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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北大国际法与比较法评论》
国际法院:“关于2000年4月11日逮捕令案”(刚果民主共和国诉比利时)(2002年2月14日)(节译)
【作者】 朱利江 李红云译 李红云校【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
【分类】 法院【期刊年份】 2005年
【期号】 6(第4卷第1辑)【总期号】 总第6期
【页码】 247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4550    
  本案事实—比利时调查执行官颁布了针对刚果在任外交部长的“缺席的国际逮捕令”,指控他犯有严重违反1949年日内瓦公约及附加议定书的罪行和反人类罪—并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在国际上散发逮捕令—结果该人停止担任外交部长职务。
  比利时的第一项反对意见—本院的管辖权—《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第2款—在构成程序的请求书备案时当事方之间存在“法律争端”—请求书备案之后的事件不能剥夺本院的管辖权。
  比利时的第二项反对意见—无实际意义—该人停止担任外交部长职务的事实没有结束当事方之间的争端,也不能撤销反对它的请求书。
  比利时的第三项反对意见—可受理性—构成程序的请求书暗含的事实不能以将原先提交本院的争端转交其他性质不同的法院的方式而改变。
  比利时的第四项反对意见—可受理性—刚果的行为不属于保护其国民的范畴—不适用有关用尽当地救济的规则。
  比利时的附带反对意见—不超出诉讼请求(Non ultra petita)规则—比利时在构成程序的请求书中主张,颁布逮捕令是行使普遍管辖权,这与国际法相反—刚果提交的最后文件中没有此项请求—本院不能在判决的执行部分就这一问题提出规范,但这并不妨碍在阐述判决理由时涉及这个问题的某些方面。
  在位外交部长在他国的刑事管辖豁免权以及不可侵犯权—1961年4月18日《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序言和第32条—1963年4月24日《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1969年12月8日《纽约特别使团公约》第21条第2款—习惯国际法规则—外交部长执行职务的性质—这一职务是,外交部长在任期间在国外享有全部的刑事豁免权和不受侵犯权—以“官方”身份实施的行为与提出以“私人身份”实施的行为之间没有区别。
  在任的外交部长涉嫌犯有战争罪或反人类罪时的刑事管辖豁免和不受侵犯权没有例外—国内法院管辖权和管辖豁免之间的区别—管辖豁免与免受惩罚之间的区别。
  颁布逮捕令的目的是使得比利时能够在其领土上逮捕在位的外交部长—仅仅颁布逮捕令就是未能尊重豁免权和侵犯了外交部长—在国际上散发逮捕令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在国外逮捕外交部长的法律基础,随后将其引渡到比利时—在国际范围散发逮捕令未能尊重和侵犯了外交部长的豁免权。
  刚果寻求的救济—本院认为比利时应承担赔偿刚果主张的道德损害的国际责任—比利时要求以其自己选择的方式撤销该有争议的逮捕令,并通知它已散发的当局。
  判决
  (以上内容略)
  45.如前所述(见前面第41段至第43段),刚果就本诉讼提交的请求书中原先质疑2000年4月11日的逮捕令的合法性是基于两个不同的理由:一个是比利时主张行使的普遍性管辖;另一个是所谓侵犯了刚果当时在任的外交部长的豁免权。在刚果提交的书面答辩状以及在口头辩论结束提交的最后答辩状中,仅援引了后一理由。
  46.从逻辑上说,只有当第一个理由已经确定时才应当讨论第二个理由。因为只有当一个国家就一特定事项根据国际法拥有管辖权时才出现与行使该项管辖权有关的豁免问题。然而,在本案中,鉴于刚果答辩状中最后的请求,本院将首先讨论的问题是,假定比利时根据国际法有权颁布和散发2000年4月11日的逮捕令,比利时是否侵犯了刚果当时在任外交部长的豁免权。
