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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为什么制定这部《民法通则》
【英文标题】 Why We Have to Enact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the Civil Law of China
【作者】 张友渔【分类】 民法总则
【期刊年份】 1986年【期号】 4
【页码】 3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4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并决定从1987年1月1日起生效。这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大事件,是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大成就。《民法通则》的颁行,对于巩固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的成果和保障改革顺利进行,对于加速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对于在平等互利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必将起到巨大的作用和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国从1979年以来,加快了立法工作步伐,除修改宪法外,还制定了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试行)等一些国家基本法律。按照宪法的规定,民法是重要基本法律之一。党和国家对民法制定工作十分重视。但是,我国地区辽阔,人口众多,并且五十几个不同民族共处,又处在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发展阶段,民事关系、经济关系很复杂,特别是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中不断发生新情况,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民事立法既无旧章可循,又缺乏成熟经验,不可能在短期内制定一部完整的社会主义民法典。我们制定法律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不能从教条出发,从空想出发,从脑子里臆造或从别国抄袭一个所谓完整的体系或者模式。因此,我国立法机关坚持唯物史观和理论联系实际,采取了针对实际问题,根据需要与可能,分清缓急先后,分别制定单行法的办法。几年来,已经陆续制定了不少调整民事关系的单行法,例如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专利法商标法继承法等。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及时地,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成熟一个就制定一个,一步一步地把民事立法推向前进。现在看来,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如果不先制定单行法,等待条件成熟了,再制定完整的民法典,那么民事立法到现在也可能还是空的。另一方面,如果条件不成熟就制定完整的民法典,实际上行不通,那就会成为一纸空文,甚至行之有害!那就不是立法,而是文章游戏。我是主张先搞单行法的,不赞成追求形式上的完备和系统。当然,在民事立法整个组成中总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基本的东西,例如基本原则、民事权利、权利能力、行为能力、民事责任、时效等,靠单行法各搞各的不行,需要把这些共同的东西作出一个统一的规定。否则各个单行法会发生不必要的互相重复,或者引起混乱互相矛盾。因此,在还不可能制定完整的民法典前,需要制定这部《民法通则》,而制定《民法通则》的条件也比较成熟了。《民法通则》和一般所说的民法总则不同。总则是民法典的一部分,民法通则的内容不限于总则的范围。它具有我们中国的特点,这就是既不同于一般的民法典,又不同于作为民法典的一部分的民法总则。当然它只适用于一定的阶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条件具备了以后,还是需要制定一部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民法典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民法(还有其他有关经济的法律)距经济基础最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最直接。它主要解决社会财富的生产、分配和交换关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民法的本质作过精辟的论述。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指出,“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的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1]这段话简要地阐明了民法的本质和作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表明,民法作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成果。运用民法手段组织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既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成功经验,也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功经验。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和六十年代前半期,特别是从1979年以来,运用民法手段组织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民法自产生以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与商品经济三种形态相适应形成了三种类型的民法。即,与资本主义以前的简单商品生产相适应的罗马法;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相适应的资本主义国’家民法;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生产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国家民法。三种类型民法,既有共同点,也有本质上的区别。
  罗马法有二千七百多年的历史,最初是一个很小的农村公社的习惯法,后来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广大领土和多种民族的商业社会的比较完备的法律。公元前450年,罗马共和国元老院迫于民意,设立立法委员会,收集整理当时习惯规则制定成法律条文,刻在十二根铜柱上公之于众,这就是罗马最早的成文法,称为“十二铜表法”。十二铜表法中大部分属于民事方面的法律规范。随着罗马帝国版图的扩大,社会经济关系日益复杂,调整民事关系的法律规范日积月累,变得非常庞杂繁复。于是就产生了一个法律编纂问题。公元527年,东罗马帝国皇帝优士丁尼继位,第二年设立法典编纂委员会,开始了法典编纂工作。委员会首先对罗马帝国现存法律进行整理、修订,剔除其中过时的相互矛盾的内容,编成《优帝法典》。其次,对罗马法学家的理论著作进行摘录,编成《法理汇编》。然后仿照通行的法学教材,编成法律教科书即《优帝法学阶梯》。最后将帝国新颁布的法令,汇编为《优帝新律》。上述《优帝法典》、《法理汇编》、《法学阶梯》和《优帝新律》,被赋予同样的法律效力,共同构成完整的罗马法典,世称民法大全。可见,罗马法本身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罗马法的内容很庞杂,从我们现代法学观点来看,罗马法包括不同性质的法律规范,甚至实体法与程序法合为一体,没有象现代立法一样的部门划分。但罗马法中最主要的并对后世立法产生深远影响的,是规定民事关系方面的规范,即民法。罗马法反映简单商品生产的要求,对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中一切主要的法律关系,例如买主和卖主、债权人和债务人、合同、债,等等,作了明确的法律规定。现代民法的主要法律概念、原则和法律制度,在罗马法中都有规定。正因为如此,恩格斯在论及罗马法的本质时写道:“罗马法是简单商品生产即资本主义前的商品生产的完善的立法。”[2] 资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后,为了清除封建宗法制度残余,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开辟道路,都面临立即制定民法典、建立资本主义民法制度的任务。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的民法划分为大陆法系民法和英美法系民法,两者有很大区别。但不论大陆法系民法或者英美法系民法,都受罗马法的影响,从罗马法吸收了不少调整商品关系的成功经验。资产阶级民法所以借鉴罗马法,是由商品经济的普遍性所决定的。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信中就曾谈到这一点。恩格斯写道,“罗马法是简单商品生产即资本主义前的商品生产的完善的法,但是它也包含着资本主义时期的大多数法权关系。因此,这正是我们的市民在他们兴起时期所需要,而在当地的习惯法中找不到的。”[3]
