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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治与法律》
剔除附庸性:经济学之宏观调控的经济法改造
【副标题】 兼论国家投资经营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区别【作者】 漆思剑
【作者单位】 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分类】 经济法
【中文关键词】 宏观调控;经济学之宏观调控;经济法之宏观调控;国家投资经营法;宏观调控法
【文章编码】 1005-9512 (2009)03-0123-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9年【期号】 3
【页码】 123
【摘要】

经济法之宏观调控源于经济学之宏观调控。我国经济法学界之所以对宏观调控法的内涵和体系有不同的理解,关键在于有些学者全盘移植经济学的概念。由于学科特质不同,经济学之宏观调控具有与经济法之宏观调控不同的内涵。经济学之宏观调控原本是一种宏观政策工具,等同于国家干预经济,而经济法之宏观调控只是国家调节社会经济关系的一种方式;经济学之宏观调控的主旨是实现四个宏观经济目标,而经济法之宏观调控则立足于社会经济总体效率与社会经济总体公平。为了促进经济法学科健康发展,必须对诸如宏观调控之类的经济学概念念进行相应的法学改造。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8016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我国经济法学的研究已经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共识。比如,关于经济法的本质,逐步认同了经济法是国家管理经济之法、经济法体现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等。在经济法的体系方面,从形式上看,对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的性质与地位,已经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可,但对国家投资经营法或国有企业法的归属还有争论。很多学者认为国家投资经营法不能作为经济法的独立组成部分,而应归属于宏观调控法之中。[1]
  事实上,在这种基本认同之下其实存在许多相左的观点。比如,就市场规制法而言,大体认同其属于经济法独立组成部分;但对市场规制法的内部构造有不同看法。[2]较之市场规制法而言,学者们对宏观调控法的理解存在更大差异,体现在对宏观调控法的内涵和体系的把握等多个方面。这些观点差别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法学科体系的发展和完善。
  为此,本文拟从宏观调控的词源开始,分析宏观调控法的内涵,对宏观调控法和国家投资经营法之间关系进行详尽比较,并在此基础上论证经济法体系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
  一、中国经济法诸学说中宏观调控法内涵及构建之比较
  在经济法学界,虽然大都认同宏观调控这一概念,也认同宏观调控法是经济法的组成部分。但由于宏观调控概念源于经济学,经济法学界对宏观调控法的界定难免产生分歧。
  关于宏观调控法,我国经济法学界对其内涵和内部体系的理解也大不相同。有学者将宏观调控法定义为“国家对经济运行实施宏观调控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3]“需要国家干预说”认为,宏观经济调控是指国家从经济运行的全局出发,运用各种宏观经济手段,对国民经济总体的供求关系进行调节和控制。宏观调控法是调整宏观经济调控之法。该观点将宏观调控法律体系分为两大类:其一,规范指导性宏观调控关系的法律和法规,如产业调节法、计划法;其二,规范调节性宏观调控关系的法律、法规,如金融法、国有资产管理法、环境法、自然资源法、能源法等。[4]“国家协调说”认为,宏观调控是指国家为了实现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对国民经济总体活动进行调节和控制。宏观调控法是调整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该观点将宏观调控法律体系分为由计划法、投资法、预算法、税法、中国人民银行法、价格法等构成。[5]“经济管理与市场运行关系说”认为宏观调控法包括财政税收法、金融法、自然资源和能源法、环境保护法。[6]“国家调节说”认为,宏观调控法是调整国家对社会经济宏观调控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对国家经济调节的方式主要是大量采用引导促进方式,对社会经济活动给予指导、鼓励、提供帮助和服务,引导和促进其按照国家所希望的方向和途径运行。[7]其功能和任务是规范国家宏观调控中各有关主体的行为,维护宏观调控秩序,保障国家宏观调控顺利进行和目标实现。该观点把宏观调控法体系分为计划法、财政法、税法、金融法、价格法和产业政策法等组成。
  在上述不同定义之下,宏观调控的内涵与外延不尽一致。究其原因,主要是经济法之宏观调控渊源于经济学之宏观调控。厘清经济法宏观调控之内涵、对经济学之宏观调控进行法学改造,是宏观调控法健全发展的关键所在。
