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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马克思主义与刑法学
【作者】 李光灿【分类】 法理学
【期刊年份】 1983年【期号】 4
【页码】 1
【摘要】 本文作者李光灿同志是我国著名的法学家,时马克思主义法学素有研究。本文不仅可供法学理论工作者探讨,也可供自学法律的同志作为重要参考材料。全文分两期刊完。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5996    
  把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和刑法理论与中国法制建设的实际密切结合起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刑法学,是我国当前刑法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本文试图对马克思主义刑法学理论的几个重点问题,作抛砖引玉的介绍和论证。
  一、犯罪本质的科学含义
  早在著名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犯罪的本质就作了科学的阐明。他们指出:“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和法一样,也不是随心所欲地产生的。相反地,犯罪和现行的统治都产生于相同的条件。”
  对犯罪本质的含义,须作以下说明:
  第一,作为阶级社会产物的犯罪,必须是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即侵犯统治关系的行为。现以我国刑法为例,说明侵犯统治关系的犯罪行为与刑事法律的密切关系。
  我国刑法关于反对统治关系的犯罪行为包括四个主要方面:(一)反对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制度,即以推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破坏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反革命罪,(二)反对我国社会主_义经济基础,即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侵犯财产罪等;(三)反对我国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和法律秩序,即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管理秩序罪、妨害婚姻家庭罪、渎职罪等,(四)反对我国公民的人身和权利,即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等。这四个方面,反映了我国刑法所保护的“统治关系”的全部内容。按照马克思主义刑法理论制定的我国邢法,是我国公民同一切侵犯统治关系的犯罪行为进行斗争和保障公民各项权利的有力的法律武器。因此,那种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上述关于犯罪本质含义的论证,是过时了的,不适用于社会主义阶段的犯罪,并从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也产生犯罪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指明:犯罪,是指对孤立的个人来说的。作为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的犯罪,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阶级来对抗另一个国家、另一个民族和另一个阶级的整个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和战争是有区别的。这后者,不是违法和犯罪的范畴,而是一个国家打倒另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战胜另一个民族、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问题,只有当胜利的一方把失败的一方的战斗成员俘获以后,按照胜利的一方所规定的刑事法律来判处失败的一方中某个成员是战犯或暴动的罪犯时,被定为战犯或暴动者的个人才是犯罪的问题。犯罪——是以统治者的集中强制力量来对待被统治者的分散孤立的个人侵犯统治关系的总称。统治阶级这样规定犯罪和对待犯罪分子,是以国家对个人、以集中对分散的姿态出现,这就便于保护和巩固他们的统治利益。侵犯统治关系的犯罪行为,是以孤立的、分散的、单个人(包括共同犯罪)的身份出现,来进行犯罪和承担一定刑事责任的。因此,那种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犯罪本质含义的理论,没有概括阶级、国家、民族、政党等集团“犯罪”,只就单个人犯罪所下的定义的论断,也是不妥当的。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的这段话还指明:犯罪和现行的统治都产生于相同的条件。由统治阶级规定为侵犯统治关系的一切犯罪行为,从危害国家制度到侵犯经济基础,从破坏社会管理秩序到损害公民的人身和权利等等,无一不是为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如资本主义社会的犯罪和资产阶级统治,都产生于社会化生产和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这一根本矛盾基础上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犯罪不单纯是对法律的破坏,而本质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反对产生于它并维护它的各种社会秩序即统治关系。
