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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青少年犯罪问题》
绿色司法视野下的未成年人保护性司法
【副标题】 浙江省未成年人司法研究会学术年会综述
【英文标题】 The Protective Justice for Minors Under the Green Judicial System
【作者】 裘菊红刘昊
【作者单位】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副处长}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检察官助理}
【分类】 司法【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1【页码】 115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4516    
  绿色司法是推动浙江检察工作高水平发展的驱动力、思路引领和工作要求。未成年人检察作为践行绿色司法的“试验田”“高产田”,发展方向和实践路径就是推行未成年人保护性司法,通过对涉罪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涉案未成年人权益维护、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实现全方位司法保护,最大限度减少司法负面产出,最大限度促进未成年人社会治理体系法治化、现代化。为深入践行绿色司法理念,全面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性司法,2017年12月18日,浙江省未成年人司法研究会学术年会暨“绿色司法视野下的未成年人保护性司法”主题研讨会在杭州召开。
  浙江省政府法律顾问、省法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牛太升,浙江省未成年人司法研究会会长、省检察院党组成员黄生林副检察长,浙江省未成年人司法研究会副会长、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阮方民教授,浙江省未成年人司法研究会副会长、省法学会研究部胡铮副主任等专家出席了本次研讨会,来自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浙江省公安厅、浙江省未管所、浙江省文明办、浙江省关工委、浙江省妇儿工委、共青团浙江省委员会、浙江省律师协会等机关、团体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以及浙江省各市、(县)区未检工作的检察官代表共70余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与会代表围绕“绿色司法视野下的未成年人保护性司法”这一主题,分别就“未成年人司法创新”“未成年人入罪问题”“未成年人司法特别程序”“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体系”等四个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和深入研讨。
  一、未成年人司法创新
  我国的未成年人司法尚处在探索、建设阶段,并且呈现出实践探索引领、推动立法的特点。未成年人司法成为整个司法领域中制度创新、机制创新的重要领域,这是当前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未成年人司法创新既有体制机制的创新,也有对既有制度的创新发展。
  (一)关于少年检察院
  在体制创新方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课题组探索新形势下少年检察院建设的必要性、可行性。课题组成员、衢州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主任范水姣提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具有特殊性,其在司法理念、职责任务、业务范围、评价标准等方面都与成人司法有显著的区别,是独立的检察业务类别,这种特殊性决定了设置专门未检机构的必要性。如果与成年人业务部门混岗,将不利于未检工作的开展与发展。
  从司法理念上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要秉持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坚持对未成年人施行特殊保护、优先保护、双向保护,注重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和挽救。而成人刑事司法更加注重定罪量刑的准确性,具有报应主义刑法的色彩。
  从职责任务上看,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重点在于查明犯罪事实、惩罚犯罪分子,而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则不以实现惩罚为首要目的,而以保护未成年人权益、预防再犯、帮教未成年人为出发点、着力点和落脚点,除司法办案和诉讼监督职能外,还承担着帮扶教育、预防犯罪等社会职能,大量工作不仅仅是刑事办案,而在于专业性的帮教、预防、维权。
  从业务范围上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不仅需要集中开展“捕、诉、监、防”四措并举的刑事办案工作,还要结合检察工作开展一系列的心理干预、帮教预防和法制宣传等工作,同时针对在押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开展未成年人刑事执行检察监督工作、开展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以及公益诉讼工作,另外还要强化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宣传,这些如果仅由一个未成年人检察业务部门来完成,显然不堪重负。成立相对独立的少年检察院,根据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类型开展工作,将一定区域内的未成年人检察业务集中在少年检察院内统一办理,则既可以解决专业化、职业化的问题,又可以解决集约化的问题。
  从评价标准上看,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检察官不能仅负责审查证据、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同时还必须在了解未成年人成长经历、犯罪原因、教育监护条件等情况的基础上对其选择合适的帮教手段,与有关部门、社会组织共同商定帮教和监督考察方案,这也是未检办案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少年检察院”设立的可行性方面,范水姣指出,当前未成年人保护日益得到各部门的重视,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应当作出回应,发挥应有的作用。我国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已经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发展,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有着良好的基础,全国各地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各具特色。此外,设立少年检察院也具备充分的法律政策依据、现实的物质条件和时机条件,当前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为设立少年检察院创造了时机。
  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诉讼法系主任王建林教授指出,从业务范围看,未检工作已经从单一刑事案件办理拓展到民事、行政、执行监督、公益诉讼以及未成年被害人保护等方面,为少年检察院的提出和建设打下了基础。王建林认为,从国际上看,自美国伊利诺伊州创设少年法院,少年司法制度建立以来,几乎没有少年检察院的设计。结合我国当前检察改革中跨区域检察院改革,少年检察院的提出就是一种创新,而且还兼顾了与现有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发展的承接。在面临内设机构改革的时候,未检工作如果不强调、不继续往前发展,也许可能就会慢慢萎缩。但实际上,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不仅不会萎缩,而是会更加强调。我国的检察院处在承前启后的地位,是宪法上的法律监督机关。从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与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区别来看,未检工作具有积极性,不仅是对已然犯罪的处罚,还有很多积极的预防工作。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是一个体系,包括司法系统内部的关系以及司法体系与外部的关系,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体系的设计不单单是考虑设立少年检察院的问题,检察机关可以起到引领作用。不能给市场做人工呼吸