  47.刚果坚持认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外交部长在他或她在任期间享有不受侵犯权和“绝对的或完全的”刑事诉讼豁免权,也就是说,它们是没有例外的。因此,刚果认为,只要外交部长在任,外国法院就不能对他或她提起刑事指控。而且,外国国内法院对其刑事责任的任何确认,或者任何旨在将其告上法庭的调查行为,都将违反管辖豁免原则。在刚果看来,这种刑事豁免的基础是纯粹职务性的,是国际习惯法赋予的,其目的就是使享有这种豁免权的外国代表能够自由地和无阻碍地履行他或她的职务。刚果还认为,给予在任的外交部长的豁免包含了他们所有的行为,包括他们就任前的任何行为,至于他们在任期间的行为是否属于“官方行为”是无关的。中小学减的负已经加到家长身上了
  48.刚果进一步认为,它并不否认国际刑法中存在一项从纽伦堡和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判决发展出来的原则,即:被告在作为时的官方身份不能在任何法院,无论是国内的或是国际的,构成“免除他的刑事责任或减轻刑期的理由”。刚果随后强调,豁免可能阻碍在一个特定的法院或在一段特定的期间内对其的起诉,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在另一个不受这种豁免约束的法院,或当豁免无需再考虑的其他时候不得提起同样的起诉,如果它是适当的。它的结论是,豁免并不等于免责。
  49.比利时坚持认为,虽然在任的外交部长在外国法院一般地享有管辖的豁免权,但这种豁免权仅适用于其担任官方职务期间的行为,而不能保护其私人行为或其他非履行官方职务时的行为。
  50.比利时进一步主张,在本案的情况下,耶罗迪亚先生不能对其被指控的行为享有豁免权,也没有证据表明他当时是在以官方身份行事。它认为,逮捕令是针对耶罗迪亚先生个人的。
  51.本院在开始时就注意到,同外交和领事代表一样,国家担任高级官方职务的人,如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在其他国家享有民事的和刑事的管辖豁免权。这在国际法中已牢牢确立。就本案的目的而言,本院需要考虑的只是刑事管辖的豁免以及一个在任的外交部长的不受侵犯权问题。
  52.本案的当事方就上述问题都援引了一些条约。其中,首先包括1961年4月18日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该条约在序言中指出,外交特权和豁免的目的是“确保有效地执行代表国家之外交使团的职务”。第32条规定,只有派遣国才可以放弃这种豁免。在这些方面,《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刚果和比利时都是该公约的缔约国,反映了习惯国际法。这同样适用于1963年4月24日的《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中的相应条款。刚果和比利时也是该公约的缔约国,
  刚果和比利时还都引用了1969年12月8日的《纽约特别使团公约》,尽管它们都不是该公约的缔约国。它们都提到了该公约第21条第2款的规定:
  “政府首脑、外交部长和其他高级官员,当他们参加派遣国的特别使团时,应当在接受国或第三国享有本公约规定以外的其他国际法赋予的便利、特权和豁免。”
  这些公约为豁免问题的某些方面提供了有用的指导。然而,它们并没有包含任何特别定义外交部长所享有的豁免的条款。因此,在本案中,本院只能依据习惯国际法来判定这些部长的有关豁免问题。
  53.在习惯国际法中,给予外交部长的豁免权并不是为了他们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确保他们有效地执行代表国家的职务。为了判定这些豁免的范围,本院必须首先考虑外交部长所执行职务的性质。他或她是负责他或她的政府的外交行为,并且在国际谈判和政府间会议上一般作为国家的代表行事。大使和其他外交代表在他或她的领导下履行他们的职责。他或她的行为可以对其所代表的国家有拘束力,并且仅仅根据外交部长的职务,就可推定其有代表其国家的完全权力(参见例如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7条第2款(a)的规定)。在执行这些职务时,他或她需要经常进行国际旅行,这样就必须处于一个有需要时就能够随时自由行动的地位。他或她还必须不断地与其政府、与其政府在世界各地的外交使团联系,在任何时候要能够与其他国家的代表联系。本院进一步考虑到,负责他或她的国家与其他国家关系的一国的外交部长取得了这样的地位,即:像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一样,根据国际法他或她仅仅凭借其职务就可被承认为国家的代表。他或她无需出示全权证书:相反,通常是外交部长决定给予外交代表全权证书及在全权证书上副署。最后,派遣临时代办(charges d' affaires)的是外交部长。
