律”的指责。
  一旦法官承认了上述社会共识的准绳,意味着法官在一定范围内将依据公众的普遍态度来衡量判决的结果。到目前为止,法官只有在解释宪法第8修正案关于“残酷和非同寻常的刑罚”等少数特定法律领域才公开适用这一标准。但至少在这个范围内,我们所看到的不是法官“无法避免”公众意见的影响,而是有意地寻求公众意见的指引;不是偷偷地考虑民意调查结果,而是把它作为一种公开的说理方式。通过这一方式,法官把人民通过宪法交给他们的审判权部分地交还给了公众。虽然司法机关仍然保持着独立性,法官仍然保留着独立判断,当法官自觉地、公开地把社会共识作为司法判决的重要衡量标准,法院的判决就不至于偏离主流公众意见太远了。
  四、宪法解释的行动者
  “反多数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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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Marburyv.Madison, 5 U. S.(1 Cranch) 137(1803),at 176.

{2}Justice Hughes, Address of Charles Evans Hughes, 1906~1916(2 nd ),G. p. Putnam's Sons, 1916, p. 185.

{3}Brownv.Allen, 344 U. S. 443 (1953),at 540 (per J. Jackson, concurring).杰克逊法官与其说是宣扬司法的最高权威,不如说是提醒最高法院并非绝对正确。他的原文是“[R] eversal by a higher court is not proof thatjustice is thereby better done. There is no doubt that if there were a super-Supreme Court, a substantial proportion of ourreversals of state courts would also be reversed. We are not final because we are infallible, but we are infallible onlybecause we are final”。

{4}Alexander Bickel, The Least Dangerous Branch: The Supreme Court at the Bar of Politics, Yale UniversityPress, 1962,pp. 16~28.“[N] othing can alter the essential reality that judicial review is a deviant institution in theAmerican democracy.”Ibid, at 18.

{5}William Gangi, Saving the Constitution from the Courts,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5.

{6}Mark Tushnet, Taking the Constitution Away from the Cour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7}参见强世功“司法审查的迷雾: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政治哲学意涵”,《环球法律评论》2004年冬季刊。

{8}除了后面提到的文章,还有钱锦宇“也说美国宪政的‘反多数难题’”,《博览群书》2006年第8期;田雷:“当司法审查遭遇‘反多数难题”’,《博览群书》2007年第2期;田雷:“认真对待反多数‘难题’”,《博览群书》2007年第4期;任东来:“试论美国最高法院与司法审查”,《美国研究》2007年第2期。

{9}参见任东来:“‘反多数难题’不是一个难题”,《博览群书》2007年第4期。

{10}范进学:“美国宪法解释:‘麦迪逊两难’之消解”,《法律科学》2006年第6期。

{11}参见周永坤:“违宪审查的民主正当性问题”,《法制与社会发展》2007年第4期。

{12}See Mark Graber, Constitutional Politics and Constitutional Theory: A Misunderstood and Neglected Relationship,27 Law and Social Inquiry 309 (2002).

{13}Alexander Bickel, The Least Dangerous Branch:The Supreme Court at the Bar of Politics, Yale UniversityPress, 1962,p. 16.

{14}Ibid, pp. 16~28.

{15}Bruce Ackerman, The Storrs Lectures: Discovering the Constitution, 93 Yale Law Journal 1013(1984),at 1016.

{16} See Barry Friedman, The History of the Countermajoritarian Difficulty (part I) : The Road to Judicial Supremacy,73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333 (1998).

{17}较早时期的讨论,Charles Haines, The American Doctrine of Judicial Supremacy, Macmillan, 1914; MomsErnst, The Ultimate Power, Doubleday, Doran&Company, Inc.,1937。

{18} Cooperv.Aaron, 358 U. S. 1(1958),at 18~19.

{19} See Dred Scott v. Sandford, 60 U. S. 393(1857).

{20} See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 347 U. S. 483(1954).

{21} See Lochner v. New York, 198 U. S. 45(1905).

{22} See Brownv.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 347 U. S.483(1954).

{23}参见Roe v. Wade, 410 U. S. 113 (1973)。中文介绍可参见方流芳:“罗伊判例:关于司法和政治分界的争辩”,《比较法杂志》1998年第1期;任东来:“司法权力的限度:以美国最高法院与妇女堕胎权争议为中心”,《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24} See Frank Michelman, Law's Republic, 97 Yale Law Journal 1493(1988)。

{25}See Herbert Wechsler,Toward Neutral Principles of Constitutional Law, 73 Harvard Law Review 1(1959~1960)

{26}See Alexander Bickel, 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 Idea of Progress, Harper&Row, 1970.

{27}See J. Skelly Wright, Professor Bickel, the Scholarly Tradition, and the Supreme Court, 84 Harvard LawReview 769(1971);Barry Friedman, Neutral Principles: A Retrospective, 50 Vanderbilt Law Review 503(1997).

{28}参见〔美〕基思·惠廷顿:《宪法解释:文本含义、原初意图与司法审查》,杜强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中国学者关于美国宪法解释中原旨主义的讨论,参见赵晓力:“美国宪法的原旨解释”,载赵晓力编:《宪法与公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张翔:“美国宪法解释理论中的原旨主义”,《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7期。

{29} See Robert Post&Reva Siegel, Originalism as a Political Practice : The Right’s Living Constitution, 5Fordham Law Review 545 (2006~2007).

{30} See Edwin Meese III, Address befor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July 9, 1985),in The Federalist Society,The Great Debate: Interpreting Our Written Constitution(1986),P. 9.

{31}See Robert Bork, The Tempting of America ; The Political Seduction of the Law, Free Press, 1990.

