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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法律解释结果的多样性及其选择
【作者】 孙光宁【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
【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可接受性;合法性;合理性;法律解释;法律方法
【文章编码】 1007-788X(2009)04-0035-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9年【期号】 4
【页码】 35
【摘要】

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解释出现多种结果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出于减少其消极影响的考量,我们需要确定衡量这种多样性解释结果的标准。既有的主要标准包括合法性、合理性以及其他一些标准,但是,这些标准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陷。而可接受性标准能够整合以上各种标准的优点,应当成为解决法律解释多样性问题的现实选择。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36226    
  一、法律解释结果多样性的现状:从“唯一正解”谈起
  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永恒对抗之中,法律规范从总体上是倾向于前者的,所谓“相似情况相似处理,不同情况不同对待”是法律规范构建和运行的出发点。但是,个案的特殊性又是具有绝对意义的,所以,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也并不罕见。在以上规范的普遍性与个案的特殊性之间,法律解释的任务就在于尽可能地弥合二者之间的裂痕,通过对个案的审视和裁判来体现和表达法律规范所追求的普遍性。
  然而,法律解释的这种定位只是一种“应然”。即使基于相同的法律规范,现实中大量的案件仍然在结果上呈现出极大的多样性,这与法治的追求是背道而驰的。就中国当下的法治情况而言,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也对法律的形象和权威有着消极影响。以上所有情况都决定了法律解释在个案中的运用决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在明确了其理论上的应然地位之后,我们需要更加细致的对待解释结果的多样性问题。
  关于法律解释结果多样性的论述中,德沃金的“唯一正解”理论是相当独特的。德沃金在其《法律帝国》和《认真对待权利》等著作中,都反复强调了在案件,尤其是疑难案件中,都只能有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判决)。这与法律解释结果多样性的现实状态完全相左,也是该理论观点倍受质疑的原因之一。“倘若裁判者拟在冲突的价值判断或可能的选择之间进行取舍,那么他事先实现找出一个能够通约于不同对象之间的取舍标准,或者建立一套绝对的价值等级序列,而这在理论上是不可行或不可能的。因此,从方法角度观之,德沃金所谓的‘唯一正解’,的确存在盲目乐观的一面。”[1]这一点连德沃金自己也承认:“英美法律工作者大多对任何一个真正疑难案件的‘正确答案’的可能性持有怀疑态度。……诚然,依照通常的意见,这个法律问题只存在不同的答案,而不存在正确的答案或最佳的答案”[2]。德沃金在《原则问题》和《至上的美德》等著作中也对很多美国宪法案例在解释结果上的多样性进行了深入探讨,这里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是:既然德沃金非常明确在现实中(特别是在疑难案件中)不可能达到“唯一正解”的效果,那么,坚持“唯一正解”观点的意义和目的何在?
  首先应当明确的是,德沃金是在其完整的理论体系中使用“唯一正解”这一观点的。无论是整体性法律、原则裁判、建构性解释,还是Hercules的法官形象,都表明了德沃金所推崇的一种理想状态。“就德沃金这方而言,其所描述的‘唯一正解’实际上也可理解为是法律上的一种应然状态,即法官在法律判断中应该尽力追求的、并且在完满的法规范内容实际上也可获得的结果。德沃金正是为了‘唯一正解’这个命题得以成立,而坚信法律是个完整体系。”[3]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当面对疑难案件的时候,具备完美司法素质的Hercules在了解“整体性法律”的背景之下,利用原则和政策等进行“建构性阐释”,最终实现“唯一正解”。用德沃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法律解释的本质是找到完美无缺的结果,特别是在宪法解释中更是如此。除非你想到达一种悲剧性结局,否则就没有其他选择。”[4]这里需要明确“悲剧性结局”的所指。“如果一遇到疑难案件就没有唯一正解,就会把法律的不确定性过于夸大,从而会违背法治的理想,也会给公民权利的保障带来困难。德沃金正是从他的法律概念包括原则和政策出发,指出作为整体的法律要求体现基本的法律原则包括道德原则,这些原则和政策在法律规则缺失的时候可以作为解决疑难案件的钥匙。”[5]也就是说,即使是面对疑难案件,法官在司法过程的运行中也必须形成其所认定和坚持的“唯一正解”作为整个案件的结论,从而(至少是在形式上)维护法律在普遍性、确定性和预测性上的追求,避免了“悲剧性结局”。
