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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比较法研究》
公共选择理论与实证行政法学的分析基础
【作者】 包万超【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
【分类】 行政法学【期刊年份】 2011年
【期号】 3【页码】 35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5312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行政法的基础研究是失衡的。关于价值判断和制度选择的规范法学一直在大踏步地前进,而注重描述、解释和预测行政法现象的实证法学却举步维艰。虽然学者曾就此进行过许多经验调查,也做出了一些出色的推理,但是,这些研究至今却未能在行政法领域发展出一种具有科学特质的实证理论。究其原因,除了主流学界一直持有“法学是一门规范科学”的成见以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多数学者忽视了或者说从未意识到很多实证研究一直建立在一个不可靠的分析基础上。这个分析基础就是作为行政法制度建构核心的“政府—公民”和“公共利益—个人利益”关系的二元结构。主流学界将这个属于规范评价领域的理论框架错误地推向真实世界,导致了一个致命的后果:学者们在实证理论上面临的困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行为动机二重性假设造成行政法分析基础的不一致性,即:将行政机关视作超越于个人之上的有机体,或将政府官员视作具有集体身份的个人,这些机关和官员具有不同于普通公民的利益诉求和行为动机。前者是或者应当是受利他主义动机支配的、寻求和促进公共利益的“人民政府”和公仆,后者则是追求个人利益的利己主义者。这样在行政法的分析中,同一个人会奇妙地发生两种角色的转换:一个普通公民一旦成为官员或“公家人”,就从一个自利者摇身变成了克己奉公的“公仆”。如果他滥用权力、以权谋私,不过是“异化”或“变质”的结果,并非官员固有的“人性”使然。在“人民政府”和“公共利益”的幌子下,作为真实自然人的个体官员的行为动机被一厢情愿的利他主义假设掩盖了。这种隐含的二重性假设不仅造成了分析基础的不一致性,而且导致了基础研究中规范问题和实证问题,或者“应当”和“是”这两个领域的严重混淆。如果我们在分析中排除这些抽象的行政机关和具有集体身份的个人,而直接分析每个具有真实生命的官员个人的行为,并假设他们也如普通公民一样追求自身的私人利益。那么,真实世界中的“行政法图像”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呢?以及我们如何在“可能的世界”中去建立“最好”的行政法制度呢?
  本文的中心命题是,实证行政法学的目标既然是要在行政法的经验世界里建立一种人类的行为理论,那么,作为公共选择理论核心基础的方法上的个人主义、经济人假设和被视作交易的政治,同样可以,并且应当适用于重建实证行政法学的分析基础。为此,我将从下列三个方面进行阐述:(1)简要地对公共选择理论的历史,特别是其思路和理论特色作一个总体的回顾;(2)详尽地分析其方法论基础,确定界限,消除歧义,并尝试比较和替代行政法的二元分析结构;(3)指出公共选择理论分析基础在行政法领域的扩展性应用及其未解决的问题。
  一、面向真实世界的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可以定义为对非市场决策的经济学研究,或者简单地说,是将经济学应用于政治科学。{1}公共选择的主要目标就是了解“真实世界”中的政府“是”如何运行的,以及对政府决策和行动规则“应当”何为的规范性基础进行评价与重建。
  这种以“公共选择”或“新政治经济学”命名的综合性理论体系,位于经济学与政治学的边缘,它的核心思想可以追溯到瑞典经济学家威克塞尔对税收理论的独特研究。即主张征税应在个人因纳税损失的边际效用和国家通过公共服务给予个人的边际效用之间体现利益对等原则,由此进一步提出了“政治是一种复杂的交换”和将国家税收规模维持在帕累托水平(没有一人受损而至少有一人受益)上的一致同意规则。{2}布坎南一再强调,威克塞尔早在1896年的《公平赋税的一个新原则》一文中就完整地提出了公共选择的三个构成要素:方法上的个人主义、经济人假设和作为交易的政治。{3}
  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公共选择理论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在这一过程中,布莱克、阿罗、唐斯、奥尔森、布坎南和塔洛克等学者奠定了该理论的基本框架。{4}其中,《同意的计算—宪政民主的逻辑基础》一书出版于1962年,堪称公共选择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布坎南和塔洛克从两个方面奠定了这一学术领域的基础和方向:一是在分析方法上,除了同样强调经济人假设和理性选择外,将重点转向方法上的个人主义和作为交换的政治模式,是对威克塞尔思想的继承、创造性的扩展和运用。而且,本书首次将博弈论和寻租理论(尽管尚未系统研究)应用于对政治市场的分析。二是在性质和内容上区别了“在制度约束下的选择”和“对制度的选择”。过去的研究只限于前者,本书的研究重点是后者,即对宪法和政府规则的评价和选择,由此促进了公共选择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结合,为“宪法经济学”提供了理论框架。至此,一个与传统经济学市场决策理论相对应的政治或集体决策理论获得了独立的学术地位。
