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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论福利供给视域下的经济法功能
【作者】 陈治【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贸易法学院
【分类】 经济法
【中文关键词】 福利供给;经济法功能;利益配置;社会整合
【文章编码】 1007-788X(2009)06-0059-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9年【期号】 6
【页码】 59
【摘要】

经济法的功能一直是经济法理论探究的一个重要主题。但在传统的研究视域下,经济法的功能基本局限于克服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矫正性功能。尽管这种观点极具说服力并在相当程度上业已成为学界共识,但并不能遮蔽其研究路径中的固有局限性,即国家干预沿循一条单向运作的轨迹并对国家的干预能力抱有乐观的预期。而借助一种视域的转换,挖掘福利供给中经济法的利益配置功能与社会整合功能,将使经济法的功能研究获得极大的扩展,并有助于对“需要国家干预论”的经济法属性作出进一步的阐释。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42938    
  一、经济法功能探究的传统视域:矫正双重失灵
  一直以来,学者在对经济法的功能进行探究的过程中,基本都运用从市场失灵到国家干预的论证逻辑,提出经济法的功能即在于为克服市场失灵及政府失灵而提供一种调整国家干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其中对市场失灵的揭示又主要基于微观经济领域中诸如市场垄断等背离市场机制自身功能的现象。如果我们将这种主要基于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从国家与市场单向运动的关系推出结论看作是一条对经济法功能的认知路径话,那么,不难发现在这样的认知路径中,经济法的矫正性功能十分突出:即侧重于通过纠正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恢复市场机制的活力,进而达到维护公共竞争秩序,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当然,在既有的认知路径中,经济法对于公共经济领域内诸如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宏观经济调控等问题也并非缺少关注,但大都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出市场调节的不足及国家、政府干预相对于市场调节的优势地位乃至“取而代之”的倾向,因而“矫正”的色彩在总体上是较为浓重的。正如学者在论述经济法特有的“干预”观时所指出的那样,经济法的“干预”是指“当某种组织、机制不能自行解决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和障碍时,由外力介入加以解决的情形”,[1]换言之,经济法即是一种“治病法”,目的是复苏市场与发展经济,以使其产生更高的市场效率。与这种矫正性功能相适应,经济法主要提供了由国家单方面采取的诸如禁止、限制、命令等具有强制性特征的规制措施,更多依赖于具有强制性的调整方法,拥有公权力的国家及其代表—政府是实施干预的重要主体。而能够典型地反映经济法这一矫正功能的,是以反垄断法、反限制竞争法等为代表的市场秩序规制法律制度。当然,在这种功能路径下,经济法并非不考虑弱者的利益,只不过是“为了更强而扶弱”,也就是“使市场机制继续发挥效率甚或效率更高”,“只有经济发展了,增量利益增加了,弱势群体才可能得到更多的利益”。[2]这种通过经济增长从整体上有利于弱者的主张实际上承继了功利主义“加总效用”的思想,即“考察总收入水平而非它的分配”。[3]从其效果来看,经济增长同福利水平的提升并不具有直接相关关系,相反还可能拉大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增强了不公平感。因而,如果经济法将其功能仅仅局限于提升市场机制本身的效率的话,对于现实社会中正受到广泛关注的社会分配问题难以产生更为积极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强调国家对市场的矫正,这与经济法最初生成时的特定背景是须臾不可分的:克服市场垄断、促进自由竞争是形成经济法这一新兴法律现象的重要初始动因,而它一旦被发掘,便成为经济法存在最具说服力的依据。[4]但是,基于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从国家与市场的单向运动关系探究经济法的功能,这一认知路径仍旧存在一定局限性,表现在市场本身被当作国家或政府干预的逻辑起点与目标指向,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是完善市场竞争机制之后间接达致的结果;对国家或政府的干预能力抱有乐观的预期,国家或政府之外其他部门的功能角色基本未被纳入考量的范围。这就使得由此导出的对经济法的功能定位不可避免地存在偏狭之处。而其中的症结在于经济法所调整的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并不是一个二元对立的“零和状态”,而往往具有某种“混合物”的特征,呈现出二元“共生”的现象。国家与市场往往只是两种必须的但并不完善的选择,而且是在二者的不同组合间的选择与不同程度上的选择。因此,经济法不仅仅具有规范公权力单向运作以克服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功能,而且具有建构国家与市场双向互动机制的功能,具有联合公共权力领域、私人权利领域乃至第三领域的合力共同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的利益配置与法律整合的功能。而福利供给便是一个探究经济法上述功能的崭新领域,它有助于从一个新的路径—基于利益配置的均衡性,从国家与市场双向互动关系,定位经济法的功能。如此看来,经济法的功能的确尚有扩展的空间。那么,这样一个有助于转换经济法功能定位的新的视域究竟具有怎样的“庐山真面目”呢?
