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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犯罪研究》
近二十余年我国犯罪学研究方法之流变与反思
【作者】 周奕澄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2019级刑法学硕士研究生}
【分类】 犯罪学【中文关键词】 犯罪学;研究方法;思辨方法;实证方法
【期刊年份】 2020年【期号】 3
【页码】 57
【摘要】

犯罪学有别于其他刑事法学科,在研究方法上独具特色。近二十余年我国犯罪学研究方法的流变始终围绕思辨方法与实证方法两条主线,并引入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等邻近学科的研究方法,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同时也存在思辨方法创新上的不足、实证方法深度不够以及跨学科方法淡化本体的问题。未来我国犯罪学研究应当坚持思辨方法与实证方法相融合,建构以本体犯罪学研究方法为基础的、多学科视角下的犯罪学研究方法之路径。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95060    
  

一、前言:研究方法之于犯罪学研究的重要性与特殊性

(一)研究方法之于我国犯罪学研究的重要性

在我国,犯罪学的诞生和发展与三个重要时间节点密切相关。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年8月,随着中共中央关于提醒全党重视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58号文件的发布,我国犯罪学由此脱胎于青少年犯罪研究。1982年,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宣告成立。1992年,中国犯罪学研究会正式成立。其后至今,在我国犯罪学学者们的不懈努力之下,“犯罪学已经成为我国法学中的一门显学。”[1]

自20世纪90年代我国犯罪学步入新发展阶段至今的二十余年时间里,研究方法问题一直被摆在我国犯罪学研究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要想使我国的犯罪研究在现有基础上实现进一步突破,首要的问题是解决‘方法论’的问题”,[2]“有关犯罪学研究方法问题是历届犯罪学研究会都集中讨论的”,[3]更有学者进一步强调,“研究方法是犯罪学的生命。从一定意义上说,犯罪学是一门关于方法的学问。”[4]诸如此类的论述体现了学者们对犯罪学研究方法的重视,研究方法之于我国犯罪学研究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二)犯罪学研究方法的特殊性

一般说来,部门学科的规定性是以其特殊的方法为标志,换言之,独特的科学的研究[5]方法是一门科学赖以建立的途径和基础。梁根林教授归纳出刑法学的三种基本研究方法,即基于刑法的规范性的注释研究方法、基于刑法的哲学性的哲理思辨方法和基于刑法的现象性的实证分析方法,简称为注释、思辨和实证三种方法。[6]“从方法论的科学性来说,基于文本规范解释的注释方法,止步于分析和归纳的逻辑学范畴之内,是刑法学研究的传统方法;思辨方法是哲学的研究方法;而实证方法则属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引用。” [7]有别于刑法学的注释研究方法,犯罪学研究则更多地采用思辨和实证的方法。

其一,与刑法学以法规范为核心、注重阐释规范含义和探寻规范目的这一规范分析方法不同,犯罪学关注的则是犯罪现象本身和犯罪人,其主要采用观察和实验等实证分析方法,研究犯罪人的生理、心理因素及犯罪人格形成和犯罪的社会环境因素,对犯罪产生原因作出科学的分析和揭示,并针对不同犯罪原因提出和采取各种有效的预防措施。[8]质言之,“犯罪学以整体实证的方法来审视犯罪的社会事实,刑法学则以罪刑法定的方法来分析法律之内的犯罪”。[9]

其二,犯罪学的研究需要从微观与中观的犯罪行为与犯罪现象观察中归纳并抽象出犯罪的本质与一般规律,而此过程必须引入哲学的思辨方法作为研究工具。

由此观之,犯罪学在研究方法上有其特殊性,而犯罪学的独立正是通过方法论的革新,尤其是实证方法的引入而实现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犯罪学有勇气、有能力从刑法科学的专业樊篱中脱离出来,自成体系,除了研究对象的差异之外,研究方法的革新必定是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10]基于此,本文拟以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今的二十余年为时间线,尝试对这一时期我国犯罪学研究中主要使用的研究方法作一简要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其研究方法进行评价与反思,希冀为今后我国犯罪学研究方法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