  54.因此,本院的结论是,外交部长的职务是,在他或她的任期内,他或她在国外享有全部的刑事管辖权和不受侵犯权。这种豁免权和不受侵犯权保护他们个人免受其他国家可能妨碍他或她执行职务的任何行为。
  55.在这方面,外交部长以“官方身份”实施的行为和提出以“私人身份”实施的行为之间并没有区别。或就此事而言,在该人任外交部长之前实施的行为和其任期内实施的行为之间也不存在区别。这样,如果一个外交部长在另一国因刑事指控被逮捕,这显然妨碍了他或她执行其职务。不管外交部长在被逮捕时、在逮捕国领土上进行的是“官方”的还是“私人”的访问;不管逮捕针对的是他或她上任之前的行为还是在任期间的行为;也不管逮捕针对的行为是以“官方身份”还是以“私人身份”所为,妨碍他们执行职务的结果是同样严重的。而且,为执行外交部长官方职务而需要进行国际旅行或转道他国时,哪怕仅仅是可能受到法律诉讼的危险都可能使他们却步。
  56.本院现在考察比利时的观点,即:当在任外交部长涉嫌犯下战争罪或反人类罪时,他们享有的豁免权绝不能保护他们。为了支持这个观点,比利时在答辩状中援引了大量创设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律文件、国内立法以及国内和国际性法院的法理实例。
  比利时一开始就指出,创设国际刑事法庭文件的一些条款明确规定,一个人的官方身份不能成为这些法庭对他们行使管辖权的障碍。
  比利时还强调了国内法院的一些判决,特别是英国上议院1999年3月24日在“皮诺切特案”( Pinochet)中的判决、法国最高法院2001年3月13日在“卡扎菲案”( Qaddafi)中的判决。这些判决都坚决主张,国际法上的严重犯罪被接受为豁免规则的例外。因此,比利时认为,由于米利特勋爵(Lord Millet,—译者)指出,“不能假设国际法已经建立了一种具有强行法(jus cogens)特征的罪行,而同时又提供了一种与强制性义务共存的豁免权”;以及菲利普斯勋爵( LordPhillips,—译者)指出,“在指控犯有国际罪行方面,国际法中并没有基于属物理由(rationae materiae)的要求国家豁免的确定的规则”;这样,“皮诺切特案”判决就承认了豁免规则的例外。法国最高法院在“卡扎菲案”中指出,“现行国际法主张,被指控[恐怖主义行为]的犯罪,不论其严重程度如何,都不构成在位外国国家元首管辖豁免原则的例外。”在比利时看来,该法院明确承认了这种例外的存在。
  57.刚果则认为,就现行的国际法来说,当一个在任的外交部长涉嫌实施了国际法中的犯罪时,其免于刑事诉讼的绝对豁免原则存在例外是没有根据的。
  为了支持这个观点,刚果援引了国家实践,在这方面特别考虑了“皮诺切特案”和“卡扎菲案”。刚果的结论是,这些实践并不符合比利时的观点,相反,它们进一步确认了国家元首和外交部长刑事诉讼豁免的绝对性质。刚果援引了布朗·威金森勋爵(Lord Browne-Wilkinson,—译者)在“皮诺切特案”中的观点,即“在任的国家元首和在位大使所享有的豁免是一项给予该国家元首或大使个人的完全豁免,使其免于所有的诉讼或指控……”。在刚果看来,法国最高法院在“卡扎菲案”中也坚持同样的立场,它指出:“在没有相反的拘束有关当事方的国际条款存在的情况下,国际习惯禁止在一个外国的刑事法院指控在任的国家元首。”
  至于创设国际刑事法庭的文件及其法理,刚果认为,它们仅与这些法庭有关,从中并不能得出可以在国内法院对享有国际法上豁免权的人可以提起刑事诉讼的结论。
  58.本院仔细考察了国家实践,包括国内立法和一些国内高等法院的判决,如英国上议院或法国最高法院。从这些实践中无法作出这样的推断,即:对涉嫌犯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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