  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公共选择领域逐步形成三个学派:罗彻斯特、芝加哥和弗吉尼亚。{5}这三个学派在将微观经济理论应用于政治市场这个研究进路上是相同的。但在若干重要问题上存在分歧。素以异端学说的姿态出现的弗吉尼亚学派代表了公共选择理论的最高成就,在政治经济学和宪法行政法学领域产生了最深远的影响和引起了最广泛的争鸣。如果从《同意的计算》的面世算起(1962年),弗派自始对公共选择的三个领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一是在形式上完整而彻底地将方法上的个人主义、经济人假设、作为交换的政治以及博弈理论、机制设计理论、寻租理论应用于政治市场的分析,而这正是公共选择理论目前为人们广泛所知并引起激烈争鸣的一方面;二是在内容上改变了主要研究投票问题的传统,而将重点转向利益集团、寻租、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官僚部门和法官等领域,弗派的研究表明,政治市场很少处于良性运作的状态,从而系统提出了著名的“政府失效”和“宪法失效”理论。布坎南等学者认为,“失效”的原因在于作为政治市场博弈规则的宪法对同样作为经济人的政治代理人丧失了有效的激励和约束,从而导致了一个在组织、预算和权力上日益膨胀的“利维坦国家”成为了我们时代的现实。基于此,他们依据“个人主义—契约主义—宪政主义”的逻辑和机制设计理论进一步提出了“宪法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即致力于探讨规范政治市场的最优博弈规则。在这个领域,弗派再次超越了罗彻斯特学派和CPE只研究实证问题的局限,而将重点转向“应当进行何种制度变革”的规范性公共选择问题。这种思维理路总让人联想起马克思的那个著名的信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法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值得注意的是,“宪法”在弗吉尼亚公共选择理论中是一个主题词,但它并非是传统法学教科书上定义的那种“宪法”,而是指“一套事先同意的规则,后续行动将在这些规则范围内产生”。
  二、方法上的个人主义
  方法上的个人主义认为,对一切社会现象的分析都应当建立在个人行为的基础上,惟有个人能够思考、决策和行动,个人的存在及其行动的目的性是一切社会行为的前提和基础。“一切行为都是人的行为,在个体成员的行为被排除在外后,就不会有社会团体的存在和现实性。”{6}在西方社会科学史上,方法上的个人主义由来已久,例如,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把一切经济现象都视作是具有个人利己主义本性的“经济人”活动的结果;约翰·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认为,个人不会因为结成团体就变成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经济现象的分析也明确地建立在资本家和工人的个人行为的基础上。
  这种方法应用于经济市场的分析没有太大的分歧,但在政治领域就不是这样了。公共选择理论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关于经济和政治市场的个人行为模型。布坎南指出:“作为分析方法的个人主义仅仅意味着,所有的推理,所有的分析,最终都被消解为个人作为决策者时所面临的考虑。而不管个人在实际的社会选择结构中起到什么作用,即不管他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分析都归结为对他的选择问题和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手段或机会的考察。”{7}在所有的理性选择模型中,方法上的个人主义都是一个既定的前提,它处于分析模型的核心地位,“只有个人是选择和行动的惟一的(和最终的)实体,任何关于社会互动过程的理解都必须建立在对过程参与者行为分析的基础上。”{8}在这个模型中,个人是最终的决策者和最高的评判者,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只有个人自己能够判断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一个集体或社会从来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选择行为,社会仅仅是无数个人的集合,它本身不存在任何独立于个人的价值、目标和行为。
  公共选择理论将方法上的个人主义推广到政治领域,即认为国家或政府并非为超越于个人之上的有机体,并非是与个人分离和对立的神秘的决策主体。所谓“政府决策”,不过是通过构成政府的官员个人的决策,“政府”没有生命,政府自身绝不能思考、选择和行动。“由于拒斥了国家的机体概念,以及阶级统治观念,留给我们的就是一个关于“集体”的纯粹的个人主义概念。集体行动被视为个人在选择集体地而非个体地实现目标时的行动,而政府不过是被视作使这样的集体行动得以发出的一套程序和机制而已。”{9}因此,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之间,或者个人选择领域和公共选择领域之间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它们都是个人的选择,分享着统一的方法论基础。