  二、经济学之宏观调控的经济法改造
  经济法上的宏观调控原本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有不少学者把国家投资经营法归属于宏观调控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对经济学和经济法之宏观调控没有进行必要的区分。[8]
  我国经济法体系中的宏观调控概念源于西方宏观经济学,但宏观调控法的称谓却是我国特产。在我国,宏观调控一词最早出现于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中。1992年我国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的目标模式,为宏观调控的大规模使用提供了土壤。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作出“完善宏观调控”的明文规定后,宏观调控成为了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的概念。感觉黑人都特别团结
  经济法之宏观调控的界定虽然离不开经济学中宏观调控的界定,但其同时必须体现法学的内涵,不能把经济学中的概念照搬到法学中来。准确说来,西方经济学中没有出现宏观调控一词,而只有“宏观政策工具”之说。[9]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在理论上论证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创立了宏观经济学。此后,宏观经济学成为了西方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主要学说。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宏观也成为与微观相对立的一个领域,具有明确的界定。一般而言,宏观专指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生活中总量方面的问题,包括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之类的总量;社会商品,服务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货币的供给与需求;国家预算的收入与支出,结余与赤字;对外贸易的出口与进口,外汇收支的顺差、资本的流出与流入之类的总量及其对比关系;相应的经济增长率,物价水平和通货膨胀率、工资率和就业率,利息率和汇率之类的总量及其对比存在相互决定关系的比率等。[10]
  其实,西方经济学的宏观和微观不是一对范畴。微观经济学的基础是单个消费者、厂商和生产要素价格,而宏观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总量,这是用不同标准进行的划分。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事实上,这就存在关于经济的两种不同的体制。在一种体制下,当经济系统的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时,应用宏观经济学原理;在另一种体制下,当经济系统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时,就应用微观经济学原理。这两种不同的、几乎没有联系的体制反映在如何写教材和讲课上,无论先讲微观经济学还是先讲宏观经济学都没有差别……经济学界已经逐渐认识到宏观经济行为必须与其背后的微观经济学原理联系在一起;只有一套经济学原理,而不是两套。”[11]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教材就没有把经济学截然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
  为了实现所谓的宏观性经济目标,必须采取必要的经济政策。在斯蒂格利茨和萨缪尔森等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看来,宏观调控相当于宏观经济政策的运用。[12]这些经济政策不仅包括计划、财政、税收、金融、价格、产业政策等经济杠杆,也包括反垄断和国有化等政策。
  可见,在西方经济学中,宏观政策工具(调控)几乎可与国家干预通用;国家为弥补市场缺陷对国民经济进行调节和控制的各种措施都可归纳为宏观政策工具,包括反垄断、国家投资、各种宏观经济手段。所以,在西方经济学中,市场规制和国家投资经营(国有化)也是西方经济学所谓的宏观政策工具。目前非常流行的西方经济学的经典教材除了涉及到财政、税收、金融、价格、产业政策等宏观政策工具外,对反垄断、国有化和私有化也都有涉及。[13]
  因此,经济学之宏观调控明显不同于经济法之宏观调控。经济学的宏观政策是从广义上理解的,其前提是自由经济。因此,大凡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都是宏观经济政策。对应经济法领域,不仅包括宏观调控法,还包括国家投资经营法,也包括市场规制法。如果把经济学概念照搬到经济法学领域,那经济法也应更名为宏观调控法了。这一点,经济法学界是不可能接受的。在经济法学界看来,宏观调控只是国家调节社会经济关系的一种方式,是与市场规制和国家投资经营具有同等地位的概念,是从狭义上理解的。再者,经济法之宏观经济政策着眼于提高经济总量,而经济法之宏观调控不仅要提高经济总量,还要促进国民经济整体(包括区域之间、行业之间)协调、健康发展;经济法之宏观经济政策立足于充分就业、价格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四个目标,而经济法之宏观调控融入了价值判断,引入了社会经济公平,立足于社会经济总体效率和社会经济总体公平。这些差异非常显著。