{32}斯卡利法官的观点以及相关评述,参见Antonin Scalia, Originalism; The Lesser Evil, 57 University ofCincinnati Law Review 849(1989);Amy Gutmann(ed.),A Matter of Interpretation: Federal Courts and the Law,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33} Bernard Schwartz, The New Right and the Constitution; Turning Back the Legal Clock, Northeastern UniversityPress, 1990,chap. 1.

{34} Cass Sunstein, Radicals in Robes:Why Extreme Right- Wing Courts Are Wrong for America, Basic Books,2005,esp. chap. 2, “History's Dead Hand”.

{35}参见〔美〕德沃金:《法律帝国》,李常青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Amy Gutmann(ed.),A Matter of Interpretation: Federal Courts and the Law,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15~127。

{36} See Christopher Eisgruber, The Living Hand of the Past: History and Constitutional Justice, 65 Fordham LawReview 1611(1996~1997).

{37} See Daniel Farber&Suzanna Sherry, Desperately Seeking Certainty: The Misguided Quest for ConstitutionalFounda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38}参见United States v. Carotene Products Co.,304 U. S. 144(1938),footnote 4。斯通法官认为,对于宪法明文禁止的立法,阻碍政治过程的立法(例如限制选举权的行使、限制信息传播、限制结社和禁止集会),以及歧视宗教、民族和种族等少数群体的立法,法院应当进行严格审查;而对于该案涉及的经济管制立法,法院应当更多尊重,不应用自己观点代替立法机关的判断。

{39} See John Ely, Democracy and Distrust: A Theory of Judicial Review,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40} See Jesse Choper, Judicial Review and the National Political Process:A Functional Reconsideration of theRole of the Supreme Cour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41} See Mark Tushnet, Taking the Constitution Away from the Cour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42}美国总统选举历史上,当选总统未获得过半数普选票有18次,普选票低于对手有4次。国会选举(特别是中期选举)中,投票率经常不足35%。在州和地方选举中,投票率就更低了。

{43}参见Richard Fenno, Home Style: House Members in Their Districts, Little, Brown & Co. , 1978(议员的行为受竞选资金来源等影响,并不以多数利益为宗旨)。

{44}参见Thomas Marshall, Public Opinion and the Supreme Court, Unwin Hyman, 1989,p. 83,85。其他对公众意见与公共政策一致性的实证研究,参见Benjamin Page&Robert Shapiro, Effects of Public Opinion on Policy, 77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75(1983);Alan Monroe, Public Opinion and Public Policy, 1980~1993,62 PublicOpinion Quarterly 6(1998);Thomas Marshall, Public Opinion and the Rehnquist Court,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Press, 2008, p. 41, 42(在伦奎斯特法院审理的案件中,联邦法律和州及地方法律与全国范围多数民众意见相一致的,分别为73%和70%).

{45} See Robert Dahl, Decision-Making in a Democracy: The Supreme Court as a National Policy-Maker, 6 Journalof Public Law(now the Emory Law Review) 279(1957).

{46} See Jonathan Casper, The Politics of Civil Liberties, Harper&Row, 1972; Jonathan Casper, The Supreme Court andNational Policy Making, 70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0(1976);Robert Weissberg, Public Oinion and PopularGovernment, Prentice-Hail, 1976; David Barnum, The Supreme Court and Public Opinion: Judicial Decision Making in thePost-New Deal Period, 47 Journal of Politics 652(1985);Thomas Marshall, Public Opinion and the Supreme Court, UnwinHyman, 1989; Thomas Marshall, Public Opinion and the Rehnquist Court,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8.

{47} See Mark Graber, Constitutional Politics and Constitutional Theory: A Misunderstood and Neglected Relationship,27 Law and Social Inquiry 309 (2002);Barry Friedman, Mediated Popular Constitutionalism, 101 Michigan Law Review2596 (2003);Terri Peretti,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Alexander Bickel's The Least Dangerous Branch, in Kenneth Ward&Cecilia Castillo(ed.),The Judiciary and American Democracy: Alexander Bickel, the Countermajontarian Difficulty,and Contemporary Constitution Theor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

{48} See Seth Kreimer, Exploring the Dark Matter of Judicial Review: A Constitutional Census of the 1990s, 5William&Mary Bill of Rights Journal 427(1996~1997);Matthew Adler, Judicial Restraint in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Beyond the Countermajoritarian Difficulty, 145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759(1997).

{49} See Chevron U. S. A.,Inc.v.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Inc,467 U. S. 837 (1984),at 842~843.

{50}参见Thomas Keck, The Most Activist Supreme Court in History: The Road to Modern Judicial Conservatism,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pp. 40 - 41。基础数据参见联邦印刷局网站GPO Access, http: //www. gpoaccess.gov/constitution/browse2002. html 06supp。

{51}参见Robert Dahl, Decision-Making in a Democracy: The Supreme Court as a National Policy-Maker, 6Journal of Public Law 279 ( 1957)。达尔研究了最高法院否定联邦立法的案例(迄止20世纪50年代),发现法院宣布联邦立法违宪多数是在该法通过4年以后,立法机构原有的多数可能已经瓦解。

{52} See David Barnum, The Supreme Court and Public Opinion: Judicial Decision Making in the Post-New DealPeriod, 47 Journal of Politics 652(1985).

{53} See Thomas Marshall, Public Opinion and the Supreme Court,Unwin Hyman, 1989,pp. 83~85,97,192.