  这种方法上的个人主义与作为一种社会秩序体系的规范的个人主义是不同的,{10}前者是一个中性的概念,作出决策的个人可能是利己主义者,也可能是利他主义者,或者是利己与利他的任意组合。这种方法应用于在意识形态和价值选择上具有不同偏好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或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等领域是没有区别的。即不管选择的目标是什么方法都是一样的。例如,社会主义中政府决策最终也是个人的决策,而不管这种决策是直接促进公共利益还是个人利益。但“规范的个人主义”不是中立的,而是带有强烈的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色彩,是哈耶克笔下的“真正的个人主义”,或柏克所谓的“消极的自由主义”得以存续的那种个人主义。这种立场既可能采取方法上的个人主义,也可能接受方法上的有机体主义,即把政府视作维护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仁慈君主”。因此布坎南和塔洛克特别指出:
  方法上的个人主义不应当混同于作为组织社会活动规范的个人主义。前一种类型的分析试图把政治组织的所有问题归结为个人面临各种选择时作出的选择。他的“选择逻辑”成为这种分析的核心,而指导他作出选择的最终目标或标准在该分析中不占任何位置。相反,作为一种组织规范的“个人主义”包含着对某些价值标准的明确接受。{11}
  与方法上的个人主义相对立的,是政治学、福利经济学、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和公法学长期以来接受或隐含的方法上的有机体概念。这种分析方法的基础是,国家或政府是一个超越并独立于个人的有机体,“这种有机的国家有其独立于声称具有成员资格的个人的存在形态价值模式和行为动机。事实上,‘个人’这个术语在真正的有机概念中没有多少位置,单个的人成了更大,且更有意义的有机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2}政府是“公意”和“公共利益”的体现,它的决策就像一个有生命的个人的决策过程一样,其目标是使所有个人或者至少是大多数个人的“社会效用”或“社会利益“最大化。这种方法隐含的假设是,政府是一个超凡至圣的主体,是全知全能和不偏不倚的观察者和裁决者,它凌驾于芸芸众生之上,随时洞察到人间的疾苦并伸出仁慈之手。这样一个政府是,或者应当是由一些除了认同和增进公共利益外别无所求的官员组成的。这一假设使官员成了某种具有集体身份的个人。
  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更不用说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家了,他们都把政府视为一位潜在的“仁慈君主”,而他们的社会角色就是“说教者”和“谋士”—劝告君主并与君主商定公共利益的定义和标准,然后建议君主采取增进这些公共利益的手段。主流经济学家致力于为他们的“社会福利函数”确定定义和标准,试图从政府那里寻求解决所有社会经济问题的办法。而公法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提出立法建议。
  每一种行政法理论的背后都根植于一种更为广阔的政治经济学传统。19世纪晚近以来,主流行政法学家的分析方法也主要建立在有机体的国家概念和把官员视作具有集体身份的个人基础上。中国和前苏联的“管理法”、{13}国家干预主义下的管制的或功能主义的行政法,{14}以及其他种种以“公共权力理论”或“公共利益理论”等名称标识的功能主义行政法都是建立在这个方法论的基础上。
  狄骥在将公务论作为现代公法的理论基础而替代“国家主权”论的时候,曾试图同时拒斥方法上的有机体主义,{15}倡导方法上的个人主义并建立公法的“社会实证学派”。但除了“社会连带关系”假设外,狄骥未能阐明国家为什么,以及如何发现和提供有效和公平的公共服务的现实基础,以及这样一种新的公法体系如何成为可能,同时,狄骥对公共服务的理解过于简单,他未充分关注到由于政府对公务的垄断或特许经营可能导致严重的腐败、寻租及其他一些后果。布坎南评价道:
  狄骥未能认识到,不同的个人和团体可能希望从集体行动中获得不同的“公共服务”。对他来说,“公共效用”具有一种客观的特征。因此,他没有考虑公共服务的适当扩展问题。结果,他的“公共服务”观念被利用为发展时而被称为“福利国家”的东西的理论基础。{16}
