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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研究》
信赖原则在现代私法体系中的地位
【作者】 马新彦【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
【分类】 行政法学【中文关键词】 信赖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动的安全
【英文关键词】 the principle of reliance, the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the security of transaction
【期刊年份】 2009年【期号】 3
【页码】 103
【摘要】

信赖原则是私法体系中独立于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法律原则。在诸法律原则发生冲突时,现代法总是将信赖原则作为价值最大者而优先选择,并且信赖原则在合同责任、时效取得、地役权、离婚补偿、雇主责任等多方面都有适用余地,是私法体系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原则。信赖原则是伴随着自由主义的兴起,作为对自由主义的一种衡平和矫正而取得重要地位的。

【英文摘要】

Due to the highly specialized social division and the unparalleled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economy in modern society, the security of transaction becomes one of the top goals of value in law. The principle of reliance and the rules under its direction create the only way to realize the value of the security of transaction pursued by modern law. It is the guiding ideology and basic point of legal activities, and is the supreme guide line in civil law and the entire private law, so it is the basic principle of private law system.

As to its functional attribution, the principle of reliance is the criterion of legislation, since its significance is to guide the legislators and executors on how to reasonably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reliance rather than guide the parties on how to trust others. The promissory estoppel in common law, along with the diversified rules of the prima facie liabilities in continental legal system, and the liabilities for culpa in contrahendo, construct a huge and harmonious system of rule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reliance. The majority of legal development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n be described as the recognition of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engendered on the basis of reliance. The principle of reliance is the footstone and guide line of the institutional legal system and has already infiltrated through the system, no matter whether it is specialized by the positive law or not.