二、回顾:近二十余年我国犯罪学研究方法之梳理

(一)思辨方法之坚守

如前所述,思辨方法和实证方法是犯罪学研究两种最主要的方法。与西方以龙勃罗梭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犯罪学派主张以实证的方法研究犯罪问题的模式不同,我国犯罪学研究深受儒家思想方法的影响,通常从现象出发,用思辨的方法进行现象的归因,分析其相互关系,进而推断出结论,[11]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思辨式的研究。储槐植教授在谈及中西方犯罪学研究方法时,也指出了“国人长于思辨,西人长于实证”这一事实。[12]

所谓思辨,即抽象推理,其区别于表象和经验。思辨方法是人们用以自觉进行辩证思维的逻辑手段,一般主要应用于科学研究和建立科学理论体系,因此是一种理论思维方法。[13]以思辨方法建构理论体系的基本程序是,首先将最简单普遍的一般原理和规定作为该学科的理论出发点,之后再对其进行不断深化与丰富,同时将其充实和具体化,直至该理论体系的研究对象得到完整阐述为止。[14]以公理演绎法和假说演绎法为代表的演绎方法即是将思辨方法的进一步具体化。公理演绎法的前提是理性中不证自明的、绝对正确的先验真理,假说演绎法的前提是未经验证的假说。[15]简言之,思辨方法在犯罪学研究中是从“提出假设或依据公理”出发,通过反复演绎直到完整阐述研究对象为止,继而得出最后的研究结论。近二十年来,我国犯罪学研究一直坚持对思辨方法的运用,具体体现如下:北京大学互联网法律中心

首先,关于犯罪原因的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先后提出了“远正近负效应论”“社会震荡代价支付论”“犯罪成本理论”等犯罪原因论。同时,我国犯罪学学者热衷于寻求一般意义上、整体的犯罪问题的根源,通常从哲学的层面探讨人类社会为什么存在犯罪问题,先后提出了“非平衡因素论”“犯罪张力场论”“非规范行为论”“文化与犯罪人格说”“本能异化论”等十余种学说。[16]例如,“本能异化论”的理论出发点是,人的本能活动旨在升华为创造性劳动、促成意识产生,人的本能行为所遵循的“快乐原则”和“个人中心主义”是与客观的社会存在和社会价值规范直接对立的,因此它一旦外化,就有可能被社会定为非规范行为,其中即包括犯罪。由此可以推断出,犯罪的本源在于本能异化。[17]

其次,进入21世纪以来,学者们不再仅仅局限于研究犯罪产生的原因,而就犯罪原因与犯罪现象的关系展开了更多的思辨,相关讨论即是我国犯罪学研究中思辨方法运用的一次淋漓尽致的体现。如王牧教授基于对犯罪原因学研究的反思,认为犯罪学研究的困境在于,“在事实和逻辑上把犯罪不存在作为犯罪学的理论前提”,[18]从而导致犯罪学忽视了对犯罪现象的研究。据此,他呼吁中国的犯罪学研究应当“走出犯罪原因学,向整体犯罪现象学进发”。为了与今天的犯罪原因学相区别,他认为可以暂时称之为“犯罪存在学”,实际的意义就是“整体的犯罪现象学”,[19]并由此设计了犯罪学的结构体系,即“犯罪现象发生——犯罪现象存在——犯罪现象对策”。[20]“犯罪现象学”理论形成了一个自洽的逻辑体系,其提出后被理论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亦有学者展开了对于这一学术主张的批判,这些批判也多从哲学思辨的角度进发。如皮艺军教授提出的批判侧重于对犯罪现象与犯罪原因范畴的理解以及现象与原因关系论问题,其将“现象”分为主观现象与客观现象,进而运用哲学上“现象——原因”这一对范畴进行分析,指出现象永远是原因的前提条件,原因是对现象存在的本质性应答,因而“犯罪现象学”颠倒了“存在”与“原因”的关系;[21]又如,有学者从哲学的基本命题“事物的存在都是由因果关系构成的”出发,进而指出犯罪原因是犯罪现象存在的基础,由此颠覆了“犯罪现象学”的内在逻辑。[22]由此可见,学者们关于犯罪原因与犯罪现象关系的讨论主要运用的是思辨的方法,且以直接推论与间接推论为主要工具。