  当然,由于德沃金的“唯一正解”更多地是针对疑难案件,而疑难案件本身就属于法律规范和个案事实之间的灰色地带,其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可以从多个合法和合理的角度进行解析,所以,“唯一正解”所表达的主要是法官的一种预设性的姿态,即使其中带有隐性的个人色彩。“这种复杂化、个人化的理论的存在,绝不意味着‘真理’的多元化,它仅仅表明人们对同一问题的认识的角度、深度不同,其中只有最接近客观事实真相的那一种观点才是‘唯一正解’或者说相对的‘真理’。严格地说,社会科学应当避免使用‘真理’字样,而应采用‘妥当结论’或者‘唯一正解’之类的术语,任何人都无权宣布或者认为自己的学术见解就是‘真理’。”[6]
  简而言之,从“唯一正解”观点中获得的重要启示在于:在面对多样性的法律解释及其结果(特别是在疑难案件中)之时,法官仍然应当在进行总体比较和权衡之后形成并坚持唯一结论,这种形成和坚持并不应当因为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加而退让和放弃。法院的审理被置于一种意识形态之下,那就是确信“事实就是事实”、“法律问题存在唯一正确的答案”、“存在唯一正确的判决”。这种观念不仅体现在法院撰写裁判文书的方式上,而且体现在法官的思维方式和对待判决的工作情感态度上。
  对法律解释结果多样性的原因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分析,有学者将其概括为“裁判形成过程中的变动性因素”,主要包括对案件材料的不同加工、对法律制度的不同理解和解释、法官不同的知识结构和职业技能以及对法律公正的不同感知和信仰等方面。[7]就法律解释自身来说,在各种不同的解释方法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位阶关系的前提下,具有不同指向的具体解释方法也是产生法律解释结果多样性的原因。“解释原则(相当于此处的法律解释方法—引者注)数量巨大,相应于当人们在阅读时起作用(经常是无意识的)的数量巨大的考虑因素。这些原则都是告诫性的而不是定向的,和类似于这些解释原则的普通生活格言一样,它们的指向经常对立,这些原则集合了成文法解释的大众智慧,它们回答解释疑难问题的能力并不比日常生活格言解决日常生活问题的能力更大。”[8]从法律解释学的发展来看,各种具体的解释方法基本上都是由私法实践中的个案总结而来的,特别是一些争议较大的疑难案件和影响较大的宪法性案件。争论者都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寻求能够证立理由的解释方法。从这些案件在理论上的后续影响中,就比较容易总结出一些法律解释的具体方法。而由于这些案件并不是(也不可能)按照既定的法律解释方法体系而发生的,这样持续而又分散的案件分析及其理论归纳就逐渐积淀了多种法律解释的具体方法,虽然这种积淀略显凌乱和臃肿[9]。在分析了法律解释结果多样性的成因之后,我们需要明确应当对这种多样性的态度。
  面对法律解释结果的多样性,主要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消极的或者说放任的态度:多样性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只能对其听之任之,无论是司法的理论或实践都无能为力;另一种态度则较为积极:虽然法律解释结果的多样性导致了司法裁判的多样性,但是,这种多样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法治的统一性和普遍性是一种直接或者间接的威胁,所以,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多样性存在的基础和因素,从而实现一致性的目标。
  在笔者看来,以上两种主要的观点都有其合理的成份。前一种观点强调了法律解释结果多样性的现状和其中包含的价值:一方面,由于特定时空条件的不可逆转性和唯一性,任何个案都具有自身独特的事实情况,这是法律解释结果多样性的根本条件。另一方面,法律规范以及运用法律规范的法官也具有唯一性,这也决定了法律解释结果的多样性。从以上两个方面来看,法律解释结果的多样性的确是不可避免的,其存在有着相当充分而合理的基础。与之相比,后一种观点则强调了面对既定的现实状态,法律以及法律人所应努力的方向,现状有其合理的一面,同时又有其不合理的因素,解释结果多样性也同样是对法治的威胁,所以,对其进行消除和克服也同样无可厚非。