Although the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is defined as the king clause in private law by several scholars, and although it has been specialized by the positive law, the principle of reliance is in the dominant status in modern private law. Whenever value conflicts take place between the principle of reliance and other principles, the former has always priority over the latter for its high value. More over, the principle of reliance can be applied in the areas of contract liability, acquisition of ownership by time, legal easement, compensation for divorce, employer’s liability, and so on. It is along with the arising of liberalism and as its balance and correction that the principle of reliance acquired an important posi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9122    
  引言
  安全是人类生存与社会发展的基础,是人们追求完美生活的依据。因此,自从法产生以来,安全便成为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法对动的安全与静的安全的价值取向不同。[1]动的安全与静的安全虽相互依存、相辅相成,但两者之间的冲突又常常是激烈的、排他的,动的安全要以牺牲静的安全为代价,静的安全又须以舍弃动的安全为必要。如果说现代法相对于传统法有所发展与进步,那就在于当动的安全与静的安全发生冲突时,现代法将动的安全置于优于静的安全的价值位阶,甚至于动的安全价值与自由价值相冲突时,现代法亦将动的安全置于高于自由价值的地位。
  法所追求的正义价值的全部内容——自由、平等、安全、效率首先“要通过一些基本原则的阐述来加以进一步说明。这些基本原则又要进一步通过一些具体的规则来实现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和调节,从而最终使人们追求的正义价值得到实现”。[2]现代法所追求的动的安全价值是通过信赖原则,也只能通过信赖原则及其指导下的规则加以体现。德国学者非常精辟地指出:“德国民法典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它产生于那个尽力清除商业交往中障碍的时代……无论信赖保护是为了保护当事人已经付出的信赖,还是为了维护法律交往的稳定,在德国民法典的许多地方都能见到这一原则的思想,它是我国法律制度中的一项基本原则。”[3]美国学者也主张,20世纪大多数的法律发展可以被描述为对基于信赖产生的责任的承认。[4]信赖原则已经深深地渗透于法律的制度体系之中,普通法或成文法基于信赖原则而构筑了开放性的制度体系,在近些年来,该制度体系的不断扩张已经呈现出非常明显的趋势。[5]
  然而,在我国,无论是学界还是司法界都没有给予信赖原则应有的重视。学者多著书立说强调诚实信用原则的功能、作用及其在法律制度体系中的地位;而法官审理案件遇有适用现行法与保护信赖及动的安全相冲突的情形时,宁愿适用现行法,也不敢发现和适用反映现代法理念与价值追求的信赖原则。本文不否认诚实信用原则的功能与作用,更不否认现行法规定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但是,诚实信用原则不是万能的,现行法普遍的合理性在特殊的个案中也会遭到质疑,并与维系建立在人们相互信赖基础上的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财产流通的安全的法的应然状态相冲突。现代法保护信赖的时代性与全球化特征确应为所有的法律人所认知和认同。这是本文揭示信赖原则在现代私法体系中地位的根本出发点。
  一、信赖原则是私法体系中的基本原则
  耶林和富勒所作的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论文发表后,[6]信赖以及信赖利益的保护几乎成为我们所处时代的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话语。人与人之间没有一种关系不是建立在需要和信赖的基础之上的,需要是关系建立的动因,而信赖则是关系建立的条件或基础。交易关系如此,朋友关系、婚姻关系亦如此,一个正常的、理性人的婚姻绝对是建立在两性及情感的需要和男女双方之间相互信赖的基础之上的。社会是人活动的场所,是由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形形色色的交往关系构筑并丰满起来的。“没有人们相互间享有的普遍信任,社会本身将瓦解。几乎没有一种关系是完全建立在对他人的确切了解之上的。如果信任不能向理性证据或亲自观察一样,或更为强有力,几乎一切关系将不能持久。”[7]这就是说,信赖具有社会属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鉴于此,德国民法将信赖原则作为构建民法制度体系不可或缺的标准和根据。“在德国民法典看来,只有当人与人之间的信赖至少普遍能够得到维持,信赖能够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础的时候,人们才能和平生活在哪怕是关系很宽松的共同体中。”[8]因此,保护信赖如同保护人的生命一样具有正当性。信赖原则同契约自由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一样,是私法制度体系中重要的法律原则。