  因此,经济法中的宏观调控的内涵比经济学中的宏观调控要小的多。相形之下,“国家调节说’对经济法之宏观调控的理解比较科学。“国家调节说”认为,宏观调控法是调整国家对社会经济宏观调控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对国家经济调节的方式主要是大量采用引导促进方式,对社会经济活动给予指导、鼓励、提供帮助和服务,引导和促进其按照国家所希望的方向和途径运行。[14]宏观调控法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宏观和总体,是在其宏观和总体的某些关键和必要部位实行国家调节的法律,是一种更自觉主动的调节,是现代国家高度主观能动性的体现。[15]其功能和任务是规范国家宏观调控中各有关主体的行为,维护宏观调控秩序,保障国家宏观调控顺利进行和目标实现。该观点把宏观调控法体系分为由计划法、财政法、税法、金融法、价格法和产业政策法等组成。其实,西方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干预主要措施就是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这一点与国家调节说的宏观调控外延有较大相同之处。该学说从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调整对象和调整方式入手,对经济学中的宏观调控进行了法学改造,很好地把经济学中的宏观调控和经济法中的宏观调控区别开来。
  仅仅从国民经济总量角度难以把握宏观调控内涵。追根溯源,在凯恩斯之前,经济学中没有宏观这一概念;宏观的出现当是西方国家干预经济的结果。如果把经济学的概念照搬到法学领域,那就没有民法和商法,而应合并为微观经济法了。如果变换角度,我们发现从国家调节社会经济的方式入手来理解宏观调控更为确切,因为法律本身就是为解决新的社会经济关系而产生的。所以,严格说来,宏观调控法应该正名为宏观促导法更为合适。在经济法中,只有国家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角度而运用财政、税收、价格等经济杠杆来引导经济时才是宏观调控。国家在运用这些政策工具时,只起促导作用。所谓促导,就是国家为调节社会经济,使其协调、稳定和发展,而对社会经济生活各主体及其行为予以引导、促进、帮助和提供各种必要服务。虽然国家凭借公权力进行宏观调控,但市场主体自由决定是否接受国家调控,国家不能强制其遵守。另外,“促导”也很好地与参与和强制区分开来。国家在“参与”时处于其中,“强制”时居于其上,“促导”时处于其外,在其前面引、后面促、旁边左右帮。[16]国家在运用这些调节方式时,其身份与态度是不同的。国家通过综合运用这些调节手段,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达到国家调节经济之目的。
  经济法学概念与经济学概念的区别,不仅体现在宏观调控方面,在反垄断方面也如此。经济学意义上的垄断,主要是一种对事实状态的客观描述,无是非判断的主观认识;而法律意义上的垄断往往要区分合法垄断与非法垄断,并由此对非法垄断作出否定性评价。经济学对垄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市场结构上,对市场行为关注较少;而法律意义上的垄断研究则在考虑市场结构的基础上,重点关注垄断行为。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在研究垄断问题时,主要考虑市场集中程度,较少区分为国家垄断和私人垄断;而其反垄断法在区分国家垄断和私人垄断的基础上,主要规制私人垄断。[17]这一点,日本经济法学界也意识到了。比如,金泽良雄认为,在反垄断方面,经济学中有效竞争标准,并不能直接照搬成为《禁止垄断法》运用的标准。因为,经济学上的理论仅仅是确立了一般抽象的某些经济法则;对之,法律的运用是为了解决个别具体的案件。[18]法律是调整特定关系的规范,经济学中涉及到的经济关系,经济法只能调整其中的一小部分。如果经济法学一定要与经济学相对应,那又会走上“大经济法”的老路。
  由此可见,虽然经济法中的宏观调控概念有赖于经济学中的宏观调控,但两者差别甚大。如何把经济学名词改造成经济法学名词,值得深入研究。在对宏观调控法的改造过程中,必须明确其本质和任务、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调控主体的权利与义务、调控原则、法律责任,引入价值评价标准,等等。这也是我国经济法学界今后的一个重大课题。
  三、本质和任务、调整对象和调整方式的差异性——宏观调控法缘何不能包纳国家投资经营法
  在经济学理论中,不少学者把国家投资经营法归属于宏观调控法。[19]教育部1998年的法律专业调整方案的课程设置也采纳了这一观点。笔者认为,宏观调控法不能包容国家投资经营法,因为它们具有不同本质和任务、不同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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