最后,“本体犯罪学”理论的提出与发展同样强调了思辨方法的重要性。进入21世纪,严励教授提出了“本体犯罪学”的研究路径,认为从本体犯罪学的视角出发,犯罪学至少要回答“什么是犯罪学”和“犯罪学研究什么”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研究犯罪的认识论;另一方面是科学地界定犯罪学研究的范畴。[23]“本体犯罪学”理论认为犯罪学的终极目的在于能否为犯罪的研究提供研究工具——一系列能够准确解释犯罪现象的概念和范畴,并使其构成一个能够解释各种犯罪现象和问题的理论体系,即本体犯罪学理论体系。[24]由此观之,本体犯罪学将能够准确解释犯罪现象的概念和范畴作为出发点,不断将其丰富和深化,以能够解释各种犯罪现象和问题,充分体现了运用思辨方法建构理论体系的特征。

(二)实证方法之发展

实证方法也可以称为实际证明的方法,是超越和排除价值判断,通过对实地调查和观察所得的经验资料的考察,以分析和预测社会行为客观效果的一种研究方法。[25]如美国犯罪学家昆尼与威尔曼所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讲,所有的现代犯罪学在方法基本阐述上都是实证主义的,大部分犯罪学者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实证主义者。”[26]

与西方犯罪学以实证研究为主的情况不同,长期以来我国犯罪学研究在实证方法运用方面较为匮乏。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犯罪学学者为改变我国犯罪学实证研究薄弱的状况进行了不懈努力。具言之,近二十余年,实证方法在我国犯罪学研究中的运用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该阶段为我国犯罪学研究运用实证方法的起步阶段,学者们先后就开展犯罪学实证研究的重要性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呼吁,并有部分学者开始付诸实践。如有学者指出,“纯理论研究的学科,不需要什么规范系统的手段和方法,只要能做到有实际根据,逻辑完整、自圆其说就成。但犯罪学不同,它是经验科学,必须要有一套遵循的方法——即实证的方法。”[27]周路先生在1995年领衔主编了其第一本犯罪学实证研究的著作——《当代实证犯罪学》,作为一次实证犯罪学应用研究的积极探索,这一成果受到业内学者的普遍肯定。[28]此后,其又进一步强调,“在我国的犯罪学研究中,如果长期对实证研究不予重视,那是不利于犯罪学发展的。”[29]这一阶段虽然在整体上有关犯罪学实证研究的成果不多,但实证方法由此开始为犯罪学学者们所重视并逐渐应用于其后的具体研究之中。

第二个阶段为步入21世纪的之后的十余年。在这一阶段,中国犯罪学实证研究在方法上进一步优化,在成果上初具规模。据有关学者统计,1993-2001年间由国家社科基金所资助的303项法学项目中,没有一项研究的标题带有“实证”字样;而在2002-2009年间,国家社科基金每年都资助1至3项法学“实证”项目,8年间共有857项法学项目得到资助,其中共有12个项目带有“实证”字样,占比1.4%;而在2010年、2011年所有法学课题中,分别有8项和14项带有“实证”字样,分别占4.0%和5.7%。[30]笔者以“犯罪”与 “实证”为主题[31]在中国知网中进行了文献检索,结果显示,相较于20世纪90年代相关研究数量均为个位数的情况,21世纪前十余年的有关犯罪学实证研究的文献数量呈现出指数型增长的态势,其中仅2003年一年有关实证犯罪研究的发文量就超过20世纪90年代的发文量之总和(详见图1)。由此可以看出,“进入21世纪的犯罪学,在其分析范式上已无可逆转地走向实证,以扎扎实实的实证研究嵌入现代社会。”[32]这一阶段的实证研究多针对“某一类群体犯罪”或“某一类犯罪”,如青少年犯罪、流动人口犯罪、走私犯罪、职务犯罪、杀人犯罪等,[33]亦有以某一地区的犯罪为分析对象。[34]此外,这一阶段的研究也显示出实证方法与思辨方法融合的特征。例如,张小虎教授深入监狱实地调查,结合典型个案(访谈调查)的定性剖析与统计(抽样问卷)的定量分析,提出了犯罪的化解阻断模式理论,他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犯罪主要缘于社会分化中社会结构方面无以化解的紧张,以及其在个体生活中的投射。他将该命题在宏观上表述为,转型期中国社会犯罪率的增长主要源于意识价值、社会分层的失衡而构成的社会紧张,尤其是由于这种紧张缺乏合理有效的制度规范予以化解;在微观上表述为:犯罪行为≈紧张(目标-现实)-化解(合法方法+违法成本)。[35]