  狄骥之后,行政法学家曾讨论过方法上的个人主义和有机体的概念的关系问题。核心问题是能否接受行政机关的人格性和有机体的概念。争论的结果似乎是肯定的意见更显得合理:行政机关在其本质上并无人格,但由于法律的拟制而有了人格。“机关在外部的关系上,没有自己的目的和利益;机关的行为必须是为了国家的目的和国家的利益。所以在内部的关系上,机关自身的目的和利益,也往往和国家的目的、利益一致。”{17}相应地,方法上的个人主义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时至今日,许多法学家都未曾区别方法上的和规范的个人主义。行政法规范主义传统或控权理论模式的规范基础是个人主义,但分析方法却不是。法学家曾试图将官员个人的行为动机与国家的行为动机区别开来,以更现实地构建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机制。但这种分析方法是不彻底的,也缺乏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因为它一方面不否认行政机关和议会本质上是超越于个人之上的有机体,具有独立的人格;另一方面又假设议员和法官具有不同于行政官员的行为动机—议员出于选民的需要制定出代表公共利益和抑制行政权滥用的法律,法官能够公正司法。但是,为什么能制定出这样的法律呢?法官为什么要依法作出公正的判决呢?事实与设想并非一致,布坎南指出:“我们时代面临的不是经济方面的挑战,而是制度和政治方面的挑战,我们应该发明一种新的政治技术和新的民主模式,它们将控制官僚主义特权阶层的蔓延滋长。”{18}
  由于接受了一种有机体的概念,行政法中的公共选择就成了一个简单的计算问题,国家或政府成了具有集体身份的个人,它的任务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而法学家的职责只需寻求那种激发政府行为的基本价值模式和提出立法建议,这种分析对于理解将行政机关拟制为一个独立的法律主体而对外承载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等规范问题是有意义的,{19}但以此来描述和解释行政法现象,提出一些在操作上有意义的实证命题是极其困难的。
  建立统一的行政法学实证理论,就是要使方法上的个人主义成为一切分析的前提。对行政法现象的理解都必须建立在对过程参与者—行政官员、议员、法官、公民个人和利益集团—的行为的分析基础之上。例如对于管制立法研究,如果不是从方法上的个人主义出发,就不可能准确描述管制过程,就不可能解释利用立法设租、寻租等现象,同样难以理解为什么大量损害公众利益的法律得以颁布和长期实施?因此也就难以理解管制立法中权利义务的分配和如何改进等规范问题。
  三、经济人假设
  个人的行为一旦被置于分析的中心地位,亟需回答的问题是:这是一些什么样的个人?或者说,这些个人的行为动机是什么呢?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他们都是“经济人”:在既定的法律和制度约束下的自利的、理性的和效用最大化的追逐者。{20}这种经济人假设包含着三个基本命题:{21}
  第一个命题是关注和追求自身利益是个人行为的基本动机。这里的“利益”,既可能是金钱、物质财富,也可能是地位、荣誉,甚至是纯粹伦理的、意识形态的满足感。因此,“自利”的个人不应当被狭隘地理解为“金钱的奴隶”或“庸俗的唯物主义者”。
  第二个命题是,经济人是理性的,他能根据有关环境、自身处境和利益需要作出什么是“好的”或“坏的”判断,并能够进行“成本-效益”计算,在交易中面临现实的选择时,他将选择“更多”而不是“更少”。
  第三个命题是,在适当的法律和制度安排下(比如市场就是最好的例子),经济人即使纯粹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丝毫不关心别人的利益,也将在既定的约束下无意识地自动增进社会公共利益。这个命题实际上包含了博弈论中的“极小极大原则”,即在最不利的可能中寻求最好结果。
  自亚当·斯密以来,将经济人假设运用于解释经济市场上的个人选择时,殊少受到挑战。马克思曾指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是本来的人,这是和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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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缪勒:“公共选择理论概览”[Denis C. Mueller, Public Choice: A Survey(1976) ,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 15(2),p.359.了。
{2}参见威克塞尔:“公正赋税的一个新原则”[ A New Principle of Just Taxation ( 1896) , in R. A. Musgrave and A. T.Peacock (ed.),1959: Classics in the'-Theory of Public Finance, London: Macmillan]。
{3}参见布坎南:“经济政策的宪法”[The Constitution of Economic Policy ( 1987)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7(3),June, pp.243-50]。