  综上所述,可知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犯罪的基本观点是:犯罪是一种阶级的、在历史上变化着的范畴,犯罪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犯罪和现行的统治都产生于相同的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认真学习这样的基本理论,才能正确地理解犯罪的概念、本质和根源。
  二、犯罪行为的思想动因(犯罪心理的基本特征)
  关于犯罪行为的思想动因(即犯罪心理的基本特征),也就是犯罪人的主观罪过问题,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曾作了经典性的表述:“蔑视社会秩序的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只要那些使工人道德堕落的原因起了比平常更强烈更集中的影响,工人就必然会成为罪犯。”
  稍后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又明确地说:“谈到犯罪,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过的,它只是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普遍范畴的名称,是圣物的否定,罪孽的名称。”因此他们再一次概括说:“犯罪一一仇视。罪犯—敌人或反对者。”把这两句联系起来便是:敌人或反对者极端仇视社会秩序的表现,就是犯罪。反过来说,具有极端仇视社会秩序的行为的敌人或反对者,就是罪犯。蔑视仇视社会秩序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会为各该社会的统治阶级以刑法的形式规定为犯罪行为。而蔑视仇视社会秩序正是犯罪的思想动因和心理特征。在当前,有两类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一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一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这就从原则上区别了两种不同的愤恨蔑视社会秩序。
  十九世纪上半期英国工人阶级,由于受到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使他们产生极端蔑视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犯罪行为”,实际上是自发革命斗争的表现。今天我国少数人包括少数青少年,由于受到林彪、江青的反革命复辟思想的毒害,使他们道德堕落从而产生极端蔑视社会主义社会秩序的恶性犯罪,这是反抗社会主义事业的表现。由于马克思主义刑法理论的指导,使我们能够从性质上真正地区别罪与非罪的界限,区别工人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革命斗争与我国今天新的犯罪分子侵犯社会主义统治关系、蔑视社会主义社会秩序的反动破坏行为之间的原则界限。
  三、把刑法学中的罪犯看做是物质第一性的客观对象
  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即物质生产关系第一性和思想关系第二性、经济基础第一性和上层建筑第二性的根本原理作为前提,科学地论证了:应当把具有犯罪行为的人即罪犯,看做是物质第一性的客观对象。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发的十分精采的科学论断。
  第一,一马克思指出:“哲学家生产观念,诗人生产诗,牧师生产说教,教授生产讲课提纲。等等。罪犯生产罪行。……而且还生产刑法,因而还生产讲授刑法的教授,以及这个教授用来把自己的讲课作为‘商品’投到一般商品市场上去的必不可缺少的讲授提纲。”
  第二,马克思指出:“罪犯生产全体警察和全部刑事司法、侦探、法官、刽子手、陪审官等等,一单是刑讯一项就推动了最巧妙的机械的发明,并保证使大量从事刑具生产的可敬的手工业者有工可做。”
  第三,马克思又指出:罪犯“还生产艺术、文艺—小说,甚至悲剧,……罪犯打破了资产阶级生活的单调和日常的太平景况。这样,他就防止了资产阶级生活的停滞,造成了令人不安的紧张和动荡,而没有这些东西,连竞争的刺激都会减弱。因此,他就推动了生产力。”
  第四,马克思还指出:“罪犯对生产力的发展的影响,可以研究得很细致。如果没有小偷,锁是否能达到今天的完善程度?如果没有伪造钞票的人,银行券的印制是否能象现在这样完善?……犯罪使侵夺财产的手段不断翻新,从而也使保护财产的手段日益更新,这就象罢工推动机器的发明一样,促进了生产。”
  马克思以历史唯物论原理分析论证罪犯的上述观点,是空前的。这一经典性论证,乃是马克思主义刑法学的思想奠基石之一。从上述论断中,我有两点体会:
  (一)罪犯的确是社会上的一类生产者、特殊的生产者,即侵犯各该社会的统治关系(而不是巩固、发展这种关系)和破坏各该社会的社会秩序(而不是保护这种秩序)的“生产者”。这种特殊的生产者—罪犯,一方面,他们的共同点,都是侵犯统治关系破坏社会秩序者。另一方面,他们的区别是:在社会主义制,一切侵犯其统治关系和破坏其社会秩序的罪犯,都是反动的;而在剥削制的各社会如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制,都有两类性质不同的罪犯,即革命的和反动的(危害人民利益阻碍社会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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