  多有学者将英美契约法中的“允诺禁反言”(promissory estopple)视为信赖原则。很令人不解的是,他们在将允诺禁反言作为原则的同时,又花费相当的篇幅研究信赖原则的构成要件,认为信赖原则“本身是一个独立请求权,受允诺人可依据此原则向允诺人请求履行或损害赔偿”。[9]这不仅在理论上是矛盾的,而且贬损了信赖原则在私法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信赖原则的内涵应当精确化为:当事人在与他人的交易中付出了信赖,只要这种信赖是合理的,法律就应当予以保护。至于以怎样的方法保护信赖,何种条件成就方对信赖予以保护,保护信赖的结果是赔偿当事人的信赖利益损失还是赋予当事人一定的权利,或者赋予当事人预期得到的利益,则应由信赖原则指导下的具体规则予以解决。英美法的允诺禁反言,以及大陆法系的各种表见责任或者外观责任规则,连同缔约过失规则,都是以信赖原则为准则而构筑起来的庞大而和谐的规则体系。
  法律原则有基本原则与具体原则之分。“基本法律原则是指体现法的根本价值的法律原则,它是整个法律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构成法律体系的神经中枢……具体法律原则是基本法律原则的具体化,构成某一法律领域的法律规则的基础或出发点。”[10]就民法领域而言,同样有基本原则与具体原则之分。民法的基本原则应当是表现民法领域的根本价值,对民法领域的全部法律规范具有普遍的指导效力的立法准则,是民法精神的最集中体现。民法领域中的具体原则是在某个具体的领域内具有指导性效力,对某具体的实体法律关系具有规范作用的法律原则。如果划分基本原则与具体原则有理论上的意义,那么,信赖原则应当属于基本原则的范畴,原因在于它不是某一领域的立法准则和出发点,而是民法乃至于整个私法领域自始自终的最高准则。尽管意思自治、诚实信用原则在法制进程的不同时期被立法置于重要的、甚至“帝王”地位,也尽管信赖原则未曾被法典条文化,但是,任何人都不敢否认信赖原则在私法领域中重要的地位、它所代表的私法精神以及它对法制进步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法理学界对法律原则作了三种分类,根据法律原则产生的基础不同分为政策性原则和公理性原则;根据法律原则的覆盖面不同分为基本法律原则和具体法律原则;根据法律原则的内容不同分为实体性原则和程序性原则。[11]实际上,法律原则的分类不应仅限于此,还应当根据功能的不同进行分类。关于法律原则的功能,有学者认为有三项:指导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解释、评价和补充法律行为;解释和补充法律。[12]也有学者认为法律原则的功能包括立法准则的功能、行为准则和审判准则的功能、授予司法机关进行创造性司法活动的功能。[13]笔者认为,法律原则具有两项重要功能:立法准则的功能和行为准则的功能。就立法准则的功能而言,立法机关应当以法律原则为准则和指导制定实现法律原则的具体法律规则;在法律规则不能涵盖某具体案件、不足以适应新类型案件或者若干法律规则发生冲突时,法官应当依据法律原则的精神审判案件、扩张解释法律规则以适应新类型案件,并解决、协调法律规则的冲突。所以,解释和补充法律的功能、审判准则的功能、授予司法机关进行创造性司法活动的功能均为立法准则功能的派生功能。而就行为准则的功能而言,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设定以及权利的行使、义务的履行均应以法律原则的精神为准绳。遇有当事人权利义务设定不明、设定有分歧,或者权利行使、义务履行不符合行为准则的规范标准,法官可以依据法律原则的精神明确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设定、行使及履行。因此,审判准则的功能和解释、评价、补充法律行为的功能实际上是行为准则功能的派生功能。几乎没有法律原则不兼具立法准则与行为准则两项功能,只是兼具的程度或侧重点不同。根据功能的侧重点不同可以将法律原则分为行为准则性原则和立法准则性原则。信赖原则为立法准则性法律原则,因为它的意义不在于指导当事人如何信赖他人,而在于指导立法者和执法者如何保护合理的信赖。
  或许有人认为,信赖虽然应当受到保护,但是我国合同法、民法通则以及相关现行立法并没有规定信赖原则,因而信赖原则至少在现阶段不是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尤其在具体个案适用现行法的结果将严重损害当事人的信赖利益及整个社会的交易安全时,法官会以其没有造法的权力为由,以牺牲动的安全为代价而适用现行法。著名法哲学家德沃金曾有经典的描述:“法律不止是‘规则’,而尚有‘原则’,‘原则’隐存于判例的浩瀚全体之中,这整体将供应法官足以解决一切案件的法律依据。”[14]他还认为,法律原则是代表法制传统一贯秉持不渝、而持恒加以实践的道德原则,与道德原则有所不同的是,它被制度化,并纳入法律体系之中,而法官的义务就是去检验、昭示这个道德理论,本于它所导出的价值原则是既有法制一向所本的原则,因此,道德原则不是取之于既有法制之外,而是原来已含于法制之内的“法律原则”。[15]上述以判例法为背景理论而得出的结论,同样适用于成文法制。王泽鉴先生认为,“对立法者而言,将所有的法律基本原则,以明确的文字,表现在法条规定之上,可藉简单的推理径予适用,系一项难以实现的任务,由于社会之繁杂多变,亦非立法者所能完成之工作,因此解释法律不能拘泥于法条文字,应发现隐藏于某项规定之中的法理或一般法律原则,这是‘最高法院’之权利与义务,否则法律必停滞不进,陷于僵化,不能适应社会需要。”[16]法律原则是法律的灵魂,极具抽象性和宽泛性,无论成文法是否将其刻于法典的条文之内,它早已蕴含在法律体系之中,人们所需要做的是如何证成它于既有法律中的存在、地位以及它的正确性,并于某一个案无确定的法律规则可援引适用时,利用法律原则作出合理的判决。正因为法律原则已经是既有法律的一部分,又可以涵盖一切事实,可以为一切案件提供唯一解答,所以,德沃金主张,法律本无漏洞可言。[17]人们常常谈及的“法律漏洞”,不过是指就某一个案无确定的法律规则可援用而言。总之,无论信赖原则是否被确定于现行法的条文之中,它都已经是制定法所构筑制度体系的基石和指南。