{54}参见William Mishler&Reginald S. Sheehan, The Supreme Court as a Countermajoritarian Institution? TheImpact of Public Opinion on Supreme Court Decision, 87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7(1993);Kevin McGuire&James Stimson,The Least Dangerous Branch Revisited: New Evidence on Supreme Court Responsiveness to PublicPreferences, 66 Journal of Politics 1018 (2004)。关于国内政策情绪指数,参见James Stimson, Public Opinion inAmerica : Moods, Cycles, and Swings (2nd ed.),Westview Press, 1999

{55} See Walter Murphy, Congress and the Court: A Case Study in American Political Process, 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1962; Charles Sheldon, Public Opinion and High Court: Communist Party Cases in Four Constitutional System, 15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341(1967).

{56}参见Lucas Powe, The Warren Court and American Politic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在宣布教育领域种族隔离违宪的同时,最高法院要求“审慎和迅速地(all deliberate speed)”消除种族隔离,而没有像通常那样给当事人提供即时的救济。Ibid, chap. 2~3。

{57}Neal Devins, The Majoritarian Rehnquist Court? 67 Law&Contemporary Problems 63 (2004);Thomas Marshall,Public Opinion and the Rehnquist Court,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8,esp. chap. 2(pp. 23~50).

{58}对半个多世纪以来若干重大判决与公众意见关系的分析,参见Nathaniel Persily, Jack Citrin & PatrickEgan (eds.),Public Opinion and Constitutional Controvers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在该书探讨的14个问题中,只有焚烧国旗案、校园祷告案和kelo征地案是明显地反多数。

{59} See George H. Gallup, The Gallup Poll: Public Opinion 1935~1971(1972),pp. 1250, 1323~1333.

{60} See George H. Gallup, The Gallup Poll; Public Opinion 1972~1977(1978),p. 54. Charles Franklin&Liane C. Kosaki, Republican Schoolmaster: The U. S. Supreme Court, Public Opinion and Abortion, 83 American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51(1989).

{61}参见Furman v. Georgia, 408 U. S. 238 (1972)。对该判决的解读存有争议。

{62} See George H. Gallup, The Gallup Poll: Public Opinion 1935~1971(1972),p. 754;George Gallup, TheGallup Poll: Public Opinion 1986(1987),p. 57.

{63} See Lawrence v. Texas, 539 U. S.558 (2003).

{64}参见http: //psychology. ucdavis. edu/rainbow/html/prej_ prey. html。另参见相关报道,Joan.Biskupic ,For Gays, Tolerance Translates To Rights, Washington Post, Nov. 5,1999.

{65} See Jeffrey Rosen, The Most Democratic Branch:How the Courts Serve Ame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66} See Engle v. Vitale, 370 U. S. 421(1962).

{67}对这一现象的讨论,参见Kirk Elifson&C. Kirk Hadaway, Prayer in Public School: When Church andState Collide, 49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17(1985);John Green&James Guth, The Missing Link: Political Activistsand Support for School Prayer, 53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1 (1989 )。前者讨论了赞同校园祷告的选民构成和他们的意见强烈程度,后者讨论了政治活动家在选民和代表中的过滤作用。

{68}参见Texas v. Johnson, 491 U. S. 397 (1989);United Statesv.Eichman, 496 U. S. 310 (1990)。当政府方面请求法院考虑禁止焚烧国旗的全国性共识,法院明确地拒绝了,认为反对焚烧国旗的民众态度的增强并不意味着政府禁止焚烧国旗更有道理。United States v. Eichman, 496 U. S. 310 (1990),at 318.

{69}参见George Gallup, The Gallup Poll: Public Opinion 1990 (1991),p. 66。严格说来,赞成禁止焚烧国旗的宪法修正案并不等于反对法院的判决。

{70} p. J. O'Rourke, Parliament of Whores: A Lone Humorist Attempt to Explain the Entire U. S. Government,Atlantic Monthly Press, 1991,p. 77.

{71} See Valerie Hoekstra, The Supreme Court and Opinion Change: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the Court's Abilityto Change Opinion, 23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109(1995);James Stoutenborough, Donald Haider-Markel&MahalleyAllen, Reassessing the Impact of Supreme Court Decisions on Public Opinion: Gay Civil Rights Cases, 59 PoliticalResearch Quarterly 419 (2006).

{72} See Harmelin v. Michigan, 501 U. S. 957(1991),at 966.“We have long recognized, of course, thatthe doctrine of stare decisis is less rigid in its application to constitutional precedents”.

{73} See Christopher Banks,The Supreme Court and Precedent: An Analysis of Natural Courts and ReversalTrends, 75 Judicature 262(1991~1992).

{74}参见Saul Brenner&Harold Spaeth, Stare Indecisis : The Alteration of Precedent on the Supreme Court,1946~199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p. 29。另一份研究表明,在1972至1985年期间,被最高法院明确宣布推翻的先例,平均寿命是53年。Robert Wigton, What Does It Take to Overrule? An Analysis ofSupreme Court Overrulings and the Doctrine of Stare Decisis,18 Legal Studies Forum 1(1994).

{75}See Adkins v. Children's Hospital, 261 U. S. 525(1923);West Coast Hotel Co. v. Parrish, 300U. S. 379(1937).

{76}参见Minersville School Districtv.Gobitis, 310 U. S. 586(1940);West Virginia State Board of Educationv.Barnette, 319 U. S. 624 (1943 )。对其转变原因的分析,参见Lawrence Sager, The Incorrigible Constitution, 65 Nev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893(1990),at 930

{77} See Bowersv.Hardwick, 478 U. S. 186(1986);Lawrencev.Texas, 539 U. S. 558 (2003).

{78}See Pearyv.Lynaugh, 492 U. S. 302(1989);Stanfordv.Kentucky, 492 U. S. 361(1989).