图1 近三十年我国以“犯罪”与“实证”为主题的发文数量统计(图略)

第三个阶段则为近五年,得益于大数据时代日益丰富的信息资源与中国裁判文书数据公开的良好条件,我国犯罪学学者们开始利用司法大数据展开新一轮的犯罪实证研究。例如,有学者认为,“随着司法统计数据的公开,裁判文书大规模上网,中国第一次有了全国性、全样本、细节化的法律数据,为犯罪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和丰富宝藏。法律大数据的出现,使得基于大数据的实证研究成为可能。近年来,随着裁判文书大规模上网,大数据的犯罪分析方法成为犯罪学研究非常有效的方式。”[36]这一阶段的犯罪学研究借助大量的裁判文书数据,实证研究的对象和范围进一步扩张,研究类型也更加丰富。[37]

(三)跨学科研究方法之引入

从龙勃罗梭引入人类学(生物学)的研究方法形成犯罪人类学,到菲利引入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形成犯罪社会学,再到加罗法洛引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形成犯罪心理学,犯罪学始终处于法律学科和其他学科的边缘。这种边缘性使犯罪学具有跨学科的特点,因而在整合犯罪学的时候,又使犯罪学具有综合性的特点。[38]简言之,由于犯罪学具有边缘性与综合性的特点,学者们在进行犯罪学研究时不可避免地要引入其他邻近学科的研究方法,这也使得犯罪学的研究远离“一言堂”,而在研究方法上呈现出异彩纷呈的景象。近二十余年中国犯罪学的研究方法同样如此。具体而言,学者们先后引入了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经济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极大地充实了中国的犯罪学研究。

1.社会学研究方法

社会学方法在犯罪学研究中的运用主要是从社会视角来揭示犯罪的客观原因并据此进行犯罪对策的思考,具体以犯罪人所处的社会结构、犯罪人本人的社会化过程以及犯罪人在社会中的冲突为依据对犯罪人犯罪的客观原因进行分析,由此形成了犯罪社会学理论。[39]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犯罪学学者就已经开始关注犯罪社会学,甚至有学者认为,“犯罪学除了属于社会学之外再无别的归宿。因此,犯罪学与犯罪社会学仅仅是同一门学科的两个不同名称而已。” [40]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者们在系统介绍国外犯罪社会学有关理论的基础上,也开始运用社会学方法对我国犯罪学研究进行指导。如有学者提出了“群体犯罪现象”的范畴,注重犯罪作为社会现象所应具有的社会属性,以充分揭示犯罪产生的根源。[41]进入21世纪之后,许多学者尝试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一些犯罪现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例如,有学者对我国“聊天室性爱”这一特殊社会现象进行了犯罪社会学的分析,认为多数网民进行网络性爱活动的主要原因源自“身体缺场”所形成的实际身份与网络虚拟身份的差距的安全感。[42]其后,越来越多的学者从社会学的角度对诸如青少年犯罪、女性犯罪、流动人口犯罪等类型犯罪的原因进行了剖析。[43]不难看出,社会学研究方法已逐渐成为我国犯罪学研究中的一种常用方法。

2.心理学研究方法

心理学研究方法也是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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