  (二)关于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登记和有限公开制度
  在制度创新方面,对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的登记和有限公开机制,是一项借鉴国外成熟做法并结合本地实际的制度创新。慈溪市人民检察院未检科科长林莉敏详细介绍了宁波慈溪市出台该项制度的背景、过程和具体内容。
  1.制度背景和过程。性犯罪被认为是最严重的犯罪类型之一,相对于其他犯罪类型而言,性犯罪者重新犯罪的概率更高,因此,各国除了制定严格的刑罚惩处性犯罪者之外,还采取一定的措施防止性犯罪者重新犯罪,性犯罪者登记与社区公告制度是一些国家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近年来,我国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大量发生,如何减少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已经成为当前司法机关面临的重大课题,在我国未成年人司法领域构建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登记和有限公开制度已经具有迫切的现实需求。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2016年3月慈溪市人民检察院出台《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实施办法(试行)》,同年5月,慈溪市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四机关联合出台《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实施办法(试行)》。为对该制度进行深入研究,是年8月,在慈溪市召开了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制度专家论证会,来自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宪法与行政法学、民法学、犯罪心理学等领域知名专家、教授和实务部门专家参与论证。2017年7月,又联合教育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卫生与计划生育局共九家单位共同出台了《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在原有规定的基础上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完善。
  2.制度的具体内容。将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界定为有限度的公开:(1)公开的种类分为信息登记、信息查询、信息通报、信息公告、择业禁止等方式;(2)公开的对象是实施了严重性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人员或者再犯风险较高的犯罪人员,并非所有实施了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的信息都被公开,而是有范围的;(3)信息登记期限一般为五年,犯罪人员在期限内没有再次实施性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的,应当封存其个人信息。信息公告期限一般为二年,犯罪人员在期限内没有再次实施性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的,法院、检察院、公安(分)局、司法局应当撤销对其个人信息的公告,转为对其个人信息予以登记、提供查询;(4)登记查询限制,《办法》对登记信息查询的主体、内容、程序、目的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5)其他方面,该机制严格规定了对未成年犯罪人和被害人的个人信息保护。为了保证信息的准确性,规定犯罪人员信息登记程序。另外,还规定了择业限制及信息通报等具体内容。
  3.制度引起讨论和价值。慈溪的实践引领了全国对此制度的探索,比如上海闵行区“人民”检察院和江苏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检察院均开始探索相关的制度设计,开启了性侵害儿童犯罪人信息登记、公告制度以及职业禁入等相关制度的本土化实践与探索。慈溪的探索同样引发学界对犯罪记录制度、性犯罪者信息公开制度的研究,并且就如何平衡保护未成年人与实施性侵害者个人信息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为我国相关制度在学理研究上的进一步深化起到了推动作用。
  平湖市人民检察院张盈在对美国“梅根法案”的起源和内容进行比较和考察后,提出要构建适应本土要求的性侵未成年人信息公开制度。结合慈溪的制度创新,张盈分析指出其在本土化进程中所遇到的阻碍和面临的问题。一是打破传统伦理道德的保守化处理;二是注意保护隐私,避免被害人的二次伤害;三是保障犯罪者的基本生存权,减少社会歧视;四是经济发展不平衡,信息传递不通畅。建议从基层建立性犯罪者登记制度,引入大数据分析,建立性犯罪人员信息库。在制度运行过程中,必须严格规范查询和公开程序,谨慎进行性犯罪者危险性评估。在制度的延伸上,可以考虑建立特殊行业禁入规则,并构建综合监督矫正体系。
  (三)关于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
  乐清市人民检察院史淑菊以浙江省首例支持监护权撤销诉讼为例,对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制度进行了探究。《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诉讼主体、可以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情形等方面作出了规范,但对检察机关职责的规定比较简单且缺乏可操作性。加之,实践中未成年人公益诉讼制度缺位、撤销监护权的程序安排缺失以及法律监督不力的问题都影响到未成年人监护权撤销案件办理的真正落实。有必要明确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公益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完善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权运行的相关规则,规范监护权案件程序操作细则。通过构建监护监督体系,来解决监护案件线索发现难的问题。
  遂昌县人民检察院吴松燕针对撤销监护人资格之诉提起时限不明的问题,认为基于《意见》第30条,同时属于第35条规定的情形之一而提起的撤销监护人之诉系建立在监护侵害行为构成犯罪的基础上。如果未成年人及其临时照料人在一审判决生效之前一直没有提出,此时的检察机关亦不宜提出;如果在一审判决生效之后,未成年人及其临时照料人还是没有提出,此时的检察机关就应当及时介入查明原因,如果查明未成年人及其临时照料人明确表示放弃的,则由检察机关督促民政局提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诉讼。
  二、未成年人入罪问题
  此次研讨会上,也有专家、学者对未成年人入罪标准等实体法问题展开了研讨。
  (一)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独立定罪机制
  拱北海关缉私局王江淮从刑法理论上对少年犯罪定罪机制进行了研究,指出我国当前少年犯罪定罪机制面临的理论困境是:“理性人”假设背离了少年刑法的立论基础;报应主义刑法理念违悖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其面临的实践困境主要包括主体困境,即少年定罪主体并不独立,以及法律依据上的困境,即少年犯罪与普通犯罪适用同一种犯罪构成。
  1.少年犯罪定罪机制的逻辑起点。构建独立的少年犯罪定罪机制的逻辑起点应为少年犯罪人。我国现行刑法是在客观主义基础之上架构起来的,关注的是行为,而非行为人。少年犯罪更应注意行为人,因为少年犯罪人格与其他类型的犯罪人格之间具有差异性。但这并不排斥行为刑法的精髓,并非要走向刑事法治的背面,而是在遵循形式合理性、罪刑法定等前提下,将对犯罪人的考察提前到定罪阶段。
  2.“犯罪事实+保护性”定罪机制的提出。综合借鉴德国少年法院法、日本的“非行事实+需保护性”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虞犯事由+虞犯性”,提出建构“犯罪事实+保护性”的构成要件。所谓的犯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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