{4}参见布莱克:“论集体决策的理论基础”[ on the rationale of Group Decision-Making ( 1948 ),Journal of PoliticalEconomy,Vol. 56: 23-34];阿罗:《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NY: John Wiley&Sons, 1951, 2nd ed. 1963);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Y: Harper&Row,1957);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布坎南:《同意的计算》(The Calculus of Consen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2, p. 315 )。
{5}参见劳利编:《公共选择理论》第1卷(Public Choice Theory I, pp. 10-15. Vermont: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Com-pany,1991)。
{6}米赛斯:《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3rd edn.,Chicago: Regnery, 1966,P. 42)。
{7}同注4布坎南引书,第315页。
{8}布坎南:《宪法经济学探讨》(Explorations into Constitutional Economics,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1989, p.37)。
{9}同注4布坎南引书,第13页。
{10}布坎南反复强调这种区别的重要性,参见同注4布坎南引书,第315 -317页;另参见同注8引书,第37 - 39页。
{11} 同注4布坎南引书,“前言”,第7页。
{12}同注4布坎南引书,“前言”,第11页。
{13}关于行政法作为一种“管理法”的研究,参见沈岿:《平衡论:一种行政法的认知模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145页。
{14}阿曼教授认为,美国(甚至于整个西方国家)从1930年代的新政到1970年代的放松管制时期,就主要奉行这种行政法。参见阿曼:“新世纪的行政法”[Administrative Law for a New Century, in Michael Taggart (ed.):The Province of Administrative Law, Oxford: Hart Publishing, 1997,pp.90-117]。
{15}参见[法]狄骥:《公法的变迁》,郑戈译,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40-68页。
{16}同注4布坎南引书,第317页。
{17}[日]杉树章三郎:《行政机关的人格性》,陈汝德译,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研究室丛书(1937年),第42-43页。
{18}布坎南:《自由的限度》( The Limits of Liber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 p. 162 )
{19}比如“行政主体”概念的确立就具有这种意义,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0-62页。
{20}“自利”、“理性”和“效用最大化”这三个要素作为公共选择理论的经济人假设是由缪勒最先提出的,参见同注1引文。
{21}对这些命题的类似提法,参见杨春学:《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1-12页。
{22}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1843),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3页。
{23}参见[美]加里·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王业宇、陈琪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24}方福前:《公共选择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25}有关分析,参见周黎安:“国家的理性重建—布坎南的国家理论”,载胡代光主编:《西方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其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8页。
{26}同注8引书,第63页。
{27}转引自:[美]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李燕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9页。
{28}布坎南:《宪法经济学》(Constitutional Economic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1,p. 42)。
{29}尼斯坎南:《官僚制与代议制政府》( Bureaucracy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Chicago: Aldine Press, 1971 , p38)。
{30}同注8引书,第26 - 35页。
