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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中华法系道德文化精神及对未来大中国法的意义
【作者】 张中秋【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
【分类】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中文关键词】 中华法系;道德原理;法律变迁;大中国法;架构
【期刊年份】 2011年【期号】 5
【页码】 45
【摘要】

从中华法系的含义出发,以唐律(《唐律疏议》)为代表,探讨中华法系的传播及其原因,指出中华法系的文化精神,即贯通天、地、人、法的道德原理,是它先进性和优越性的根本所在,并因此而传播四方。近代开始中华法系解体,中国法律变迁至今,呈现出两岸四地三法域的状况。未来有可能在国家最高主权和根本法的基础上,整合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法律,形成大中国法的架构。在这个新的法律世界的形成中,作为中华法系文化精神的道德原理将发挥重要作用。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5939    
  一、中华法系诸问题
  (一)中华法系的含义与分期
  法系是法律文化的一种存在和表现形态。一般认为,法系是指由拥有某些共同传统和重要特征的两国或两地区以上的法律所构成的法的体系。人类迄今存在过的法系,依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划分。[1]按历史分类法,中华法系是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五大法系之一。[2]依笔者的见解,中华法系是指发源于我国上古解体于晚清、以中国法为母法、以唐律为代表、以礼法结合德主刑辅为特征发展起来的东亚法律体系,包括传统社会的中国法、朝鲜法、日本法、琉球法、安南法和暹逻法等。
  中华法系萌芽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经夏商西周的发展,形成了以五刑(墨、劓 、刖、宫、大辟)为中心,以礼和刑为主要内容与形式的法律体系。随着春秋战国的变革和秦汉帝国的统一与扩张,西周时期的法律体系又经历了破裂、重建和发展的过程,以战国时期魏国《法经》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秦律和汉律构成了中华法系的基本框架。从西汉到隋唐的几百年间,中国法律开始和完成了儒家化运动,这个运动的最后结晶是唐律的形成。唐律是唐代法律的总称,包括律、令、格、式四种法律形式,其中《唐律疏议》是代表。此后,唐律一方面为中国的宋元明清诸王朝所继承,形成一脉相承、沿革清晰的国内法律传统;另一方面又为东亚诸国所接受,成为中华法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唐律尤其是《唐律疏议》被公认为是中华法系的代表。
  如果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来界定,在中国的上古到先秦这段时间为中华法系的初创期,其范围限于中国本土。在秦汉至隋唐这段时间为中华法系的成型期,其范围包括东亚大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琉球群岛和中南半岛部分地区。在中国的宋至清末这段时间为中华法系的延续和内部变化期,其范围还是包括上述地区,但在这段时间内,从中国继受的东亚诸国法已逐渐本土化或干脆为本土法所改造和取代。[3]不过,从法系的构成要件上看,中华法系还是成立的。
  (二)中华法系的传播及其原因
  中国法从秦汉特别是从魏晋时期开始,就已经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传播,但对外产生大规模影响的始于隋唐时期,特别是到唐代达到了顶峰。公元701年,日本颁行划时代的古代法典《大宝律令》,这部法典在篇目、结构、内容甚至文句方面,基本类于唐律,只是在某些方面略加简化省略罢了。至于古代朝鲜,《高丽史·刑法志》载:“高丽一代之制大抵皆仿于唐,至于刑法,亦采唐律,参酌时宜而用之。”古代越南称为安南,大约在公元9世纪中期以前,安南适用中国的唐律,到公元1042年,越南李太尊颁布《刑书》三卷;公元1230年,陈太尊颁行《国朝统制》中的《国朝刑律》,这前后两部法律均以唐律为蓝本;后来成于黎氏王朝的《鸿德刑律》,亦是以唐律为主折衷宋、明律而成的。还有,在中国周边的琉球、暹逻、大理、吐蕃、辽、西夏、金等地区,亦时间不一、程度不同地移植、仿效或吸纳了中国的法律。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法为母法,以唐律为代表,布及东亚诸国广大区域的法律体系。这就是中华法系。[4]
  中华法系的形成,不仅对东亚地区法律文化和法制文明的发展贡献巨大,而且亦有世界意义。如果我们将中华法系的代表《唐律疏议》与罗马法的代表《法学阶梯》简单比较一下,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唐律疏议》颁布于公元653年(唐高宗永徽二年),《法学阶梯》制定于公元533年(查士丁尼皇帝第三任执政官期间),这两部分别代表古代东方与西方法律秩序的著名法典,在互不相通的情况下,其诞生的时间如此接近,真是人类法律史上的一大奇观。[5]但更有意义的事实是,《唐律疏议》与《法学阶梯》所代表的中华法系与罗马法,在古代东亚世界和地中海世界是通行的,而且影响深远,这是它们作为世界性法律体系的共同之处,即对人类法律文化和法制文明的重大贡献。所以,日本学者仁井田陞教授在对比研究了唐代律令与日本律令之后说:“耶林说过:‘罗马曾经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是用武力,第二次是用宗教,第三次是用法律。’然而,大体上可以说,中国亦是一以武力,二以儒教,三以法律支配东部亚细亚的(不过,其武力支配未达到日本)。蒙受中国法律影响较多的民族和地区,东至日本和朝鲜,南达越南,西及所谓西域,北到契丹和蒙古。”[6]