{79} See Atkinsv.Virginia, 536 U. S. 304 (2002);Roper v. Simmons, 543 U. S. 551 (2005).

{80} See Thomas Marshall, Public Opinion and the Supreme Court, Unwin Hyman, 1989, p. 181.

{81} See James Gibson, Gregory Caldeira&Vanessa Baird, On the Legitimacy of National High Courts, 92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43(1998).

{82} See Joseph Tanenhaus&Walter Murphy, Patterns of Public Support for the Supreme Court: a Panel Study,43Journal of Politics 24(1981); Robert Durr, Andrew Martin&Christina Wolbrecht, Ideological Divergence and PublicSupport for the Supreme Court, 44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768 (2000);James Gibson, Gregory Caldeira&Lester Spence, Measunng Attitudes Towards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47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54(2003).

{83}See Thomas Marshall, Public Opinion and the Rehnquist Court,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8,pp. 125~129.

{84} See Jeffrey Jones, Bush, Congress, Supreme Court Near Historical Low Approval (June 16,2008),http ://www. gallup. com/poll/I08010/Bush-Congress-Supreme-Court-Near-Historical-Low-Approval. aspx。

{85}参见Gregory Caldeira&James Gibson, The Etiology of Public Support for the Supreme Court, 36 American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35 (1992 )。研究指出,最高法院得到民众基本政治价值观的支持,也往往得到“意见领袖”的推动。

{86} See David Adamany&Joel Grossman, Support for the Supreme Court as a National Policymaker, 5 Law andPolicy Quarterly 405(1983);James Gibson&Gregory Caldeira, Blacks and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Models ofDiffuse Support, 54 Journal of Politics 1120(1992).

{87}参见Gregory Caldeira, Neither the Purse Nor the Sword: Dynamics of Public Confidence in the SupremeCourt, 80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209(1986);Anke Grosskopf&Jeffery Mondak, Do Attitudes towardSpecific Supreme Court Decisions Matter? The Impact of Webster and Texas v. Johnson on Public Confidence in theSupreme Court, 51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633 (1998 )。后者指出,法院的个别判决确实会影响到公众对法院的整体态度,而当公众不认同法院时,这种负面的影响在短期内尤其显著。

{88}See Jeffery Mondak, Institutional Legitimacy, Policy Legitimacy, and the Supreme Court, 20 American PoliticsQuarterly(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457(1992);Jeffrey Mondak, Policy Legitimacy and the Supreme Court: TheSources and Contexts of Legitimation, 47 American Politics Quarterly 675(1994).

{89} See Jeffery Mondak&Shannon Smithey, The Dynamics of Public Support for the Supreme Court, 59 Journal ofPolitics 1114(1997).

{90} See Herbert Kritzer, The Impact of Bush v. Gore on Public Perceptions and Knowledge of Supreme Court, 85Judicature 32(2001~2002);James Gibson, Gregory Caldeira&Lester Spence, 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U. S. Presidential Election of 2000:Wounds, Self-Inflicted or Otherwise? 33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35(2003).Top of Form Bottom of Form.

{91}See Mark Graber, Constitutional Politics and Constitutional Theory:A Misunderstood and Neglected Relationship,27 Law and Social Inquiry 309 (2002).

{92}例如,最高法院在裁决维持一个限制工厂妇女劳动时间的州立法时,多数派宣称,宪法问题“不是由当前公众的普遍态度来决定的”。Muller v. Oregon, 208 U. S. 412 (1908) , at 420,在宣布一个规定妇女最低工资的立法违宪时,法院声称该案法律是否合宪“不能靠数人头”的办法来解决。参见Adkins v. Children'sHospital, 261 U. S. 525 (1923) , at 560。在一个要求公立学校学生向国旗致敬的案件中,杰克逊法官声称,“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不能由投票来决定”。参见West Virginia State Board of Education v. Barnette, 319 U. S. 624(1943), at 638。在一个涉及堕胎权利的案件中,首席法官伦奎斯特声称,“法院的职责要求他们无视公众的意见和批评”。参见Planned Parenthood of Southeastern Pennsylvaniav.Casey, 505 U. S. 833(1992), at 959 。

{93} Benjamin Cardozo, The Nature of the Judicial Proces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21,p. 168.

{94} See Barkerv.Carr, 369 U. S. 186(1962),per Justice Frankfurter.“The Court's authority-possessed ofneither the purse nor the sword-ultimately rests on sustained public confidence in its moral sanction.”

{95} William Rehnquist, Constitutional Law and Public Opinion, 20 Suffolk University Law Review 751(1986},at768.伦奎斯特以他早年担任大法官助理时所经历的一个重大案件(钢铁公司接管案)为例,生动地揭示了强烈的公众舆论对司法审判的影响。在演讲的最后,他意味深长地说:“法官当然不必像民选官员一样在‘在公众意见面前发抖’;但在那个案件中,如果法官不曾听取公众意见,他们恐怕真的要发抖了。”伦奎斯特不便讲述他自己当大法官时的考虑,也没有正面回答法官是否应当听取公众意见,但他讲的故事无疑是他思想的写照,他的言语似乎透露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认同的。

{96} See Richard Davis, Decisions and Images: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 Press,Prentice Hall, 1994,esp.chap. 5 “The Invisible Dance”(pp. 102~131).

{97}See Thomas Marshall, Public Opinion and the Rehnquist Court,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8,pp. 4~10.

{98}Ibid, p. 162.

{99}See Thomas Marshall, Legitimacy in the Public Eye: Justice Sandra Day 0,Connor and Public Opinion,http; //www. publicopinionpros. com/features/2005/nov/marshall. asp.