{31}王宏昌编译:《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讲演集》(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0页。
{32}从两种不同的行为动机假设出发,可以认为,公共利益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构成了解释行政法的两种最重要的模式。但后者尚未引起广泛的关注。参见皮尔斯等:《行政法与程序》(Administrative Law and Process, New YorkFoundation, 1999, pp. 10-21)。
{33}布坎南:“公共选择的视角”[ The public choice Perspective ( 1983 ),Joumal of Public Finance and Public choice,Vol. 1]。
{34}参见同注2引文。
{35}同注33引文。
{36}对(1)—(3)的概括,参见同注24引书,第15页。
{37}同注3引书。
{38}[美]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吴良健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92页。
{39}同注33引文。
{40}同注31引书,第299页。
{41}参见Virginia Law Review( 1988) , vol. 74: 167-518.
{42}麦考斯兰:《公法与公共选择》[Public Law and Public choice (1988 ),The Modern Law Review,Vol. 51]。本文主要论述四个问题:公共选择是什么?从公法学家的角度观察,公共选择理论在哪些方面影响政府体制、决策与程序,或为之提供理论基础?这些互动关系对公法的研究意味着什么?公法学家在何种程序上能够利用公共选择理论来评价和发展政府决策体制、行政程序制度及其公法理论?
{43}马肖:《贪婪、混乱与治理:运用公共选择改善公法》(Jerry L. Mashaw, Greed, Chaos, and Governance: Using Pub-lic choice to Improve Public Law,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44}同注32引书。
{45}克雷格:《英美公法与民主》[ Public Law and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x-ford : Clarendon Press, 1990, pp. 80-90]。
{46}斯图尔特:《美国行政法的重构》[The Reformation of American Administrative Law(1975),Harvard Law Review,Vol.88: 1669-1813]。卡罗尔.哈洛和理查德.罗林斯在行政法的理论基础研究中也运用了公共选择理论的评价标准,但仅作一般性的学术介绍,不是专题研究。参见Carol Harlow and Richard Rawlings, Law and Administra-tion, London: Butter-worths. 1997.pp. 128-132.
{47}参见法伯、弗里克:《法律与公共选择》( Law and public choice,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1 )。本文是第一部关于“公法与公共选择”的专著。但作者在不少地方误用了公共选择理论,尤其是狭隘地理解“经济人假设”,并时而错误地将公共选择的运用等同于经济分析,因此作者对公共选择理论局限性的评价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上。该书出版前的一些沦文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受到了行家的批评,如参见DeBow & Lee, ‘ Understanding ( and mis-understanding) Public Choice: A Response to Farber and Frickey'(1988),Texas Law Review, Vol. 66.
{48}如参见弗里克:《立法:法律与公共政策的创制》(Legislation: Statutes and the Creation of Public Policy, St. Paul:West Publishing Co. 1988)。
{49}如罗宾逊:《美国民主:公共选择与公法》(American Bureaucracy: Public Choice and Public Law, Michigan UniversityPress, 1991 )。本文论述了五个问题:政府与官僚制、公共选择的宪法约束、公共选择的官僚化、正当行政程序、对行政决定的司法审查。
{50}参见包万超:“实证行政法学与当代行政法学的基本难题”,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0年秋季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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