  中国法之所以在唐代对外大规模传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笔者以为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地理近;二是国力强;三是文化优。地理近不用多解释,朝鲜、日本、琉球、安南、暹逻,以及历史上的大理、吐蕃、辽、西夏、金等地方政权,都是唐代中国的周边地区,便于包括法律在内的文化交流和扩散。同样,国力强亦不用多解释,隋唐尤其是唐代国力强盛,是当时亚洲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的中心,唐都长安是一国际性的大都市,前往大唐和居住长安的外国人人数众多。这些外国使节、留学生、商人、僧人、艺人等,都不同程度地引起或推动了包括法律在内的文化交流与传播。[7]文化优是指以唐律为代表的中国法是当时东亚地区最发达的法文化,相对于周边地区的习惯法拥有的绝对先进性,其先进程度曾使得日本留学生感叹:“大唐者,法式备定珍国也”。[8]而人类文化,包括法律文化,有一种自我交流的能量,这种能量表现在相对先进的一方,总是透过人的行为积极地向外渗透和扩张。这有点像流体力学原理,即不平衡中高低之间的惯性流动。唐代中国与周边地区之间法律文化的不平衡所引起的传播,亦可以说是历史力学原理的一种表现。
  (三)中华法系的精神与原理
  中国法之所以在唐代对外大规模传播,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同时亦是它自身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相对周边地区的先进性,而这个先进性正是中华文化优越性的体现。那么,它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又体现在何处呢?从法文化角度而言,我们可以从法律形式和内容实质两方面来认识。从法律形式上讲,以唐律为代表的中国法的状况:一是成文的,二是体系化的,三是法典化的;而周边地区的法律状况:一是不成文的,二是无体系的,三是非法典的。表明唐代中国周边地区的法基本上还都处在原始和半原始的习惯法状态,这使得中国法相对于它们在形式上拥有绝对的先进性。从内容实质上讲,以唐律为代表的中国法不仅内容完备成熟,其有关政制、行政、刑事、经济、婚姻、家庭和诉讼等国家与社会的主要方面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譬如,刑事性的《唐律疏议》就有500条,其他唐令、唐格、唐式则更多,所以日本留学生说:“大唐者,法式备定珍国也”。
  对法来讲,形式先进、内容完备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渗透在法的内容和形式之中的文化精神。文化精神决定法的特质,从而塑造法的面貌和支配法的发展,并藉此表现出它的先进性和优越性。那么,中华法系的文化精神是什么?我把它归纳为礼法文化、情理依据、仁义精神、道德原理。简要说,礼法结合、德主刑辅是中华法系的基本特征和结构,所以中华法系亦可以说是一种礼法文化。这个礼法以情理为依据,情理体现了仁义精神,仁义最后扎根在天地阴阳刚柔之道上,亦即以天理或者说道德为其原理。可见,作为中华法系文化精神的这几个方面并不是并列的,而是层层递进、相互关联、一体贯通的,最后落实在作为原理的天理或道德之上。对此,我们可以中华法系的代表《唐律疏议》来加以说明。
  《唐律疏议·名例》开宗明义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两者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9]意思是说德礼是政教的根本,刑罚是政教的辅从,两者的关系犹如黄昏与早晨(相续为一天)、春天与秋天(相续为一年),只有相互结合才能构成完美的整体。这个指导思想融合了儒、法、道三家思想。从概念的倾向上讲,“德礼”是儒家的,“刑罚”是法家的,“昏晓阳秋”是道家的。儒、法、道三家的思想在国家法典中融为一体,这是西汉以来中国法律发展到唐代“臻于完备”的表现。《唐律疏议》贯彻的这个思想体现了中华文化之道。
  “道”是传统中国文化的最高范畴。[10]依据中国经典表述,道的基本要素是阴与阳,其结构是阴阳一体、阳主阴从,而阴阳的关系是互涵、互摄、互转,亦即对立、统一、转化(所以生生不息)的辩证关系。这个思想来之于我们的先贤对天、地、人,亦即自然、社会和人类的观察、思考、概括和提炼,从而形成了贯通天、地、人,亦即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在内的统一的哲学。[11]其一贯之道即是宋儒周敦颐在他著名的《太极图说》中所说的:“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12]推广言之,依照道的理路和构成,并根据上述《唐律疏议·名例》的明示,那么,立法(此为政教大法)之道应是礼与法(此为刑法),或者说德礼与刑罚,亦即通常所说的情与理。
  中国人的这种一贯之道,实际上是一种道德原理的文化哲学。按照中国古代思维,道是含有路径、方向、方法的秩序,所以它在哲学上被引申为有序性/静→阴/成/道→刚/义/宜→刑罚/法,藉以表达统一事物中的形式、外在、功用、受动等。德是含有事物神奇性能的创生,所以它在哲学上被引申为创生性/动→阳/生/德→柔/仁/爱→德礼/礼,藉以表达统一事物中的性质、内在、本体、主动等。这表明在事物构成的原初意义上,道是德的表现形式,德是道的存在依据,道与德共同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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