  二、经济法功能探究的新视域:福利供给
  (一)“福利”意涵的追溯与梳理:福利观的擅变
  关于福利的思想可谓源远流长。在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上,“经济人”的基本假定或称之为标准行为假设便已经包含颇具启蒙意味的福利思想,这即是自利行为的实施自然增进社会整体利益,而“福利”—无论是个人福利还是由此带来的社会整体福利,便潜藏于个体利益最大化满足的过程及结果中。这种福利观无疑充溢着强烈的个人体验与主观色彩,而市场机制本身足以成为福利最基本也是最充分的来源。
  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则通过紧密结合伦理学与经济学的研究路径,将不同的伦理考虑—如友善、同情、互惠、对他人效用目标的关注等作为一项重要的“工具价值”纳入个体目标的追求过程之中,论证了个体偏好或效用并不能充分代表福利真实蕴意的观点。[5]因为福利既可以从获取个人认为有价值东西的主观效用意义上进行解释,但也可以从获取有价值东西的能力意义上进行评价。比如一个长期失业者,也许给予他一点小的恩惠就使其感到快乐和幸福,这即是从主观效用意义上理解的福利;但如果我们并不因此减少对他主动争取机会与选择的可能性的关注,便是从能力意义上理解的福利。哲学家罗尔斯也进行了改造传统福利观的努力,他将福利与正义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在他构筑的正义论中,“福利”转变成可以被纳入正义原则调整的“基本善”(primary goods),它具体包括了基本的权利与自由、在各种机会下的移居自由和职业选择的自由、各种政府或社会的职位、收入与财富、自尊的社会基础五种类型。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内容是“参照公民的社会环境的客观特征加以确定的”,即“他们所得到保证的制度性权利与自由,他们能够得到的公平机会,他们从其地位对其收入和财富所抱的理性期望”,而并非公民自己的偏好和心理欲望。[6]同时在受正义原则调整的这些客观需要中,收入与财富分配的正义基础受到了特别的关注,成为罗尔斯正义论区别于古典自由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这即是以是否满足了最小受惠者的利益作为判断标准。[7]以此为中心,政府被赋予了保证机会均等与确保社会最低受惠值的重要职责,从而使得政府分配职能的强化在所难免。而倡导“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的功利主义哲学、基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形成的福利经济学,则是在政府干预与福利提供之间搭建起直接的联系,使一个为个体偏好或效用所主宰的福利概念具有了更为明确、客观、可操作、可规划的因素。申言之,福利与福利的有意识、积极、主动地提供,与外部力量的“分配”、与政府的目的逐步联系起来,进而可借助政府干预“审议、评价甚至控制私人偏好的形成过程”,使在市场中未能得到充分展示或者受制于既有不公正待遇所形成的偏好有机会通过政治的集体决策过程得以表达并改变,以此提升福利水平,而非仅仅停留于消极或简单地对现有状况抱以“尊重”的态度。[8]由此,在经济学、伦理学层面上的福利概念开始产生某种政治的意味。