{100} See William Mishler&Reginald S. Sheehan, Public Opinion, the Attitudinal Model, and Supreme CourtDecision Making: A Micro-Analytic Perspective, 58 Journal of Politics 169(1996)谨防骗子

{101}See Roy B. Flemming&B. Dan Wood, The Public and the Supreme Court: Individual Justice Responsivenessto American Policy Moods, 41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68(1997).

{102} See Micheal W. Giles, Bethany Blackstone&Richard Vining, The Supreme Court in American Democracy:Unraveling the Linkages between Public Opinion and Judicial Decision Making, 70 Journal of Politics 293 (2008).

{103} Millerv.California, 413 U. S. 15(1973),at 24.

{104}See Planned Parenthoodv.Casey, 505 U. S. 833(1992),at 864~870 (part Ⅲ C).

{105} 关于死刑适当标准演进的讨论,参见Brian Varland, Marking the Progress of a Maturing Society:Reconsidering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Death Penalty Application in Light of Evolving Standards of Decency, 28 Hamline Law Review 311(2005)。

{106} 参见Wilkerson v. Utah, 99 U. S. 130 (1879);In re Kemmler, 136 U. S. 436 (1890)。法院在这两个案件中通过与历史上的酷刑进行比较,分别裁定,用枪决和电刑方式执行死刑不属于宪法禁止的“残酷和非同寻常的刑罚”。

{107}参见Weems v. United States, 217 U. S. 349 (1910) , at 378。法院在该案中判决,对于伪造公文者处以长达15年的苦役,属于“残酷而非同寻常的刑罚”,因而违宪。

{108}See Trop v.Dulles, 356 U. S. 86(1958),at 100~101.

{109} 参见Enmund v. Florida, 458 U. S. 782 (1982) , at 788~796。法院认为,在一个抢劫、杀人案件中,对于一个不在现场、没有参与也没有预料杀人的从犯判处死刑,有违宪法。

{110} 参见Penryv.Lynaugh, 492 U. S. 302 (1989);Atkinsv.Virginia, 536 U. S. 304 (2002)。最高法院在前一个案件中认为,各州的法律(只有少数州禁止)、陪审团的量刑实践(不清楚)以及民意调查结果(多数反对),都还不足以证明禁止对智障者适用死刑已经在全社会形成共识(societal consensus)。在后一个案件中,法院指出,只有少数几个州还允许对智障者适用死刑,而即使在这些州对他们判处死刑实际上也很罕见。因此可以说,反对对智障者适用死刑已经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共识。

{111}参见Coker v. Georgia, 433 U. S. 584 (1977),at 593~597。法院也指出,强奸并不剥夺被害人的生命,适用死刑这种严厉的刑罚是罪刑严重不相称的。

{112} 参见Kennedy v. Louisiana (No. 07 ~ 343) , Decided on June 25, 2008。法院还阐述了他们自己关于强奸幼女量刑的判断,并宣称该判决同时建立在社会共识和法官的独立判断之上。

{113} See Thompson v..Oklahoma, 487 U. S. 815(1988),at 824~833.

{114}See Stanford v. Kentucky,492 U. S. 361(1989).

{115} 参见Roper v. Simmons, 543 U. S. 551 (2005)。法院还根据自己的判断,阐述了对未成年人适用死刑是不适当的。法院还指出,对未成年人适用死刑有违国际社会对待这个问题的普遍态度。

{116} See Atkinsv.Virginia, 536 U. S. 304 (2002),footnote 21.

{117} 关于公众意见在法庭上运用的较早讨论,参见Robert Sorensen & Theodore Sorensen, The Admissibilityand Use of Opinion Research Evidence, 28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1213(1953);Hans Zeisel, The Uniquenessof Survey Evidence, 45 Cornell Law Quarterly 322(1960);Susan Becker, Public Opinion Polls and Surveys as Evidence:Suggestion for Resolving Confusing and Conflicting Standards Governing Weight and Admissibility,70 Oregon Law Review463(1991)。

{118}法院多数派的做法遭到了伦奎斯特和另外两位法官的从理念到方法的强烈反对,也引起了学界关于公众意见作为证据可接受性和证明价值的讨论。参见Tracy Robinson, By Popular Demand? The Supreme Court's Useof Public Opinion Polls in Atkins v..Virginia, 4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Civil Rights Law Journal 107 (2004)。

{119} 对该观点的一个全面阐述,参见Robert Burt, The Constitution in Conflic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另见Louis Fisher,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by Members of Congress, 63 North Carolina Law Review 707 (1984~1985);Susan Burgess, Contest for Constitutional Authority: The Abortion and War Powers Debate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2(国会对司法权威的挑战并不降低宪法的权威);Michael Paulsen, The Most Dangerous Branch: Executive Power to SayWhat the Law Is, 83 Georgetown Law Journal 217(1994~1995)。

{120} See Larry Kramer, We the Court, 115 Harvard Law Review 4 (2001);Larry Kramer, The People Themselves:Popular Constitutionalism and Judicial Revie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21} See McCulloch v. Maryland, 17 U. S. 316(1819).

{122}See Andrew Jackson, Veto Message Regarding the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July 10 , 1832),http: //www.yale. edu/lawweb/avalon/presiden/veto/ajvetoOl. htm.

{123} See Don Fehrenbacher, The Dred Scott Case: Its Significance in American Law and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Press, 2001,pp. 417~448.

{124}Abraham Lincoln, First Inaugural Address (March 4, 1861),http: //www. nationalcenter. org/LincolnFirstI-naugural. html.

{125} See David Silver, Lincoln's Supreme Court,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56, pp.27~36.

{126} Franklin Roosevelt, Fireside Chat on Reorganization of the Judiciary(March 9, 1937),http: //www. hpol.org/fdr/chat/.