  英美法系是由英国法发展起来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保留了历史上形成的判例法制度,在此基础上吸收了罗马法的许多术语和法律原则,借助于罗马法,发展了旧的制度,使之适应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要求。因此,英国民法没有采取法典形式,而是由法院判例和一些议会制定法构成合同法、财产法、家庭法、侵权法等法律分支,它们在内容上相当于大陆法系的民法典。
  大陆法系最著名的民法典是法国民法典,又称《拿破仑法典》。法国民法典是以罗马法为蓝本制定的。按照《法学阶梯》的体例分为三编,即第一编,人:第二编,财产及对于所有权的各种限制;第三编,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法国民法典反映了自由竞争阶段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规定了适应这一要求的比较完整的民法体系,确立了公民权利能力平等、合同自由、个人所有权的绝对性等资本主义民法基本原则。因此,法国民法典被称为“典型的资产阶级的法典”[4],成为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编纂民法典的楷模。
  大陆法系民法另一部著名法典是德国民法典。德国在十九世纪末制定民法典时曾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一派主张以法国民法典为模式,另一派坚决反对照搬别国模式。按照后一种主张制定的德国民法典,虽然从罗马法和法国民法典吸收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却没有受其束缚,较好地照顾到德国当时的国情和历史传统。这个法典打破了罗马法的体例,自创新的体例,分为五编,即第一编,总则;第二编,债权法;第三编,物权法;第四编,亲属法;第五编,继承法。同时,德国民法典反映垄断阶段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规定了一些新的法律原则,如诚实信用原则,权利滥用的禁止等。因此,德国民法典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典型法典。
  资本主义民法还有所谓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的区分。资本主义国家立法在十九世纪,不少是采取民商分立主义,例如法国、德国、日本等,除制定民法典外还制定商法典,商法典专门规定商人之间的关系,被作为民法的特别法。二十世纪的立法倾向于民商合一主义,例如瑞士等国,将商法方面的内容并入民法典,另在民法典外制定一些单行法。我国在解放前由国民党政府所制定的民法典,就是采取民商合一主义。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国家在民事立法问题上,即在是否采用民法手段调整经济关系这个问题上,是走过一段曲折的路程的。在伟大的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一段时间里,即从1918年下半年至1921年春天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企图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运用行政手段组织无货币经济,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当时在工业生产领域实行“总管理局制度”,由总管理局直接管理企业一切生产和经营活动,并统一支配企业一切产品。各企业从总管理局无偿获得原材料和燃料,严格按总管理局指示进行生产,并将产品送交总管理局。由总管理局统一分配。在居民取得消费品和服务的关系中,也贯彻消灭商品货币的方针。工人和职员工资采用实物支付,并且实行了免收房租、水电费、邮政服务费和免费乘车的制度。在粮食和农副产品的采购方面实行余粮收集制。实际上是无偿地征收农民的粮食和农副产品。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也实行实物结算。由于执行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政策,使整个经济关系实物化,并且撤销了人民银行。在这个时期,由于取消商品货币关系,完全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因而,民事立法丧失了存在的根据。到1921年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改用了新经济政策,同年五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列宁作了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作出由战时共产主义转变到新经济政策的决定。这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历史上第一次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这次改革废除了余粮收集制,实行粮食税;废除总管理局制,实行经济核算制;承认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形式;扩大企业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正如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决议所指出的,商品交换是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杠杆。新经济政策的执行,要求改变过去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组织和管理经济的办法,,要求运用民事法律手段调整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中的各种经济关系。正是适应这种要求,在列宁亲自领导下制定了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民法典,即1922年的苏俄民法典。奠定了社会主义民事立法的基础。此后,虽然发生过1930年信用改革再次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尝试,虽然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限制了民法的调整作用,但是,民法作为调整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基本法的地位没有动摇。1922年的苏俄民法典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民事立法的蓝本。五十年代后各社会主义国家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了企业独立性和自主权,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有了较大发展。相应扩大了民法的调整范围,各国更加重视民法的作用。六十年代至今,苏联、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国相继进行了民事立法的更新。苏联制定了民事立法纲要和各加盟共和国民法典,匈牙利修订并重新颁布了民法典,南斯拉夫颁布了债务关系法。
  我国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以及六十年代前半期,也重视民法的调整作用,曾两次组织民法起草小组着手进行民法典的起草工作。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工作重点转移以来,纠正了经济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抛弃了自然经济观点,执行了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逐步对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扩大企业自主权,发展多种经营形式,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开展社会主义竞赛,各种各样的经济关系需要用民法手段予以调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济,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这是对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的科学总结,也正是我国制定民法通则及其他民事法律的根据。
  当然,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单纯依靠民法手段来调整关系是不够的,应当有其他法律手段的配合。运用民法、行政法、经济法及其他法律手段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综合法律调整。这就产生了民法同其他法律部门的划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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