  二、信赖原则是私法体系中独立于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原则
  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的含义,尽管理论上有多种不同的解释,[18]但几乎均认为诚实信用原则是一个抽象的、概括的、所含内容极其宽泛的概念,其法律效力在适用的对象和时间上均具有最高之强制力。有学者甚至将诚实信用原则视为资产阶级民法贯穿始终的唯一原则。[19]在谈及诚实信用原则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时,“德国学者Stammier认为,法律之标准应为人类最高理想,诚实信用原则即此最高理想的体现。如果法律规定与最高理想不合,则应排除法律规定而适用诚实信用原则”。[20]在谈及诚实信用原则的功能时,学者均认为诚实信用原则是补充法和解释法,[21]是“未形成的法规”,是白纸规定,是给法官的空白委任状。[22]司法活动中的创造性和能动性即依此原则而得以确认,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亦依据此原则而得以行使,诚实信用原则不仅是法官解释法律条款,而且是解释合同内容的权源和依据。现代法的私法精神若以私法正义为基点,以善意、诚实、道德、守信为核心内容,那么,可以说,冲出近代法实证主义法学的意思自治理论的束缚,而在现代私法体系中得以确立的诚实信用原则是现代私法精神的载体。基于此,将诚实信用原则称为“帝王条款”似乎成为不争的事实。
  鉴于诚实信用原则在私法体系中所具有的崇高地位,有观点认为信赖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有相似的内涵,它不应当是独立的基本原则,或者它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化。[23]但是,笔者认为,无论是以诚实信用原则贬低信赖原则的地位,还是以诚实信用原则否定信赖原则的独立性,都是错误的,信赖原则是私法体系中独立于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原则。
  (一)信赖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具有完全不同的本质内涵
  如果说两项原则有共性,那就是“信”字。但是,这种共性仅限于“信”字形象上的共性,隐含于“信”字背后的涵义却有质的区别。诚实信用原则之“信”具有守信、不欺之意;而信赖原则之“信”则有相信、信任之意。由此决定,二者具有完全不同的本质内涵:诚实信用原则是一种道德准则,约束交易行为的参与人遵守道德规范,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实现自己的利益;而信赖原则不同,它不以道德规范的面目约束交易行为的参与人如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它也“没有法律伦理方面的基础,保护信赖往往只是一种旨在提高法律行为交易的稳定性的法律技术手段”。[24]一方当事人是否诚实守信不是决定法律规则逻辑结果的要素,而一方当事人的信赖是否合理却是授予一方权利或者强加另一方义务的原则性根据。
  (二)信赖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具有完全不同的功能属性
  虽然人们对诚实信用原则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有一点似乎已经达成共识,即诚实信用原则与契约自由原则不同,它是以道德伦理为理论基础的义务性道德准则。作为义务性道德准则,它将所有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人均纳入义务人的范畴,课以他们各种基于道德观念应尽之义务,如保密义务、通知义务、协助义务、告知义务、诚实不欺义务,以及恪守诺言、严格履约义务等等,统称为诚实信用义务。人们之所以就此形成共识,是因为诚实信用原则从罗马法产生时起至近代法将之法典化,并被确定为合同法、债权法乃至民法的基本原则,始终被作为约束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行为准则。[25]鉴于此,就功能属性上判断,诚实信用原则应当是行为准则性法律原则。然而信赖原则不同,它的中心内涵是法律应当对当事人在交易中付出的合理信赖予以保护,其主要功能不在于约束或告知当事人如何履行义务或行使权利,而在于指导立法者和法官遇有当事人的合理信赖受危害,并由此危及动的安全情形时,以怎样的方式、以何种手段保护当事人的信赖。信赖原则下产生的责任具有责任的法定性和当事人行为的非道德评价性特征。就前者而言,尽管信赖原则下责任的内容不乏当事人的约定,但该责任非具备法律规定的要件不得成立;就后者而言,无论基于信赖原则及其指导下的规则一方当事人要承担怎样的责任、承受多么沉重的后果,均不是对该方当事人的道德非难。善意取得规则下真正所有权人所有权的丧失,表见代理规则下被代理人所承担的有权代理的法律后果,无一是对他们进行的道德谴责,而仅仅是法律对冲突的两个利益所作的价值选择和技术性处理。因此,信赖原则在功能属性上不同于诚实信用原则,属于立法准则性法律原则。
  (三)信赖原则在诚实信用原则触及不到的领域内发挥其独到作用