  然而,真正使福利摆脱“功利”、“效用”、“幸福”等经济学、伦理学意义的窠臼而成为各种社会与政治思想的主导概念,则是在步入现代社会之后各种政府目的或作用理论广泛兴起并激烈论争的结果。而一旦被确定用以描述有别于政府传统角色的、新的政府目的或作用时,“福利”便不仅仅涉及对自由、平等、正义等延续久远的政治哲学论题作出重新诠释,更“不可避免地与当代福利国家的政策和制度联系在一起”,它一方面意味着政府担当的一项积极、能动的使命乃至必须履践的“职责”,另一方面则彰显出社会成员可以主张获取的“权利”,因而它已经成为“一个特别‘现代’的概念”,[9]并最终演化成一个法律术语。正如西方学者所言,在呈现利益分化趋势的现代社会,从政治和法律上承认公民的福利权已经变得格外重要。[10]因而,本文的逻辑基点是现代意义的福利概念。
  (二)福利供给的本质属性及其实现方式:新的政府目的与新的实施机制聊五分钱的天吗
  在理论上,福利供给可以归属于一种新的政府目的论范畴。其与传统行政目的具有显著的差别。传统行政局限于承担不得侵犯公民自由与权利的消极义务或负面义务,并在维护公共秩序所必要的幅度和范围内,行使具有单方性、命令性与强制性特征的公共权力。学界亦将这种意义上的政府目的论称为“干涉行政”、“秩序行政”、“负担行政”。[11]而以福利供给为代表的现代行政则更加侧重于进行直接助益性的积极干预,其具体内容大致包括涉及日常生活所必需之公用企业的经营,以及关乎生活保障之福利供给,除此之外,作为向私人、私营企业提供资金或其他财产利益的助长行政或称资助行政亦通常被纳入该项积极义务的内容中。[12]因而,将福利供给的本质置于有别于传统政府目的的一种新政府目的论范畴中进行分析是妥当的。
  在总体上,福利供给意味着政府担当的具有直接助益性的积极义务。它与“福利国家”、“保护国家”、“助长行政”、“给付行政”或“服务行政”等新涌现的政府目的及作用论是完全契合的,呈现出“行政之自我肯定与其主动、积极及弹性化之要求”,彰显“授益行政”的共同特质与利益配置的强烈色彩。[13]
  而这一新的政府目的的实现是否需要政府“亲历亲为”呢?事实上,福利供给天然地具有公共供给与私人供给的“混合物”特征,换言之,福利供给并非需要政府直接承担具体实施的义务,相反,可以通过以市场为基础的多种新的实施机制将供给任务交由其他部门具体承担。这是因为,就“福利”本身而言包含了公益性与私益性的双重属性:一方面,它承载着诸多纯经济性因素(如效率)所无法全面涵盖的非中立性、非技术性甚至一些难以量化的偏好与诉求,而“私人市场在技术上无法有效率地记录这些偏好”,[14]因而存在着公共供给的客观必要性;另一方面它的“生产”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个体受益者的具体、个别与分散化的评价,而市场能够基于可辨识的个人消费者数量及其需求进行有效率地供给,并与多元化的需求相适应,因而私人供给又存在合理性与可行性。这就形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展现这类“产品”公益性的一面,意味着排斥以效率为基础进行“生产”,于是“尽管有效率观点允许一些国家供给的福利服务,但首要目标是再分配性质的”;而展现这类“产品”私益性的一面,又意味着更加看重基于个人利他主义偏好而在国家之外发展起来的生产体系,于是如果说存在一定的理由“支持集体供给国防和洁净水等更为传统的公共物品”,那么关于“福利和救济也可以类似地供给”则并不具备正当性的基础。[15]因此,作为政府承担的一项新的目的在其具体实施过程中,应当尤为注重协调政府主体、各非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最大限度地整合各自部门的资源优势,以共同增进社会福利水平。
  (三)福利供给的基本蕴涵
  福利供给,即是政府主导、多部门共同参与的,具有直接助益性的利益配置过程。
  1.福利正从早期的偏重于个人“道德判断”的概念发展为具有多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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