{127}参见Edwin Meese III,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61 Tulane Law Review 979(1987)。在遭到批评后,米斯缓和了口气,称司法判决是国家的法律,有普遍的适用力。Edwin Meese Ⅲ, The Tulane Speech: What I Meant,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3,1986.

{128} 参见Dawn Johnsen, Ronald Reagan and the Rehnquist Court on Congressional Power: Presidential Influences onConstitutional Change, 78 Indiana Law Journal 363 (2003)。里根政府的态度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多争论,Perspective onthe Authoritativeness of Supreme Court Decisions, 61 Tulane Law Review 979(1987);The Role of the Legislative andExecutive Branches in Interpreting the Constitution, 73 Cornell Law Review 371(1988)。

{129}〔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130}See Declaration of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Southern Manifesto),Congressional Record, vol. 102, part. 4,pp. 4460~4464(March 12,1956),http: //www. strom. clemson. edu/strom/manifesto. html.

{131} See Texasv.Johnson, 491 U. S. 397(1989);United States v. Eichman, 496 U. S. 310(1990).

{132} See Employment Division, Department of Human Resources of Oregonv.Smith, 494 U. S. 872(1990);City ofBoernev.Flores, Archbishop of San Antonio, 521 U. S. 507(1997).

{133} See Larry Alexander&Fredenck Schauer, On Extrajudicial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110 Harvard LawReview 1359(1997),at 1365.

{134} See Harris v.McRae, 448 U. S. 297 (1980).国会对罗伊案件的反应,参见Susan Burgess, Contest for Con-stitutional Authority: The Abortion and War Powers Debates,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2, esp. chap. 2 (pp. 28~64)。

{135}See Don Fehrenbacher, The Dred Scott Case: Its Significance in American Law and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Press, 2001,p. 432.

{136}参见Planned Parenthood v. Casey, 505 U. S. 833 (1992)。最高法院宣布已婚妇女条款违宪,但维持了其他限制。

{137}See Kelo v. City of New London, 545 U. S. 469 (2005).

{138}一个详细的分析参见Ilya Somin, The Limits of Backlash; Assessing the Political Response to Kelo, MinnesotaLaw Review (forthcoming),available at http: //papers. ssm. com/sol3/papers. cfm? abstract- id=976298; EdwardLopez, R. Jewell&Noel Campbell, Pass a Law, Any Law, Fast! State Legislative Responses to the Kelo Backlash, Reviewof Law & Economics, vol. 5, Iss. 1 (2009) , available at http ://www.bepress. com/rle/vo15/issl/art5。研究也指出,许多州对征收权力的立法限制仅仅是象征性的,只有10余个州的立法限制是实质性的。

{139} See Robert Dahl, Decision-Making in a Democracy: The Supreme Court as a National Policy-Maker, 6Journal of Public Law 279(1957).

{140} See Erik Eriksson, 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 New Deal; A Study of Recent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RosemeadReview Press, 1940, esp. pp. 204~207.

{141} See Georg Vanberg, Legislative-Judicial Relations: A Game-Theoretic Approach to Constitutional Review, 45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46 [2001).

{142} See Comment: The Attitude of Lower Courts to Changing Precedents, 50 Yale Law Journal 1448(1940~1941);Walter Murphy, Lower Court Checks on Supreme Court Power, 58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17(1959);Bradley Canon&Charles Johnson, Judicial Policies: Impact and Implementation, CQ Press,1999.

{143}该判决所确立的规则几年后被最高法院所推翻。参见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 Bakke,438 U. S. 265(1978);Hopwoodv.Texas, 78 F. 3d 932(5th Cir. 1996);Grutterv.Bollinger, 539 U. S. 306(2003)。

{144} 该判决后来被最高法院推翻。参见和对比Miranda v. Arizona, 384 U. S. 436 (1966) ; United States v.Dickerson, 166 F. 3d 667 (4th Cir. 1999);Dickersonv.United States, 530 U. S.428 (2000)。

{145} See Don Fehrenbacher, The Dred Scott Case: Its Significance in American Law and Politics,Oxford UniversityPress, 2001,pp. 443~445.

{146} See Walter Murphy, Lower Court Checks on Supreme Court Power, 53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017(1959);J. Peltason, Fifty-eight Lonely Men: Southern Federal Judges and School Desegregation, University ofIllinois Press, 1971.

{147} See Chad Westerland(et. al.),Lower Court Defiance of(Compliance with)the U. S. Supreme Court,http: //www. pnnceton. edu/-ccameron/Defiance. pdf; Jeffrey Segal, Strategic Defiance of the United StatesSupreme Court(April, 2006},http ://,.allacademic. com/meta/pl39325_ index. html.

{148}See Minersville School Districtv.Gobitis, 310 U. S. 586(1940);Barnette v. West Virginia, 47 F. Supp.251(1942);West Virgnia State Board of Education v. Barnette, 319 U. S. 624(1943)

{149} See State ex rel. Simmonsv.Roper, 112 S. W. 3d 397(2003)( en banc);Roper v. Simmons, 543U. S. 551 (2005).

{150}See Margaret Kniffin, Overruling Supreme Court Precedents: Anticipatory Action by United States Courts ofAppeals,51 Fordham Law Review 53(1982~1983);C. Steven Bradford, Following Dead Precedent: The SupremeCourt's Ill-Advised Rejection of Anticipatory Overruling, 59 Fordham Law Review 39(1990~1991);Roperv.Simmons, 543 U. S. 551 (2005),Justice O'Connor dissenting(part. 2A),Justice Scalia(with whom the Chief Justiceand Justice Thomas join) dissenting(part 4).