  徐国栋教授将诚实信用等原则以适用领域为界限作了具体的分工,认为“权利不得滥用原则主要调整涉及绝对权(核心是物权)方面的权利义务关系,公平、等价有偿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主要调整涉及相对权(核心是债权)方面的权利义务关系。公平、等价有偿原则主要从外部利益均衡上加以调整,诚实信用主要对当事人提出具备善意、诚实的内心状态的要求,以此实现当事人之间外部利益关系上的平衡。因此,诚信原则的种种表现,莫不与对当事人内心状态的要求有关”。[26]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现代法虽然将诚实信用原则确定为整个民法的基本原则,但它仍然主要适用于债权法领域;第二,诚实信用原则调整法律关系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对当事人善意、诚实的内心状态的要求,约束当事人履行义务、行使权利的行为。因此,无论是适用的领域,还是调整方式,诚实信用原则都不可能是绝对的、无限的。信赖原则除债权法领域之外,在更广阔的领域内均能适用。尤其在诚实信用原则触及不到的领域内,信赖原则以其特有的方式发挥独到的作用。各国物权法上的公信制度,所有权以及地役权的时效取得,商法中的外观责任,民法总则中的表见代理、表见代表,继承法中的表见继承,婚姻关系中的表见家庭财产等等,无一不是在信赖原则指导下的规则和制度。
  (四)信赖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有相互冲突的机遇
  美国法学家迈克尔·D·贝勒斯在解释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的关系时认为,“原则可能互相冲突,所以原则有份量(weight)。就是说,互相冲突的原则必须互相衡量或平衡,有些原则比另一些原则有更大的份量”。[27]而法律原则之所以可能发生冲突,是因为每一原则均有其自身的价值和它所追求的价值。在某一情势,法律所追求的价值发生冲突时,原则的冲突便在所难免。对冲突的原则需要进行平衡、衡量、判断与选择,得出的结论应是适用价值最大者。
  诚实信用原则与信赖原则是两个不同的原则,自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前者以诚信、不欺、道德为其追求的价值目标,而后者则以创造交易参与者相互信赖的良好环境、稳定社会交易秩序与动态财产关系的安全为最高价值目标。当两个价值发生冲突时,是以前者为根据,还是以后者为准绳,将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例如,善意取得制度是对原所有权人与对无处分权人的占有赋予信赖的善意第三人之间利益冲突的评判,而评判依据的是这一制度赖以存在的法律原则所追求的价值。在无权处分,原所有权人没有任何不诚实之举,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是绝对无法得出原所有权人丧失所有权的结论的。在无权处分人无力承担侵权责任时,将无权处分人所实施的欺骗行为造成的所有后果全部转嫁给原所有权人,绝不是诚实信用原则的精神。而信赖原则旨在保护信赖,使付出合理信赖的当事人的利益在最大程度上得到满足,从而维护整个社会的交易安全。善意第三人利益的最大满足便是得到标的物的所有权,因此,依据信赖原则,原所有权人的所有权必定因善意第三人获得标的物的所有权而丧失。善意取得制度之所以确立,是法的动的安全价值无限扩大的结果,而信赖原则恰恰是这一价值的有形载体。当然,在二者追求的价值不冲突的情况下,诚实信用原则与信赖原则完全可以并存,如同契约自由原则与公平原则可以并存、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可以并存一样,缔约过失责任规则便是典型的例证。于缔约者未尽诚信义务给相对人造成信赖利益损失时,依据诚实信用原则与依据信赖原则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因此,当诚实信用原则与信赖原则发生冲突时,选择其一绝不意味着另一原则的无效,因为原则不是以有效或无效的方式适用的,但冲突至少说明信赖原则独立于诚实信用原则。
  三、信赖原则是私法体系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基本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被学界称为“帝王条款”,[28]并被认为是私法领域里最高的基本原则,其理由可以归纳为两点,本文逐一分析。其一,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范围日趋扩大,不仅适用于债权法,而且适用于整个民法。王泽鉴先生在他的《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一书中说,虽然诚实信用原则在德国民法的体系上被编排于债编之中,但德国学界著有诸多有关诚实信用原则的千页巨著,诚实信用原则非仅适用于债法,而且适用于整个民法,乃至于公法及诉讼法。德国学者鉴于诚实信用原则在法律生活上的重要地位而将其称为帝王条款。当然他本人无不借助德国学界的观点证成自己的观点:诚实信用原则决不仅适用于债之关系,物权关系亦应当适用诚实信用原则。[29]然而,在王泽鉴先生所列举的物权法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七类案件中,可以发现,一些案件仍然属于债法领域,一些则属于公平原则规范的范畴。以王泽鉴先生首先列举的遗失物拾得人之报酬请求权和占有物灭失之赔偿请求权为例,拾得遗失物和占有确为物权法问题,但遗失物一经被“拾得”,占有物一经“灭失”,便在当事人之间形成了债的关系,受诚实信用原则规范的报酬请求权与赔偿请求权仍然在债权请求权的范围之内,诚实信用原则仍未脱离债权法领域。