  简而言之,积极和消极两种态度实质上各自强调了法律解释结果多样性的局限与价值,每种态度只强调了一个方面而忽略了另一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待法律解释结果多样性需要同时面对其价值和局限。此时,如何在价值与局限之间准确地把握一个“度”,是接下来我们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这一问题可以转化为如何衡量和选择对多样性进行评价的标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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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既有标准的审察:合法性、合理性及其他
  要发挥法律解释结果多样性的价值,同时又限制其消极影响,通过评价标准的确立和努力是一种较为便捷的途径。如果能够明确某种标准,既可以对解释结果多样性的状态进行评价,也可以厘清在消极影响较大时的努力方向。所以,评价标准的选择不仅非常重要,而且十分必要。从目前法律解释的研究现状来看,在已有的理论成果中,合法性和合理性是两种主要的标准。
  (一)合法性标准
  司法的整个过程和最终结果都应当满足合法性标准的要求,这是合法性标准的地位和作用。法律解释也是如此,无论是对法律规范还是对案件事实的解释,无论是解释的程序还是解释的结论,都应当符合合法性的要求,合法性是法律解释及其结果的必然要素。缺少了合法性标准,法律解释就失去了最主要的依据,其结果(无论是单一性结果还是多样性结果)都不可能被当事人、法律职业群体或者社会所接受。因此,从其地位和作用来看,合法性完全有资格成为衡量法律解释结果多样性的评价标准。
  但是,以上的必要性论述并不能够取代可能性和操作性的论证。虽然合法性标准是法律解释及其结果的当然条件,但是,作为评价法律解释及其结果多样性的标准,合法性还存在着一些缺陷。
  首先,合法性在含义上存在着一些矛盾和混乱之处。虽然在理论研究中,合法性是一个使用频率较高的术语,但是,学者们在使用“合法性”时,很少有人清楚地分析其具体含义,这也就导致了合法性自身含义的不明。例如,马克斯·韦伯对三种合法性统治的区分,其合法性适用首先具有以下性质:合理的性质、传统的性质和魅力的性质,一种统治的“合法性”,也只能被看作是在相当程度上为此保持和得到实际对待的机会。[10]基于马克斯·韦伯在学术研究上的重要影响,其后的很多学者都在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合法性”这一术语,从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淆。“韦伯所说的合法性的含义非常宽泛,所以,用‘正当性(justification)’这一概念也许能够更准确地表达它的含义。虽然,正当性概念仅仅表达了合法性概念中的价值合理性这一部分的意义,但是,这种用法在谈到法律的合法性问题时。却是非常精当的。”[11]哈贝马斯也受到了韦伯的深刻影响,他自己也承认,“在今天,社会科学家对合法化问题的处理,大多进入了韦伯的‘影响领域’。一种统治规则的合法性乃是那些隶属于该统治的人对其合法性的相信来衡量的。”[12]但是,哈贝马斯在韦伯较为宽泛的合法性含义上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区分,就法律而言,他提出了两种合法性,即“合法律性”(legality) (或称“形式合法性”)和“合法性”(legitimacy) (或称“实质合法性”)。前者意指法律的合法性来自规则自身或源于被接受的事实,无需任何根基,其含义与韦伯的“形式理性法律”基本相同。后者是指法律的合法性不仅仅决定于其存在的形式,还取决于规则产生的方式是否公正。
  应当说,哈贝马斯对合法性的分析更为细致和准确,也更有利于从法律解释的角度来探讨合法性标准。这一点也受到了国内学者的注意。以韦伯为代表的法社会学学者可以从较为宽泛的角度来论述合“法”性,但是,在司法过程中运用的法律解释等法律方法,更应当将“合法性”界定为对法律规范的认可和服从。简而言之,合法性的使用在含义上仍然有着矛盾和混淆之处,以此为标准来衡量法律解释及其多样结果,很难形成较为统一的意见,甚至反而将导致更为多样的结果,这与寻求评价标准的初衷是相背离的。