{151} See Walter Murphy,Lower Court Checks on Supreme Court Power, 53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017(1959);

{152} See Symposium : The Emergence of State Constitutional Law, 63 Texas Law Review 959(1984~1985);G.Allan Tan&Mary Porter, Introduction: State Constitutionalism and State Constitutional Law, 17 Publius: Journal ofFederalism 1(1987).

{153} See Paul Kahn, Interpretation and Authority in State Constitutionalism, 106 Harvard Law Review 1147(1993).

{154} See Ethan Bronner, Throngs Rally in D. C. to Keep Abortion Legal, Boston Globe, April 19, 1989. 2004年4月,堕胎权利的支持者再次组织了一个上百万人的集会。March for Women's Lives : Up to a Million Descend on DCin One of the Largest Protests in U. S. History; Huge Abortion Rights Rally in D. C.,CBS, April 26, 2004,http ://www.cbsnews. com/stories/2004/02/09/politics/main598867. shtml当然,反对者也经常举行类似集会。布什提名保守派法官Samuel Alito进入最高法院后的一次集会,Michael Janofsky, Abortion Opponents Rally, Saying the Endof Roe Is Near,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3,2006.

{155}参见Randall Terry, Stop “Gay Marriage”!Impeach the Twisted Six on U. S. Supreme Court (petition openedJuly 24 , 2003),http ://www.conservativepetitions. com/。原文已不存。

{156} See Gerald Rosenberg, The Hollow Hope:Can Courts Bring About Social Change?,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 1991,pp. 82~85

{157} See Englev.Vitale, 370 U. S. 421(1962).

{158}See Kenneth Dolbeare&Phillip Hammond, The School Prayer Decisions:From Court Policy to Local Practic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159} See Gerald Rosenberg, The Hollow Hope: Can Courts Bring About Social Change?,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 1991,pp. 189~ 195.

{160} See Gerald Rosenberg, The Hollow Hope: Can Courts Bring About Social Change?, 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 1991.

{161} See Gerald Gunther, Congressional Power to Curtail Federal Court Jurisdiction: An Opinionated Guide to theOngoing Debate, 36 Stanford Law Review 895(1984).

{162} 在美国历史上,通过修宪方式推翻最高法院判例总共有4次。例如,联邦最高法院1895年在Pollockv.Farmers' Loan and Trust Company案中判决,对利息、股息和租金征收所得税的法律违宪;1913年生效的宪法第16条修正案明确授权国会征收所得税。联邦最高法院1970年在Oregon v. Mitchell案中判决,国会要求各州把选举法定年龄降低到18岁的法律违宪;次年通过的宪法第26条修正案明确规定,合众国和各州不得以年龄为由否认或剥夺18岁以上公民的选举权。修宪程序的严苛,造就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伟大,也加剧了其判决所面临的合法性质疑。

{163}See Morris Ernst, The Ultimate Power, Doubleday, Doran&Company, Inc.,1937,pp. 311~326.

{164} 宪法原文说的是总统在参议院的“建议和同意”下任命法官,但在实际操作中,参议院的建议权几乎从来没有被认真对待。关于恢复建议权、完善任命程序的讨论,参见Glenn Harlan Reynolds, Taking AdviceSeriously; An Immodest Proposal for Reforming the Confirmation Process, 65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 1577(1991~1992)。

{165} 参见Henry Abraham, Justices, Presidents and Senators: A History of the U. S. Supreme Court Appointmentsfrom Washington to Bush II (5th e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8, chap. 4。在相关的法官任命因素中,只有法官的教育背景和职业经验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比较淡泊。

{166} 参见Lee Epstein&Jeffrey Segal, Advice and Consent: The Politics of Judicial Appointments, Oxford UniversityPress, 2005, chap. 5;中国学者的讨论,参见封丽霞:“政党与司法:关联与距离—对美国司法独立的另一种解读”,《中外法学》2005第4期。

{167} 依照这个程序,被提名者接受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询问,其他证人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整个过程对公众和媒体开放。被提名的法官所持有的观点,包括立场模糊的意识形态,都可能成为议员和公众关注的对象。参见Paul Simon, Advice and Consent : Clarence Thomas, Robert Bork and the Intriguing History of Supreme Court's Nomination Battles,1992; Mark Silverstein, Judicious Choices: The New Politics of Supreme Court Confirmations,W·W. Norton&Company, 1994。

{168}See John Massaro, Supremely Political: The Role of Ideology and Presidential Management in UnsuccessfulSupreme Court Nomination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Erwin Chemerinsky, Ideology and the Selection ofFederal Judges, 36 U. C. Davis Law Review 619 (2002~2003).

{169} 参见Bruce Murphy, Fortas: The Rise and Ruin of a Supreme Court Justice, W. Morrow, 1988。方特斯与总统私交过于密切,以及他个人的一些经济问题,也受到质疑。

{170} 有关伯克任命的斗争,参见The Bork Nomination: Essays and Reports, 9 Cardozo Law Review (1987) ;Ethan Bronner, Battle for Justice: How the Bork Nomination Shook America, W. W. Norton& Company, 1989; PaulSimon, Advice and Consent: Clarence Thomas, Robert Bork and the Intriguing History of Supreme Court's NominationBattles, National Press Books, 1992, chap. 3;Ralph Shaffer, The Bork Hearings:Highlights from the Most ControversialJudicial Confirmation Battle in U. S. History, Markus Wiener Publishers, 2005。

{171}公共利益团体专门整理和统计伯克的学术著作、演讲和司法判决,参见Public Citizen Litigation Group,The Judicial Record of Judge Robert H. Bork, 1987。

{172}有关公众意见与托马斯法官任命的影响,参见Paul Simon, Advice and Consent : Clarence Thomas, RobertBork and the Intriguing History of Supreme Court's Nomination Battles, National Press Books, 1992,pp. 121~122;Kathleen Frankovic&Joyce Gelb, Public Opinion and the Thomas Nomination, 25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481(1992);L. Overby, Beth Henschen, Michael Walsh&Julie Strauss, Courting Constituents? An Analysis of the SenateConfirmation Vote on justice Clarence Thomas, 86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97(1992)。

{173} See Gregory Caldeira&Charles Smith, Campaigning for the Supreme Court : The Dynamics of Public Opinionon the Thomas Nomination. 58 Journal of Politics 655(1996).