而关于“地役权人就利用土地所生之危险应以自己费用采取安全措施”,严格地说,地役权人负担安全设施的费用是以地役权人的利用行为滋生危险为前提的,这是利益与损失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分配的问题,显然是公平原则规范的范畴。所以,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领域仍然主要是债法领域,[30]即便有例外,也仍然是对当事人行使权利与履行义务的道德要求。诚实信用原则终有其触及不到的领域,如果内涵太过模糊,反而会影响其功能和效用。其二,诚实信用原则是未形成的法规,是白纸规定,换言之,是给法官的空白委任状。立法者正是通过这种空白委任状,授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权,法官据以排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直接调整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以,诚实信用原则为现代民法最高的指导原则。[31]但是,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不是诚实信用原则的特有功能,公平原则、意思自治原则以及信赖原则均有此功能。以此功能判断法律原则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不足以得出诚实信用原则为现代民法最高指导原则的结论。
  笔者认为,若干原则发生冲突时常常作为价值最大者而被选择的法律原则以及统管领域最大的法律原则方可以成为法律体系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原则。依此判断标准,信赖原则不仅仅在民法,在整个私法体系中都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基本原则。
  (一)从冲突法律原则的价值选择看信赖原则的统治地位
  信赖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的冲突不限于善意取得的场合,在表见代理、表见债权转让、表见商人资格等场合均会发生冲突,而且每每以信赖原则作为价值最大者优先予以选择。信赖原则也不仅限于与诚实信用原则发生冲突,与意思自治原则同样会发生价值冲突,或者更严格地说,信赖原则的产生和存在在法律层面的最大意义就是合理限制当事人的意志自由,信赖原则是在与意思自治原则的冲突中产生的。
  信赖原则与意思自治原则的冲突随处可见,而且,法律总是将信赖原则作为价值最大者而予以选择。在此仅以合同解释制度的历史发展为例进行阐释。“合同解释制度作为开放的法学体系的一部分,其间也必然充满着价值判断与利益衡量,而其主导性的价值及原则,无疑是值得探寻和揭示的东西。为应对社会的发展,合同解释制度与其他私法制度一样,也处于一种动态的演变之中。”[32]在意思表示的合同解释理论中,历史上经历了意思主义与表示主义的不懈斗争,[33]而在背后支撑这一斗争的是意思自治原则与信赖原则的冲突和较量。综观各国立法及法理,基本上经历了由表示主义到意思主义,再回到表示主义的过程。[34]在古代社会,立法者和执法者的智慧尚难以透过外在的表示驾驭认知、推断当事人内心真意的过程,于是,原始的法律选择了表示主义。当私法自治的理念被人们所接受,并形成私法领域里的意思自治原则时,表示主义渐渐失去了它的合理性和正义性,各国法纷纷从仅仅关注当事人的外在表示的固有意义,转向关注当事人表示背后的内心真意。在意思主义的理论之下,法官解释合同就是利用各种规则探寻、推导当事人的内心真意,并以推导出的当事人意思确定合同的内容。作为私法基本原则的意思自治在合同的解释中处于最基础和最重要的地位,是意思主义理论能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占据统治地位的重要的原则性根据。但是,在致使合同解释成为必要的发生分歧的两方当事人的真意中,意思主义选取的是表意人的真意,而忽视了受表意人的信赖,[35]这不仅否定了受表意人的自由意志,也大大地损伤了受表意人的信赖[36]和交易的安全。以保护信赖为标志的现代法自然需要视角的转换,“表示主义的复兴,正是打着加强信赖保护的旗帜而登堂入室的”。[37]它的核心内容是,以理性之人(reasonable person)站在受表意人的角度对表意人所作的意思表示能作出的并且应当作出的理解解释合同。它保护的是受表意人的信赖利益,关注的是受表意人的安全价值和自由价值。这就决定了现代法的表示主义不是向古代法表示主义的简单回归,较之以往它登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近代法意思主义向现代法表示主义转变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直以来作为私法核心价值的意思自治原则与信赖保护原则冲突较量的过程,而且,较量的结果是信赖原则成为现代法的最高准则。[38]当然,在表示主义理论中,对于合同内容的确定,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受表意人本人对表意人表示的理解,而是理性之人站在受表意人立场上的客观理解,在保护受表意人信赖利益的同时,也尽可能地保护表意人的利益和表意人的自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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