  其次,法律体系自身的不完备,也是导致多样法律解释结果的原因之一。从上文的论述中可以明确,法律解释中的“合法性”应当定位于满足当下法律体系的要求。但是,完美无缺的法律体系是不可能存在的,“现存的法律规范对许多新发生的问题甚至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涉及。而在当事人权利的确定通常必须依据法规来确定的场合,法律内容的确定性在实际存在的不确定的事实面前,就显得毫无力量。实际上,‘完整、清晰、逻辑严密’并具有预见性的法典规定并没有使法官摆脱对必要的法律条文进行解释和适用的负担。……所以,法典在适用上并不是明确的,对于善于思考的法官来说尤为如此。”[13]“漏洞补充”作为一种重要的法律方法,其出现本身就意味着法律体系的不完备。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下社会中,无论是政府主动还是法庭被动,面对着不完备法律所采取的措施同样具有相当的不确定和不完善因素。这些因素本身就是形成法律解释结果多样性的重要原因。我们如果将这种并不完备的法律体系作为衡量标准,那么无异于倒果为因或者同义反复,对消除法律解释结果多样性的消极影响是没有多少意义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合法性标准从定位上来看只是一种基础性标准,无法真正缓解法律解释的多样性问题。从司法实践中的所谓“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来说,大部分案件都可以说做到了“有法必依”,无论是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还是最终裁判结果的得出,都是在既定的司法制度所规定的权力框架内运行的,也都符合了合法性标准。但是,这只是所有司法案件都应当具有的共性内容,无论在法律解释的结果上是否存在多样性的问题,合法性标准都应当存在。也就是说,只有合法性的基础是无法消除解释结果的多样性的。因此,合法性标准虽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是,只是一种基础性标准,甚至可以说是最低标准。法律解释结果的多样性则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现象,合法性标准在这个意义上因其局限性而难以成为法律解释结果多样性的评价标准。
  (二)合理性标准
  在法律解释的研究中,能够与合法性相提并论的主要论题之一就是合理性。如果说合法性更多的是代表着精英化的法律职业群体,那么,合理性更多的则是表达着大众化的社会需求。正是在法律规定的稳定性、固定性和确定性与社会需求的流变性之间的多样关系之中,法律解释的结果才呈现出多样的形态。合法性与合理性是任何司法过程中都应当考量的两个基本方面。忽视了法律解释的合理性标准,单纯依据现行的法律规范对案件进行解释,不仅会造就一个“静止的社会”,而且其结论也无法获得社会的认同和接受,从根本上失去了司法权威和信任的根基。在某种意义上,合理性标准甚至可以潜在地超越合法性标准,在形式合法的框架内满足特殊的社会需求。这也同样说明,合理性标准在法律解释及其多样结果中的重要地位。但是,同合法性标准一样,鉴于其内在缺陷,合理性标准是否以及如何评价法律解释的多样结果也是十分值得怀疑的。
  一方面,与合法性标准比较,合理性标准在具体内容和操作性上更加模糊和含混。20世纪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是合理性问题。有些哲学家指出,合理性就是使个人效用达到最大的行为;另一些哲学家则指出,合理性就是那些我们有充足理由相信为真的(或至少可能为真)的命题并按这些命题行为;还有些哲学家暗示合理性随成本一效益分析而变;也有些哲学家声称合理性只不过是提出能予以反驳的陈述。[14]如果说自然科学中的合理性还具有较为客观的具体标准和操作性,那么,社会科学中的合理性则更加难以准确把握。在多数情况下经过比较,我们可以大致判断一些不合理的因素,但是,如何在各种合理性之间进行比较则显得非常困难。此种情形类似于不同价值之间的不可比较性或者不可通约性。同样是从韦伯的工具合理性和目的合理性区分开始,关于合理性的研究也日趋复杂和多样,虽然“合理性”这一术语在使用上并未因此减少。哈贝马斯、普特南、马尔库塞、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等等学者都在为合理性的“巴别塔”(圣经中的通天塔)前仆后继地添砖加瓦,交往合理性、无标准合理性、事实一价值相统一的合理性、科学合理性、价值评价合理性以及实践合理性等等关于合理性的各种表述、论证和分类都被不断地堆砌其中。从学术进路上来看,西方哲学理论的探讨将合理性界定为“合乎理性”或者“合之于理性”,即把理性作为一种基本的衡量标准;而合理性的含义在国内讨论中有着些许变化,合理性的含义在很多场合中演变成了“合理之性”,即本身内在地含有某些符合既定标准的性质。这两种含义的形成和使用进一步加剧了在合理性含义问题上的模糊程度。就法律解释而言,以此种含义模糊的标准来评价其多样的解释结论,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另一方面,即使在特定的场景中能够大致确定合理性的含义,将其用于评价法律解释的多样结果也未必适合。由于合理性的评价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主观判断的结果,所以,如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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