{174}例如,首任总统华盛顿(1789至1797年)任命了满席法官,杰克逊(1829至1837年)、林肯(1861至1865年)、塔夫脱(1909至191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1933至1945年)、艾森豪威尔(1953至1961年)曾经有5个或者更多的任命机会。而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第一届任期届满却没有得到一个最高法院法官任命的机会(这也是导致他与法院冲突的部分原因);晚近的卡特(1977至1981年),终其任期也没有得到一个任命的机会。

{175} 关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参见Henry Abraham, Justices, Presidents and Senators : A History of theU. S. Supreme Court Appointments from Washington to BushⅡ (5th ed.),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2008, esp.Chap. 4

{176} See Bruce Selya, Pulling from the Ranks: Remarks on the Proposed Use of an Objective Judicial RankingSystem to Guide the Supreme Court Appointment Process, 32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Law Review 1281(2004~2005).

{177} Bruce A. Ackerman, Transformative Appointments,101 Harvard Law Review 1164(1987~1988);

{178} Oliver Holmes, Letter to Harold J. Laski(March 4, 1920),in Mark Howe(ed.),Holmes-Laski Letters: TheCorrespondence of Mr. Justice Holmes and Harold J. Laski, 1916~1935,vol. 1,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p. 249.原话是,“I always say, as you know, that if my fellow citizens want to go to Hell I will help them. It's my job.”

{179} 参见John Ely, Democracy and Distrust: A Theory of Judicial Review,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中国学者的评论,参见汪庆华:“对谁的不信任?走向程序主义的宪政理论”,《中外法学》2004年第5期。

{180} 参见Bruce Ackerman, We the People: Foundation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Bruce Ackerman, Wethe People: Transform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我国学者的评论,参见汪庆华:“宪法与人民:布鲁斯·阿克曼的二元主义宪政理论”,《政法论坛》2005年第6期。

{181}参见〔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70~378页。

{182}参见〔美〕肯尼思·阿罗:《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陈志武、崔之元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美〕詹姆斯·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陈光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Daniel Farber&Philip Frickey, Law and Public Choic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 1991,pp.22一33。

{183} 达尔认为,在多头政体(polyarchy)下,美国既不是多数的统治也不是少数的统治,而是多个联合的少数的统治(minorities rule)。许多政策是不同政治集团冲突、商谈和妥协的结果,没有一个集团能够在绝对意义上代表多数。Robert Dahl, A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p. 81,133.如果上述观点成立,真正困扰人的与其说是“反多数”的问题,不如说是“非多数(non-majoritarian difficulty)”的问题。Mark Graber, The Non-Majontarian Difficulty: Legislative Deference to the Judiciary,7 Studies in American PoliticalDevelopment 35(1993)。

{184}关于审议民主理论,参见谈火生:《民主审议与政治合法性》,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相关译著可参见陈家刚编:《协商民主》,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谈火生编:《审议民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以及中央编译出版社的“协商民主译丛”。

{185}See Christopher Zur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Constitutional Review, 21 Law and Philosophy 467(2002);Christopher Zur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the Institutions of Judicial Revie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186}See James Stimson, Michael Mackuen&Robert Erikson, Dynamic Representation, 89 American PoliticalScience Review 543(1995).

{187}See Barry Friedman, Mediated Popular Constitutionalism, 101 Michigan Law Review 2596 (2003).

{188} See Mark Tushnet, Taking the Constitution Away from the Court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pp. 143~152.

{189} See Charles Franklin&Liane Kosaki, Republican Schoolmaster: The US Supreme Court, Public Opinion, andAbortion, 83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51(1989);James Stoutenborough, Donald Haider-Markel&MahalleyAllen, Reassessing the Impact of Supreme Court Decisions on Public Opinion: Gay Civil Rights Cases, 59 PoliticalResearch Quarterly 419 (2006);Patrick Egan&Jack Citrin, When the Supreme Court Decides, Does the Public Follow?(July, 2007),available at http: //ssm; com/abstract =998597.

{190}See H. W. Perry, Deciding to Decide: Agenda Set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Harvard UniversityPress, 1991 ; Vanessa Baird, Answering the Call of the Court: How Justices and Litigants Set the Supreme Court Agenda,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07.

{191} See Louis Fisher, Constitutional Dialogue: Interpretation as Political Proces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Barry Friedman, Dialogue and Judicial Review, 91 Michigan Law Review 577(1993).

{192} 关于美国选举和政治过程,参见L. Maisel&Kara Buckley, Parties and Elections in America : The ElectoralProcess (4th ed.),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2005。

{193} 参见Thomas Marshall, Public Opinion and the Rehnquist Court,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8,pp. 95~99(随着法官任职时间变长,他们越来越倾向于偏离主流意见)。

{194} See Robert Dahl, Decision-Making in a Democracy: The Supreme Court as a National Policy-Maker, 6 Journalof Public Law 279(1957).{195}〔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90 ~ 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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